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情路,武林外传密法魔石,玛丽莲梦露之死
今天讲“一带一路”，这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大家都知道，所谓“一带一路”是指“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本来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中央借用这个历史上的名称，作为一个倡议提出来。下面呢，我分别讲几个问题。
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
先讲“一带一路”提出的时代背景。”一带一路”是大前年，也就是2 0 1 3 年习近平主席最先提出来的，到现在已有大约3 年了。提出这个概念大体上有这么几个背景：第一个背景，经济全球化的体制和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大家都知道，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机制，首先是世界的贸易体制，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WTO 或世贸组织。中国在2 0 0 1 年加入世贸组织对我们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经贸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越来越显现出它固有的一些弊病，比方说现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有1 0 0 多个，它每一个决议都要以协商一致的原则来通过，比如讨论国际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的决议必须是每个国家都同意才能通过，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就无法通过。记得3 年以前，我在雅加达参加WTO 事务主席会议，当时请了中国派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负责人，就是原来商务部的副部长参加会议。他差点迟到，就是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开会之前有关多哈回合会议的一个决议一直无法通过。好不容易大家都同意了，后来某个国家却又不同意，说这个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没办法，很多国家请中国代表团斡旋，说这个国家也只有中国可以说服它。中国代表团就去跟该国的代表团讲，代表团团长说这个我们做不了主，我要请示我们的外贸部。于是就从印度尼西亚跟这个国家通长途电话。电话先打到北京它的驻华大使馆，再由驻华大使馆打回它国内请示，该国外贸部同意了，这个决议才通过。所以那次通过这个决议，世贸组织总干事都激动得流眼泪，因为多哈回合的谈判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状态，好不容易才通过。于是世界很多国家都觉得要推进贸易自由化或者投资自由化单靠世贸组织是不够的。所以近几年来，双边的贸易协定和区域的贸易协定迅速发展，到2 0 1 4 年，全世界签订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已经有2 5 0 多个。中国在这方面相对是落后的。中国签订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只有1 4 个，而且和重要国家很少达成协议。2 0 1 5 年总算签订了两个比较重要的自贸协定，一个是中国和韩国自贸协定，一个是中国和澳大利亚自贸协定。为什么签订这些协定很难通过呢？不是因为外国人不给通过，而往往更多地是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意见不一致，所以中韩自贸协定都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拍板。欧洲有几十个国家，我们跟欧洲国家的自贸协定只签了两个，一个是瑞士，一个是冰岛。冰岛是欧洲最小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们在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体制方面是相对滞后的，而美国最近几年在亚太地区提出TPP，在欧洲和北大西洋进行T T I P 谈判，都推进得很快。中国在双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自由贸易谈判方面如果再不加速推进就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这是”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第一个时代背景，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机制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二个背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基础和条件是指我们自身的条件。中国进入2 1 世纪以来经济发展很快。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贸易总量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使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具备了有利条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我们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等一些生产要素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从2 0 0 1 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很大的关系，到2 0 1 5 年底中国6 0 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 6 . 1 % ， 6 5岁以上的占1 0 . 5 %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只是因为中国人口很多，所以老龄化社会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看起来还没那么大。像日本和法国现在的老龄化对经济的威胁几乎到了一种难以克服的程度。所以简单说，就是要素成本迅速地提升，使得我们一系列的传统产业将不再具备国际优势。成本上升，价格提高。比方说鞋，我们脚上穿的旅游鞋，过去很便宜，现在却越来越贵。服装等一系列传统产业，低端的产业，都不得不迁移到要素成本比较低的国家。现在很多低端产业搬到了孟加拉国、越南和斯里兰卡去了。我们自己有必要加快制造一些中端甚至高端的产品，而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所以产业的提升和转移也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战略要应对挑战。我们的一系列产业有必要、有可能向外或向里转移。
