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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图书馆或私人等收藏的图书。《新唐书·艺文志一》:"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清 平步青 《霞外攟屑·斠书·二十四史月日考》:"身后萧然，无以为敛。藏书手著，斥卖都尽。"茅盾 《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孙毓修每天很忙，他把整个江南图书馆的藏书都浏览一番。"
摘 要：文章从官府聚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藏经目录四个方面对元代藏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元代;藏书;特点
元朝是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的王朝，随着元帝国时代的到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自唐安史之乱以后五百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大统一。疆域的扩大，政治的统一，民族的大融合，必然带来文化的大冲击。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融合，又相互促进。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藏书工作中也呈现出了与其他朝代所不同的特点。
一、官府聚书成为元朝藏书的主要来源
元统治者崛起于北部蒙古高原，本来以游牧为业，建立政权后，一部分蒙古贵族就建议铁木真把中原作为牧地，继续游牧产业。但是对汉文化颇有研究的大臣耶律楚材就向铁木真父子进言，阐述推崇儒学思想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人，是我国金元时期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在蒙古人统治时期为官，曾积极辅佐蒙古贵族推行“汉法”，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曾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1]在蒙古军队攻下金国首都南京(今开封)后不久，耶律楚材就主持在燕京置编修所，在金朝原来刻书的中心平阳设立经籍所，史称“由是文治兴焉”。元代掌管图书的不仅有兴文署，还有艺文监。艺文监中有艺林库，“掌藏贮书籍”。元代还设有广成局，“掌传刻经籍，及印造之事”。太医院下属的医学提举司，负责“校勘名医撰述文字”。另外的一个重要藏书机构是秘书监，至元九年(1272)设置，“掌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这些机构的设立在组织机构上为藏书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势如破竹，攻下了南宋都城临安，宋恭帝投降。在一大批汉臣的力阻下，元军没有进行屠城、烧杀，使得一些重要的文献典籍得以保存。据南宋史料记载，靖康以后，宋朝廷曾经大量聚书。淳熙五年(1178)的《中兴馆阁书目》计存书四万四千余卷，比《崇文总目》所载还多出了一万二千余卷。嘉定十三年(1220)的《续中兴馆阁书目》又多续一万四千余卷。此时南宋秘书省的藏书已达到六万多卷。再加上以南宋皇帝为首的文人墨客所著的书，当时临安的藏书非常多。元军在攻下临安后，向天下诏谕“秘书省图书……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2]大将伯颜命人将宫中的图集、秘书省的藏书全部收集。后来又收集了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的图书、祭器、乐器等，共得到图书五千余册，由卢挚奉诏将所得善书精本悉数转运到大都，交与行文署。这看似一场文化的掠夺，实际上对文化书籍的遗存却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元代官府聚书的过程中，许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祖籍河内李封，是我国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天文学家。他的学术思想和社会实践活动对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衡在政治上推行仁政思想，深得忽必烈的赏识，曾经十次召他为官，辅佐朝政。在元军取得宋朝藏书后，许衡建议把杭州以及其他主要大城市的官府藏书、书板都要收集起来。于是元军又对宋朝的主要官府藏书进行了广泛的搜罗。书板(版)的收集保存，对元代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至正三年(1343)，元朝廷诏修宋辽金史，因史馆藏书不足，曾经在全国购求遗书，这也成为元官府聚书的一个途径。危素在《史馆购书目录序》中叙述曰：“至正三年诏修辽金宋史，遣使旁午购求遗书，而书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备数史馆，中书复命往河南、江浙、江西……于是藏书之家稍以书来献，驿送史馆，既采择其要者，书诸策矣。暇日因发故椟，其目藏焉。期间宋东都盛时所写之书，世无他本，今亦有之。”[3]据清嘉庆年间《松江府志》记载，这次危素在松江购得庄肃家藏书五百余卷。官府藏书通过元秘书监编写了一本《元秘书监志》，该本志书按照秘书库上的书目排架编成目录，分为“在库书”“送库书”“发下书”“读发下书”等类别。
二、书院藏书为元代藏书做出了较大贡献
书院在历朝历代都是讲学、藏书、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宋代由于理学的高度发展，书院的设置曾经盛极一时，讲学的规模也在逐渐增大。元代的书院讲学之风承继了宋代的风格，无论是藏书、刻书都不逊于宋朝。元政府对书院的设立和活动采取了宽容和鼓励的态度。至元二十八年(1291)，朝廷令“其他先儒过化之地，明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府州县及书院置之。”[4]并且规定元书院的学生和州县的生徒一样可以被举荐到政府为官。这一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书院的生源和讲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元代著名的书院有太极书院、江西锦江书院、余杭集虚书院、渤海东庵书院、许昌颍昌书院、袁州南轩书院、河南伊皋书院、武昌南阳书院、湘潭主一书院、杭州西湖书院等。尤其是太极书院的设立，为元初理学思想的确立以及儒学入主科举考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赵复、姚枢、许衡、窦默等人都在太极书院讲学或学习。
