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兰平和快青,回到85年,境外自助游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工业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不断地改变世界，它导致了人类物质文化在过去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2009)。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变革和发展制造业。李寿生(2001)认为，制造业将始终是人类社会的“首席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更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乔·瑞恩、西摩·梅尔曼(Jon Rynn，Seymour Melman，2009)明确指出，制造业缺乏的国家很容易被制造业强势的国家控制，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来保证经济独立和长期繁荣。可见，制造业应该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基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是凭借世界第一的制造业体系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过分侧重于发展金融、房地产服务等服务业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进入90年代后，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一直高达70%左右，而制造业不断萎缩，产业空洞化凸显。1947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5.6%，1978年为21.3%，这期间变化不大，而1978-2007年该比重呈快速下降趋势，2007年，下降为11.7%(杨长湧，2011)。乔·瑞恩、西摩·梅尔曼(2009)尖锐指出，现代经济的中心是制造业，而非金融业，美国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经济体，而非新经济体。可见，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服务化过程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去经济中心”的过程，该过程直接催生了一个占GDP比重远超制造业的虚拟经济体系，而过低的制造业比重是无法长期支撑庞大的虚拟经济，进而必然会引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
这次金融危机一方面使美国虚拟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国家经济陷入困境，美国稍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也仅剩下军工、石油和农业，且家庭财富从200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年底的一年多时间就缩水了20%(何秉孟，2010)；另一方面使美国相对衰落趋势凸显，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全球中的影响力日趋突出，美国感觉其全球领导地位日益受到严重威胁，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2009)直言，这次金融危机表明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寿终正寝。基于这种巨变的国内外形势，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提出了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战略，强调重振制造业，回归实体经济。而我国是一个正在以制造业为支撑来实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成为世界第一，打破了美国连续110年占据世界制造业产值第一的历史①。这对于喜欢在世界上树立竞争对手的美国来说，中国无疑会被看成它的主要挑战者。为此，美国再工业化针对我国的成分就自然不会少，这必然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产生影响或挑战。那么，该挑战是什么呢，以及我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又该如何选择呢？这还得从美国再工业化的实质入手来分析。
二、美国再工业化的实质
“再工业化”是相对于“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而言，对于去工业化，不同学者大致沿着两条思路来理解：一条是基于地理学意义上的，如Neil(1999)、Green and Sanchez(2007)认为去工业化是指由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其传统制造业和相应的就业机会纷纷转移到其它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另一条是基于宏观经济的视角，如Ute(2000)指出，去工业化意味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进工业逐渐走向衰落，这体现在制造业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的持续下降；Doussard、Peck and Nik(2009)认为去工业化强调服务业的巨大增长，体现了制造业的相对萎缩，等等。为此，美国“再工业化”也可以从这两个维度来理解。基于地理学意义上的美国再工业化是指完善国内生产经营环境，降低生产成本，重振国家制造业体系，增加出口和就业；基于宏观经济视角的美国再工业化是指突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适当弱化服务业比重，推动产业结构的重新优化。可见，美国再工业化强调振兴国家先进制造业体系，实现“经济中心”的回归，大幅度增加制造业产出和出口，以求扩大就业、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硬实力，进而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这凸显了美国想通过再工业化来转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美国再工业化强调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持续互动。新形势下再工业化的提出就是一种战略性的制度创新，美国以此来明确今后经济长远发展的重点——重振国家制造业。这一是积极深化计算机、飞机、汽车、武器、成套设备，以及为大企业配套的机械、电子零部件等现有高端制造业；二是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工程、医疗信息、航天航空、电动汽车、纳米技术、环保等新兴产业，试图引领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带动传统制造业发展。如在《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推动下，美国推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科研、教育、新能源、医疗信息、环境保护等成为投资重点。现有制造业的深化或新兴产业的发展，其实质都是用技术创新的成果来改造旧产业或催生新产业。2011年2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披露的《美国的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也强调，制造业技术创新是未来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基础。可见，持续的科技创新是再工业化的内在要求。根据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的一般规律，持续的科技创新又不断地需要新的制度创新来进行激励。为此，美国为了再工业化的有效实施，2010年8月公布了《2010制造业促进法案》，且奥巴马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强调，继续完善自由企业制度以驱动创新，同时，对基础研究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可见，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必将持续贯彻于美国再工业化的整个过程。
