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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州五四运动是全国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首先是参加群体广泛，活动组织化、纪律化；其次是政民关系由合作向对抗嬗变；再次是斗争措施具体明确且各有侧重；四是“外联内动”是运动深入拓展的保障；最后是响应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形成上述特征的根源是，革命传统浓烈，城市地域政治化程度高是群众来源广泛及活动呈现规律特征的重要原因；军政府弹压运动是政民关系嬗变的根源；经济务实态度是斗争措施明确具体且各有侧重的缘由；缺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造成“外联内动”成为运动发展的动力；烈士故乡、同乡情谊、爱国热情等因素助力运动的深入发展。探究五四运动在地方开展时的特征及其原因，可见异于全国五四运动“森林”与“树木”的独特所在，且能还原历史本相；简析“历史土壤”与运动特征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土壤决定特征”和“特征反映土壤”双重关系的内在脉理。
关键词： 广州; 五四运动; 青年; 特征; 原因;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学界对此的关注与揭橥历久弥新，成果丰赡且新作频出。1广州五四运动是全国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学界青睐，至今已有一些成果问世。2总结既有学界成果，对五四运动在广州或广东的爆发、进程以及运动特色的描述是学界研究的主要路径。揆诸众文，历史写作叙述性特点突出，缺少对运动表象背后“史意”的挖掘与逻辑分析；仅有的数篇谈及运动特征的文章多是对表象特征的概括，缺乏对特征深层次规律的归纳与对特征形成原因的探讨3；再者，论点大多缺少论据支撑，容易给读者以“推断多，实证寡”的印象，与史学“求真”本意相左。鉴此，本文以实证主义为指导，以基本及关涉史料为凭依，对广州五四运动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深入探析，以求较为全面分析五四运动所具有的“广州特色”，同时探寻本土运动特征之所以不同于全国或其他省市的内在逻辑。
一、广州五四运动的特征
广州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史”上不可或缺的南方学运，它因应北京五四运动而骤发，因广州人民坚持斗争而取得丰硕成果。广州学运在“反帝爱国”的主题上与全国及其他省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运动的具体特征上却又有粤城特色，正是这种独特“风味”使得广州学运更具地域及时代价值。
（一）群体广泛，活动组织化、纪律化
“五四运动”首发于北京，学生是主力军，但迟至次月，运动中心转移到上海后，无产阶级和商人等才参与到运动中来，造成运动“发动者”与“支持者”在空间上出现“位差”，在参与运动的先后上出现了“时差”。对于最早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广州则与之不同，自5月7日始，参加运动的群众的来源就比较广泛，包括学生、商人、工人、党政军部分人士等，运动期间，城西各号厨工“贴出通告：‘抵制须毅力，劣货切勿食，国体要争持，务尽个人力，如有违反者，定以群力击’”[1]；更有煤工激于义愤而殒命，“西关第五甫小禺里七号门牌李炎章，……在河南煤场当磅手，近为青岛问题，忽发狂病，……延至八日午后，……旋即殒命云”[2]。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出于爱国热情汇合成一股革命力量，换言之，运动发动者与支持者在同时段、同空间共同参与运动，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属“特例”。学生与各阶级合力推动运动开展，“学”与“工”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契机，这也是广东较早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原因之一[3]。
无论是学生，还是社会人士，在参加运动时并非如“无头苍蝇”，自运动爆发之日起，人们多是以组织或团体形式参与或发声，因此，活动组织化是其最鲜明的本土特征。以学生为例，在广州五四运动期间，广州中等及其以上学校的学生先后成立过四个学生联合会，即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广东学生联合会以及广州学生联合会，这里需要言明，四个学生联合会并非同时段存在，后两个组织是由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改组而来，“为使更能符合于‘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本旨，适应运动行将转入长期斗争的情况，乃将中上学联会进行改组”[4]。学生联合组织与运动持续时段相始终，社会组织也因需要而成立，如社会人士参加“国民大会”或以行会、商会形式参与到运动中，“日前广东各界以外交失败，国体凌夷，故拟组织国民团体，籍挽千钧于一发，现闻各界热心家，以八日为广东学生联合会假座东园开期”[5]，时新时立，这种组织化特征既是广州学运不同于其他省市的直接表现，同时，也是广州政治参与程度高的具体体现。