第三个背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期待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体现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外国人越来越注重中国人的意见，制定国际规则也比较尊重中国的意见，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也有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加速把中国推向国际事务的前台，要求中国承担很多原来不应该由中国承担的责任。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和期待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还在强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我们的技术水平、平均文化素养以及从我们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城市规划等方面考量，我们确实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外国已经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开国际会议，中国人一讲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台下的人都哄堂大笑，觉得你居然还讲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国际上闹什么自然灾害，火山爆发，发生水灾，中国现在的捐助大家都会嫌少，说中国才给这么一点钱，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才给我们这么一点。2 0 0 8 年到2 0 0 9 年发生国际经济危机。如果大家当时注意看报纸的话就知道，很多外国的领导人，从总理到总统一个个来访问中国。其实很多国家访问中国是来借钱，而且开口开得很大，一开口就是1 0 0 亿美元。那种所谓借钱的，有些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得了。这个我们在报纸上不好讲，怕影响人家的自尊心。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对中国的认知和我们的实际情况的落差越来越大，这也给我们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影响。前不久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那个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讲，我们国家干部群众对两件事情缺乏精神准备，一个是对中国本身的经济进入新常态缺乏精神准备，第二是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缺乏精神准备。这是第三个时代背景。第四个背景，全球的能源结构出现新的调整。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调整动向是美国的石油产量迅速提高。美国过去是一个大量进口石油的国家，现在它的页岩气和页岩油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石油产量和天然气的产量迅速增加。过去美国主要是靠中东来进口石油，现在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在逐渐降低，因此，美国在处理一些国际问题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后顾之忧比过去会少一些。如果还是一个大量进口石油的国家，它就要考虑很多。比如说中东国家打仗，会不会影响石油的出口？再比方说，从中东运石油过来，沿途如果出现不安定因素会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就拿我们中国来说，每年自己可以生产1 亿多吨的石油，但是远远不够，进口的石油已经占总需求量的6 0%。到2 1 世纪3 0 年代，中国进口石油将占7 0%。一个国家进口石油超过需求量的5 0%，安全将受到威胁。我们现在在进口石油方面已经面临一些威胁。我们大量石油是从中东进口，那里如果发生动乱，就会影响我们的石油进口。我们进口石油主要是通过海运，运到我们上海和大连的炼油厂，沿线经过很多战略要地，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马六甲海峡以及台湾海峡。所以国际能源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也要充分考虑，我们对中东石油、运油路线和马六甲海峡过度依赖，对于这样一种地缘经济结构的变化，我们有必要调整对外开放的战略。
第五个背景，近年来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变化，围绕着亚洲东部，围绕着东南亚，特别是中国周边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博弈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美国现在正在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在亚太地区强大了，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受到了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讲，我们“亚太再平衡”就是要避免一些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现在围绕着中日的关系、南海问题，美国正在强化同菲律宾、澳大利亚和越南的军事关系，形成对中国“围堵”的岛链。在美国的怂恿之下，日本和菲律宾等都想方设法把领土和领海争端国际化。南沙本来是中国领土，周边领海在国际上过去没有争议，现在却变得尖锐化，越南和菲律宾都占了好几个岛礁，美国说中国威胁航海安全，于是气氛一下子紧张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好几次跑到菲律宾和南海地区，所以南沙那一带地缘政治气氛比较紧张。这里面就牵涉到我们对外开放的地理上的方向问题。我们过去3 0 年对外开放主要向东、向太平洋、向日本和韩国开放，现在“一带一路”是向西走。2 0 1 5年在上海开了一个研讨会，主题就是“对外开放是向东还是向西？”，向东开放上海是核心，向西就是成都、乌鲁木齐是核心，最后得出结论是既向东也向西。
第六个背景，我们自己的对外开放格局和对外开放体制3 0 多年来初步建立，但是现在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宜发展。我们对外开放体制中存在许多不平衡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外开放偏重对外贸易，对于投资重视程度不够；投资又偏重引进投资，对外投资下的功夫很不够。我们从地理上讲，东部沿海对外开放比较好，中西部很不够、相对滞后，这也是一个需要调整的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立对外开放的新体制。
