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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锡鸿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向国外的外交使节,曾于1876年任清朝驻英使馆副使,当时的驻英正使是郭嵩焘。虽然同为外交使者,刘锡鸿却和郭嵩焘对国外的看法大相径庭。学界一直将刘锡鸿视为保守派代表人物并批判他,推崇郭嵩焘的近代化思想。其实,刘锡鸿保守背后也有其相对正确的一面。本文将从中庸观、分配观、铁路观、节用观四个方面探讨刘锡鸿保守背后的坚守。
关键词： 刘锡鸿; 保守; 坚守;
刘锡鸿是广东番禺人,曾出任驻英副使,与郭嵩焘同使英国。刘锡鸿可谓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走向国外并感受西方文明和文化冲击的外交使节,但是他的思想较为保守,虽然对先进的西方文明有所赞赏,但他一直对学习西方秉持排斥态度,与当时主张开放包容、学习西洋的驻英正使郭嵩焘大相径庭。学界一直以来将刘锡鸿视为保守派代表人物并批判他,推崇郭嵩焘的近代化思想。其实,刘锡鸿保守背后也有相对正确的一面,接下来笔者将从中庸观、分配观、铁路观、节用观四个方面探讨刘锡鸿保守背后的坚守。
一、中庸观
自汉武帝以来,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一直对中国的士人阶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刘锡鸿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这对他后来对于西方的看法和见解都有很大的影响。据说刘锡鸿曾有一枚印章上面刻着“儒侠”二字。“侠”不仅代表了一种精神,也代表了社会追求。从“侠”字不难看出刘锡鸿是想通过儒学来济世报国的。
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民族危机和封建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许多士大夫提出“开眼看世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国人盲目排外的优越感,也给闭关锁国的现象带来不小的冲击。但随着出使西方越来越深入,中国士大夫逐渐认为国外之科学为实学,反对中国的圣人之教。刘锡鸿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士人,骨子里是对儒学保持敬仰的。面对这种贬低圣人之教的现象,他对圣人之学进行坚定的维护。他在《英轺私记》中曾说:“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他认为中国的“不贪得”“不好胜”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凝聚在血液里的优良传统,是优于外国人“争名夺利”思想的。这种优良传统正体现了中国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意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中国着名教育家庄泽宣先生认为:“中国民族最讲持中之道……中国儒家学说的根本思想便在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这种思想取向在很多儒家经典中都有所体现,其中最经典的当属《中庸》。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列为四书,并自宋代以后,四书就成了科举考试必备用书。刘锡鸿所处的时代是晚清,是君主专制制度极其强盛、科举考试极其严格的时代。他作为一心奔赴仕途的科举之人,自然奉儒家经典为至理名言。
中庸之道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教人在言谈举止上要学会适可而止,便渐渐塑造了中国人为人谦和、处事恭顺的民族心态。但是这种心态也有它的局限性,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下,很多人便异化成了趋同避异、安于现状的价值倾向,也形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态度。中庸之道的局限性使得刘锡鸿只保持中华民族的自性,难以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再加上强烈的民族自信和自尊心,使得他的思想较为保守,这是应该批评的。
二、分配观
刘锡鸿出使英国,感受到了西方先进的工业。但是他并不希望中国进行大机器生产,从《英轺私记》中可以看出他独特的科技观。在参观伦敦第一报馆戴晤士报馆时,刘锡鸿惊讶于机器印报的快速与便捷。他赞叹道:“电驰风掣,为时仅及瞬息,新闻报纸之堆案者,已累累然。”但是他也看到了工业化时代带来的弊端,即与民争利与分配不均。机器印报固然好,但机器发展的同时必然导致很多人失业。他在《英轺私记》这样写道:“何为必用机器,以夺此数万人之日食哉?”