与其他省市学运多具有自发性、盲动性特征不同，广州五四运动具有纪律性，该特征是从政治活动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学生及社会人士在开展运动时，首先会以召开大会的方式寻求应对策略，然后，再以群体联动的形式进行活动，这是广州群众运动具备纪律性特征的突出体现。1919年5月11日，由广东国民外交后援会联络，在广州东园广场召开“国民大会”，参会者达两万余人，学校及各团体代表、非常国会和省议会议员先后上台发表演讲，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活动[6];5月18日，岭南大学副校长钟荣光联合广州各中上学校负责人在越秀九曜坊教育会办公地召开会议，会上决定致电北京政府，同时，各校积极举行学生爱国运动；5月25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了学生代表会议，参加学校达50余所，决定举行全市学校大游行，通过成立劣货（日货）调查会等多项决议。
运动期间，学生曾成立演讲队，“将我国外交失败原因及其补救方法，详为演述，务使各地人民，咸知抵制劣货（日货）即为救国之良剂”[7]，并对演讲队活动区域进行划分，“以第一，第三，第五各队，每日分赴各乡轮渡及广三、广九、粤汉各车站……其余新老城、西关、黄沙一带，暨河南、关东、长堤等地，则由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各队轮替演说，以均劳逸云”[8]。参加游行示威被困时，学生还能“推选代表，指挥本校同学的行动，秩序井然不紊”。
（二）政民关系由合作走向对抗
运动初期，桂系广东政府并未成为学生斗争的对象，反而成为学生、社会团体希望借助的政权力量，学生及社会人士敦请广东军政府能够出面表态支持运动，同时，向北京政府拍电报呼吁释放被捕学生，惩罚卖国者，进而向北廷施压。由于学生、社会人士对桂系政府抱有较大期许，因此，“请愿”成为运动初期群众与广东地方政府对话沟通的主要手段，“广东七次国民大会，八次请愿，嚼指写血书，流血而晕者，不可胜数”[9]；广东省教育会会长说，“我粤学生，只能对于南政府请愿……”[10]。但是，若从另外角度看，成千上万的群众集中在政府门前，动辄口号响彻云霄，似乎也可看作是对桂系军政府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示。当时统治广东的桂系莫荣新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起初视为‘秀才造反’而不大理会，对于学生的要求则往往采取狡猾的‘缓兵之计’，以答应‘尽快争取’来敷衍塞责”[11]。
自5月始，请愿手段频频被学生及社会人士采用，如5月11日，广州国民大会后，“直出大东门联赴军政府，以‘国民请愿’之大头牌先导”[12];7月10日，“公民大会请愿军政府”；同月14日，“工商学界数千人正在省议会请愿讨贼……”[13]。运动初期，学生与政府关系相对融洽，迟至“六月十三日，国会和军政府以学生爱国，备设香茗招待”[14]，时人亦有记“京津沪学生团所遣粤军之代表方君私人，连日以来极为活动，军府暨国会方面均极表欢迎……全体议员每人捐助学生款项拾元，以为学生代表活动之用”[15]。希望政府响应学生号召，携手反对北廷，是运动初期比较突出的政治特点。
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学生和社会人士的行为如游行，砸烧日货或破坏销售日货的中国商店等，引起了军政府的警觉。学运猛烈发展，“社会秩序大有摇摇欲动之势”[16]，桂系军阀觉得“越来越深地触动到他们的统治利益的时候，……于是慌忙下令禁止学生出版革命刊物；以‘查防过激党’为名，妄图取消学生革命组织；禁止罢工、罢课、罢市，从而暴露出了他们的反动原形”；莫荣新与张锦芳“以督军和护理省长名义发出布告诬蔑学生：‘拦截商贩，搜检货物，殊与盗贼无异’”[17]。
为了维护军政府权益，桂系军政府频繁出动军警对游行示威的学生及社会人士进行冲击或镇压，军政府拘捕、羁压学生或社会人士的做法使其很快沦落到被动受批判的地位。学生和社会人士开始将桂系军政府列入斗争对象，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亦日益走向紧张状态。军政府武力镇压学运的表现：一是逮捕，“广州兵警辄在市街中拘捕人民，不分首从，亦不审讯，辄判定长期徒刑”[18]；“逮捕学生三百余人，押回警厅，多方侮辱”；“九月二十三日由学生多人，在西堤检查劣货，警厅派游击队一队将学生十一人带回警厅候办”[19]。二是出动军警，对参与活动的在场学生及社会人士进行殴打、迫害，用身体摧残的办法打压运动，时议有曰“莫荣新急忙派武装士兵数百人带机关枪赶到会场鸣枪数十响，群众当场被枪伤五人，跌伤数十人，内有八人重伤”[20]。
