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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兴起与变化
我国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奇迹式的快速增长，当前呈现的突出特征是贸易增速下滑。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口遭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挫折，增速从2008年的17.2%跌至-15.9%。2010年和2011年出口快速止跌回升，分别增长31. 3%和21.3%。但是，2012年以后出口增速又跌至两位数以下，再没有回到1O%以上的增长。2015年，出口出现2.8%的负增长（见表1）。2016年1-8月，出口跌势有所减缓，但仍停滞在负增长的水平(-1. O%)。出口减速是当前各方研究的热点，一般将原因归结为短期性（西方国家经济周期）和结构性（全球价值链增长减缓、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外资撤离）等方面。
但是，我国出口中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引起的负面效应，并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即2005年之后，加工贸易出口（本文加工贸易包括海关特殊监管区内的加工出口业务）在我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长期以来，我国的出口曾严重依赖加工贸易，也可以说，没有加工贸易，我国要取得今天的贸易大国的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只有十几亿美元。1988年增加到129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27.52%。1998年和1999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最高，为57%（见图1和表2）。但是，2015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已经降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水平35%（但总额是1988年的62倍）。从趋势上看，我国加工出口占比正在向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回归。
加工贸易在我国一直是一种有争议的贸易方式。反对加工贸易的主要强调这种出口方式存在附加值低（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附加值低）、技术低端、过度依赖低技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创新力不足、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飞地效应”、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支持加工贸易的则强调其对就业的贡献、缓解外汇短缺、技术和管理的外溢效应等。随着人们对全球价值链认识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加工贸易是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途径，是中国成为全球国际化生产网络中最大的“工厂经济体”的主要动力。
加工贸易作为一项政策可以追溯到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中提出了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业务（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与这项政策相配套，《规定》还提出了试行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出口外汇留成制度，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上海崇明岛五个特区，鼓励外资特别是华侨和港澳投资等方面的政策。理论上，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克服旧体制对我国企业出口积极性的约束，而加工贸易则借鉴了亚洲“四小龙”的经验，通过特殊的政策绕过现行体制的瓶颈，以扩大出口。现实中，则为了缓解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短缺问题，利用当时国内闲置的机器和设备。为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1984年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又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年底又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地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20世纪80-90年代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关键时期，全球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亚洲，东盟国家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1988年12月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我国政府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鼓励发展“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90年代，“亚洲工厂”的雏形首先在东盟呈现出来，对我国形成压力。但是，我国持续对外开放的步伐对东盟及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地位形成挑战。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和2001年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改革开放举措，使我国开始超越东盟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到21世纪初，我国成为“亚洲工厂”的中心。那时，我国已经从最初简单的“三来”加工发展成为能够向世界提供大量零部件的国家，国内零部件生产能力迅速提升。200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按六类分法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出口中50%的零部件需要进口，2013年这个比重降至22%。我国在电子、电信、办公数据处理机、电器、光缆、电池、纺织服装、家具、家庭器具等方面生产展露出明显的优势。全球贸易量最大的22种中间产品中，我国有16种居于领先地位。