元代书院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朝廷赏赐和各路官府的支持。《元史》卷《儒学》记载：“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意思是说杨惟中、姚枢建立太极书院时，将朝廷所得的8，000册遗书作为藏书。临汝书院建于南宋淳佑八年(1248)，元延佑二年(1315)其尊经阁在火灾中毁灭，后来官府命令并出资重建，重建过程经历了***年。建成后，程钜夫曾为尊经阁作序曰：“南阳书院既成，乃茸旧阁谋藏书也。会宪使历山公俾提举学事者，萃列郡校官板本书至，因庋之其上，以待学者。”[5]可见书院的藏书受到了朝廷和官府的支持。二是私人捐赠。书院接受私人捐赠也是藏书的一大来源。宋代的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向上的，无论是儒学还是科技都是较为先进的。由于长期战乱的原因，流落到私人手里的藏书是比较多的。一些开明士人为了使这些书籍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捐赠给了书院。辉州共山书院就接受了不少的私人捐书。柳贯《共山书院藏书目录序》曰：“汲郡张公自始仕好蓄书，洎通显矣，益缩取俸钱转市四方，积三十年得凡经史子集若干卷。”[6]意思是张思明公将三十年薪俸所得都购买了书籍，捐赠给了共山书院。三是书院购买和刻印图书。元时的公立、私人书院都有农田。农田每年的收入非常可观，为书院购置和刻印书籍提供了保障。据记载：淮海书院有农田13，570亩、明道书院有农田4，900亩、文学书院有农田4，200亩、南阳书院有农田4，000亩、沅阳书院有农田1，200亩、清忠书院有农田1，100亩、伊川书院有农田1，000亩、江东书院有农田900亩。农田的收入不仅保障了书院的建设，还为书院的购书提供了巨额资金。
三、士人秘藏书籍成为元代藏书的一大补充
元统治中国时间不长，从灭南宋到元亡，仅有80余年，私人藏书不算太多，较宋朝的私人藏书相去甚远。但是就是为数不多的私藏也为元代藏书事业做了巨大的填补。
元代著名的藏书家有庄肃、元好问、张雨、汪惟正、耶律楚材、张文谦、张柔、贾辅等人。其中首屈一指的是松江的庄肃。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江(今属上海)青龙镇人，仕宋时为秘书院六品小吏。宋亡后，弃官浪迹于海上，隐居于松江青龙镇，于青龙镇建藏书楼“万卷轩”以贮书，收藏图书至8万卷，多为手抄本，上至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均有收藏，并把书目分成十门归类，被时人称为江南三大藏书家之一。元至正六年(1346)，为了修宋、辽、金三史，诏求遗书，元朝廷指派史臣危素到庄肃家访求遗书，庄氏怕书中有触犯禁令之处，乃将书焚毁，危素只选得500卷。庄肃撰有《庄氏藏书目》，其分类除经、史、子、集外，另有山经、地志、医卜、方技、小说6目，加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以区别，今已佚。元好问(1190―1257)是金代著名文学家，收藏大量图书。金宣宗贞佑元年(1213)蒙古人南下，为了保存图书，他把几千册善本藏入夹墙。后来为躲避战乱，他将珍贵善本与常读之书1，000多册，装了满满两车，由太原启程南渡黄河，到了福昌(今河南宜阳)三乡镇后，因潼关失守，再度南逃，不料途中住宿失火，两车书均被焚毁。元代中书令耶律楚材颇爱藏书，《元史・耶律楚材传》称其死后留有古今书画、金石和遗文数千卷。赵孟�/本是赵宗室之后，后仕于朝廷，诗文书画无不精妙，藏书亦多珍本。
元末兵乱，对士人秘藏是一场劫难。明宣宗时大学士杨士奇在其《文籍志序》中说：“吾先世藏书数万卷，元季悉毁于兵。”元代的兵乱，使不止一家的私人藏书毁于兵乱之中。
四、藏经目录的编纂丰富了元代藏书
元代对佛教的传播、寺院的建设、佛学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视的。元时著名的两大居士耶律楚材、刘秉忠都是元朝的开国重臣、一代名相，尤其是刘秉忠的佛学思想影响着元代最高统治者。刘秉忠(1216―1274)，元代政治家，元代北京城规划建设的肇始者，字仲晦，原名侃，邢州(今河北邢台)人，曾为僧，法名子聪。元世祖忽必烈对他言无不听，宠任益隆，曾经位至三公，官居太保。元代佛学的发展体现在佛寺的大量兴建与信徒的大量增加，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有各种高僧主持的大规模法事活动，元皇帝曾主持修纂藏经目录。
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藏经目录在汉末、曹魏之际。而概括全面、分类合理的藏经目录，当是唐朝的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元代各地的藏经数量很多，元世祖忽必烈认为藏经流传很久，但有不同的文本，如：藏文本、汉文本甚有差异。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召集各地高僧，包括蒙人、汉人以及各族的高僧齐聚京都，为用各民族语言准确地翻译佛经进行了讨论。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校对诠释了1，400余部藏经。后来忽必烈又命以蕃汉本参对楷定大藏圣教，华梵对辨，各题各标，编著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这部总录共分为四大部分：一是记录了自东汉初至元世祖时期的所译经藏、律藏、论藏的数目。二是分别记述历代译经的目录。三是大小乘教各部藏经、律经译本的著录概况。四是元代译经的业绩。这部总录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佛教对我国历代思想的影响，了解佛教在我国发展的历史。
元朝文化的发展特色既有中原文化的渗透，也有异域文化的利用，呈现了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文化的特点。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书籍的收藏也具有不一样的特色，值得我们讨论。
参考文献：
[1] (明)宋濂.元史・耶律楚材传卷一四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3461.
[2] (明)宋濂.元史・世祖本纪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179.
[3] (明)危素.危太仆文集卷八[M].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4] (明)宋濂.元史・选举志卷八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32-2033.
[5] (元)程钜夫.雪楼程先生文集卷二十三[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6] (元)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六[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