普通民众对桂系政府弹压运动的做法愤慨不已，当时在粤的国会议员、军府政务会议也纷纷表示了不满，“国会议员不满粤当局，质问军府如何处置粤局”[21]，“谨请对于此事出宽和之态度，将所拘学生人等即予省释”。孙中山也从上海迭发电文，强烈谴责和批评桂系广东军政府，“盖民气以愈激而愈烈，若专恃威力，横事摧残，不惟粤人之所共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
（三）措施具体明确且各有侧重
广州五四运动期间，不做“出头鸟”的广州人选择紧跟潮流4，同时，为保障运动有成效，在斗争目标、手段以及策略上均制定了具体明确且各有侧重的措施：在斗争目标上，“中心任务”和“具体斗争”并重；在斗争手段上，坚持“标本兼治”原则；在斗争策略上，“合法”与“暴力斗争”的争执长期存在，且暴力斗争日占上风。
从斗争目标上看，“中心任务”和“具体斗争”并重是其特征，如“抵制日货”始终都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任务，“决定办法以始终贯彻抵制为宗旨”5。自运动爆发始，破坏在华日商售卖或倾销商品企图，“排斥劣货（日货）”和“整治销售日货的公司”成为斗争的具体对象，利用封堵、打砸或阻止销售等手段进行精准打击，“粤省抵制之怒潮现正纠集于先施、大新、真光三大公司，群曰之为‘亡国公司’”[22]。愤怒群众对“亡国公司”一律“打毁招牌和玻璃窗”[23]。运动中，学生不为利所动，针对“亡国公司”以投资办学为条件借以免除学运对其造成冲击的做法，学界“始终未为所惑，俾国人咸知金钱不能战胜公理云”。为了较好地排斥劣货（日货），学生团体进行了激烈斗争，同时，制定了较为严密的防范措施。
政府与民众关系恶化后，民众将斗争矛头指向镇压学运的警察厅长身上，警察厅长官魏邦平很快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为了深度惩治魏邦平，“粤四十一校罢课”且“结众围警署”[24]，魏邦平害怕避匿起来。
从斗争手段上看，奉行“标本兼治”原则，即是抵制日货、倡导国货和振兴工业三种举措并行，其中，抵制日货是首要，倡导国货是过渡，振兴工业才是根本。为贯彻原则，对中、日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日方面，以“检查”为手段，查处和焚毁日货，时人有记“于八月九日百余人赴同兴街‘怡和记’‘广福隆’等五家查出劣货（日货）甚多，遂邀各店主赴总商会理论，奸商自知理曲，共愿罚洋五百元”[25]，“八月二十九日，同兴街德昌店以劣制火水改为英商标，被查出三十六罐，悉数充公，人心大快”[26]；对中方面，设立国货陈列所，通过宣传、展示及示范，鼓励市民多多使用国货；同时，主张振兴工业，认为“抵制日货还要从振兴工业入手，若不振兴工业，就是抵制日货也无货可用，……若工业振兴了，不特可挽回输出日本的礼券，还可养了无数困苦的同胞呀”。抵制日货只是暂时的手段，只能“治标不治本”，只有国人发奋，先用国货替代日货，同时，大力振兴民族工业，国家民族强大才是战胜外敌的不二法宝。
从斗争策略上看，学生团体及社会人士在“怎样开展斗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是要“合法斗争”，还是要“不妥协斗争”的争论，处于运动旋涡之中的学生及普罗大众均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双重抉择。随着运动深入，粤地关系矛盾激发，暴力斗争逐步被大众接受。
以学生为例，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学成救国”为口号，反对暴力斗争，不赞成从事现实斗争，教育会会长说：“我广东学生……不必罢课”[27]。而同时存在的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对其表示明确反对，他们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领导和鼓动广州爱国学生参加运动。以社会团体为例，5月初广州商界大多持谨慎态度，主张罢市的诉求较少，“吾粤商界寂然”，主张罢市的匹头行“不可谓非商号中之凤毛麟角也”[28]。张殿邦也说：“还有人刊登报纸及散发传单劝导学生应该读书救国，不要因为搞运动而荒废学业”，以上案例足可说明，“营业”和“学运”相较，对务实的广州人来说前者更具诱惑力。迟至七月，在学运推动下，加之，粤省长任免非人，广州商界才大量加入到罢市行列，“广州城内商店一律自愿罢市”。
为解决罢市风波，莫荣新一度用逮捕运动领袖刘柱石的办法逼迫商界开市，但是，事与愿违，罢市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罢工大潮的到来，“电力公司、自来水厂、广三、广九粤汉铁路、机器工人相继罢工”。
（四）“外联内动”助力运动深入拓展
广州五四运动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外来人员入粤宣传或在外留学生将讯息传递回省是本土运动发生和深入拓展的重要促进因素。京津沪人士来穗演说或在外留学生辗转传递信息成为运动的“引擎”，广州学生及社会团体成为响应或支持运动的骨干力量，因此，“外联内动”成为广州五四运动不容忽视的特点。“外联内动”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津京沪学生代表来广州活动，将北方运动信息通过大会或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传递给羊城学生，帮助或者引导本地五四运动深入开展。1919年6月，“广东各界在东园欢迎京津沪代表，到会人数甚众，各代表先后演说”；同月11日，广东省教育会请京津沪代表及各学校校长到教育会开会，会上，方豪代表“反复演说，都愿令粤学校一律罢课，以继北京学校后尘”[29]；同年底，粤籍北京学生谭平山等人回到广州，与广州阮啸仙等人取得联系6，了解运动开展情况，并向阮啸仙提出了办刊建议，“要想办法把运动深入地搞下去，应该先办一个刊物，搞运动没有宣传工具是不行的”[30]。二是本地生员从外部传递信息，鼓动或指导广州五四运动深入拓展。这一时期不少留学生将北京运动情况通过信件或电报转述给广州学生。
