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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辛小说创作论

摘要:胡辛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江西自现代以来文学成就最突出的女作家。她由《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发轫,从追求女性为社会承认的“理想”价值,到《蔷薇雨》呼唤女性的内在自觉,再到《怀念瓷香》重构己身历史的母性书写,其小说创作的清晰流
关键词:胡辛,小说,创作,

死神瓦尔特,钻石展位,孙静露

  胡辛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江西自现代以来文学成就最突出的女作家。她由《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发轫,从追求女性为社会承认的“理想”价值,到《蔷薇雨》呼唤女性的内在自觉,再到《怀念瓷香》重构己身历史的母性书写,其小说创作的清晰流变可谓代表了女性写作的三个阶段,且见证了一个学者型作家艺术创造的品质和智慧。她纵横文坛近三十年,其小说创作使人们看到:一方水土和一方女人有着隐秘的生命关联,一种具有持久魅力的写作,往往是经由自身丰富的生命感悟而朝向地域与传统的精神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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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胡辛;女性文学;理想价值;内在自觉;母性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11-0115-06
  胡颖峰(1969―),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鄱阳湖学刊》编辑部副主编,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江西南昌 330077)
  一
  我愿意从胡辛28年前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开始,去探寻胡辛小说创作的发展。一个作家创作的发展,应该是在艺术的国度里不断淬炼自我、磨难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因而无论在“人格”还是“风格”方面,都具备文学史的“典型”意义。《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写的是昔日中学同窗的四个普通女人在阔别二十年后邂逅,各自对逝去岁月的诉说。那是一段青春盛放的岁月,“理想的火苗”在她们的胸中燃得旺旺的:进了文艺学校的叶芸想成为“小潘凤霞”,高中辍学进了抚河棉纺厂做挡车工的蔡淑华要做“小郝建秀”,进了助产学校的魏玲玲欲争当“第二个林巧稚”,而考上北师大的柳青,她的理想则是成为“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然而,那也是一段青春残酷的岁月,生活是那么含辛茹苦:蔡淑华工作后不久即离开织布机成了一名区妇联干部,她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丈夫对她的工作不屑一顾,子女们对她这个家务事全包的姆妈也总是抱怨。叶芸分到县剧团当演员,她靠自己的努力成了剧团的二牌花旦,却不得不为了结婚生女而中止,当她拒绝再生育、做了结扎重新活跃在舞台上时,却遭到好事者的恶意中伤诽谤,此后她两次离婚,直落得身败名裂,身心交瘁。魏玲玲分到县医院干了六年接生工作,但成家后为了丈夫的冷暖营养和当好儿子的“家庭教师”,她改了行,没有事业的依傍使她心中充满落寞、幽怨之情。
  在作者笔下,蔡淑华、叶芸和魏玲玲的人生充满了理想不得实现的辛酸和痛苦,人们由此了解到:压着因袭重担,身处各种条件尚且十分落后匮乏的社会环境里,女性多少是带点强制性地走出家庭之后,她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所面对的苦恼、阻碍何其深重。但即便如此,胡辛仍执著于“理想”,柳青便是她塑造的一位“理想”女性:她一生未婚,默默无闻地在农村执教十五年,虽然在不正规的山野学校里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但她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了人世间最崇高、最纯真的爱”,不幸的是她已身患绝症,面对死亡。柳青以一个女人所能付出的全部牺牲(甚至生命),来换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的实现。