三、美国再工业化给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美国再工业化是强调以创新来推动制造业重振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目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初见成效，2010年美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制造业增加值为17175亿美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8.4%，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2011年1季度，美国制造业实现9.1%高增长，同期美国经济仅增长1.8%②。面对美国逐渐全面推行的再工业化，我国制造业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艰巨挑战。
(一)中美制造业之间的竞争性将日益凸显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基于粗放型发展方式，资源投入高、消耗高。如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耗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15.2%和21.7%；日本GDP占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只占3.3%和5.1%。这说明我国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制造业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美国却是世界科技创新的领导者，美国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2008年发表的《美国的科学技术竞争力》报告指出，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继续领先于世界。美国科技创新主要来自制造业，制造业企业提供了美国制造业内外所用的大部分技术创新，美国专利总量的90%属于制造业，研究开发经费总投入的2/3也来源于制造业③。因而，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我国，约为我国的22.83倍④，其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高端产品。可见，过去长期以来中美制造业产品之间呈明显互补性。另外，从制造业发展对国外能源需求来看，过去30来年，中美两国在能源方面的竞争也并不突出⑤，如，从2001-2006年，我国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耗比重分别为0.9%、2.1%、4.6%、4.4%、6.9%，而美国该比重分别为27.2%、28.4%、29.4%、30.4%、28.7%⑥，远高于我国。可见，这次金融危机前30年中，中美两国制造业之间整体上主要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不过，随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全面推行，这种互补关系将会逐渐转为竞争关系。
1.从发展重点领域和战略目标来看
美国再工业化重在通过创新来全面发展先进制造业，其中以重点发展清洁能源、生物工程、医疗信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为突破口，试图发起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带动整个制造业体系和国家实力的持续提升，巩固和扩展美国的全球利益。而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后，深刻认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升级制造业结构的重要性，连续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着重强调科技创新，积极改造传统产业，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以新的产业革命来引领其它产业的发展，升级产业结构，提升我国硬实力，去维护和追求一个大国应有的全球战略利益。可见，今后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发展目标也都是抢占全球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获取全球战略利益。
2.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来看
1978年以来的30年里，中美两国制造业之间呈明显的互补性，在产品市场、能源等资源方面的竞争还没有凸显。然而，时至今日，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产值第一大国，而且制造业技术经过长期积累，近几年也开始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如北斗卫星、C919型大客机、歼—20重型歼击机、高铁、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项目就是很好的事实说明；叶振宇(2010)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技术效率在1995-2000年期间处于停滞状态，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6年以后上升趋势尤为显著。这说明今后我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有了坚实的资本和技术支撑。而基于地理学意义的再工业化昭示了美国要大力振兴国内制造业，推动出口大幅度增长。为此，中美两国在制造业产品市场之间的竞争将日益突出。再者，基于宏观经济视角的再工业化显示，美国要重塑制造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核心地位，以优化产业结构，而在全球化体系中，美国产业结构优化必定是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本、能源等资源来推进；而我国也正试图通过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在开放条件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必将基于全球资源的支持。因此，中美两国今后针对国际资源的竞争必将日趋激烈。
可见，从发展重点领域、战略目标、所需资源等方面来看，对于有着各自独立的国家利益的中美两个世界制造业头号大国，围绕制造业之间的竞争将不可避免，而且该竞争将是长远和世界性的⑦。为此，我国制造业发展也将长期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重压之下，我国制造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可能就会被扭曲。
(二)日益突出的竞争性将催生各种阻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障碍
面对今后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为了确保竞争的胜利，必然会动用其内生具有或外在能支配的力量——这里统称“美国力量”⑧，从多方面采取行动来抑制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1.制造频繁的贸易摩擦来抑制我国制造业的产品出口
制造贸易摩擦是美国用来实现某特定目的一种常用手段。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多样化，从最初的贸易不平衡到反倾销、反补贴再到知识产权保护和劳工标准，到2010年，美国还联手欧盟等经济体在人民币汇率、自主创新、新能源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等问题上，时常发起对我国的贸易救济调查。面对今后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力量”会进一步设置多种理由，频繁制造贸易摩擦来打压我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工业出口中的高端产品。这从历史中也可见一斑，如美国2009年就先后针对我国钢铁产业中的高端产品无缝钢管和油井管进行“双反”调查；2010年美国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就有19起是针对我国企业，达到历史新高，这19起涉案产品绝大部分为机电产品，如动态随机存储器、显示设备、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等⑨。这使我国制造业疲于应对各种贸易摩擦，美国却能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开拓世界市场，挤压我国制造业出口市场空间。
2.提升国际并购难度以遏制我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展
