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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凉山州会东县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入新疆巴州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彝族务工人员的“获得感”的来源，从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个人能力提升以及所处社会情境改善等方面探讨了这一群体的“获得感”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提出了彝族务工人员获得感提升路径，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彝族农民更好地融入流入地，也有利于推动凉山彝族地区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工作，助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彝族务工人员; 获得感; 乡村振兴;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a case study of Huidong county of Lish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we analyze the sources of "sense of gain" for minority Yi workers employed in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Bazhou of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We study their "sense of gain" from their improved material life conditions, personal abilities and social situations. Then we propose solutions to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their "sense of gain", which can not only benefit minority Yi agricultural laborers' adaptation to the new environment,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mpaign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in Liangshan.
Keyword： Yi workers; sense of gain; rural revitalization;
一、引言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17个县市中有11个为深度贫困县，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其贫困量大、贫困程度深，是国家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和“主战场”之一，是影响四川乃至全国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控制性因素[1]。在全球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凉山彝区大量劳动力外流，要想搞好彝区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工作，应该聚焦彝族农民工本身。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时代背景下1，目前有学者提出提升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检验精准扶贫成效的重要标准的观点[2]。近年来，流入新疆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凉山彝族呈增长趋势2，这一群体具有少数民族农民和贫困地区农民的双重身份，具有其显着的独特性，然而目前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却付之阙如。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期间多次往返于新疆巴州以及凉山州会东县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相关文献资料，从彝族农民（下文的“彝族农民”均指在巴州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彝族农民）获得感的来源以及提升路径两个维度对新疆地区彝族农民的获得感进行深入研究，以利于推动凉山彝区的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工作，助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这一群体的获得感亦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诉求。
二、彝族务工人员获得感衡量指标
在田野调查期间，笔者听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诺苏历史上从来没过过现在这么好的日子”，这显然是这一群体的共鸣，那么，他们“好日子”的内涵是什么？仅仅是由于收入增加而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提升？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这一群体的“好日子”内涵不仅包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层面的满足感，而且包含精神层面的体验感，刚好切合当下流行语“获得感”的内涵。“获得感”（sense of gain）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共享发展理念以及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是随着时代发展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其概念内涵并无统一、清晰的界定。结合学界前期研究成果以及巴州彝族农民实际，本论文将获得感定义为：彝族农民在自身参与农业生产活动时，由于物质生活条件改善3、个人能力提升以及所处社会情境改善等方面取得的客观获得感（objective sense of gain）及主观满足感（subjective sense of satisfaction）。叶红和马黎认为群众获得感的提升，不仅有利于解决贫困地区发展不足问题，更有利于规避扶贫资源下沉导致的物化现象，从而形成正确的义利观，彻底激发内生动力，促进脱贫成效的持续性[3]。