（五）响应时间早、持续时间长
与其他省份不同，广州五四运动具有开展时间较早（1919年5月7日），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起于5月讫至12月）。之所以较早响应，与全国五四运动爆发后，广东首先成为烈士故乡不无关系。郭钦光是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人，五四运动期间不幸殉国，出于乡谊、同情及义愤，广州较早声援了北京学生运动。5月7日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就发出通电，“学生深念士气培植不易，其激昂慷慨，凛然可杀不可辱之操，尤国家不可一日缺之性质，而国人所馨香以来，学校所朝夕砥砺者也。虽其所发，或有未谨，扶而导之，斯老成人之责也。今乃为当局者，一时一系之便利而摧之，其若国家何？”[31]广东高等学堂同学会要求“并请否认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徐树铮、吴炳湘等为中国人，以张大义而保国权”；广东省教育会也致电北京国务院，“学生焚曹殴章，实出爱国热诚，理直气壮，恳即日释放，以伸正义”。
广州大办追悼会，除深切缅怀烈士外[32]，还有借此契机以达鼓动学生及社会民众参与运动的目的。5月24日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发布公告，“我粤同学夙以爱国急公着，则对兹国家存亡问题，必有坚决强毅之主张，而隔江观火之态度为可耻，独惜未尝一度聚议，以确定救国之方表示中外”，于是，决定“本月廿五日下午在高等师范开学生大会”。
广州学运持续时段，从1919年5月开始，讫于12月，前后长达七个月之久，这在当时地方运动中几乎微乎其微。所以如此，与广州人不惧怕斗争，革命经验丰富，政治触角敏锐，注意和周边省市关涉革命斗争的呼应和联络不无关系。广州学运随着全国及其他省市地方出现新的斗争而不断深入持续发展下去，从5月到12月份，以“罢课”为阶段标志，运动前后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持续时段是5月到10月初，最早成为北京五四运动牺牲烈士故乡的省会广州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号召，发起了反对签约、惩罚卖国者以及敦促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的带有穗城特色的“广州五四运动”。第二个阶段，时间是同年10月到12月末，主要目的是为了声援山东、福建等地的斗争，手段仍然是以“三罢”为主。在此时段，学生依旧是运动先锋，在多方参与者共同努力下，从声势、行动及态度上给予其他省市以支持。支援山东，是担心圣人故乡沦为殖民地，“广东各界适逢山东圣地有行将沦为异域之耗，特为表示暂保圣地起见，除照例庆祝外，并于是日举行大巡行，籍以发扬真正民意”；援助福建，是由于福州日侨“殴毙学生”[33]，引发了新学潮。
二、广州五四运动发生原因探讨
广州五四运动在特征上独具粤域特色，因此，在全国学运中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广州学运的各种特征是由广州独特“历史土壤”（革命传统、政治因素、经济特色、文化特征、时政状况）所决定，分析“历史土壤”各要素有助于加深对广州特征的体味和理解。
（一）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的革命传统
鸦片战争以降，被迫成为通商口岸的广州是外国资本主义较早进入且承受外来侵略较为沉重的地区之一。因此，在欧风美雨的浸渍下文明开化程度与日俱增的广州逐步成为近代民主革命的“基地”。近代以还，从郑观应“商战”，到康梁维新，再到孙中山革命，广州始终以引领者的姿态走在时代前列。广州长时段支持近代民主革命，反之革命亦反哺和重塑了城市文化，广州人政治觉悟高和政事参与意识强的革命传统逐步形成，具体表现为地域政治化程度高7。正是这种特征决定了广州五四运动在群众来源上较为广泛，在运动开展时能够组织化和纪律化。
（二）客军统治广州的政治因素
自民国肇造，客军成为统治广东的主要力量[34],1919年广州处于桂系军阀的统治之下，在“联省自治”等呼吁声中，地方与中央离心离德，广州实质上处于割据状态，粤在地政府不对中央行为负责，故而，在学运初期，广州政民关系较为融洽。随着广州五四运动的深入，学生、社会人士游行示威、打击在华日商、捣毁售卖日货商店等行为频频出现，逐渐引起了桂系广东政府的不满和仇视，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考虑，桂系军阀政府开始对学生及社会人士进行弹压或摧残，这是其后政民关系走向紧张对抗的基本原因。
