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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内容。阿尔都塞发现，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一项根本问题，马克思正是凭借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卓越分析实现了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超越；同样，卢卡奇也注意到意识形态问题同资本批判、阶级意识觉醒乃至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紧密相关。阿尔都塞和卢卡奇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整体性和超越性提供了重要启示，从而也有助于我们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无产阶级改造现实世界、建构新文明的方式和道路。
关键词： 意识形态; 阶级; 政治共同体; 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
Abstract：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has a rich theoretical content. Althusser found that ideology theory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of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By virtue of the excellent analysis of ideology, Marx surpassed Hegel's national philosophy. Similarly, Lukács also noticed the ideological problem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capital criticism, the awakening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even the final liber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Althusser and Lukács' study provides us important revelation to re-recognize Marx's theory of ideology and the integr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proletarian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us helps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new method and way that proletarian will change the world to build up the new civilization.
Keyword： ideology; class; political community; class consciousness; proletariat;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等着作中，曾就意识形态作出“虚假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统治”等重要判断，这深刻影响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走向。比如拉雷恩站在否定性立场强调“‘虚假意识’本身并不特指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具体虚假性，因而在其覆盖下，所有的错误似乎都是意识形态的，实际上，意识形态也就成了错误的同义语，从而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概念的特有属性”[1]112-113；阿尔都塞也曾提出：我们通常将各种意识形态说成是“世界观”，可“一旦承认这些世界观不符合现实，即承认它们构成了一种幻觉，我们也就承认了它们的确又在暗示着现实”[2]353。不难看出，这种解读模式囿于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认识论分析，遮蔽了意识形态问题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哲学维度。列宁认识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意义上的深邃性，所以他在评价马克思时指出：他的功绩就在于“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3]89。事实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源于他对政治世界的现实考量：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少数人的统治，就必须以欺骗性为先决条件，因而，作为“真正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有唤醒属于自身的阶级意识，才能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解放自身，并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社会理想。所以我们在看到意识形态问题的阶级欺骗性时，更应当理解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问题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等理论相联系所进行的政治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政治哲学角度重估意识形态问题，不仅能在更深层次上理解马克思的真切意图，同时也是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社会理想的现实回应。
一、意识形态与政治世界的本质联系
德里达曾评价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最为警觉和最为现代的再阐释”，阿尔都塞不仅同马克思一样将意识形态问题安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中进行思考，洞悉到“意识形态”属于那些最古老的政治问题，而且他还效仿马克思“生产一般”的说法提出“意识形态一般”的重要论断。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一般”不同于各个具体的意识形态，其特殊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以至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的现实，即在历史上无所不在的现实”[2]351，所以虽然马克思说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历史，但意识形态本身却遍存于一切历史之中。人类的历史发展或者说人类的文明世界首先在于它是一个意见世界，在没有统治、没有私有财产的自然社会中，自由平等的个体依靠自然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但是若想超越个体自然生命的狭隘存在就必须诉诸于公共意志。霍布斯认为这种公共意志不只是个体自然情感的集中表达，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性意见体系的生成。政治社会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4]131。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作为体系化的公共意见，必然与具有共同体精神的政治社会存在本质联系。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尽管个体的利益和需要被政治文明所强调，但是人们仍然需要通过分享某些共识或公共意见参与社会交往。
首先，意识形态具有调和人的自然生命与它的公共生活的功能。个体意识的形成与表达具有深刻的自然基础。其实古希腊的圣贤们在追寻万物的“原则”时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人们一方面由于自然生命本身的朴素确定性，不断向自然世界索取以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在恒定的自然规律中明确自身的定位，理解自身的天职与义务。就其强调人的自然欲望和自然激情而言，现代政治哲学充分地意识到了人类意见的自然基础。但是它同时也发现，人类在自然生活中，本来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只有建立某种公共性的精神（社会契约），人们才能为他的自然生存建立某种秩序和保障。除非确定某种公共秩序，“任何人不论如何强悍或聪明，都不可能获得保障，完全活完大自然通常允许人们生活的时间”[4]98。自然赋予了人以生命的整全和独立性，但同时自然本身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只有通过结成社会获得依靠他们本能所不具有的力量，人才能更好地实现他们生存的需要。卢梭把带有血缘情感的家庭视为“最古老而又唯一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在这个最初形态的共同体当中，“孩子只有在他们需要父亲养育他们的时候，才依附他们的父亲，而一旦没有这种需要了，他们之间的自然联系便宣告解体”。卢梭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他们还继续联系在一起的话，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自愿的，这时，家庭本身便只有靠约定来维系”[5]17。所以古代朴素的宗法伦理观念既在血缘情感方面与自然基础相联结，同时它又作为最初的意识形态，为人们的意见和诉求提供社会性的指导。这种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个人的自然天性，但也在更深层次上为人类敞开了现实的政治生活大门。
