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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贸供给侧结构存在的 主要问题
（一）从供应短缺到供给充裕，外贸做出了重要贡献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供给短缺一度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设立经济特区，承接国际订单和产业转移，发展以轻纺产品为主的“三来一补”贸易，奠定了轻纺产业基础；90年代初期，进行了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外贸体制改革，机电产品进出口快速增长，促进了机电产业快速发展；2001年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大量中小企业进入外贸领域，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扩大，外贸实现了跨越式发展，逐步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配套体系，培育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国际市场的供应能力大大增强，形成了“中国制造”的国家品牌。从2013年开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位居世界第一。30多年来，我国矢志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把本国要素禀赋优势与国际先进要素实现有效结合，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不仅满足了国际市场需求，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也大大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供给短缺的常态。
（二）传统的外贸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我国外贸规模不断扩大，供给能力大大增强，但规模大也有大的烦恼。按照要素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外贸继续扩大规模显然难以持续。这种矛盾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变得更为突出。
其一，贸易体量大，贸易阻力也越大，市场空间越来越有限。从长期趋势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产业分工的深化，国际贸易仍具有内生动力，市场前景依然看好。但从当前看，我国面对的贸易阻力也在不断加大。一是国外产业组织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一直寻求贸易保护，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寻求贸易保护的力量更为强大。目前，国外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频发，贸易摩擦发展到汇率政策、就业、环境、技术标准等领域的争端，市场空间受到挤压。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欧盟议会拒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委员会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决。二是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协定泛滥。以美国为首，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谈判，一旦协定签署施行，中国将被排除在全球最大的贸易区域之外。三是我国许多传统产品出口已接近国际市场空间的边界，占到世界市场份额一半乃至更多，有些甚至达到80%以上，在这样大的占比基础上，出口数量增长越来越有限，拼价格、同质化成为出口新常态。
其二，要素资源不允许。长期以来，发挥要素禀赋优势，承接国际生产转移是我国外贸快速增长、总量翻番的重要经验。但在外贸粗放型增长模式下，不得不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由于要素成本上升的刚性特点，成本累积效应越发显著，有些甚至成为沉淀成本，生产综合成本急剧上升，要素驱动动能衰减。根据对外贸企业的问卷调查，企业的要素及运营成本有“五高”，即用工成本高、土地成本高、融资成本高、物流成本高、政府税费高，其中尤以劳动力成本为贵。自2005年以来的10年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支撑外贸发展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世界工厂红利等逐步消失，再造规模发展奇迹几无可能。
（三）外贸不强的问题始终没有根本性改观
我国外贸不强的问题始终没有根本性改观，主要表现在：一是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比如，世界名牌Hugo Boss的精品衬衣在美国纽约的售价高达120美元，渠道商拿走总价值的60%，品牌商拿走总价值的30%，中国加工制造商只拿到其中的10%。二是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高。据有关机构研究，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达60%以上，60%的设备投资依靠进口。作为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2015年约有75%的精密减速器由日本进口，伺服电机和驱动超过80%依赖进口；在日用消费品中，中高端鞋类的鞋垫要从美国进口，圆珠笔笔芯中的小钢珠要从日本进口。受美国等国家的出口管制，高档数控机床、精密仪器仪表等高端设备还面对着进口难的问题，我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中美国所占比重，2001年为18. 3%，2010年仅为5. 1%。消费者在国内难以购买到性价比高的消费品品牌，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三是供给的产品及其质量、服务跟不上市场需求变化，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市场消费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与外贸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的相对落后成为当前的突出矛盾。其主要背景是：
