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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霍尔的语境文化理论为依据对著名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进行跨文化解读，从而找出作品中母女两代人所各自代表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原因，探讨双重文化对母女关系的影响。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我们珍视本国文化的同时，也应扬长补短，吸取其他国家优秀文化的精髓。
关键词：喜福会、高低语境文化、跨文化解读、母女关系
一、引言
《喜福会》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的成名作，书一面世即大获成功，影响深远。关于《喜福会》中对双重文化以及母女关系分析的文章很多，对其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喜福会》主题的分析，从语言学角度探析《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论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等;关于对《喜福会》中女性价值的研究;对女性的民族身份的认同的研究等。本文着重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与高低语境文化角度对《喜福会》中的母女矛盾冲突进行分析，剖析第一代中国移民和她们的后代遭遇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碰撞，及碰撞过程中女儿们对母爱的困惑以及母女关系最终走向和谐的过程，即中西两种文化由冲突到交融的过程。
二、高低语境文化及其特点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世界上的文化是复杂的，同时也是有一定规则的[1]。文化具有语境性，霍尔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讯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高语境中语义的承载主要不是语言性的，而是非语言和语境性的。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有形的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被编码的、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语义主要从存储的非语言及语境中衍生出来，信息不是包含于语言传输中。高语境中的信息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高情境文化强调了沟通所在的情境;它们非常注意含糊的、非言语的信息。低语境的传播刚好相反，是“大量的信息蕴含在清晰的编码中”[2]。低情境的文化不太强调沟通的情境;它们所依赖的是明确的言语沟通。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和个人决策。
霍尔的研究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理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霍尔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中国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处于高语境一方。高语境文化下的成员由于长时间身处同一文化背景下，成员获得知识的来源和途径相同，遵循着一样的传统，无需细节信息就能相互理解对方试图表达的意思，并作出恰当回应，所以通常不会出现沟通障碍。在人际交往中，成员间擅长借助共有的“语境”以及手势和表情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即间接交流，含蓄隐晦。在书写和言谈中倾向于间接的风格，再三铺垫却不直接切入主题。依赖信任或直觉的引导，推理也倾向于迂回或间接的方法。高语境文化深深扎根于它的历史中，是一种统一连贯的文化，因此高度稳定并且变化速度较慢。
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则由于缺少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很难形成非语言的沟通，他们在交往中必须更多地借助清晰直接的符号编码信息。低语境文化是个人主义导向的文化，强调自我和独立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在低语境中，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非语言的及语境性信息对语义的影响是有限的，语义主要包含于进行交际的语言中。低语境中的信息解码主要在言语中，对语境的依赖性小，更倚靠坦率直白的方式进行沟通，写作或语言交流时他们倾向于开门见山。并其低语境成员性格外向，热衷自我表现。
当高、低语境文化遭遇碰撞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际中的尴尬。《喜福会》中有个经典的片段――韦弗利携男友里奇参加她父亲的生日晚宴时，妈妈钟林冬对自己做的菜评价道：“这个菜太淡了，没味儿，可能不太好吃。”同处高语境文化中的人都能领会这是中国式谦虚，往往期待的是大加赞扬的回应。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里奇完全不能领会这层涵义，领会为“既然淡了，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并把酱油直接浇在鱼上，令大家瞠目结舌，更令钟母差点气晕。这种交际中的尴尬冲突的根源就在于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性。
三、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东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
美国文化则具有低语境特性，文化成员倾向于低语境传播，属于个体主义文化。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将自己看作是独立、自立的，鼓励人们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松散。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学会自己思考，自由表达观点，自己做出选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和个性张扬的国家，非常重视“自我”。在美国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就是典型的“ABC”，在低权力距离文化的美国出生、长大，虽然是华人的外貌，骨子里受的环境教育熏陶却是美式的，接受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对中国母亲们的严格管束自然是一味反抗。所以当母亲们以忠孝观念要求女儿时，女儿们觉得不可理解，认为母亲的言行限制了她们的自由，阻碍了她们个性的张扬。
对于语境的依赖使得高语境文化成为一种集体主义导向的文化，加上深受五千多年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高语境下的社会成员从出生起就会自觉将个体划入各种团体，“家族”“民族”“国家”，等等，相互依赖，相互合作，追求与周围环境“相一致”“相和谐”，竭力回避对立冲突，重视亲密与和谐更甚于个人目标。由于崇尚的是集体主义文化，爱国主义很重要;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牺牲，“集体观念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一个人的能力往往代表他所属群体的群体价值。成功之时，个人往往把功劳归于集体、环境和他人的帮助。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关系”也变得空前重要。这样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他人取向，即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要面子”，习惯谦虚忍让，“万事以和为贵”。因为过分强调自我压抑，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中国人没有“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