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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在政治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流派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传统,其思想实质与马克思发动和实现的哲学革命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要实质性地推进该领域的相关研究,需要辨析和澄清某些前提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差异、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与问题域、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我们知道,“二战”之后,某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旨趣上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指向其既有的经济关系,而是指向其道德伦理规范;强调理性认识在社会结构形成中的建构功能,甚至将经济关系本身也纳入这一建构的对象之中。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路径相比较,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反的研究路径。本文以一定的历史背景为依托,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对这一研究路径进行检视和分析,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动态,进而更全面地探寻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未来趋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道德规范; 资本逻辑;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及其当代价值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为了实质性地推进该领域的相关研究,需要辨析和澄清某些理论前提问题。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哲学转向;20世纪7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从公平与正义等政治哲学研究视域关注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20世纪末,国际政治领域发生苏东剧变,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客观上进一步促使国外马克思主义实现又一次政治哲学转向,并且这一现象是超越西方世界学术流派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与国内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关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视域的相关性。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将这两个具有相关性的理论现象看作一个事件,那么其发生和发展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的基本线索,存在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及其批判性研究思路的发展进程之中,或者说,我们只有通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和批判思路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马克思之后所发生的历史进程与变迁,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应变化,并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把握这一理论动态的运行脉络。
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哲学、道德、宗教等领域逐渐向政治经济学领域深入的。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才能够客观地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理念与现实之间发生的悖论。由于历史、现实与理论的多重原因,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沿着一个相反的路径前行,即由对经济基础的批判返回至对道德规范等思想观念领域的批判。
这一研究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可以从东西方世界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从西方世界的角度来看,“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资本逻辑也在不断加剧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并且持续积累着社会矛盾被激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世界起着震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加强社会的自我调节力度,通过以税收政策为手段的方式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同时构建各种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以缓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从东方世界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缺乏持续的动力机制与活力,与此同时苏东式社会主义出现政治权力权贵化的现象,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哲学转向。
这一研究路径形成的学术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康德哲学的思维方式。在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哈贝马斯那里,非历史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更加侧重于从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而不是从历史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性角度来理解人们的行为。在康德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哈贝马斯的研究重点从近代哲学的主客体关系转向主体间性,将理想社会的构筑路径诉诸人们的理性认识,将社会公正寄托于借助理性认识而构建起来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使得他与自由主义左翼学者罗尔斯在对合理社会构筑路径的理解和认识上逐渐趋同。
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当我们说某个哲学家的主要思维方式受着康德影响时,我们并不能说他的思维方式就与黑格尔无缘;反之,当我们说某个哲学家是黑格尔主义者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思维方式与康德无缘。从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身来说,恐怕难有严格的非此即彼之别,只是人们的自觉意识和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在《正义论》1中,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公正原则产生路径的正义程序,即人们在不知道自己现实处境的条件下,犹如被无知之幕所屏蔽,此时人们因自身处境而可能形成的立场效应可以被视作为零。罗尔斯是阅读并且了解马克思的,他的这一理论假设带给我们的思考在于: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是针对马克思所提出的“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观点,并且由此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意识形态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遮蔽了人们自身的处境,是否就能达成某种不以自己的处境为出发点的正义原则的共识?在罗尔斯看来,没有人能完全排除自己陷入弱势者处境的可能性,因此人们倾向于从境遇最差者的立场出发去假设正义原则,进而形成一种以个体为立足点的普遍性规范维度。
