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公寓图片,重生之都市狂龙txt,2016年7月16日
一、 引言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是我国监管当局对银行业流动性进行监管的指标之一。多年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各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必须低于75%。存贷比指标的设定从微观上可以监控商业银行流动性；从宏观上可以调节信贷规模，间接调控宏观经济（翟光宇，2013）。然而2012年下半年开始，存贷比屡次接近甚至超过75%红线；同时随着我国与国际接轨，在商业银行的监管方面已经引入了资本充足率等指标来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存贷比的监管作用面临重叠，这引来银行业界对存贷比监管指标的诟病。同时，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存贷比指标的多项弊端：首先，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逐年减弱，这也就表明通过控制存贷比来控制贷款规模进而控制通货膨胀的路径并不有效（翟光宇，2013）；其次，现有研究发现，存贷比约束对于中小银行的影响更大，并且已经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郭琪、彭江波，2012）；再次，由于存贷比监管限制了贷款规模，使得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发挥有限，进而会导致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即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来控制货币供应的路径会不畅通（丁倩，2013）；最后，存贷比约束也会强化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以及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江曙霞、何建勇，2011）。面对诸多问题，2014年开始，银监会将支农、支小再贷款、同业存款等项目的存贷比统计口径进行调整，一定程度上放松了75%的限制；2015年通过修订商业银行法，正式删除了已存在20多年的存贷比监管指标。而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取消会对商业银行的最优决策、贷款规模、存贷利差方面产生如何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本文将建立银行最优决策模型对此进行探讨。
而在银行最优决策的研究方面，国内外已经有不少研究将商业银行监管指标引入银行最优决策模型。Diamond和Rajan（2000）应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福利成本，发现资本充足率制度在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同时却降低了银行创造流动性的能力，从而产生大量的福利成本。Bliss和Kaufman（2003）通过建立一个包括存款准备金率约束和资本充足率约束的统一模型来解释银行信贷行为的顺周期性和信贷萎缩现象，发现由于资本充足率是受限制的，即使央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上作出调整，在经济衰退期，由于扩充资本的高成本性，银行也会选择收紧贷款规模，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Kopecky和Vanhoose（2004）通过银行利润最大化的静态模型分别研究了无银行资本充足性约束、银行资本充足性低于和高于监管当局要求三种情形，发现至少在短期内资本约束会限制货币传导。Bolton和Freixas（2006）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发现由于银行贷款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制约等原因，无论银行的流动性是否发生改变，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贷的传导都是无效的。Disyatat（2011）通过一个包括公司、银行和家庭三主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货币政策在银行的传导是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状态的改变以及风险预期的改变来影响信贷规模的。
总体来看，国内对存贷比的研究较为零散，数量有限。而现有对银行最优决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银行信贷渠道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即便部分研究已经将银行监管指标比如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纳入框架一起讨论，却并没有对存贷比指标进行研究。本文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分析存贷比监管指标的取消对银行最优决策的影响。
二、 模型分析
本文在Monti-Klein模型（1971）与Kopecky-VanHoose（2004）的扩展模型基础上对商业银行的最优化行为进行分析。Monti-Klein模型（1971）是研究银行最优化行为的经典模型，广泛应用于银行市场竞争结构的研究中，之后的商业银行最优化模型均以此为基础得到扩展。Kopecky-VanHoose（2004）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商业银行多项监管约束，并将货币经济学范畴内的存款规模函数、贷款规模函数引入方程，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完全垄断银行的最优化模型。该模型在商业银行监管与货币政策传导等方面被广泛应用（刘斌，2005；冯科、何理，2011）。本文的具体模型建立如下：
本文假定市场只有一个银行，本文忽略银行所持有的政府债券，假定其与银行贷款完全同质。该银行拥有两种资产贷款（L）和货币市场头寸（M）；拥有两种负债存款（D）和存款准备金（R）；除此之外银行还有所有者权益——即银行自有资本（K）。根据资产负债表均衡条件，此时有银行资产负债均衡方程，使得银行资产等于银行负债与银行所有者权益之和，具体如下所示：
L+M+R=D+K
各种资产和负债都有外生收益率，分别为贷款收益率——即贷款利率rL，货币市场收益率rM，存款收益率——即存款利率rD，自有资本收益率rK。并且资本的必要报酬率应该高于货币市场收益率，否则银行股东不会投资，因此有rM C（D，L）=CD×D+CL×L 