其次，意识形态作为公共意志具有调和不同意见与诉求的功能。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人类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不断加强，人们逐渐自发地形成分工。任何人在分工出现后，都被限定为一种具体的身份或一种特殊的生活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6]165。分工在肯定的意义上加速了人类世界的文明演化，但在相反的方面它使得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相脱节，这也就是说，分工必然带来个人利益和意见的分化。为了克服经济分工带来的意见分化，使社会的共同生活得以维系，就必须建立某种反映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和社会整体关系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深刻洞察到“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6]163。当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宣称自身代表共同利益和体现社会的共同行为原则的意识形态体系，只能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为了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维护既定的社会共同生活，统治阶级必须借助意识形态工具塑造个体成员的社会性格与社会共同体的团结意识。
具体来说，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在共同体的整体意义上凭借意识形态工具，调和特殊的个体意见并为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提出有利于内部团结的公共观念，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不仅能够支配社会的物质力量，而且能够支配社会的精神生产。这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能够“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6]179。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维系社会统一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从根本来讲，统治阶级所做出的每一项努力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和统治，所以马克思强调：“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6]199。面对同样的问题，黑格尔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看来，国家在本质上是合乎理性的观念系统，官僚机构和同业公会的理性合作能够胜任管理政治共同体的任务。黑格尔注意到公共利益与私人意见的对立，并希望通过某种政治理性加以调和，但事实上官僚政治只是形式主义的共同体，它所代表的只是思维或概念意义上的普遍利益。马克思由此指出，“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像黑格尔所想像的那样）在思想上、在抽象概念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而这又只有在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7]303。由此可见，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开始，意识形态问题就已经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马克思此后的工作，就其旨在揭示无产阶级自身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而言，都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
二、阶级意识的觉醒：现代意识形态的根本标志
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世界最本质的问题之一。但直到现代社会出现了明确的阶级意识分化之后，意识形态问题才获得了真正的自觉。事实上，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真正奠基者正是马克思，他在强调无产阶级如何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时，就直接使用了“阶级意识”这个术语。并且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起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及其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自身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卢卡奇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思想，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到：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许多阶层而言，它们的阶级意识在本质上既没有清晰的形式，也不可能对历史产生有意识的影响[8]114。从卢卡奇的这段表述中我们至少可以领会两重涵义：其一，前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形成整齐的阶级划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对独立的特殊等级是这类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人们在特定的等级制社会中，作为局部关系的代表而存在，所以他们对应的只是符合自身生存原则的等级意识；其二，人们在松散的经济联合体中，只是纯粹地关心自身的利益问题，还没能形成关于自身的阶级意识，根本不了解历史与政治的真正本质。事实上，他们的自我理解也是不完整的，更多只是表现为特殊的情感或者道德，因为“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8]103。所以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历史进程仍然是神秘的，他们不知道现实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6]222。总而言之，在古代等级社会，因为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时候诉诸于社会整体的理解，所以虽然社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但是却不可能有一个等级拥有超越自身意识形态的认识视角。就此而言，意识形态只能是一个政治实存，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
进言之，为什么等级社会对应的是适合自身生存原则的等级意识，而不是建立在对社会整体结构和关系把握之上的阶级意识呢？这首先是因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具有深刻的区别，各种行业和社会各部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完全融入社会整体的经济生活。它们在经济生活上越是自给自足，就越是在社会的总生产过程中不起作用，所以它们是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体自然地存在着，“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8]115，它们的意识单纯地受限于自己切实投入生产过程的部分经济活动，而没能在整体意义上形成关于经济生活的某种共识；其次，由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将自然的经济活动纳入了固定形式的等级制，并借助政治和法律的形式维持着社会各经济部门的统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经济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是被遮蔽了的，“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等等恰恰意味着从概念上和组织上对这种‘自然的’地位的确立在经济上仍是无意识的，意味着单纯增长的纯粹因袭惯例（Traditionalitt）必然被直接纳入到法律形式中”[8]116-117。