深究粤政府弹压学运缘由，与桂系军阀受到日方威胁及力图维护地方统治均有关系。军政府保护日本侨民及在华日商利益，既有其受到了日本驻华公使武力威胁（拍电请求日军舰前往广州），“沙面日本侨民开会，议请该国总领事拍电报回国，要求本国速饬现在游弋江浙洋面之舰队，分遣数艘来粤保护商民。日领答谓，事实可行”[35]；同时，也是避免国际纷争、维护广东地域政治生态的一种举措，时任广东省长翟汪曾发布公告称：“风闻近日本地各学校学生因政治问题，遂欲抵制日货”，政府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学生“当专心学业，各能养成健全国民之人格，即为学生爱国之方，至政治问题，应听政府解决，断不能有妨碍邦交之举动”。为了杜绝学生大搞运动，用“找后账”的卑鄙手段恐吓学生，要求无论在校内外“均须穿着制服，随佩帽章领章，……而资识别”[36]。
（三）“务实不务虚”的经济特色
广州远离北方政治中心，有“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优势，加之，穗城长久充作我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或“港口”，所以，“重经济、轻政治”的意识成为广州城市文化因子之一，受该种意识长期熏陶的广州人自然而然地养成了重实际、轻浮言的“务实不务虚”的性格，“广州人……往往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认知态度”。受务实思想影响的广州人才会在五四运动期间更加注重斗争成效，这是广州为何能在运动开始之日起，在斗争目标、策略及手段上就能做到“既具体明确，又各有侧重”的原因。
（四）“形新实旧”的文化特征
岭南文化是广州城市文化的“底色”，1840年以后，近代工业文明开始成为左右或重塑广州城市文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先行的广州在文化上其实并没有走在时代前列，换言之，当北京、上海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段，广州却进行着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缺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缺少思想启蒙，这也是广州五四运动何以不同于全国及其他省份的主要缘由8。文化上的相对落后，造成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滞后，学生或社会人士参与运动多源于爱国热情和政治激情，对五四运动的内涵及目的并没有深切认知，而在运动产生、发展及持续的内在动力上则往往受外部影响较大。
（五）烈士故乡的时政状况
全国五四运动爆发后，广东首先成为烈士故乡。郭钦光是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人，五四运动期间因为义愤填膺不幸以身殉国，消息传来，整个广东地区（特别是广州）都有相关的悼念活动，来自四面八方的群众出于同乡情谊、爱国热情及愤愤不平，纷纷投身革命，这是广州学运较早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原因所在。另外，广州人革命经验丰富，政治触角敏锐，注意和周边省市关涉革命斗争的呼应和联络，这是运动分阶段深入拓展的缘由。
三、结语
广州五四运动是一场得到了广州人民支持且各阶层深度参与的以“抵制日货”为核心内容的地方性爱国运动，它是全国五四运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因地域历史土壤的作用，使得它又独具粤城特色。
广州是民主革命策源地，政治化程度高，决定了广州学运开展时团体组织化特征较为普遍，且能开展有组织、有纪律的斗争；桂系军阀政府弹压运动，学生、社会人士和军政府的关系由合作向对抗嬗变；务实不务虚的精神实质使得深受全国五四运动影响的广州人在制定斗争措施时既具体明确，又各有侧重；形新实旧的城市文化特色，“外联内动”成为本土运动深入发展的动力；烈士故乡，出于乡谊而较早呼应北京五四运动，且以悼念烈士为契机，发动群众参加运动。
广州五四运动因应全国学运而爆发，粤省人们用“不妥协斗争”的方式呼应和支持了全国及各省学生运动，在五四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由于广州人们一直坚持反帝爱国斗争，使得日商在华倾销行为遭到了打击；桂系军政府的统治基础也受到了动摇；广东政局虽未发生巨变，但是，学运对学生群体和普罗大众造成较大冲击和影响，民心思变下的广东开始逐步摆脱客军统治，孙中山及广东在地军政们开始登上主导或左右粤省政局的时代舞台。学生与各阶层合力推动学运深入，和无产阶级联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生根发芽的进程，这也是粤省最早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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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广东高等学堂同学会电[N].民国日报.1919-5-18(07).