巴州彝族务工人员这一群体的获得感究竟从何而来？凉山州作为国家脱贫攻坚的“硬骨头”和“主战场”之一，仅仅依靠外部力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时代背景下，要想搞好凉山彝区的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工作，应该聚焦彝族农民工这一群体，他们的获得感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诉求，是衡量彝区脱贫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从物质获得、能力获得和社会情境三个维度研究巴州彝族务工人员这一群体的获得感（图1）。
图1 分析框架
（一）物质获得感：获得感的基本保障和内生动力
生存需求得以满足是彝族农民获得感的基础保障和内生动力，与先辈相比，这一群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获得的物质条件有所提高，这也是这一群体共享国家改革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及社会经济模式转变所带来的益处后最直接、最真实的感受，是提升该群体获得感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田野点之一——柏栎箐村，地处高二半山区，交通闭塞、自然条件艰苦、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的经济收入来源为农作物和畜牧业，农作物以玉米、马铃薯、苦荞等为主，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土壤贫瘠，且耕作技术落后，农作物仅能自给自足。自21世纪初开始，该村便有年轻男性不断外出务工。2001年，本村开始出现以家庭为单位到新疆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现象，到目前为止，已有90%的劳动力常年往返于新疆和会东家乡之间4，外出务工收入已成为本村的主要收入来源和自主脱贫的主要途径。新疆巴州地区的会东彝族在3—8月份期间主要从事棉花种植、枸杞种植、甘草种植、果蔬种植等农业生产工作，9—11月份集中从事棉花采摘工作。这一群体的物质获得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入增加。收入增加成为彝族农民最直接、最明显的获得感因素，每年具体的收入明细如表1和表2所示5。
表1 3—8月份收入明细
表2 9—11月份收入明细
根据表1和表2，男性每年平均收入约为4万元，女性平均收入约为5万元，由于到新疆务工的彝族基本都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每个家庭每年的收入约为9万元。女性还会在种植农作物期间利用空闲时间做零工，每天收入约200元，这部分额外收入每年约为1万元。除去日常生活开销以及往返路费，一个核心家庭每年的净收入约为7万元。据柏栎箐村干部不完全统计，该村每年的务工收入约为1000万元，其中有90%左右的收入来自新疆地区。
(2）有房住。国家为实现全面脱贫，决定对建档立卡户在自愿的基础上实行易地扶贫搬迁，并且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易地搬迁的主要目标，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标尺。野租乡柏栎箐村传统村民房为土墙结构房屋，由于村民常年在外务工，无人照料，不少房屋已成为危房。近年来由于收入增加以及国家扶贫政策等原因，不少村民新修建砖混结构房屋，且依托会东县民俗生态度假区6，有30户村民已修建“联排别墅”7,50户已在会东县城购买房屋，其中42户为小产权房。
(3）享受优质教育。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认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同时指出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其中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8。教育已成为凉山彝区扶贫攻坚的主要领域和重要手段，是当前脱贫攻坚实现全面脱贫的核心抓手之一。思想贫困是贫困人群长期不能彻底摆脱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可以破除思想禁锢，以教启智，提升贫困人群脱贫攻坚的智慧、力量、勇气和信心，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原动力。教育还对贫困人群的智力开发和能力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贫困人群实现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和决定因素。
随着彝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彝族老百姓越发重视子女教育。当前学界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丰硕，然而在彝族人看来，外出务工并不是其人生的终极目标，在外务工是为了能积累资本在家乡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加之在外务工流动性较大，因此很多外出务工彝族都将子女交由老人照看，并在会东县境内就读。由于乡村地区条件艰苦，且学校教学质量相对较差，目前有80%以上的柏栎箐外出务工彝族都将子女送到县城读书，其子女能与城市孩子享受同等优质的教育机会。均衡教育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法的方向性要求，如何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是当前我国义务教育的工作重难点，2012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东县政府积极贯彻落实该“意见”，2017年11月会东县成为凉山州继西昌、德昌之后的又一个完成国家认定的“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野租乡中心小学学生共有130人，教师15人，师生比1:8.7，全县小学师生比为1:21.59，野租乡中心小学的师生比远远超过全县平均值，究其原因在于该乡为彝族聚居乡，有条件的彝族村民都将子女送到会东县城读书。且近年来，会东县政府抓实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其中“关爱农民工行动”旨在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这也着力解决了彝族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让其子女享受了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真实实提升了这一群体的获得感。