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在世界各国利用全球资源的主要方式，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680亿美元，增长20.3%，而美国这一数据则高达3255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24.2%，增长31.2%⑩。可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相比差距悬殊。不过，这也说明了一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巨大的扩展空间；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企业必须加大对外投资的步伐，以充分利用全球能源、矿产、技术、市场等资源，来强力支持我国工业化的深化。然而，有更大资源需求以支撑再工业化的美国，必然会对我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展保持高度警惕，近几年我国制造业企业频繁的海外并购失败案例就是对该点的很好印证。2005年，中海油以1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因美国政府干预而最终失败；2007年，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试图以22亿美元联手收购3Com公司，但因美方担忧国家安全而流产；2009年中国铝业以195亿美元注资力拓，以失败告终；2010年四川腾中重工收购美国通用公司的悍马宣告失败等等。国际知名金融数据提供商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11%，居全球最高；而美国和英国公司2010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今后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无疑会进一步增加我国制造业海外并购的难度，为了防止我国制造业过快崛起而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力量”一方面直接以产业安全、国家安全或其它理由来拒绝我国的海外并购；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直接拒绝，它同样会尽力制造舆论，基于我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展会大力宣扬“中国制造业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论调(11)，以提高我国制造业海外并购的成本和失败率。
3.强化产业控制程度以削弱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自主性
积极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2006-2010年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为400.8亿美元、408.6亿美元、498.9亿美元、467.7亿美元、495.9亿美元，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57.7%、54.7%、54.0%、52.0%、46.9%(12)。我国制造业吸引外资的绝对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而且是三次产业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占我国吸引外资总量的50%左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9)的研究表明，2007年我国工业行业中，有43.6%的行业外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30%的国际警戒线，产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可见，外资一方面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另一方面可以是“美国力量”控制我国制造业的一种重要方式。美国出于再工业化的需要，会以投资自由化的名义，从市场、技术、股权、品牌等方面来提升对我国制造业的控制程度，以削弱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自主性。历史对此也提供了很好的警示，如我国原来最大的石油钻机生产基地——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把石油钻机制造部分与美国国民油井公司合资成立兰州国民油井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美方占60%的股份，合资后，该厂只剩下单一的加工业务，失去了原有的研发、设计和销售等业务，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加工厂；我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其产品占据国内市场的95%，1997年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合资，7年后被该公司全部收购，等等。
4.提高生产成本以弱化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1)逼人民币升值以提高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相对生产成本。人民币升值，会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价格，而相当一部分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如机电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一般大于1，价格上升会使销售量以更大幅度下降，进而导致我国制造业利润下降。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所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若人民币短期内升值3%，我国家电、汽车、手机等出口企业的利润将下降30%-50%，而且许多价格谈判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利润随人民币升值而减少，生产成本就会相对增加，这一方面使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扩大再生产无法有效进行；另一方面会引发外资撤离中国，流向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等。可见，为了应对今后中美制造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美国力量”会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大做文章。历史对此也做了很好地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我国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价”抢夺世界市场，进而不断向我国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迅速升值。于是，我国2005年开始结合国情进行汇改，时至2011年7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21.96%。然而，如此大的升幅仍然没有让美欧国家满意，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再度向我国施加压力，认为人民币汇率兑一揽子货币汇价“依然被严重低估”，低估率在3%-23%，要求我国放手允许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
(2)操纵资源性产品价格以提高我国制造业绝对生产成本。我国制造业发展需要大量的石油、铁矿石等资源，而这些资源的国际定价权被“美国力量”所控制。铁矿石的价格主要取决于波罗的海指数(BDI指数)和石油价格这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是被美国华尔街所操纵(郎咸平，2010)。“美国力量”操纵这些重要资源价格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动，以牵制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如，我国自2003年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却缺乏相应的定价权，2004-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的长期合同价格分别暴涨18.6%、71.5%、19%、9.5%、65%、30%，使我国制造业的绝对生产成本大增。
四、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随着美国再工业化的全面推行，我国制造业发展将面临巨大竞争压力，而且在制造业的产品出口、海外扩展、自主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还会受到“美国力量”的抑制。为此，我国需要在坚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核心的前提下，事先明确可行的发展战略，来应对今后的各种挑战。