  阔别二十年的经历,行年四十的感慨,四个女人在事业、理想、爱情、婚姻、家庭中的寻寻觅觅,负重若轻地浓缩在这个短篇中。“理想”与“爱”显然自始即是胡辛的内心“世界”。这篇小说,和同时期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等作品一道,体现了新时期之初女性写作的新质在于追求女性为社会承认的“理想”和“社会人”的价值,代表了女性现代意识即女性的自主自觉意识的诞生,呼应了时代人性觉醒的普遍要求,应该是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文学”作品之一。
  王安忆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说:“一个人刚创作时,虽然不成熟,但却往往很准确地质朴地表达出一个人为什么而创作。”[1]这是对的,最原初的总是最本真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之于胡辛,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这篇小说为她带来了声誉――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她崭露文坛的笔墨开端;还因为这篇作品投入了她情感的原汤,她此后的作品都由此沸腾开来,都是“写一个主题(第一部小说)及其变奏”。[2](P364)这“一个主题”便是“写女人”,这“变奏”便是不断自我开拓,借着文字中的流转多姿,自由飞翔:“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3](P203)
  二
  胡辛从《四个四十岁女人》的“理想”情绪里走出来的标志是《蔷薇雨》。其间十余年的时间里,胡辛发表了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我的奶娘》、《粘满红壤的脚印》、《这里有泉水》等作品,抒写的是生养自己的赣南这方红土地上的普通女人的命运;瓷都系列作品《瓷城一条街》、《地上有个黑太阳》、《昌江情》、《瓷都梦》等,诉说的则是瓷都这方留有自己青春梦想的苍凉的白色土上女人们那苍凉的故事。在这两个系列的作品中,作者依旧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以诗意抒情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纯洁、高尚、坚忍的女性形象。她们虽备受苦难、历经坎坷,但仍源源不绝地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母爱(奶娘),执著于事业(艾小雨、树云),无悔于爱情(四小姐)。她们反叛传统、敢爱敢恨,焕发出炽热的生命力(小弟、谷子、金景景)。如果说女性在事业上表现出独立、坚韧的奋斗意志,其实只是完成了女性理想对外部世界的探索,那么在胡辛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中,女性爱的生命力的张扬,则已经表现出向内探索的情爱观的进步了。
  西蒙•波娃认为:“(妇女)要能够写作,要想能够取得一点什么成就,你首先必须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别人。”[3](P144)属于自己之后,更要书写自己。把自己从父权制的定位身份挣脱开来,写内在的自己,写真正的自己,写希望的自己,如此才能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那长久而深藏的压抑才能疏解。《蔷薇雨》便集中展露了女性内在的爱欲之自然性。出身书香名门的徐家七姊妹,尽管生活经历不同,个性脾气各异,但对爱的追求都是那么执著。主人公徐希玮清高孤傲,经历生活磨难却仍然虔诚地寻找真爱。她的大姐希璞在对静默如死水般的现实爱的不满中处处透出对理想爱的渴求,二姐希玫从无爱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却又陷入荒谬的情爱之中。而在更为年轻的一代女性身上,对爱的追求表现得更为大胆而热烈。四妹希瑶爱上了个“流浪无产者”,五妹希?做了垃圾老头的媳妇,六妹希玑相好上一位个体户,七妹七巧则追求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浪子凌云。