现代阶级意识的出现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打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格局，使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同时，政治国家、法律也不再具有前现代社会那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权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联系是隐蔽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背后的，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结构则变得越来越简单，并且越来越得到凸显。在此背景下，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理解，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对整体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解，而这也就为一种超越等级意识的阶级意识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最先觉解到了经济利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它成功地通过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实践，废除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实现了社会的普遍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不同于任何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松散的经济联合，它建立了最大范围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体系，并把那些具有经济功能的关系，通过政治和道德手段确定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相较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意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更具整体性，也更具有现实行动力。
然而，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仍然不是最终的自觉的阶级意识。这是因为当资产阶级以为自己即将战胜封建主义而取得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出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纯粹的两个对立阶级，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以近代生产过程的发展为基础，但是只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才使意识形态问题得到真正的理解。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理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能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并且这种统治要保证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欺骗性。这体现在，一方面资产阶级必须“有意识地无视”越来越强烈的关于自身社会危机和对立的见解，另一方面它“压制自己心中的一切道德本能”。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一切地方，“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6]403。进一步来说，资产阶级出于对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扞卫，也是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和控制自己的生产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建立起了某种整体性联系，但是资本家的个体意识和行动却仍然是盲目的，是与生产本身的社会性相违背的。相对于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社会的总体消费（工资）永远是不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必然永远处于经济的危机动荡和社会成员的对立之中。由于资产阶级不会按照自我否定的方式去理解自身存在的矛盾，即不会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9]278，所以资产阶级是不可能获得对自身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就此而言，只有无产阶级能够站在社会的整体性高度，建构自身的阶级意识。因为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现相一致的。无产阶级自身的存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总的体现，它必然在自身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断拓展、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认识，以便从中寻获自身解放的可能性。而这也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其他阶级意识相比的根本优势所在。
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整体性与超越性
卢卡奇的研究表明，只有通过分析现代社会的阶级构成，意识形态问题才能得到清晰的理解，同时也只有借助于一种意识形态理论，阶级政治思想本身才能转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意志，进而服务于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社会革命。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必然超越于事实“描述”，转而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无产阶级建立自我认知。并且，也正是这一点使无产阶级获得了一种现实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伴随着阶级斗争主题的淡化与社会建设的发展，在更深刻的意义上理解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特征和功能，对于当代社会的转型乃至文明创新也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运行方式的整体理解之上的。无产阶级作为遭受普遍苦难的阶级，它深刻理解自身的阶级属性与自身所担负的政治使命。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整体性觉解正是建立在这种深刻理解基础之上：其一，无产阶级长期饱受资本主义的奴役之苦，这种苦难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自我丧失，同时也是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解体，“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6]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实际上就是社会本身的利益和诉求。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决定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整体性特征，它不同于资产阶级一样只维护少数统治者的阶级利益，而是必须站在相反的立场将无产阶级的否定内容体现为社会原则，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本身就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整体。无产阶级只有在普遍意义上理解自身，才能透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并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批判；其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批判获得的，这种批判性本身也是无产阶级能够真正从整体上理解资本主义社会进而理解自身历史地位的前提。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将这些构成他们自身存在的前提置之不理，才能相信扩大生产就能够攫取最大程度的利润，这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生产的相对过剩和失业。相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则直接从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矛盾出发，理解自身的存在，并且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能够通过对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整体性理解和统筹安排来加以克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性，更能在超越现实的意义上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
