华侨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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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是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力量

　　华侨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历来有支持民族团结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光荣传统。二十世纪以来，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相继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步。特别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华侨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独立的高度，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角度，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反对内战，呼吁联合抗日，促进国共合作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入侵步伐，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千百万华侨为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而担忧。他们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团结，则民族兴旺；分裂，则民族衰亡，人民遭殃。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了侨胞的切身利益，广大华侨坚决反对内战，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呼吁联合抗日，为促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宝贵的贡献。
　　1935年夏天，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国民党当局与日本达成了出卖华北主权的《何梅协定》。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万分愤慨。8月4日，新加坡华侨数千人，在“反对日本灭亡华北”、“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的口号下，举行反日反内战大示威，并捣毁了日本驻新加坡商会。同年11月，新加坡“中华民族自卫会”和马来西亚“和平保障会”又联合发动了“反日反内战”大示威运动，向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领事馆请愿，并递交了《反日反内战宣言》。此后，反对日本灭亡华北、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的斗争开始在世界各地展开，成为华侨救国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召开，大会继续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华侨对国民党当局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对内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外向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在美国，华盛顿的“华侨抗日后援会”，纽约的“华侨抗日救国协会”、“美洲反帝大同盟”和旧金山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救国团体，分别致电国民党“五大”，谴责国民党当局继续推行“剿共内战”政策，要求大会顺从全国民意，绝对不承认日寇主持之华北“自治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
　　1935年12月，国内爆发了一二?九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国内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华侨的爱国斗争热情进一步高涨。12月11日，纽约“中国学生会”，召开了援助一二?九运动特别会议。特别会议向全美各地的中国学生及民众团体发出通电，抗议国民党政府媚日卖国和出卖主权的行径；要求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一致抗日。12月15日，伦敦“华裔中华学生会”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组织五省自治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支持国内的学生运动，并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立即准备民族的革命自卫战争。
　　此后，反对出卖华北主权，支持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的斗争遍布世界各地，出现了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一高潮持续发展到1936年春季，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国内的一二?九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正在为国难而忧虑、为救亡图存而斗争的千百万华侨，热烈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1935年12月1日，纽约华侨抗日协会向国内外同胞发表通电，吁请国内各族人民消除一切成见，不分党派、政别，联合救国，并誓以全力拥护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该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共产党“矢志救国，联合抗日，何必拒人千里，阻挠在外，令战争不能开展？ 国共两党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政治方法去解决，绝不应诉诸内战。若以甲派势力而征服乙派，或者再征服丙派丁派，何可集中国力乎?”显然，这些发自华侨内心的肺腑之言，是对国民党当局继续推行内战政策的抗议和谴责，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拥护和支持。
　　1936年9月18日，欧洲华侨抗日救国的最高联合组织――“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成立。这个组织包括欧洲各国各地各界的华侨团体，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代表性，获得了广大华侨的信任和拥护。该组织倡议不分党派，不计较过去，把一切愿意抗日的华侨都统一起来，以担负救亡图存的使命。
　　1936年10月12日，新加坡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归国，促成国内各实力派、各党派之间联合，实现全民族统一抗日。代表团带着广大华侨反对内战、支持联合抗日的强烈要求，在国内各政治派别和国共两党之间活动，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
　　海外华侨的大联合，为国内人民联合抗日作出了榜样，对推动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海外华侨和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并得到和平解决。