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主要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和出料加工三类，其中进料加工是主体，占加工贸易出口的80%以上，而且在加工贸易出口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增长速度落后于一般贸易是导致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应该说，2006年是变化的临界点。自2006年以后（2009年金融危机冲击除外），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一般贸易出口。其中，来料加工出口在2011年后一直在萎缩，增长率持续为负。自2006年起（2009年金融危机除外），进料加工的增速开始转向低于一般贸易出口的增长，2015年跌入负增长。截至2016年8月，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3%，加工贸易则为负增长6.8%。加工贸易萎缩的趋势仍在持续。
二、我国进口政策的进口替代特征
我国的进口政策具有明显的进口替代特征。我国的进口政策体系包括进口政策和直接投资政策。进口政策强调保护国内产业，其特征属于追赶型。引进外资方面，鼓励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和替代进口的外资。在“走出去”方面，强调两点：“走出去”企业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海外打造中国的跨国公司。
加工贸易在我国的重要地位主要从我国经济体制的激励机制考虑。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50页）。1959年，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将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写进正在制定的八年规划（1960-1967年）中。对于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周恩来同志在1956年举行的中共八大和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做出如下解释：“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自己有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即“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原材料，能够独立制造机器，不仅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中性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创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和1975年的四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曾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周恩来经济文选》第652页）。
在一个欠发达的农业社会中要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工业化进程中对国内的幼稚工业实施保护是各国（不论国家大小）政府倾向选择的一个策略。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最早公布了我国的基本经济路线，即“实行外贸管制并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这一政策随即被应用到新中国关税的制定上。1950年1月27日颁布的《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指出：“海关税则必须保护国家生产，必须保护国内产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必须以保护国家工业化为主。”1951年公布了《进出口税则》，将我国的简单平均关税定在52. 9%的水平上。
1953年开始，我国经济逐渐转入计划经济体制，进口由国家计划控制，外贸总公司负责执行。计划经济体制下，外贸公司实行“统付盈亏”的财务体制，从而割断了国内企业与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联系。进口由计划控制，外贸公司垄断经营，关税调节进口的作用丧失，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关税收入上。1955年7月30日叶季壮同志在《人民日报》发文，对当时我国的外贸政策做出了较清楚的表述，即我国出口的目的是为了进口，进口是为了建设独立自主、不受国外控制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叶季壮的这一表述同约翰·穆勒主张的贸易的真正利益在于进口和亚当·斯密关于利用国际贸易调节国内经济余缺的观点十分近似。如果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叶季壮突出强调发展外贸是为了服务于生产，而生产的核心是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简政、放权，充分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积极性的精神，外贸开始分散经营，自负盈亏。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于1980年1月恢复了海关征税制度，对进口的控制开始从行政性的计划管理向关税和配额、许可等商业政策的管理模式转变。推动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贸企业外汇留成比例的不断提高，客观上要求减少计划对进口的控制，以关税和配额等商业政策措施取而代之。我国在以关税和配额、许可取代计划控制进口过程中，一方面对进口实施了较高的关税水平（1987年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约为70%，1993年约为68%)，另一方面明显提高非关税壁垒的保护水平（见表3）。