哈贝马斯没有对罗尔斯的假设模型提出质疑,他从交往伦理的角度质疑罗尔斯的独白式程序构建,认为这一程序的假设前提是孤立的个人在与他人相隔绝的情况下,从自身处境出发形成的原则。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并不能为交往行为伦理提供行为动力和理论资源。哈贝马斯因此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商议程序,在这里,每个人在表达意见时,是完全了解社会现实和自身处境的,并不需要进行什么无知遮蔽。在这种情境中,参与者平等地进行对话,通过充分交换意见而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合理的社会规范。
无论是允许人们从自身可能陷入的最差处境出发构建社会的公正原则,还是将社会公正原则的形成寄托于不同处境人们之间的充分协商,这些理论都强调了人们的理性思维、认识活动在构筑合理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似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正义与否,取决于人们的理性认识。
无独有偶,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的转向路径同样发生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中,从柯亨(G.A.Cohen)早期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到其晚期的《拯救正义与平等》,他同样在与自由主义“左”“右”翼的交锋中步入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语境。不过,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他成员有所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的道德批判语境并没有导致柯亨放弃变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以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的诉求。恰恰相反,柯亨以社会经济关系为立足点,从“左”“右”翼两个方面质疑了自由主义的道德批判语境:于“左”而言,他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论证和说明了罗尔斯正义原则所假设的弱势者群体本身是一定社会结构的产物;于“右”而言,他论证了诺齐克(Robert Nozick)自我所有原则平等的实际结果势必要否定人与自然资源的平等占有关系,进而否定自我所有原则。
埃尔斯特(Jon Elster)与罗默(John Romer)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埃尔斯特从其早期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为活跃的时期撰写的《理解马克思》,到其晚期的专着《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其研究视角和研究立场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与哈贝马斯的情况非常类似,不仅步入了而且转向了自由主义左翼的语境。罗默则热衷于运用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博弈论,他对私有制与公有制问题的理解体现了分析哲学与美国实用主义的结合,他对于剥削问题尝试着避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从交易双方利益关系的博弈中进行解释。他的这一对经济关系的解释维度,主要诉诸交往关系中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学者伍德(Allen Wood)走得就更远了,他甚至认为“对马克思而言,无论资本主义可能是什么,它似乎都不是不正义”2。伍德之所以推断出这一结论,一方面借助了马克思的文本,另一方面则基于他对马克思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的分析。作为分析哲学学派的学者,伍德的本意是尝试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和概念的分析澄清争议,有助于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但是其结果适得其反,他的观点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和混乱。
从文本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伍德对马克思文本的引用是存在问题的。例如,他借助于马克思使用过的这样一个例子来阐述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在其购买期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大于购买价值的部分)属于资本家所有3,并据此作出自己对马克思观点的理解,即“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就没有包含不平等或不正义的交换”2。根据这一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没有诉诸正义理念,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正义性辩护。伍德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是在引用别人的辩护性语言,更明确地说,那是在当时的争论中从资本立场出发形成的观点,而并非马克思自己的观点。
除文本的引用有问题之外,伍德的理论还涉及对正义概念的理解,即价值观判断意义上的正义性(justice)与司法意义上的合法性(justify)。当伍德尝试着对正义概念的两种含义进行区分时,却使自己陷于困惑之中,并且发生了从一种含义向另一种含义的游移,即从司法含义上的合法性判断到价值观含义上的正义判断的游移。总之,分明是伍德自己已经陷入被分析的问题之中,却草草地断言,那种围绕着如何理解马克思正义理论的讨论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这显然不太符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严谨治学态度。
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批判理论的政治哲学转向有所不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诸多流派都与后现代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例如强调当代后工业社会特征的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强调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以及非物质劳动特征的奈格里,等等。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从经济领域返回政治领域的研究思路有所不同,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加以夸大并且对此进行细致解读,忽略了资本逻辑所固有的内在连贯性与内在矛盾性。
二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一些流派的政治哲学转向表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指向其既有的经济关系,而是指向其道德伦理规范;强调理性认识在社会结构中的建构功能,甚至将经济关系本身也纳入这一建构的对象之中。与马克思的批判路径比较而言,这种批判思路恰恰朝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马克思所处时代面临的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他的批判路径是从人们的思想观念到经济关系再到生产关系,并用后者来解释前者,且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证正义原则、道德悖论的形成。马克思的这一研究路径形成于与当时各种思想流派、哲学观念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分歧和论辩之中。同样是面对资产阶级革命理念与现实状况的反差,各路思想家和理论家或者从宗教、或者从人们的思想观念、或者从人们的道德伦理的视野出发对此进行分析和批判。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批判视野的差异问题并不是源于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是源于既有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社会特定的经济关系是公正原则走向反面的客观基础。因此,需要改变的是既有的经济关系,而不仅仅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经济关系的改变不是一触即发的,它有赖于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变化。