总而言之，无论从全球化体制机制的变化，还是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领域激烈竞争的程度，从国际能源格局的调整，从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角度，从我们对外开放格局的适应程度等等，都要求我们更自觉地统筹国内和国外新变化，调整我们原有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格局，就是我刚才讲的，从只向东开放变成既向东也向西开放；从主要向发达国家开放调整为既对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由主要是对外贸易发展为贸易和投资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特别是对外投资需要大力发展。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对外投资，对外投资一定要发展。今天我们一直讲产能过剩，其中有我们体制的毛病，它本身就说明我们需要扩大对外投资。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增长很快。根据统计，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由2 0 0 3 年末的1 3 . 1 7 亿美元增长到2 0 1 3 年末的7 2 0 . 1 6 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比重由2 0 0 3 年末的3 . 9 6 % 提高到2 0 1 3 年末的1 0 . 9 % 。2 0 1 5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 9 个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1 4 8 . 2 亿美元，同比增长1 8 . 2 % ，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 2 . 6 % 。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仅占沿线国家吸收FDI 总量的1 . 6 % 。所以，对外投资的潜力还很大。我们要统筹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从两个大局出发构建对外开放的新体制，制定和实行对外开放新战略，而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一带一路”。
这是一个大课题。
二、“一带一路”的内容和原则
所谓“一带一路”，简单地说，就是倡议在从东亚经济圈到欧洲经济圈之间的广大腹地国家之间建立一个经济合作带。两个经济圈之间共有5 0 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倡议和这些国家开展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等经济合作。
具体和简单来说，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路线包括：从中国经过俄罗斯、东亚、西亚到欧洲；从中国新疆经过中东、土耳其、希腊到欧洲；从中国经过南亚、波斯湾到非洲北部，此为“一带”。“一路”，指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从中国经过东南亚到印度洋、大西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从中国到印度尼西亚、大洋洲。从内容上讲，“一带一路”只是设想。我们打算通过这几条路线和沿线国家扩大开展经济合作，但也只是一种倡议，是否能够实现合作还要看对方意向。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有许多国家愿意参加，还有国家提出很想参加“一带一路”，例如拉丁美洲的国家中委内瑞拉就非常想参加。
说到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对接”。“一带一路”对我们来说可以是战略，对别的国家就只是建议和倡议。我们要和这些国家的战略进行对接。蒙古早就提出来，中国的“丝绸之路”就是它的“草原之路”，印度提出“东进战略”或“棉花之路”，俄罗斯提出“欧亚经济联盟”，各有各的战略。我们要研究沿线国家的战略，以使彼此的战略相衔接，看看有没有共同点，进而推进战略和产业上的对接，以及企业项目的对接。
第二条原则是“共建”。不能什么都由我们替他们搞，我们也没这个本事，我们和他们商量：或者由我们出钱，他们出力；或者由他们出钱，我们出技术。例如阿联酋与中国协商共建一条高铁。习近平主席在2 0 1 5 年的博鳌论坛反复讲我们是共建，就像组建“合唱团”，大家一起合作。
第三条原则是“互联互通”。合作需要联接彼此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所以首先要靠基础设施联接——修铁路、修公路、开辟航运，例如我们跟老挝和泰国搞湄公河的航运合作，与某些国家合作修筑铁路和公路，还有的国家原有的铁路彼此没有建立货运关系，现在要开展货运联系。这其中有很多问题。20 多年前我到俄罗斯是坐火车去的，由于俄方铁轨是宽轨的，要用吊车非常麻烦地把我们的车厢三节三节地吊起来，吊到它的平台上，接上它的宽轨，过程要花两三个小时。所以互联互通涉及很多具体问题，还有修仓库和通关手续等等问题。
第四条原则是“互利共赢”，要双方都有好处。有些国家对“一带一路”有顾虑，我们有很多资源，我们的企业很想开发利用别国的资源，我们对外投资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让人觉得我们就是为了他们的资源。像东南亚这些国家有红木，中国国内很少。有些不法商人雇佣当地的黑社会去偷采红木，我们千万要注意防止此类现象。“互利共赢”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中国过去与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合作就是派医疗队去非洲国家，为当地人解医送药，大得人心。我们的青蒿素得诺贝尔奖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因为过去非洲很多地方疟疾很泛滥，这种创新药物成本低、疗效好，适应落后国家的国情状况。此外，如果我们去建工厂，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并增加所在国政府税收，自然就会受到特别的欢迎，我们在非洲搞的一些项目就发展得特别快。最近我了解到，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有7 , 0 0 0 家企业，当然企业有大有小，但是数量还是很惊人。
三、“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有容易的一面，也有很多难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多考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新丝绸之路”倡议提出来，在沿线国家有深厚的民心基础，那里的老百姓都还记得中国历史上曾经与他们通过丝绸之路，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非洲东部国家，他们现在还记得“三宝太监”郑和，所以有的中东国家对中国提议，说你们办孔子学院很好，但是建议不要叫“孔子学院”，要叫“郑和学院”。孔教或儒教在一些国家看来也是一种宗教，而中东国家一般不欢迎外来宗教。此外，在面临的挑战中，还要看到存在一些风险，例如沿线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国内外各种力量纵横捭阖，各种利益集团纷争不已，政局不稳；甚至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如部门之间的“扯皮”现象，也蔓延到对外交流中进而带来风险；企业界存在的民族自卑感或暴发户心态等也不时引发某些跨文化的冲突。我们要不时地强调，“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切忌“一哄而起”和“一涌而上”，务必一个一个项目落实，做到每开展一个项目就能成功一个。“一带一路””是一项大蓝图、好战略，需从大局着眼，也要从细处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