一是发达国家主导并引领国际市场需求的格局没有改变。目前世界经济强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掌握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和大企业身上。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供应链运营商，掌握着一个或多个产业的核心技术，并以专利和技术标准作为设计技术壁垒和垄断市场的重要手段。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研究，世界80%的技术专利、70%的投资和60%的贸易被全球跨国公司所控制，在国际市场中具有非常大的控制力和话语权。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12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名( EU，IRI)，中国企业没有一家进入前30名，华为公司是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第1名，仅排名世界第31位。
二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决定了在全球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尽管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外贸规模，但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做的是代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在过去改革开放一段时期获得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溢出效应，但不能改变国际分工的格局与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地位。而且代工贸易不能落地生根，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近年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供应链重塑，使得制造业撤离中国，或回归本土，或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建厂，导致订单流失和贸易转移。
三是外贸企业主体还处于一个追赶的发展阶段。从外贸供给侧看，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放开外贸经营权，实施登记制，涌现出一批面向国际市场、具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研发设计的企业，成为驱动外贸增长的领头羊。但也要看到，作为外贸主力军的大批企业，依然热衷于相互模仿，贸易环节拼价格，生产环节拼成本，在定价权方面始终处于劣势。多数企业满足于来样加工、贴牌生产，在产品品质、款式和服务等方面始终处于追随者的水平，真正能够媲美欧美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的企业凤毛麟角。
这也解释了这种现象，为什么我国能加工出品质优良的产品，却在国内市场买不到性价比高的产品。这是因为，这些产品的供应链，包括研发设计、采购、生产管理、销售渠道等环节，大都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由于缺乏供应链运营的话语权和控制权，中国企业能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但还不能创造出最好的产品，更掌握不了最好产品的销售渠道。
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源：一是企业成长过程中整体组织化水平仍然较低，运营管理经验等先天不足，需要有一个爬坡追赶的过程。二是创新发展能力不足。国内需求结构提升对高档消费品、技术设备更新等投资品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只能通过进口和储蓄漏出的途径，“泄露”给国外相关产业，造成漏出效应，使自身产业升级陷入“引进一落后一再引进一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三是部分经济政策的错位引导。近年来，受经济金融领域杠杆影响，一些企业追求短期的资本收益，热衷于房地产经济，大量资金从外贸领域制造业抽走，传统产业失血严重，造成挤出效应。外贸领域一些实体企业挣辛苦钱动力不足，更谈不上在研发、品质、品牌、服务等升级方面下功夫，满足于“小富即安”，甚至将财富向海外转移。四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体制机制性症结。市场竞争不公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营商环境浮躁，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普遍缺乏，优秀企业难以脱颖而出。
二、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 要开启创新驱动
（一）创新是供给面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贸易结构和贸易分工模式( Narula和Wakelin，1995)。我国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优势衰减之际，必须开启创新驱动的引擎，把创新驱动的理念、举措落实到外贸发展的整个进程和各个方面，通过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实现外贸由大向强的转变。
（二）国际历史经验证明，只要遵循创新特点和规律，完全可以找到一条切合自身的创新发展路径