在作者笔下,女性的爱欲仍旧负担着太多的社会沉积物,如六眼井女训、三眼井女戒、大井头女流格言,以及祖母严厉的“清白名声”家训,还有悬挂在徐家书屋前的年深月久的“节孝可风”牌匾。但名节、操守、门第等传统观念,咒骂、凌辱乃至于磨难,都改变不了女性对爱的初衷。徐希玮从自身的经历中感受到,清白名声“是千百年处于底层的女性自卫的积淀,是女性生存、尊严的自我修筑的堤坝。然而,这堤坝何尝不是常常毁于女性自身的情与欲的潮水呢”。[4](P356)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人没有爱情的权力,女人爱的欲望长久地被扼杀和漠视。但我们在《蔷薇雨》中看到,女性在投身爱情的时候,常常带有赴汤蹈火式的勇敢,既超越世俗的礼法,又蔑视现实的差距。小说中女性叛逆的声音无疑昭示着她们爱欲本能的解放,有着反抗父权体制对女性爱欲长久以来的误解与压抑的作用,更是女性对身体自主权的一种争取。
  胡辛以为,女人的陶醉多在母性,女人的痛苦多在爱情。《蔷薇雨》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写出了女性在爱欲中的局限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可奈何的伤痛感。

  主人公希玮当年被初恋凌云离弃,怀着凌云的骨肉离开家,在先天下肢瘫痪的儿子死了之后又回到家,她想报复男人但奈何不了,在委身于辜述之这个软弱的半男子之后,又猝不及防地被他“骗了、玩了、甩了、扔了”,再次在爱情上遭到毁灭性的挫折,她不由反省:“为什么青春逝去、历尽磨难之后,她会重蹈覆辙,又一次栽进感情的陷阱,让千疮百孔的身心又一次新添累累伤痕呢?不要去责怪男人,怨恨的只是自身。女人永恒的弱点铸就了她永恒的悲哀。”[4](P356)经由爱情这个最普通的题材,女性检视与己身密切的经验,同时意味着女性自主意识的抬头,她们企图由爱情中解码,找出成为两性私密关系里主导、强势的奥义。因此,我们与其将女性书写爱欲的小说视为对爱情的沉溺,不如将其视为是对两性关系的审思与操纵的渴望。
  《蔷薇雨》的独特之处在于为女性安排的是自我救赎之路。作者让主人公希玮十八年来独自一人咀嚼伤痛,这是个“残酷”的安排,凌云最后是作为对她的补偿和完成而来到她身边的。而希玮的姐妹们最后纷纷离开家,亦可看做是女性集体无意识的“逃脱”。作者借七巧之口说出:徐家姐妹离开家,“不是因为家太肮脏,而是太清白!清白得容忍不了一点污垢一点尘埃,这种清白便成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在我们本来就够弯的脊梁上又平添了重量”[4](P338)。在这里,女性的出走是自我追寻,是追求更真实、更自由、更尽情的一种自我。作者表现的是情爱,但笔下没有为爱殉情的悲剧,而总是让她的人物经得起伤痛事件的打击。然而,人虽未死,伤痛却在身上隐隐可感,长年累月不消,甚至会伴随此后的余生,这就构成了她作品中忧伤惆怅的基调。
  “个人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自身的一切均属个人所有,包括女人的身体与性的欲望”;“性的‘权力’并不等同于男女平等的‘权利’,因为它是内在于女性的东西,而不是向外争取而来的。”[5](P5-6)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到《蔷薇雨》,胡辛女性写作的价值就在于它完成了从女性理想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到呼唤女性的内在自觉的演进。
  三
  在《蔷薇雨》中,女性自然之爱欲的觉醒如春日之花,她们以出走表达对传统道德命名的男权中心的叛离,可中心仍稳如泰山。根据女性主义学者肖瓦特的说法,要真正达到“她们自己的文学”,女作家在质疑、批判甚至颠覆既有体系之后,必须反省自省,进而重构己身的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胡辛的长篇《怀念瓷香》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从情节上看,这部小说主要写了一个缠绵悱恻的情爱的故事,其中夹杂着扑朔迷离的家族谜、古瓷案。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讲,以此为情节基础多少显得平常,这显然不是胡辛这位勤于思考、勇于追问的作家所追求的。事实上,在《怀念瓷香》中,故事情节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作者并不在意小说的故事本身,她无意于把故事讲得多么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胡辛所在意与她所力求达到的是什么呢?是超乎这一个情与爱的故事之上的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东西,是对故事背后历史和文化中女性匮乏与空白的关注。