（二）能力获得感：获得感程度的决定因素
彝族务工人员的个人能力包括工作能力、学习能力、语言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新能力以及领导能力等方面，是完成一项任务或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作为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彝族农民这一群体，个人综合能力最直接、核心的考核标准是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其个人能力是获得需求和社会认可的基础。彝族农民存在受教育程度低、技能培训经验缺乏、语言沟通能力弱等客观不足，然而这一群体也有勤奋好学、认真负责、诚实守信等优良传统美德。LH公司第六期棉花流转地河南籍负责人张厂长告诉笔者，他所负责管理的棉花地曾雇佣过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区的农民工，其中来自凉山的彝族是最勤奋、最认真负责的，因此最近几年，他的棉花地雇佣的凉山籍彝族农民成增长趋势。
(1）工作技能获得。柏栎箐彝族农民在家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工作，农业生产活动主要采取邻里互帮互助的传统模式，尚未普遍使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新疆巴州地区棉花产业已基本实现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发展。新疆土壤盐碱化程度比较严重，需要大量灌水以降低其碱性：春季灌水压碱，降低土壤中绿化物含量；夏季洪水期灌水洗盐排碱降低土壤盐碱浓度；秋季翻压后冬灌待播，为来年春播及宽膜植棉创造良好的条件。彝族农民在种植棉花地期间其中一项重要任务便是“灌水压碱”，这一过程主要应用灌水机，彝族农民几乎没有使用灌水机的经验，因此需要统一进行培训学习使用。拖拉机是种植棉花常用的工具之一，彝族女性在家乡进行传统农业耕种时从未使用过这一工具，但在新疆地区随处可见彝族女性开着拖拉机的场面。
近年来，会东县政府为抓实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于每年农民工返乡高峰期（约11月至次年3月）免费开办农民工技能培训班，旨在为农民工提供专项技能培训，以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很多在新疆务工的彝族农民工都曾参加过政府组织的专项技能培训学习，并获得相关的工作技能..10。通过专项技能培训学习，彝族农民的自身技能不断得以提高，这不仅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就业竞争力，也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心，这一群体社会认同感和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得以加强，其获得感便随之提升。
(2）沟通协调能力。由于巴州棉花种植业已实现集约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发展，棉业公司为管理方便和提高经济效益，在其雇工中选择一部分有能力的人担任领工..10，以协助其日常管理工作。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10的彝族务工人员成为领工群体，主要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协助彝族务工人员与棉花地老板之间的沟通工作，帮助老板介绍彝族务工人员，以及协助彝族务工人员“讨薪”等工作，他们成为彝族农民赖以生存的“帮手”，是这一群体名副其实的“代言人”。在工作中，领工们的沟通协调能力和领导组织能力不断提高，这些能力逐渐成为其谋生手段，使其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总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新疆务工期间，通过不断学习各项新技能，个人综合能力得到极大提升，由此带来的社会认同感和社会适应能力让其获得了精神层面的满足感，这直接决定了其获得感的程度。
（三）社会情境获得感：获得感的实现保障
“情境”一词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W.I.托马斯与F.W.兹纳尼茨基在移民史的经典着作——《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中提出，认为“情境”是人类行为与文化相结合的可供观察的共同体[4]。Bandura的交互决定论认为，社会情境、行为和个体因素三者是一个三方互惠的辩证关系，其中任何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都会随着社会情境、个体因素和行为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且在三个因素内部也存在这种互惠作用[5]。根据交互决定论，对新疆巴州农民这一群体而言，社会情境是他们客观获得的基础要素，个体因素（物质获得）是其客观获得的基本保障和内生动力，而能力获得则是影响其客观获得的直接因素。获得感是人们通过自身努力后，获得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后所取得的心理满足感。作为一种主观获得感，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行为，包括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以及获得对象的需求与动机、获得行为、获得的结果，体验的主观条件等等，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体验，同时也是社会性的体现，与所处的社会情境密不可分。作为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到陌生的环境需要重新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从中获得物质资源、社会支持、服务等，从而获得安全感，而政府的支持是这一群体获得感最重要的社会支持。