　　华侨在七七事变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展开的斗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揭露和抨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入人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反对投降，呼吁抗战到底，支持国共合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之后，广大华侨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反对民族败类；支持抗战到底，支持国共合作，在促进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斗争中，作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七七事变后，面对日军的步步进攻和国土的沦丧，一些人对抗战产生了怀疑，统一战线中的妥协投降势力开始抬头。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散布卖国言论，一再表白：“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望其实现。”汪精卫一伙的罪恶行为，为广大爱国华侨所不耻和痛骂。从1938年10月22日起，南洋侨领陈嘉庚连续三次致电汪精卫，怒斥他的叛国言论和行径，“先生之和平谈话，侨情震愤，本意何在？抗战始是图存，有违此旨，必遭共弃。”并在《南洋商报》上向广大侨胞揭露了汪精卫的真面目，引起了广大华侨的关注。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等一伙民族败类，公开叛国投敌，成为日寇的傀儡。汪精卫集团的叛国行径，在千百万海外华侨中产生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12月31日，南侨总会急电蒋介石，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要求国民党当局通缉汪精卫，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接着，菲律宾、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地的华侨社团，纷纷通电国内外，愤怒地声讨民族败类，要求国民政府惩办汪精卫一伙叛国贼。希望国民党当局不要因为汪逆的叛逃而动摇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要因为汪逆的诱惑和挑拨离间而人为地削弱全民族联合抗战的力量。此后，以反对卖国投降、支持抗战到底为中心的讨汪运动，在各地迅速掀起。在缅甸，仰光的爱国侨胞除通电、集会、游行之外，还筹款一百万元，作为缉拿汪贼的活动基金。只有数百侨胞的南非，筹款委员会也募捐缉汪款项数万元，捐献祖国，作为捉拿汪贼的奖金。
　　各地华侨为反对妥协投降势力及其罪恶活动而进行的致电、宣言、集会和游行示威活动，形成了抗战爆发后华侨爱国斗争的新高潮，形成了反对妥协投降、支持抗战到底的强大政治力量，沉重地打击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叛国投敌的嚣张气焰，表明了广大华侨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爱憎分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它对于我国坚持长期抗战，抑制顽固派的妥协分裂活动，维护国共合作、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反对分裂，呼吁团结抗日，维护国共合作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由抗日为主转为以反共为主。此后，国民党在不断制造磨擦事件的同时，在国内外大造反共舆论，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以欺骗和蒙蔽广大群众。华侨分辨是非，据实批驳，努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
　　1939年底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磨擦事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广大华侨为此而无限担忧，各地侨团和侨领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呼吁团结抗战，谴责内战和分裂。代表东南亚一千万华侨的南侨总会，向各地发布《通告》，希望“南洋各地侨胞，应明理义，勿为无益之事，勿为汉奸利用。”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牢固，1940年3月26日，由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达重庆。视察团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着眼，尽自己的努力，调解国共两党的矛盾。在同国民党军政要员会见时，陈嘉庚等侨领多次表示：国共两党的磨擦日益严重，必将影响抗战的前途。4月初，陈嘉庚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率领慰劳团部分侨领赴西北和延安考察。在延安，陈嘉庚、侯西反等侨领就国内团结问题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诚挚交换意见。他们指出：“只有团结抗战，方足以符南洋侨胞挽救祖国热心抗战殷殷之企望。”毛泽东非常赞赏侨胞的爱国热情，他指出：“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返回重庆后，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之邀，作了题为《西北观感》的报告，介绍了边区欣欣向荣的新景象，高度赞扬了共产党上下刻苦努力，同心同德求进步的精神，用事实驳斥了顽固派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和诽谤。最后，他针对顽固派蓄谋制造摩擦的情况，痛心地说：“华侨没有党没有派，决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有损民族利益的磨擦和分裂。华侨捐款献物，是希望祖国坚持抗战，若不幸破裂发生内战，南洋华侨对抗战必甚失望。如不幸分裂发生内战，则无异自杀，为敌人万分快意。”他强烈呼吁各党派的领袖们应该负起维护团结抗日这个责任。
　　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的消息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广大华侨闻悉新四军数千抗日健儿被害而极为悲愤，他们和国内人民一道，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美洲，约纽《华侨日报》、《五洲公报》、旧金山《世界日报》以及加拿大、古巴等地的十多家华侨报纸迅速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并联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罪行，吁请全国以抗战为重，加强团结，反对分裂。他们坚决要求肃清“政府中潜伏之汪派亲日分子，澄清吏治，力行民主。”华侨反对内战、分裂、倒退，支持团结、统一、进步的一系列斗争，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广大华侨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同时，也在经济上减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支持。南洋各地侨胞不满于重庆当局的倒行逆施，从1940年12月起，华侨的侨汇己大大减少。国民党政府在香港召开的华侨商业界领袖在国内投资问题讨论会，由于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出席会议的华侨领袖“均以为政府要干内战，抗战局面危殆，谈不到投资，均辞幸而退”。
　　华侨来自祖国各地，因地域、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自立堂会”，“山头林立”。但是，在维护祖国的根本利益，维护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上，海外华侨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而且是一贯的。毛泽东对此曾作出高度的评价，他赞扬海外华侨：“关心祖国前途，热爱和平民主，令人佩感兴奋。”
　　（作者单位：湖北襄阳士官学校）
　　 责任编辑：李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