刘锡鸿作为儒家文化的推崇者,一直遵行以民为本的仁政主张。自古以来,儒者都将民生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方面,孟子曾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古代也一直奉行“不与民争利”的儒家经济思想,反对过分的聚敛行为。经营大机器生产固然便捷,但是这种生产会导致大部分的财富聚集在经营者手里,只带来少数人的富裕。孔子在《论语·季民》中曾言:“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分配不均的话,会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刘锡鸿不愿意看到“夺数万人之日食”的这种思想可以看出他先进性的一面,对于当下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美丽中国梦”的实现也具有启示意义。长久以来宗法制等亲缘制度的影响和“仁”“礼”观念的影响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性与群体性是人极其重要的特性,中国所强调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和谐的大同的社会,而创建一个大同社会则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导致社会暴乱,所以均平思想在中国一直以来都占据重要地位。西方则不同,西方比较重视个人的价值与个人的发展,所以他们提倡的理念对于接受过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刘锡鸿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三、铁路观
刘锡鸿对于铁路的修建也有独特的见解,虽然阻挠修铁路一事被后来的学者诟病,认为他阻碍了中国近代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进程,但他的某些见解却不得不说有先见之明。刘锡鸿曾云:“囊者英法构衅,屡获逞于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运炮运粮,两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险,以延敌哉?”。他指出铁路的修建会为西方列强的入侵提供便利之处。这在后来也验证了他说法的正确性。当时的西方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正渐渐向第二次工业革命深入,急需海外殖民与扩张。中国铁路的修建实际上给了西方列强可乘之机。清朝政府修建铁路,可谓是引狼入室,等同于不知不觉间就将中国的重要干线如东清、京汉等拱手让予西方,这确实需要酌情考量。另外,刘锡鸿认为修建铁路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当时清政府已经国库空虚,财政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如果坚持兴办,就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必须要借外债修筑铁路,而借债形成的巨大利息会加重清政府的负担,所以需要慎重。笔者认为刘锡鸿不应成为阻挠中国近代铁路运输发展的罪人,中国铁路发展滞缓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当时中国落后的社会现状。刘锡鸿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独到的见解,这是值得肯定的。
四、节用观
在参观完英国博物馆后,刘锡鸿曾指出:“珍奇玩好罗列纷纶,一木一石之异,越数万里面舟车致之,此不当用者也。”他认为英国博物馆陈列的很多实物标本都需要长途运输,而运输需要财力的支持,未免有些铺张浪费。自古以来,儒家倡导“节用”。孔子曾将“节用”与国家治理、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提出“奢则不逊,俭则固”,“礼,与其奢也,宁俭”等主张。刘锡鸿深受儒家“节用”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时体现在他的吏治观上。他主张裁减戎官,认为如果戎官盛行,国家的政治体制就会遭到破坏,国家的钱财也会被浪费。戎官盛行还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导致贪污腐败的出现:很多官员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官商勾结,掠夺百姓。刘锡鸿对此深恶痛之,坚决主张整顿吏治。他认为只有整顿吏治,国威才能重振,否则国家的纲纪就会被破坏。刘锡鸿关于吏治的思想和“节用”思想对今天的反腐倡廉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心忧天下的人。
五、总结
刘锡鸿出使英国,对于外国的新鲜事物并非都持有保守态度。来伦敦仅两个月,他就被异国的社会文化吸引。他在《英轺私记》中多次赞叹英国的科技与工艺,并且英国礼教与技艺并存的学校教育制度给他原本“本末不能并行”的传统思想带来不小的冲击。他对于科学的态度也是虚心接受的。在化学实验中,他接受了二氧化碳与氧气的知识,重新审视中国的错误认知,并在《英轺私记》中为其正名,写道:“中国以为中毒;非毒也,皆炭气所为也”。这些事例都说明刘锡鸿并不是固步自封、盲目排外的。
刘锡鸿在历史上是以一个保守者的形象出现的,后来的学者也对他保守的态度加以诟病。其实,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在保守的背后有其独特的思考与坚守。对于西方的文化,他是立足于国情来考虑衡量的,对于外来文化,他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想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虽说某些想法可能偏激,甚至有点迂腐。但是人无完人,在历史的审视下他所坚守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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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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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