这一思维方式决定了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理论家对同一社会现象在认识上的差异。我们知道,施蒂纳曾借助于模棱两可的德文词汇来模糊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中“个人与社会经济关系何者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一问题。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非常敏锐地揭示了施蒂纳试图模糊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实际上,这一问题蕴含着两种对问题的不同解释路径:今天的自由主义沿着其中的一个路径运行,即从个人主观因素方面去解释其在社会贫富分化中的处境;马克思则超越观念领域,将批判的焦点直接指向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
在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之后,马克思非常清晰地看到资本逻辑的客观力量。在《哲学的贫困》等文本中,针对蒲鲁东等所讨论的“在没有资本的市场交换条件下实现公平工资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从经济关系的历史进程中强调了资本形成和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并且从生产关系的变革入手,探索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出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针对德国工人党在有关未来社会主义分配正义原则中存在着的简单幼稚设想进行了批判,并由此出发,从最基础的意义上讨论了发生经济关系变革之后,分配正义原则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果我们说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那么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所期待的分配方式是什么呢?这一分配方式所包含着的分配正义原则又是什么呢?拉萨尔派在德国工人纲领中强调的所谓的平等权利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仅是人们对分配正义的简单诉求——然而这一简单的诉求是经不起理论上的分析的。
且不说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是一个不计社会运行成本的幼稚诉求,仅仅就权利的平等来说,也蕴含着诸多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从理论上来看,所谓权利的平等是借助于一定的原则来体现的,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在扣除社会运行成本的前提下,根据每个人的贡献来进行分配,即按劳分配似乎是理所应当的正义原则,然而这一原则在计入贡献差异(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差异)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形成平等分配的结果。在这里,抽象原则的平等实际上蕴含着实际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其称为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原则。这一原则的彻底实行,将不可避免地通往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因为撇开其他情况,即使是差异的积累,在一定条件下也将成为(或转化为)对象化劳动手段的前提条件。
正因如此,马克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按劳分配将由按需分配所取代。与按劳分配相比较而言,按需分配已经发生了分配原则的变化,即从按贡献分配到不计劳动付出的按照个人基本需要的分配。
显然,按需分配的提出在理论逻辑上是为了克服按劳分配自身固有的局限性,然而按需分配的理念在现实中同样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例如人的需要增长与地球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是从客观角度讨论的局限性;从主观角度来看,还涉及更为复杂的情形,比如在生产劳动中与主客体正相关性密切联系的责任心、积极性等主体动力机制如何在变革了的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这里涉及的似乎就是道德批判与道德构建问题。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尽管马克思有所论及但并没有来得及重点关注,这与当时社会面临的更为迫切的革命任务有关。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为当代生态学所讨论;而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20世纪大规模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不同程度上从现实层面呈现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或许正是鉴于苏东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挫折和剧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域,不再是生产关系能否以及如何发生变革,也不再是主客体关系的视域,而是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更加侧重从人们的认识、意识、道德、行为规范等视野来讨论分配正义,甚而将生产关系本身作为人们有意识活动的产物,纳入人们的理性构建领域。这主要体现在一部分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那里,另外也体现在一部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他们在从交往理性、道德、行为规范等视野对现实社会进行理论批判时,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现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现状,甚而不再诉诸经济关系的变革。
三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来看,某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自由主义左翼在理论上日益靠拢。与马克思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新自由主义理论家对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即社会的两极分化及其所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尝试着诉诸税收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借助于社会福利政策和各种保险制度对底层群体的基本利益进行保障,并且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克服其运行中固有的内在矛盾。然而本世纪初,由于资本逻辑的矛盾积累而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社会调节作用。例如,伴随着金融世界的剧烈动荡而来的是中小资本向大资本的日益集中;为了提升竞争实力而降低税收所导致的社会福利削减,加上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市场萎缩,导致中间阶层不断缩小与底层群体逐渐扩大,由此在西方发达国家加剧了贫富分化的固有趋势。这种情形在北欧民主社会也不例外。北欧在“二战”以后借助于强大的社会民主力量(在这些民主力量中,工会组织的努力功不可没)所构建起来的高福利社会模式,在一定的全球化环境下,同样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及资本逻辑的侵蚀。
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所引发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范围的贸易战不断升级,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全球化的逆向运行,即反全球化的趋势。值得深思的是,从全球化到反全球化,在这一表面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来看,这背后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贸易战的根本原因不是意识形态的纠纷,而是实实在在的资本利益的战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不是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替代关系,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超级大国从追逐廉价劳动力的超额利润,到本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从过度金融膨胀到金融泡沫的破裂,再到为重振实体经济而疯狂进行的贸易战争,其真正的幕后推手是资本利益,而各种意识形态的谴责与纷争,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