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加速了中国政府的转型进程。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关于农民工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东县委县政府于2019年8月份开展了以“爱心相伴·团聚圆梦”为主题的留守儿童亲情团聚夏令营亲子活动，组织21名留守儿童（其中有19名彝族）远赴3 400公里之外的新疆库尔勒与亲人团聚。笔者有幸参与此次活动全过程，参加此次活动有县委宣传部、组织部、总工会、教育体育和科技局、劳动和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就业服务管理局、禁毒防艾办公室、野租乡政府、野租小学等相关部门。县委县政府组织此次活动的目的不仅在于促进亲子沟通和团聚，期间还挂牌成立了四川省会东县驻新疆库尔勒市“农民工党支部”“农民工工作站”“民族团结工作站”三块牌匾，这也是会东县第一个驻外地农民工党支部、农民工工作站、民族团结工作站，主要目的是及时了解、收集党员及农民工的意见、建议，同时将会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相关政策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载体及时传达给农民工，开启了会东县农民工服务保障的“新路子”，为更多农民工服务提供了保障，让农民工真切感受到县委县政府针对农民工的服务已深入到农民工务工地，让农民工在异地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新疆地区，因老板拖欠工资而发生的劳务纠纷屡见不鲜，由于彝族农民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其维权之路非常艰辛。在讨薪过程中，彝族农民通常会通过集体维权的方式，聚众到相关部门进行反映或投诉，有时某些不理性维权方式不仅起不到好的维权效果，而且还会引起诸如破坏社会秩序等不良后果。来自柏栎箐村三组的6户村民2017和2018年在一个湖南籍老板的棉花地当种地工，两年的工钱共计84万，但2018年老板却因经营亏损而跑路，村民们从此走上艰难的讨薪之路。2019年8月组织留守儿童亲情团聚夏令营亲子活动期间，会东县总工会主席和2位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代表一同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后在库尔勒市政府和市信访办的协调下，湖南籍老板答应在2个月以内结清所有劳务费，这一过程中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得以提高。通过提升农民工的政治信任而降低其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的可能性[6]，这不仅可以提升农民工的政治获得感，还能避免因采取体制外权益表达方式而带来的不良影响，而农民工工作站的成立为农民工的工作和权益多了一份保障。
综上所述，由于彝族农民物质生活提高、工作技能获得以及社会情境等原因，这一群体的物质获得感和精神获得感明显提升。由于流出地的强劲推力，这一群体将在长时期内处于流动状态，然而要确保这种获得感持续发展，还需从不同层面进一步提升获得感的广度和强度。
三、彝族务工人员获得感提升路径
基于彝族务工人员获得感的内涵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实际困境，这一群体获得感的提升不仅需要相关政策支持和制度落实，还需要社会组织共同积极参与，以及彝族农民的个人能力和参与意愿的提升。以“多方共同并进，建立多渠道、多领域路径”的方式，提升彝族农民的获得感并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一）政策支持和制度落实：获得感提升的基础（国家、政府层面）
调研发现，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当地政府和社会对彝族有一定的偏见。LH棉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期负责人张厂长告诉笔者：“当地社会现在对彝族还存在一定的偏见，凉山州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和巴州的政府部门沟通，以消除这种彝族污名化（stigmatization）。”污名是由于个体或群体具有某种社会不期望或不名誉的特征，从而降低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污名是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被贴上该标签的人有一些为他所属文化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标签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7]。由于污名化所带来的消极刻板印象，使得彝族农民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并享有同等权益，身份污名的社会后果还可能造成群体之间的区隔和疏离，甚至对立和冲突[8]。鉴于此，新疆巴州和四川凉山两地政府应当协力去除彝族农民工“污名化”，让这一群体享有“受尊重、公平”等基本权利，以提升这一群体精神层面的获得感。
除此而外，基于彝族务工人员知识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等实际情况，流入地和流出地政府应该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定期进入彝族农民群体中宣传相关法律常识以及控辍保学、学籍管理、禁毒防艾等常识，以确保这一群体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等基本权利，从而提升这一群体的获得感。
（二）社会组织建设：获得感提升的社会支持（社会层面）
社会组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或互益性、志愿性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属性”，它对彝族农民融入流出地具有纽带作用。珠三角地区彝族家支派遣公司和“凉山农民工商会”规避了由于纯粹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失序和混乱[9]307-381。经过调研笔者发现目前新疆巴州地区缺乏类似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组织，而充足的社会组织可以为彝族农民提供专门化的服务、协助其尽快适应流入地生活；提供维护权益的有效路径；协助政府提升服务管理工作水平；协助解决劳务纠纷、突发事件等。在调研中，不少彝族农民向笔者吐露心声：由于火把节期间是棉花地打顶、除草的农忙时期，棉花地老板一般不会准假，很多彝族农民无法庆祝这一重要的传统节日。
由此，相关社会组织可协助彝族农民在巴州彝族相对集中的地方举行火把节，这不仅可以宣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还可协助彝族农民传承其民族文化，以增强这一群体的凝聚力及身份认同，从而提升其获得感。
（三）彝族务工人员的个人能力提升：获得感提升的核心（个人层面）
