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在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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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在庙堂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太和殿。 　　太后嗫泣良久，百官低头不语，殿内一片肃杀。不久，一纸退位上谕从这里传遍全国。清王朝从此画上了休止符。
　　摄政王载沣仰视高高在上的龙椅宝座，环视雕饰蟠龙的金色柱子，摇了摇头。这些龙的印记，见证了这个王朝的辉煌过去，见证了近几十年的屈辱岁月，见证了庞大帝国的轰然倒塌。黄龙旗徐徐降下，五色旗缓缓升起。龙的印记开始逐渐走出庙堂，淡出政坛。
　　然而，由此上溯五六千年，龙的印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却是意义非凡的。
　　神活
　　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龙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地位。《说文解字》这样解释：“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在这部古代字典里，龙似乎是一种善于变化、能上天入地、能呼风唤雨的神异动物，它吸收了多种动物形象中最神奇的部分。龙集万物之灵，被奉为“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龙形狰狞古怪，张牙舞爪，具有威震四方、气吞山河之势。于是，龙成为帝王的最爱。
　　“龙”的这一形象是怎样产生的呢?又是怎样进入帝王家的呢?
　　相传有个叫华胥的女子，在华胥水边看到一个大脚印，很是好奇，就上前踩了几下。没想到这个脚印是雷神留下的，这一踩不要紧，居然怀了身孕，而且怀胎十二年。她生下的小孩，人首蛇身，就是人类始祖、“三皇”之一的伏羲。
　　其实，踩脚印生子的说法反映了原始先民把氏族繁衍归因于图腾的意志和行为，认为女性只要和图腾发生过神秘接触，就可以感生而怀孕。部落首领们往往借此神化自己，塑造权威，伏羲亦然。至于“人首蛇身”的说法，可能是因为伏羲散发披肩，身披鹿皮，看起来好似蟒蛇的鳞片。
　　作为部落首领，伏羲顺理成章地将蟒蛇定为部落图腾。后来，他从每个被征服部落的图腾上截取一部分，加在蟒蛇图腾上。久而久之，蟒蛇的身上出现了老虎的眼，长鲸的须，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红鲤的鳞，白鲨的尾，俨然一个新图腾。伏羲将新图腾定名为“龙”，显然，龙集各个部落的图腾形象于一身，得到多民族的尊重和认可。
　　后来成为中原部落联盟首领的黄帝，传说刚一出生就有龙颜，人称“龙祖”；炎帝则被传说是母亲游玩时被神龙绕身后怀孕而生，人称“龙子”。黄帝不仅将龙继续作为部落联盟的图腾，而目，将自己与龙二位一体，增强威严。
　　龙不仅盛行在上古的传说里，更存在于王朝的现实里。据传，以治水著称的禹，因其父鲧“二岁不腐，剖之于吴刀，化为黄龙，是用出禹”。禹是夏朝第一代君土，可谓龙的第一代传人。他以冶水胜利者自居，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真龙天子”。
　　皇权
　　《吕氏春秋》记载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晋国内乱，公子重耳出逃，介子推等五位大臣随其流亡。十九年后，重耳返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遍赏群臣之时，竟忘了介子推。于是，介子推带着老母亲上了绵山。晋文公派人去找、去请，甚至放火烧山，介子推都没有下山。于是便有了“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的说法。这里，将大臣比作蛇，将晋文公比作龙，算是古代文献首次将君王与龙等量齐观。
　　然而，真正将龙与皇权结合的，却是秦始皇赢政和汉高祖刘邦。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段神秘的描述，公元前211年，秦始皇收到奏报：有个人在路边拦住秦朝使者，说了一句“今年祖龙死”后就消失了。秦始皇先是不信，随后又说“祖龙者，人之先也”，想撇清“祖龙”与自己的关系。然而，所有人都知道，秦始皇荡平六国，拓展疆域，振刷朝政，威加海内；为了树立权威，巩固政权，他必须将自己神化。龙不仅作为远古部落的图腾影响深远，而且作为主宰雨水的神，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当然愿意以“龙”自居。后代学者认定：“祖”就是始；“龙”乃“人君之象”。毫无疑问，这“祖龙”就是指秦始皇。“今年祖龙死”的话果然一语成谶，几个月之后，秦始皇真的就一命呜呼了。
　　在与龙的关系上，汉高祖刘邦的想象力更丰富一些，于是，《史记，高祖本纪》中出现了以下记录：刘邦之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说刘媪与龙交合而孕生刘邦，一说两条龙在刘媪身上交合，刘媪有感而孕生刘邦。不管怎么解释，刘邦的出世跟龙是紧密相关的。谁都知道，刘邦出身寒微，要想掌控天下诸侯，不借助神的力量肯定不行。因此，人们杜撰了这个传说，认定他就是“龙种”。就连司马迁也谄媚他“隆准而龙颜”，即鼻梁高大，相貌似龙。
　　汉武帝之后，社会思潮逐渐归于信奉“天人合一”。龙作为一种能力超强的神奇动物，融合了诸多动物和天象，具备了多样的神性和超强的神力，尤其是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与信使的能力，与帝王们自诩的“君权神授”、“代天牧民”的说法相契合。因此，大凡想当皇帝的人都效法刘邦，编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帝王龙”神话。王莽说要“当仙成龙”；汉光武帝说自己“梦骑赤龙”；南朝宋武帝刘裕自称见过“五色龙章”；唐太宗李世民自称有“龙凤之姿”，是“真龙天子”；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中逃离长安，虽然狼狈，但还是鼓吹沿途天上、水中皆有龙伴驾；明太祖朱元璋借别人之口，说自己出生时金光四溢，直射夜空，数条金龙绕飞屋顶，至天亮方肯离去；清顺治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妊娠时“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就连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也说过自己多次化为巨蟒。