[32] 吾粤学生奋起救国之宣言[N].广东：中华新报.1919-5-24(5).
[33] 赵涛.北洋时期的入粤客军与广东政局（1913-1925)[D].广州：暨南大学，2007.
[34] 广州市民运动之大波澜[N].民国日报.1919-6-10(07).
[35] 督长会衔布告[N].民国日报.1919-6-10(07).
[36] 李公明.广州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3.
注释
1揆诸既有论着，对运动动因、斗争对象、经过、结果、影响、蕴意、本质、联系、时人态度，参与群体及运动中心与周边市县关系等的分析，是以往五四运动研究的主要路径。近年来，从区域史角度出发研究五四运动在地方开展情况，研究视角由“中心”转移到“边缘”，层次由“上流”向“下层”过渡，以地方视角管窥五四运动，发掘以往未曾关注过的“地方特色”，借以丰富五四运动历史图景，增添运动的地方蕴意和“史义”，成为当前学界新宠的研究视角。
2沙东迅在《五四运动在广东》（《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一文中认真梳理了学运在广东开展的过程，分析其和马克思主义在广东传播的关系；殷丽萍的《“五四运动”时期广州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特点》（《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总结了学运时期广州人抵制日货运动的特点，分析有独到见解；胡希明在《“五四运动”在广东》（《理论与实践》1959年第5期）中凭依丰富史料，描摹了五四运动在广东全省“开枝散叶”的情况，是广东五四运动整体情况的总结；闻朔的《“五四”的震撼——五四运动在广东的影响》（《同舟共进》1999年第5期）与刘秋得的《弘扬五四精神、投身时代伟业——五四运动在广州的特点与启示》（《广东党史》1999年第3期）均从纪念五四运动的视角出发，概括广州五四运动的特点、影响与启示，使得五四运动的广州地域特色与意义得以彰显。
3(1)章开沅先生特别强调在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历史土壤”对历史事件的影响，诚然，广州特殊的城市传统、政情、经济、文化以及时况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壤”决定了五四运动在广州开展时必然具有特殊样态。研究广州五四运动特征，如果不从分析羊城“土壤”的基点出发，则其所得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表象结论，对根本解决问题的助力不大。
4(1)从与全国五四运动的关系看，广州主要是为了声援北京学生，地位属于附从，全国五四运动的发展进程一直影响和左右着广州五四运动的深入。
5(2)1919年9月7日爱国星期报（第十号），声明：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希望通过经济手段打击日本，进而左右其政策的制定。转引五四运动在广州资料选编[C].1984:99.
6(1)阮啸仙（1898-1935），广州五四运动期间曾担任校级学生会负责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并代粤区执委会书记，1935年牺牲。参见中共花县县委党史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花都党史通讯（内部资料，第2期）[J].1988.1-4.
7(1)地域政治化高主要是指该地政治组织在规模、数量及层次上均比其他省市发展程度高；运动参加群体来源广泛，组织化较为普遍，团体代替了个人政治行为能开展有组织、有纪律的斗争。
8(1)广州五四运动末期，陈独秀南下并在广东群报上发表《敬告广州青年》，虽鼓噪一时，但是，其效果并没有持续下去（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C].20-21 .），因此，迟至1927年，自厦门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下车伊始便发现广州虽然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但是，新文化运动却是缺失的。为传播新文化运动成果而南下，鲁迅先生于原广州惠爱东路（今越秀区中山四路）芳草街44 号二楼创办了“北新书屋”（见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鲁迅年谱》编写组.鲁迅年谱[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330-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