其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有一种真正的超越性。卢卡奇在谈到无产阶级的超越性时强调：“它不拘泥于历史的个别事件，并不单纯是受它们所驱使的，而是自己就构成了推动力量的本质，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核心起决定性的影响”[8]132。这段话的启示在于：无产阶级作为“真正革命的阶级”超越于其他任何形态的阶级，它既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只关注少数统治者的局部利益，也不会出于维护社会秩序而丧失“超越精神”和“革命精神”，而是站在人类共同体的整全意义上自觉明确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与发展目标，并根据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以对现实生活全面理解的方式来重建共同体及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
具体来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超越性品质，首先体现在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当中。资本主义打破了传统社会人与人的依赖关系，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将人类的所有个性都隐藏在商品背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已经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则要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背后，重新发现人与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人对于自身经济生活的主动性关系，而这也就意味着，将资本所掌握的物质力量重新变成人的力量，变成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条件。其次，这种超越性品质体现在无产阶级对自身的扬弃过程中。无产阶级作为被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其自在的状态就是被共同体所遗弃的直接的社会现实：“工人所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无论就其现实性而言，无论就其规模而言，完全不同于政治的共同体，工人自己的劳动迫使他离开的那个共同体就是生活本身，也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快乐、人的实质”[7]487。所以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不仅是它同外部的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还是同无产阶级自身意识的斗争，政治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达成一致的出路就在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的双重意义上扬弃自身，把它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只有“实现无阶级社会，才能完善自身”[8]147。
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在20世纪的西方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遭受到西方社会理论的多种质疑。比如雷蒙·阿隆在《阶级斗争》中就曾提出：无产阶级“通常意识到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意愿，即一种彻底革命的、消灭资料私有制的意愿”[10]23，所以现实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马尔库塞在此问题上与阿隆达成了共识，他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通过合理的社会控制理论消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11]84。然而，这些看法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本意。阿隆和马尔库塞只是把无产阶级自发性的现实，直接当成了无产阶级的全部内容。他们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的真正觉醒只能是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提升过程。实际上，列宁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辨析到“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自身的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如果停留在直接事实层面上，那么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所组成的自发运动只能产生工联主义”[12]247。列宁在此正确地指出了所有质疑者的思想误区，他们一是将无产阶级视为独立于政治世界的客体，二是忽略了无产阶级本身所具有的实践精神。事实上，因为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是“世界制度的解体”，它要想解放自己就必须推翻现存的一切，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本身就决定了它的阶级意识的整体性、超越性品质，这种品质非但不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工中丧失，反而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入发展，更加突显其革命性的力量。
四、结语
通过借鉴阿尔都塞和卢卡奇的研究，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当代意义做出如下两点判断：第一，马克思将意识形态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现实来考量，并且，正是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过程和现代社会的阶级构成，解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根源，说明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觉醒乃至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条件。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的总代表，必然在对抗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自身和社会整体的认识，并从中发现改造现实世界的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来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是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同时它还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发展着的革命意识。第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社会依然有效。自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西方社会理论家都试图通过否定无产阶级的存在，否定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然而在今天看来，雷蒙·阿隆等人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才是真正的教条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自我批判性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当我们面对当代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时———比如数据垄断和基因编程带来的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人工智能（AI）革命对人类劳动的全面排斥———人类必须通过某种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才能应对这些新的经济和技术变化，而这同时也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进行观念的准备，都需要某种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动员。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非但不是西方研究者声称的“过时的东西”，而且在根本上仍然具有改变现实世界、开启未来文明的重大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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