美国走的是技术引领的原始创新模式，依靠自身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优势，不断发明创造出新的产品和工艺，在国际市场占据技术发展的制高点。美国从1870年到1913年，用了43年时间成功追上英国，成为目前世界的技术领先者。20世纪的一些重要产品，如晶体管收音机、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数控机床、电子计算机等都是由美国最先开发推出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40年的时间追上美国，走的是集成创新和二次创新的路子。日本往往不是某一产品或工艺的原创者，而是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通过消化吸收积累，进行二次创新，形成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美日创新模式的共同特征在于：一是企业都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创新精神是美日企业管理的灵魂，也是其企业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耐克公司占据运动鞋市场的半壁江山，人们钟爱它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断更新的样式和性能。二是研发投入高。美国的研发投入是全世界最高的，其中大部分由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支持基础研究。日本研发中的80%以上是用于支持直接从事与市场需求相关的研发。美日两种创新模式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都有其内在逻辑和必然性，这保证了他们在各自环境和条件下都能获得成功。
（三）二次创新和原始创新并行符合我国外贸发展实际
从我国外贸供给侧实际情况看，多年来我国实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推进全方位持续深入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吸收国外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了加工贸易的发展；大量中小企业进入外贸领域，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批出口型的产业集群，集成创新和二次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正如某美国学者所评价：中国外贸真正的优势是包括集成创新、渐进式创新和工艺创新在内的二次创新，不仅体现在流程上，也包括产品组织、制造技术、物流、设计等方面．这是由数量庞大的企业自下而上地建造起来的创新体系。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要继续坚持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在全球价值链中定位于中间产品和工序贸易，这无疑更符合我国企业现阶段的实际，可以少走弯路。
应该看到，中国是大国经济，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绝对不能放弃。目前我国自主创新原动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研发的投入，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以机器人为例，谷歌、IBM、微软等美国企业正在开辟机器人新时代，而且布局已经基本完成。我国目前还处在谋求伺服电机、控制器、减速器领域的自主化。比之外企，国内企业要以高出近4倍的价格购买减速器，以近2倍的价格购买伺服驱动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原始性专业基础理论突破，保证基础性、系统性、前沿性技术研究和技术研发持续推进，强化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具体到外贸供给结构领域，一是要确立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倡导工匠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培育一批能工巧匠和具有创新开拓精神的企业家。二是全方位推进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覆盖到外贸供给侧的各个方面。三是整合技术、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创新资源，避免创新孤岛现象，形成创新合力。四是围绕产业链、供应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聚焦核心技术和先进工艺的发明创造，聚焦海外渠道网络的构建。
（四）出口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创新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开放条件下，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才能真正成为引领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彩色电视机、录音机、通信设备等产业，多数都作为出口产业而取得辉煌成功。要把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等各类创新成果转换为出口产品和服务，形成产业国际竞争力，在竞争中形成新优势。当创新形成出口竞争力，不仅意味着技术、产业组织与制度的创新突破，也意味着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和集聚了经济发展的新能量。出口的自主供给能力增强了，也意味着国内供给质量和水平的改善，购买日本马桶、“海外淘”等现象也自然消解，境外消费回流也水到渠成。
三、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 要坚持市场引领
（一）把市场配置资源作为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的出发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要发挥好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更要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乱作为。我国光伏产业有过惨重教训。光伏发电具有安全、清洁、应用广泛等优势特点。前几年，国际市场对太阳能光伏电池的需求日益增长，利润巨大。众多地方政府纷纷将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大量企业投资者一哄而上，光伏产业大量上马，盲目建设，产能扩张过快，一时间“光伏基地”遍地开花。由于光伏产业过度依赖外需，随着欧美市场需求急剧下降，风光一时的光伏产业迅速进入寒冬，产能严重过剩，企业普遍经营困难。目前，机器人、汽车新能源等行业也是如此。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数据报告，我国建成和在建机器人产业园区超过40个，各地出台支持机器人产业的政策77项之多。全国生产机器人的企业超过800家，其中将近一半企业是没有产品的空牌子，剩下的企业里近80%是在代理产品，真正自己生产零部件或机器人产品的仅100家左右，机器人产业面临新的投资过剩之忧。要改变政府对生产要素配置直接干预过多的状况，把着力点放在营造公平公正自由的竞争环境，鼓励外贸主体开展充分竞争，尽量减少不适当的干预和补贴，避免外贸供给结构的扭曲。