就哲学研究者而言,看不到现象背后的“故事”,就很容易为表面现象所困惑。目前,国外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强调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意义,例如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揭示资本主义全球化内在矛盾的杰里·哈里斯(Jerry Harris)等。某些国外学者所提出的空间理论,更是将资本利益与地缘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哲学转向有所不同,这些学者的批判思路涉及经济与政治的方方面面,强调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密切相关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就是强调经济的制约性与政治的依从性,也就是说,即使政治因素在形式上有时体现为先导性,但从其内容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从属性的特征。
以道德规范为抓手的政治哲学批判和以资本逻辑为抓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的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研究的两种路径:前者多半发生在哲学领域,后者多半发生在经济学领域。然而,问题在于,是学科的分野与视域导致了这样的区别,还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本身就有所不同?对这一问题作一笼统的解答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者自身也是存在着分歧的,例如强调社会发展阶段论与再分配理论的弗雷泽,就与强调承认理论的霍耐特有所区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中,在清理自身与德国其他思想家、理论家、批判家的分歧时,就是从对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析分与联系入手的。时至今日,这一理论上的分歧依然以不同方式在延续。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既有理论自身的原因,也源于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现实问题。
从理论自身来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对劳动价值的本体论定位、生产剩余价值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功能等问题上存在着可争议的地方,这或许成为一些思想家们放弃经济基础这一思考问题的前提条件的原因。这其中呈现出的是理论论证细节与理论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前者能否直接否定后者?本文的观点是前者不能否定后者。这里可以举达尔文进化论的例子,这个理论似乎多次被具体的实证例子否定过,但是历史的进程能够说明,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地位并没有因此被撼动。科学哲学家讨论过科学理论内核的韧性问题,内核与边缘是一种辩证关系,这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也不例外。
一方面,从历史的进程来看,21世纪初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印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解释力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大学课堂里很受学生欢迎;另一方面,从当代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在完全规避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条件下,借助于当代大数据的演算功能,得出了R>G的结论,即资本利润的增长率大于新增社会财富的实际增长率,获得了与马克思异曲同工的论证效果,印证了新增社会财富在资本一端集中的发展趋势。
从现实实践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苏东社会主义在政治民主建设中的缺位及其相应后果,也成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关注重点转向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20世纪末,以追求自由、民主为信念的苏东剧变,发端于对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其实际结果是什么呢 30年之后,当人们审视剧变的结果时,不难发现,紧接着政治剧变而来的是经济上的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在全面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东欧一些国家的银行、金融领域很快被外资控股,经济命脉为国际资本所操控,进入了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的时代。继之而来的是社会的贫富分化,与此相应,是政治权利平等诉求的落空。人们所期待的民主政治,伴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成为少数人操控的寡头政治。2019年5月31日至6月2日在捷克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批判理论大会上,原东欧学者以“从***年到2019年,希望、失望、灾难”为分论坛标题,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
苏东的历史和剧变历程从实践的角度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密切相关性,为人们提供了值得反思的理论问题:一方面,经济上的公有制并不直接意味着政治上的民主;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上的私有化、资本逻辑的运行以及社会贫富分化的形成,产生的多半是受制于经济话语权的政治霸权、寡头政治。
与全球化相伴随的互联网与信息化,赋予现代市场以全新的概念,全方位打开了人们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视野;生产的智能化赋予社会财富增长以不同的路径,大数据的发展应用与货币电子化,为宏观调节人们的劳动收入与社会再分配提供了高科技的、更加透明的手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联度将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正义话题。
当今社会无论从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从经济运行模式的规模上来看,与马克思那个时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资本逻辑的本质依旧。当人们幻想着互联网提供的网络平台、各种共享经济的运营,能够自然开辟出共产主义的蹊径时,网络大亨的悄然崛起、共享经济背后的资本运营模式,以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回答;同样,当人们幻想着非物质劳动能够避免剩余价值问题,并且使得共产主义自然替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时,答案恐怕也难有不同。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本质依旧坚挺,但是新兴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方式、金融模式,以及网络技术所蕴含着的新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带来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时代发展进程,跟上时代发展步伐,思考和回答时代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
结 语
20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产物,却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这一局面。这不仅在国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国外大学讲台上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研究推向了前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政治哲学转向的趋势,促使人们重新开始从经济与政治相关性的角度,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并且探索与思考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现实路径。
注释
1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2 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第39页;第44页。
3参见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