1. 不存在存贷比限制时的商业银行最优决策。不存在存贷比监管时，银行的最优利润函数为银行的收益扣去成本，表示如下：
此时对最优函数求解，可以得到当存在存贷比约束时，银行利润最大化时的最优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贷款规模，依据库恩塔克条件求解结果如下所示：
下面就存在存贷比约束的银行最优决策结果进行分析：
1. 存贷比约束下最优存款利率、最优贷款利率的分析。银行的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是其从事经营活动的主要手段，也是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机制进行传导的主要手段；通过比较加入存贷比约束的监管限制后最优利率的变化，可以反映该监管指标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从最优结果来看，加入存贷比约束后的最优存款利率r′D、最优贷款利率r′L与无存贷比约束的rD与最优贷款利率rL，由于含有的变量很多，两者的差异取决于赋值讨论的结果，本文对变量进行赋值后发现差异并不明显。也就是说，存贷比限制的存在与取消，对单独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后者取决于存款、贷款对存款利率、贷款利率敏感程度等多方面因素。
2. 存贷比约束下最优贷款规模的分析。贷款规模的变化可以体现增加与取消存贷比这一监管指标后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从存贷比约束下的最优贷款规模L′来看，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又进一步将模型进行简化，忽略存款、贷款成本再进行最优化求解，结果如下：
3. 存贷比约束下存贷款利差的分析。在分析存贷款利差时将存款规模D与贷款规模L的公式化简，忽略截距项带入方程，可以得出最优时的一阶条件为：
其次，将最优解变形可以得到：r′L-r′D=（r*L-r*D）/？兹，其r′L为有存贷比约束下的最优贷款利率；r′D为有信贷比约束下的最优存款利率；r*L，r*D分别表示不存在存贷比约束的最优贷款利率和最优存款利率。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贷款规模小于存款规模，也就是说存贷比比值小于1，？兹<1，可以得到r′L-r′D>r*L-r*D。也就是说当采取存贷比指标进行监管时，银行为了利润最大化会扩大存贷款的利差。也就是说，当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增加存贷比限制后，银行想要获取更高的收益无法通过扩大信贷规模的途径来实现，将采取扩大存贷款的利差的方式来完成，进而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反，当商业银行降低存贷比限制时，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会减小，企业融资成本会下降。
4. 模型简化后存贷比约束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探讨存贷比约束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本文尝试对Monti-Klein模型进行进一步简化，在最优利润函数中的商业银行成本函数简化，忽略银行存款与贷款的成本；同时将监管约束条件中的资产负债平衡条件简化，忽略银行货币市场头寸。简化后的最优化函数与约束条件如下所示：
然而通过求解可知，当模型简化并增加存贷比约束条件后，由于模型同时存在资本充足率约束、法定存款准备金约束、以及存贷比约束，最终模型的最优存款利率、最优贷款利率依然取决于赋值的最终情况，无法做出判断。
三、 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商业银行法进行改革的现实，分析探讨了我国存贷比指标取消对商业银行最优决策的影响。通过建立商业银行利润最优化模型，本文发现当监管机构增加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比限制后，由于贷款规模受到限制，银行为了最大化自身的利润会在存贷比限制内尽可能扩大存贷款的利差，进而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反，当监管机构降低甚至取消存贷比指标的限制时，商业银行最优贷款规模会增加，同时银行的存贷款利差会缩小，间接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而从商业银行存贷比监管指标对银行最优存款利率与最优贷款利率的影响来看，其影响是不确定的，最终最优利率取决于存款规模与贷款规模分别对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的敏感性，即便在最简化模型的情形下，商业银行的最优存款利率、最优贷款利率的影响也依然是不确定的。总而言之，通过本文的理论模型验证发现，我国存贷比指标的取消对于扩大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缩小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利差有着正面作用，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因而取消该指标是及时有效且有助于经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丁倩.存贷比限制对央行货币调控的影响分析[J].上海金融，2013，（2）：64-67.
[2] 冯科，何理.我国银行上市融资、信贷扩张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2）：51-62.
[3] 郭琪，彭江波.“以存定贷”与中小企业信用约束——山东省例证[J].金融研究，2012，（12）：165-177.
[4] 刘斌.资本充足率对信贷、经济及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5，（8）：10-22.
[5] 江曙霞，何建勇.银行资本、银行信贷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C-C模型的影响机理分析的拓展研究[J].金融研究，2011，（5）：100-112.
[6] 翟光宇.存贷比监管指标是否应该放松——基于中国上市银行2007-2012年的季度数据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6）：96-101.
作者简介：蒋先玲（1965-），女，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银行、国际金融；段雅超（1986-），女，汉族，山西省忻州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与开放宏观经济。
出处：现代管理科学 作者：蒋先玲 段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