(一)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中美制造业之间的竞争，根本上就是人才的竞争。竞争未至，人才先行，为了应对今后激烈的国际竞争，就必须做好人才储备。为此，我国制造业的发展首先要高度重视人才特别是理工科类和企业管理方面人才的培养。美国再工业化有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做支撑，而“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就深刻地揭示了我国教育方面的严重不足，我国传统教育比较注重专业知识即显性知识的传授，而往往忽略隐性知识的培养，造成学生创新能力的缺失。显性知识根植于隐性知识，在某种“诱因”或“契机”的诱发和推动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合或，共同成为促进个体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而且，如何有效挖掘和转化隐性知识是个人、企业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我国人才培养要重点突出隐性知识的培育以及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互动训练，而这关键又在于教育理念变革和充分实践。因此，一是要积极推进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二是要强化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它们广泛地与学校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学生实践提供坚实的平台。
(二)注重构建推动技术创新的制度平台
有效创新是赢得竞争的关键，我国制造业发展就需要构建能持续推动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1)微观层面，以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制造业基地为依托，建立若干个国家级制造业科学探索和研究设计中心；以我国制造企业100强、理工科大学100强以及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所为依托，建立若干个国家重点支持的制造科学技术合作研发中心；根据我国制造业的区域分布情况，在全国支持兴建100家以上的制造业技术服务中心，等等。(2)宏观层面，一方面，根据我国制造业长远发展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体系，在促进投资、创新和进出口发展等方面给予明确保证和激励；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的制造行业和地区，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政策支持体系。这些研发设计中心、法律和政策体系，共同组成了推动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平台。制造业的有效技术创新，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增强我国制造业对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变动、国际价格谈判、经济危机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应对能力。
(三)强力推进我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发展
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组织，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美国力量可以凭借跨国公司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控制权，一方面在国际市场通过争取市场、资本、能源等资源来挤压我国企业和产品；另一方面针对我国某些制造行业进行横向或者纵向并购，提升控制我国产业的程度，谋求更多的全球战略利益。因此，在当今国际分工体系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强大力量，只有强力推进我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利用跨国公司的力量强化创新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为此，一方面，我国政府要从法律、政策等方面来引导和支持国内制造业企业及相关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实现优势资源组合，有效扩大规模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清醒把握世界形势，以国家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帮助我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和市场扩展，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
注释：
①彼得·马什：“中国以微弱优势成为世界头号商品生产国，”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10315/16430235.html。
②不过，由于美国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国家债务沉重，且世界经济复苏迹象不明，其未来制造业重振还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③吕红，王芳：“中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统计与决策》2010年(18)：107-109。
④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目前仍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仅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参见胡迟：“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以2010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为例，”《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65)：3-11，16。
⑤这里是用21世纪初期的数据来说明中美两国过去30来年在国际能源方面的竞争程度，这是因为我国对海外自然资源需求的快速增加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才开始的。
⑥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9/t20100409_402633200.htm。
⑦我国正在以制造业为支撑来实现崛起，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警惕。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2011年7月27日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对英国天空电视台表示，中国“不久”将成为实力可与美国匹敌的全球大国，随着中美争锋时代的来临，西方国家应该联合成统一战线，共同抗衡中国崛起，以对全球权力的分享进行平衡。
⑧美国在世界上拥有美元霸权、占绝对优势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军事系统，以及遍布全球的盟友，等等，它内生具有或外在能支配的力量即“美国力量”，是当今世界任何其它国家都难以抗衡的。它能轻易军事打击或经济制裁某些主权国家，如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军事攻击，对委内瑞拉、朝鲜、伊朗等国的经济制裁；它在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频繁引发“颜色革命”，以及近期在北非—中东地区掀起民主化浪潮，等等。美国能量之大，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⑨中国商务部网站，http://gpj.mofcom.gov.cn/subject/mymcyd/index.shtml.
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
(11)在中国近10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经常宣扬“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之类的论调；我国与非洲合作，它们就宣称我国在非洲推行新经济殖民主义，等等。总之，“美国力量”总是设法去制造国际舆论，使我国在国际中丧失话语权，抑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