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我国的改革主要以“人世”为导向。1992年，我国的未加权关税水平为42.9%。1994年，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经济体制改革，取消了对货物进口的外汇管制。当时由于担心进口增加导致外汇大量流失，还专门设立了行政性的防范进口激增的措施。1994年改革后，我国开始主动持续下调进口关税（也包括减少非关税壁垒）。1998年平均关税水平下调至17.5%。2001年“人世”前我国的总体关税水平为14%，其中工业品为13%，农产品为19.9%。根据我国政府的“人世”承诺，到2005年我国的总体关税水平将降至约10%，工业品降至9.3%，农产品2004年降至15.5%。根据WTO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总体（最惠国）关税水平为9. 6%，农产品为15. 2%，非农产品为8.6%(见表4)；在WTO公布的143个成员关税水平的排序中，我国非农产品（最惠国）平均关税水平排在第74位。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我国的关税政策目标模糊，不再提及保护国内产业，而更多强调促进经济结构性调整这一政策目标。如果考虑到其他形式的限制进口竞争的措施，以我国目前货物贸易在国际上的地位，当前我国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水平仍然较高。
总结以上的分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围绕着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这一核心，选择了进口替代的政策模式。1978年三中全会后，我们虽然经历了引进外资、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加入WTO等重大改革开放上的突破，但是以进口替代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的基本路径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
在我国，进口替代政策不只是体现在进口管理上，实际上，我国的直接投资政策（包括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也是这一政策体系的辅助部分。在引进外资上，我们遵循的是“利用”外资的理念，试图寻求引进技术与国内市场保护之间的平衡。从一开始就坚持鼓励那些能够带来先进技术、替代进口的外资。在获取技术（包括管理经验）难度大的产业，依托国内市场庞大的优势，采取限制外资直接进入，鼓励合资的政策。 “人世”前还曾“多余地”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采购中间品和原材料，自主平衡外汇需求。目前仍在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修订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2014修订）仍然有鼓励企业使用国内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的倾向。进口替代的理念还直接影响到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虽然在不同时期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有两个与进口替代相关的核心目标一直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指南，一个是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另一个是通过“走出去”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国际上的跨国公司首先是在国内市场成长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不首先强调如何在国内市场为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创造环境，而强调通过到海外投资来打造跨国公司呢？这里暗含的一个事实是目前国内的环境还不能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可以看出，在相当程度上，我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政策实际上是我国进口替代政策目标的一个附属部分。
三、加工贸易是我国出口增长的基本模式
我国的出口政策具有明显的“补偿”高保护政策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的倾向。我国的出口政策体系包括出口促进政策和直接投资政策。出口促进政策以加工贸易出口为基础，以偏好重点支持为特征。在引进外资上，强调引进出口导向的外资，弥补出口能力的不足。在企业“走出去”上，强调以投资带动出口。
进口替代政策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但是很难保证效率。理论上讲，在高保护的进口替代体制下，企业是难以出口的。进口替代政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经常还会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进口替代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是，进口替代政策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则是未来我国发展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国内产业的保护阻断了国内企业同国际企业的直接竞争，使国内企业丧失了努力达到世界一流标准的目标，此时我们得到的企业均是二流的（包括投资在国内的外资企业）。长期以来，我国的体制忽视了市场竞争的两个关键作用：一是创新的动力来自市场竞争；二是竞争的优胜劣汰效应导致先进的企业取代落后的企业，从而促进企业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其20% - 50%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竞争的优胜劣汰效应。
第二，关税、非关税、补贴等形式的保护措施对于一些企业的偏爱，使企业免于国际竞争的压力，导致质量效益低下，出口动力不足。由于竞争机制不充分，我们可以看到相当数量不能达到国际贸易标准的产品（或称不具有可贸易性的产品）在我国国内市场仍然可以销售，更不用说许多企业将珍贵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到仿冒产品的生产中。保护给国内企业带来了高利润，却导致企业出口动力不足。同加工贸易相比，我国一般贸易虽然呈现相对较快的增长，但是我国企业生产的绝大多数产品却是在国内市场销售，这些产品中有很多不能达到出口标准（见表5）。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情况看，自2001年到2013年，我国各类装备制造业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出口值占产值的比重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2005年民营企业约有13%的产值出口到国际市场，到2012年，这个比重降到只有6.46%。2004年外商独资企业近60%的产品出口，到2012年则只有48%。（见表6）
