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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再三澄清，自己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他主张以全球化走出现代性，这与中国一些后学理论者主张以后现代走出现代性是相当契合的。这一点从刘康对后者的称赞上也能看出来。刘康说，（以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中国后学论者）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处于对全球化问题的考虑。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换言之，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不是中国现代史中西方宰制或后殖民等，而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注12〕刘康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那个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是怎样的一个引力场。他也没有说明，他所说的文化想象指的是谁的想象。如果他指的是中国后学论者对全球文化的想象，那么我们发现，这种想象还真没有放弃西方宰割或后殖民的焦点。例如，张颐武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文中说，他要驳斥的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两种倾向，一是把西方现代性用作普遍标准，二是把 全球化用来对中国西方化。〔注13〕在张颐武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中，西方宰割或后殖民显然都还是焦点问题。
我举刘康和张颐武的后现代话语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为例，不是要评论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在后现代话语中，全球化仍然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话语并不能使中国摆脱现代化问题。再者，即使是出于思考中国问题需要所阐述的全球化，其实也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特色。刘康对全球化的看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和自由主义工业技术论的混合版本，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则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对全球化的说法。霸权说或西方牵制说所依据的世界二分划定（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西方/中国等等）本来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在后面还要述及），甚至还不能说是后现代的理论。西方霸权论其实是普遍趋同论的背反形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或积极潮流来描述，而前者则将这种描述当作一种不见得有事实根据，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有害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揭露。刘康和张颐武的例子还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后话语中，对全球化的认识其实未必统一。刘康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可以帮助人们设想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张颐武? 康鞯氖侨?蚧?耐?换??庵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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