（二）把市场需求作为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的落脚点
经济学有句名言，供给创造需求。没有需求的供给，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持续。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必须避免生产与市场的脱节，紧紧瞄准并顺应国际市场的运行变化和发展趋势，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从当前国际市场需求规模看，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需求始终处于低位徘徊状态，2015年世界贸易增速2. 5%，低于世界经济增长3.1%的增速。世贸组织报告显示，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连续第5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从当前需求结构看，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演变规律，挖掘市场需求新潜力有机可寻。一是欧美发达国家利用智能新技术革命，重整制造业，新产品不断涌现，创造并引领国际市场新需求。二是随着消费转型升级，对日常消费品需求更加要求绿色环保。三是非洲、南美等发展中经济区域，对质优价廉的传统产品仍有很大需求。要抓住国际市场需求的这些变化特征，开发智能产品、生物医药等新产品，改进传统日用消费品品质，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增强在国际市场中供给侧的竞争能力。
（三）把内需外需并举作为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的结合点
面对国内、国际市场，许多企业参与不同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和模式。一方面，面向国内市场，一些企业建立了从材料采购、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到销售等全环节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市场，更多企业仍处于代工等环节，参与研发、市场渠道等供应链中高端环节较少，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处于中低端环节。目前真正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视为一体的国际化企业仍为数不多。要鼓励内销企业走出去，把国内市场所形成的技术、品牌和渠道优势向全球价值链延伸，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功能升级；要鼓励从事外贸的企业眼睛向内，利用本土优势拓展供应链运营管理能力，为国内消费升级提供多样化的供给。政府在“放管服”改革中，要进一步取消妨碍企业整合国内外市场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壁垒，推进内外贸自由化和便利化。
四、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 要着力降成本和补短板
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既要立足当前，保持外贸的平稳增长，又要着眼长远，力争实现结构实质性改善；既要宏观微观兼顾，又要国际国内联动；既要顾及全局，从“三去一降一补”发力，又要根据外贸发展趋势和规律，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于降成本、补短板。
（一）降成本，是指降低业已高企的生产运营成本，保持住外贸传统优势，避免外贸出现大幅下滑
降成本不仅是当前保持外贸传统优势、稳定增长的需要，也是激发经济生机和活力，发展阶段逻辑的必然选择。针对不同成本的性质，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是努力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劳动、土地成本刚性强，大幅下降工资、土地租金不现实，实际也不可行，但应避免人工工资水平的过快增长；降低融资成本，对有订单、有市场的企业，在融资上给予保障和一定的优惠利率；稳定汇率预期，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采取相机抉择。二是规制制度成本。降低企业缴纳“五险一金”等社保费用的比例；清理规范各种税费及垄断价格；完善适应企业数量多、规模大的报关、质检等贸易便利化措施，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三是建立机会成本的奖惩机制。增加假冒伪劣的机会成本；降低创新的机会成本，打破企业创新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天花板，缩小挤出效应、漏出效应，扩大正向的溢出效应。
（二）补短板，就是瞄准国际供给市场定位，培育优质的供给增量，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外贸的强弱，表现在流通环节，背后体现的是生产乃至供应链各个环节的强弱；表现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背后支撑的是一国产业、技术与制度的强弱。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的短板，既要改善包括生产环节在内的组织、技术与制度短板，也要改进外贸供给侧所需适应的市场短板。“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这为今后一段时期外贸发展明确了目标任务，也是外贸补短板的着力点。
在要素动能短板方面，重点补人才短板、技术短板和管理短板，从以劳动力资源发力为主转变为以人力资源发力为主，鼓励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让外贸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阵地。支持企业在机器人、智能化设备、大型海洋工程装备、ERP等方面增加投入，通过机器替代人，提高生产效能。