第三，保护推动贸易顺差，本币高估，反过来会抑制出口。现实中，我们往往忽视贸易保护对出口的负面效应。在进口上维持较高的贸易保护将导致外汇需求降低，贸易顺差，本币升值。而长期存在的顺差及本币高估将对出口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我国现行汇率扭曲已经十分明显。按照目前的汇率，出口企业可以获利，但是挣来的外汇却少有人用，即我国出口1美元的成本大于进口1美元所带来的利益。应该说，对进口管制控制偏严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货物贸易持续顺差，是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前几年曾经出现过“扩大进口，减少出口”的口号。现实中我们还采取了允许人民币适度升值、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一段时间还出现了加快资本账户自由兑换进程的迹象。但是，鲜有提及的是首先采取降低贸易项下进口壁垒的措施。其实在这些改革中，包括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首先解决的应该是进口的贸易壁垒问题。不降低进口壁垒，急于推动对外投资和开放资本账户，会使我国经济暴露在较大的风险之下。
第四，进口替代政策模式鼓励模仿，不是创新驱动。作为一个后进国家，我国的比较优势不在于模仿现有的技术及产品，而在于创新的技术和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后进国家总能赶上先进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铁路取代运河运输、汽车取代马车、飞机取代远洋客轮、现代信息技术取代传统邮政、淘宝与传统店商的竞争等，都是后进者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先进者将自己的资源投入到现有的技术和产品上，转向新的产品要承担很高的调整成本，这就为后进者提供了超越的机遇。目前，国内产业保护瞄准的往往是现有的产品和技术。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在谋划发展什么产业时，一般首先看国内对哪些产品的进口需求大。无意识地将过多的资源投入到模仿中，对企业创新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进口壁垒会对我国的出口产生抑制作用，关税结构也是一个问题。我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庞大，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规模经济优势。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我国的比较优势不在中间品的生产，而在那些依赖规模经济的最终品的生产。我国的经济自然具有“总部经济”潜力。但是，现实中我国在最终品环节的生产优势并未完全发挥出来，缺少竞争可以说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建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我国自然首选对最终品的生产给予特别保护。例如，1993年我国对原材料及中间品进口的税率约为16.5%，对最终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则达到68%。在装备制造业产品上，我国目前最终品进口的关税水平一般均高于中间品（见图2）。对最终品的更高保护虽然可以鼓励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发展，但是缺少国际竞争的压力，使得许多产品难以达到出口的标准。
关税结构方面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国对低端产品趋向征收高关税，对高端产品趋向征收低关税（见表7），而且从产出结果来看，我国低端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明显高于高端产品。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在实践中我国的进口关税更多地保护了低端产业。这一政策的弊病在于它引导了过多资源流向低端产业，在缺少竞争的环境下，这些产业的低效率不可避免。
在以上所述的对国内产业实行高保护的环境下，我国要想成为出口大国，在理论上讲，应该说是不可能的。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时，货物出口总额约为12017亿美元，但是如果扣除加工贸易，2009年一般贸易出口额则为5298亿美元。该值低于当时的德国、美国、日本的货物出口额，排在世界第四位。如果再扣除一般贸易中外商的贡献(占比近30%)、参与全球价值链、加工贸易的外溢效应等外部因素，我国的出口规模会进一步缩减。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现实中我国在一般贸易上确实也实现了较快的出口增长，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所特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加上低成本（但高质量）劳动力的优势，使得企业克服了进口替代体制所带来的成本制约，从而实现了出口的较快增长。
以保护为特征的进口替代体制，需要政府设计出相应的补偿机制来抵消保护对出口企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矫正进口体制对出口的抑制作用是我国出口政策的基本特征，结果使我国同时并存进口和出口两个近乎彼此独立的政策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依靠出口基地来补偿出口动力的不足。改革开放以后，首先采用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之后采取出口补贴、外汇调剂价、低息贷款、重点扶植等众多措施来矫正高保护对出口的负面效应。对出口的补偿性政策还延伸到我国的直接投资政策。在引进外资上，为了扩大出口，强调要鼓励能够出口创汇的外资进入。在“走出去”方面，强调通过对外投资，带动我国的出口。但是，我国所采用的所有矫正进口约束的措施中，对扩大出口最有效的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克服我国体制对出口约束的一个关键措施。在政治上，也是能够和进口替代达成妥协的政策。加工贸易对于进口的中间品、原材料（包括相关设备）实行免税，最终品直接面向国际市场，不进入国内市场，既避免了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也绕开了我国现行体制导致的低效率对出口的约束。所以，在进口替代体制下，加工贸易才是我国出口的基本模式。现行体制下，依靠一般贸易，我国是不可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的，更不可能成为贸易强国。
四、结束语：加工贸易的未来方向