　　自公元前49年汉宣帝刘询以“黄龙”为年号始，龙与皇权正式结合，龙文化成为制度文化、官方文化的标志，龙作为神灵与权威的象征正式步入庙堂，成为皇帝御用的政治概念。在帝王的生活中，身曰龙体，面曰龙颜，须曰龙髯，衣曰龙袍，冠曰龙冠，座日龙椅；皇帝迈龙步，登龙庭，睡龙床，生龙子；未即位时曰潜龙，创业曰龙兴，死曰龙驭上宾。皇宫上下，处处都有龙的踪迹。
　　踪迹
　　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其高大的建筑显示了封建帝王的无上权力。在这座占地面积70多万平方米的皇家建筑群里，龙的踪迹随处可见。
　　太和殿，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主要场所。金龙宝座端立殿内中央，它由楠木精雕而成，通体涂抹黄金，在雕龙金漆屏风的烘托下显得格外威武肃穆。宝座的靠背平雕阳文云龙，一条蟠龙昂首张口，双目凝神，呼之欲出，构成了靠背正中的图案。宝座下面放置的龙纹，形态各异，雕饰精美。六根金龙盘柱竖立在宝座两旁，其上盘旋的巨龙，眼神炯炯，利爪刚劲，气势如虹。仰视殿内屋顶，藻井中央的浮雕蟠龙，口衔一球，似“游龙戏珠”。宝座上方悬挂着轩辕镜，不仅用来辟邪，而且喻指历代皇帝都是轩辕氏(黄帝)的龙子龙孙。环视整座大殿，十三条金龙绕梁而居，三千多条彩龙雄踞屋顶、门窗、斗拱、匾额，到处都有龙的身影，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将皇权烘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走出太和殿，抬眼观瞧，殿顶两端各有一只口吞屋脊的动物，名曰螭吻，又称“龙吻兽”。相传龙生九子，螭吻排行老九。它喜欢在险要处东张西望和吞火，于是人们把 它放在屋顶上以避火灾。传说“龙吻兽”不但可避火灾，还可驱邪、镇宅，使家族丰衣足食，人丁兴旺。从建筑学的角度讲，由于正脊和檐角是殿顶两坡的交汇点，雨水容易从这里的缝隙渗入，把螭吻放在这里，不仅加固了屋脊，而且密封了瓦垄，防止了渗漏，实现了审美与实用的和谐统一。
　　太和殿东北方向以皇极殿为中心的宁寿全宫，曾是乾隆帝留给自己退位后的养老之所。然而，退居二线的乾隆帝，对于皇权依旧眷恋。皇极殿前的九龙壁，就是为满足他的虚荣心而建造。为什么要雕饰九条龙呢?《易经乾卦第一》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既然帝王以“龙”为最爱，而且自称“天子”，那么人们便以龙附会君德，以天附会君位。“九五之尊”就这样成了帝王的专用称呼，“九五”也就“御用”了。古人发现，九在阳数(奇数)中最大，有尊贵之意，而五在阳数中居中，有调和之意。两数组合，既尊贵又调和，是帝王最恰当的象征。于是，九龙壁不仅将九条龙分置在五个空间，而且在壁顶正脊也雕饰九条龙，中央坐龙，两侧各四条行龙，处处体现“九五”。
　　其实，龙的踪迹不仅遍布紫禁城内，也不仅体现在九龙壁上，从定陵地宫出土的万历皇帝龙袍、金冠，到博物馆展出的皇帝御用器皿，再到北京北海公园的藻井、南京明代御窑遗址出土的琉璃构件，都无一例外地展现了龙的存在。不过，它们的寓意都是一样的：要求人们要像尊崇龙一样尊崇帝于，树立帝王的绝对权威。它告诉人们：龙所代表的天道通过皇帝所代表的人道显化，从而真正实现“天人合一”。演变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龙虽然已经与皇权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但从来没有成为君王的专属。大概只有元、明、清三代做了一点点垄断性的规定：五爪龙纹为皇家专有。然而，即便是这样的规定，也执行得并不严格，冒用的案例并不少，杀头的却屈指可数。民间的龙与皇家的龙从来并行不悖。
　　龙的理念和标志意义也在不断发展。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一文中指出，“图腾时期，四支族的四龙各治一方，而以团族的一龙为中央共主，所以有五龙分治五方之说”。按照《新唐书后妃列传》的说法，这四个支旅的首领分别是太吴、炎帝、少昊、颛顼，中央共主就是黄帝。东、西、南、北、中五方之龙的大会聚，不仅是炎黄时代的政治格局，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理想的范本。此后，人称“祖龙”的秦始皇、有“赤龙”之兆的汉武帝、有“龙凤之姿”的唐太宗、对龙情有独钟的乾隆帝，都将其发展延伸，逐渐演变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大一统思想。
　　1868年，中国派出了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面对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首次出国的中国官员不愿跌份，干脆把国内官船的旗帜――三角形的四爪黄龙旗打出来，临时充作国旗。1888年，黄龙旗被正式确定为国旗和北洋舰队的军旗。只不过按照国际惯例，旗帜的样式从三角形变成了长方形，旗帜上的青龙长出了五爪。
　　以龙作为国旗和军旗，对于当时正在转型的中国而言，确实具有深远意义。它意味着中华民族将自己的图腾――龙，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标志，在世界各国面前器宇轩昂地展示；它意味着五爪青龙正在从帝王专属演变为国家专属，体现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兴起。这种展示和兴起，非但没有因清朝灭亡而烟消云散，反而正在随着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而延续和发扬，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