在产品与服务短板方面，提高产品增加值要靠服务，要围绕中高端制造业，鼓励设计、咨询、知识产权等生产性服务业对生产加工的配套；鼓励企业产品与服务差异化竞争，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提高产品的品牌价值。
在制度短板方面，突出以企业为主体，建立发明创造成果转化产品机制和新材料、新工艺集中攻关机制；完善质量与标准体系，食品等产品应该严于国际标准；完善贸易便利化机制。
在市场短板方面，鼓励国内有渠道网络的企业延伸境外营销渠道，从发展中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始，设立海外仓等海外支点，逐步形成境外营销网络链条。
补短板，关键是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增强企业的运营管理能力。核心是要树立全球供应链管理思维，突破生产与流通、国际环节与国内环节分隔局限，根据各产业、业态发展规律及特征，培育全球经济分工条件下的供应链管理模式，这是外贸供给侧补短板的有效路径选择。
（三）抓住重点，精准发力，优化存量中提质增量
紧扣产业集群、中小企业、加工贸易、外贸区域布局、跨境电子商务等外贸供给侧重点，在优化存量中提质增量。
提升国际型产业集群。出口产业集群顺应国际贸易发展规律，是我国外贸发展实践的重要成果。这些产业集群的形成，既符合了国家外贸政策的需要，又适应了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趋势，既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结果，又有地方政府帮扶的因素，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正是这些出口集群的不断发展，成为多年来我国传统产业保持较强出口竞争力的根本原因。要摒弃过去部门授牌、资金补贴的支持方式，遏制产业集群、各类产业园区之间的盲目竞争和大干快上，打破中央各部门各自为营的管理模式，集合商务、工信、科技、环保、国土等部门，在现有出口型产业集群基础上，培育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际型产业集聚区．在核心技术攻关、产业标准、生产性服务业、国内外市场开拓等方面共同发力。
激发中小企业生机。中小企业是外贸供给侧的细胞。目前从事外贸的中小微企业多达上百万家，2015年外贸进出口占比超过37%，出口占比超过45%。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和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打破跨国公司设置的知识产权、专利和技术标准等壁垒，从根本上提升产业竞争力。发展全球供应链运营模式，逐步改变以代工组装为基础的贸易方式， 从在岸贸易发展到离岸贸易，向以现代服务业支撑的国际贸易方式转变，实现由微笑曲线的低端向高端延伸。
拓展加工贸易境内链条。我国加工贸易是顺应国际产业转移趋势而发展起来的，1981年到2015年在外贸中占比从5.7%增长到31. 5%，1998年占比最高达到53%。目前外贸进出口额的1/4强、出口总额的1/3强仍由加工贸易贡献。随着国内综合成本提高，加工贸易订单、产业逐渐向外转移，加工贸易占比逐年下降。应看到，我国仍具有吸引加工贸易订单的综合优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评选出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中，中国仍排第一位。要实施差别化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向内地人口富集的区域转移，避免短期内出现大幅下降。长期看，需要改变加工贸易监管模式，逐步实现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监管模式并轨，延伸加工贸易的价值链条，推进加工贸易落地生根。
盘活外贸区域布局。中西部区域虽然外贸基数低，但发展势头强劲，2014年中西部地区合计对整体进出口增量贡献60. 3%，对增量贡献首次过半。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创新贸易空间布局，培育外贸新的增长极。设立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基金，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石化冶炼、仓储基地及远洋运输经济合作区，扩大海外市场空间。打造长江流域经济带，贯通长江黄金水道，引导轻纺、机电产业向南京、安庆、九江、武汉、岳阳、宜昌、重庆等城市转移，培育长江经济带外向型产业集群。
借势跨境电子商务。近年来，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市场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在全球外贸总体低迷形势下，跨境电商成为一道独特亮点。据统计，中国各类跨境平台企业已超过5000家，通过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的外贸企业超过20万家。2015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5.4万亿元，同比增长28. 6%，其中跨境出口4.49万亿元，跨境进口9072亿元。据商务部预测，2016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将达6.5万亿元，未来几年跨境电商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比例将会提高20%，年增长率将超过30%。要抓住时机，引导和培育若干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门槛高的电子商务平台；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拓展自主品牌出口，延伸境外营销渠道。
总之，把握好处理供需矛盾的窗口期，必须抓住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的牛鼻子。只要持之以恒，就可缩短转换期，促成增加有效供给的质变，使“星星之火”形成传统增长极（增长点）与新增长极（增长点）并驾齐驱的“燎原之势”，实现由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责任编辑：王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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