彝族务工人员的个人能力是其获得感程度的决定因素及内生动力，这一群体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通过不同途径提升个人能力以增强个人就业竞争力和自信心、增加个人收入，从而改善物质条件。然而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语言能力较差、专业技能缺乏等原因，彝族农民的人能资本禀赋较低从而降低其业竞争力[10]，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群体的获得感。为了进一步提升该群体的获得感，应增加其人力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11]。从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加大教育投入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核心所在，因此彝族农民的能力提升不应仅依赖于从日常生产生活中获取的基本技能，而应积极主动参与政府及各社会组织提供的各种职业教育培训，以提升自身综合能力，为流出地和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总之，彝族务工人员获得感的提升和持续发展须国家、政府、社会以及个人以“多方共同并进，建立多渠道、多领域路径”的方式方能实现。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对贫困的实践经验指出，对贫困的认识要深入到“结构”层面，贫困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被排斥在经济社会发展之外，无法参与到发展之中，结构化、制度化的社会排斥才是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12]。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就是要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民工这一群体和贫困地区更应该享受这些成果和益处。
当前由于收入增加、住房保障和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等物质获得为彝族务工人员群体的客观获得提供了基本保障和内生动力；同时由于工作能力、学习能力、语言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新能力以及领导能力等方面的积累促使彝族农民个人综合能力不断提升，为其社会认可等精神层面的获得提供了基础；再者，政府层面为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促进等社会支持，保证其享有公平、公正、受尊重等最基本的权利。总体而言，彝族务工人员工群体的主观获得感和客观满足感不断得以提升。然而某些地区存在彝族“污名化”，以及彝族农民自身人力资本禀赋较低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群体获得感的进一步提升，因此需要以“多方共同并进，建立多渠道、多领域路径”的方式，提升彝族务工人员的获得感并确保其可持续发展。
提升彝族务工人员的获得感具有极强的现实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这一群体在新环境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以消除融入和适应新环境所面临的困境，也有利于这一群体反哺乡村，推动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工作，以助推彝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彝区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实现其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同时提升，因而提升这一群体的获得感亦是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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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论文在调研及写作期间得到彝族务工人员、会东县相关部门以及柏栎箐村干部的极大支持，文中的大量数据均来自实地调研及上述相关人员提供资料，本人郑重承诺本论文文责自负。
2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3由于在新疆地区的彝族具有较强的流动性，无法得到在疆彝族的准确数据，综合笔者实地调研期间彝族所提供的信息以及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数据估算，2010年至2015年为彝族在新疆的数量达到最高值，每年平均约有8万人，会东县流入新疆地区的彝族，每年平均约为7000人。
4此处的物质条件并非指彝族在新疆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等，而是指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后所获得的物质回报，下文对此有详细分析。
5大部分彝族一般于每年3月中上旬离开家乡前往新疆，当年11月底彝族年期间返回家乡。
6表2和表3的数据均为笔者实地调研所得，且均为平均值。
7该项目是会东县政府为落实中央、省、州旅游扶贫具体部署，带动当地彝族村民致富奔康，委托会东县农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项目，度假区位于柏栎箐村委会所在地，于2018年5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8“联排别墅”由政府统一规划修建，与会东县民俗生态度假区同时竣工，每一栋修建成本13.7万，政府补贴5万元。
9转引自熊建军、陈少牧:《两种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启示》，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10相关数据为2018年的数据，由野租小学和会东县教育文化局提供。
11据会东县就业服务管理局所提供数据，在新疆务工的彝族农民工每年约有100名参加该专项技能培训，截至2019年8月该培训项目已连续举办三年，参加专项技能培训的在疆务工彝族累计有300余人次。
12“领工”一词借用沿海制造业形成的“领工制”模式下的“领工”，新疆地区实际称该群体为“带班”。
13此处“高等教育”并非常规高等教育。在新疆务工的彝族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人便可算“高学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