我国现行进口体制对出口的制约决定了加工贸易是我国出口的基本模式，它规避了国内体制中进口壁垒高、汇率高估、竞争不充分等方面的弊病。但是，加工贸易也存在其固有的缺陷。总结国内外学者长期对加工贸易研究的结果，这些缺陷包括：加工过程附加值低，利润低；企业创新能力低；企业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具体到我国，由于加工贸易区（及类似的国内自由贸易区）与国内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使得加工企业无法借助国内市场规模经济的优势，导致加工出口国内产业链条短，产品升级缺少动力。因此，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虽然加工贸易给我国带来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从长期看，其固有的缺陷也同时是我国成为贸易强国的一个障碍。
当前，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中的比重日益萎缩，在许多人为此欢呼庆祝的时候，我们必须警惕危机的来临。目前我国现行的国内体制在出口激励机制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加工贸易，我们从哪里能为企业找到出口的动力？加工贸易承载着吸引外资、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重任，是我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重要遗产。加工贸易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加工贸易顺差占我国贸易顺差的比重始终在50%以上，是我国贸易顺差最重要的来源（见表8）。如果加工贸易规模不断缩小，而一般贸易的出口竞争力又不能快速提升以抵消加工贸易出口的减少，那么，我国将向着国际收支逆差的方向发展，有可能再现外汇短缺的局面。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加工贸易发展的措施。国际上正在积极推动全球价值链政策的改革，这与我国加工贸易改革密切相关。目前，TPP正在推动此项改革，我国也已经开始实践这些政策改革。这些政策的核心是促进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促进全球价值链在东道国的延伸和升级。促进更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包括取消（降低）中间品的进口关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营商环境，简化原产地规则以方便中间品进出边境，为价值链经理跨境流动提供便利等。在延伸和实现价值链升级方面，重要的改革包括投资和服务业开放、保护知识产权、鼓励电子信息自由流动、公平竞争等。毫无疑问，这些综合措施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但属于渐进性的改革，不能完全解决上述的加工过程附加值低（利润低）、企业创新能力低、企业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等加工贸易存在的三个方面的弊病，更未涉及我国进口体制和加工贸易根本的缺陷。
我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加工贸易在我国的根本缺陷是没有充分利用我国规模经济的优势，而是被封闭在狭小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单纯地依赖国际市场和我国劳动力的优势发展。所以，我国加工贸易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围绕充分利用我国的规模经济优势这个核心展开，取消加工产品内销的壁垒，与国内经济实现一体化。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并延伸产业链，进一步提升加工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但这种“由外向里挤压”的改革将同我国的进口替代体制发生冲突。
另一个改革路径是加大我国整体进口开放力度，使进口的开放度向加工贸易看齐，制定出明确的时间表和具体的产品清单，实现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并轨。这个改革方向下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加拿大。近年来，加拿大实行了一项针对机电产品中间品进口基本实行零关税的政策，以此促进最终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这样的政策类似于将加拿大全国变成一个出口加工区。这种“由里向外推”式的改革对于我国将更有根本性。它将使更多的产业直接暴露在国际竞争之下，促使企业努力向国际上最先进的标准看齐。
很多人同样担心这样做会对国内的产业造成冲击，甚至导致失业问题。正像本文多次强调的，规模经济的优势决定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价值链的最终品生产环节。依赖规模经济的产品一般应在我国生产。这赋予了我国企业（或在我国从事生产的外资企业）以天然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理论的精髓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最优的发展战略是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花费过多的资源去生产那些不依赖规模经济的产品，而应该集中更多的资源生产那些依赖规模经济的产品。
天然的优势是一回事，能够把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是另一回事。要使我国规模经济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建立以竞争驱动的市场规制体系和能力建设是两个关键的要素。这就需要政府在影响经济的三个主要渠道方面深化改革。这三个渠道分别是：(1)激励机制，即建立以竞争为导向的政策激励体系，任何企业（特殊除外）都不能将自己置于市场竞争之外，其中引入国际竞争的压力最为重要。(2)能力建设，即在基础设施和体制上，确保国家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升。(3)变化的灵活性，即为企业转轨、转型、优胜劣汰提供宽松的政策空间。最后，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我国地区间的市场壁垒是阻碍我国规模经济优势发挥的一个严重障碍。因此，应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找出我们的具体问题，制定改革清单，清除影响全国一体化市场建设的所有障碍。这样才有可能使我国企业依托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通过竞争成长壮大，并将竞争优势向全球市场拓展。
（作者单位：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②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责任编辑：王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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