  如果说,所有的历史都属于一种记忆的重新建构,一部男性书写的人类文明史其实不是记忆,而是对女性不折不扣的遗忘;那么,当女性主体的认知一直被限制在边缘地带时,女性会自我内化这种边缘的价值观,因此会有许多“边缘化”的自我定位的角度。然而,女作家不仅反映了这些角度的女性地位,更深入指出女人居于其中的不平心情以及挣脱的意图,甚至让女性主体也能逐渐占据男性中心位置。
  我们看到,在《怀念瓷香》中,陶瓷的历史基本上是由男性来讲述的:林陶瓦向树青讲述皇瓷和皇瓷镇的历史,毕一鸣向苔丝讲述渣胎碗和民间青花的历史,古陶瓷博览区的老师傅讲述皇瓷镇的瓷器工艺――过手七十二……但当男性很自豪地讲述陶瓷的辉煌历史时,作者却掀开这些历史的表象,让人同时看到女性在陶瓷史中的创造:“皇瓷镇的女人在炼瓷史上一直是巧手辈出,功不可没的。只是男人的历史埋没了她们而已。”“最早的陶就是陶的雕塑,是由女人发明的。”[6](P187)而在皇瓷鼎盛时期,郑贵妃与青龙缸、徐皇后与永乐瓷、张太后与蟋蟀瓷罐的故事也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更不用说当代以凤雕著称于世的占家女子心灵手巧,芳名远扬,当年传经送宝就是由占家媳妇赛桂英担纲的;树青的养母江玉洁,一生钟情粉彩,长相丑却冰清玉洁。而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主人公树青在她四十岁时来到白色荒原,参加皇瓷镇专题片的拍摄,这一部现代的陶瓷纪录片恰恰是由树青这位女性执笔的。虽然最后没有署名,没有得到她应该得到的名和利,但撰稿书写本身便是一种再命名、再呈现、再诠释,便是一种拒绝被遗忘;或更进一步说,女性要争回历史发言权,就必须坚持书写,并且扩大书写。由此,胡辛在《怀念瓷香》中开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陶瓷世界,并且这个世界是由女性赋予的生命所占有的,这使她的女性视野陡然开朗。
  她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创造中的女性力量,那在生命之初即血缘相系的“母性空间”,便成为小说最具革命性的寓言。《怀念瓷香》中的主人公树青是个遗腹子,她没有父亲,在没有男人的家庭中长大,而“母亲是一个伟大又庄严的书面语”。[6](P19)树青和母亲、外婆,以母女世代的互慰方式(感情的力量)取代父子传统冲突典型(权力斗争),深具反思意义。其实母女同流的女性力量集结,足以汇聚成一片女性生命的海洋。小说中另一个无父无母的女性江红莓,她回乡寻根,便是寻找母亲的过程,由此与骚寡妇、养母江玉洁、传说中的大小姐和苔丝,汇成了另一道母性的生命之流。胡辛试图开拓一道河渠,沟通母女之间的生命之流,因为她们本是同源。母女共生共创,更能互爱。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西苏就说:“在妇女身上一直隐藏着随时都会涌出的源泉;那个为了他人的所在。母亲也是一个隐喻。她把自己的精华由别的妇女给予妇女,这使她能够爱自己并用爱来回报那‘生’于她的身体,而这对于她是必要的也是足够的了。”[3](P196)
  母性空间,对女性来说,既是生命创始之处,也是保存“完整”或“整体”的原始、混沌自我的时期。因为父权的介入,母亲一直处于被压抑的边缘位置。在小说中,胡辛有意赋予母性空间一种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主体位置。她称白色的荒原是母土,并极力张扬窑门图腾的母性崇拜:“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赤裸着的女子。赤裸着丰硕的双乳,赤裸着繁衍生命的甬道,正昭示着分娩的苦痛与伟大。”[6](P78)而她笔下的骚寡妇,一个又老又丑的疯女人,“大概过的是原始人的生活,吃的是山果野菜,饮的是东河溪水,一年四季赤身露体贴着大自然,她的生命力反而特别强盛”;[6](P38)“她是一尊老而又老的土地婆!”[7](P47)“她就是衰老和泥土。是没有釉衣的陶。”[6](P265)她在繁华世界里忽隐忽现,像疯子,又像预言者,更似白色土上的一个原始的母性符号。
  在胡辛的心中,瓷都就是一座“母性的城”,她自言22岁第一次到瓷都,朦胧而又深切的感触就是这样:“也许昌江东岸成百上千的老少女人们,那跪拜式的浣衣图烙刻下太深的印象;也许那神秘的窑门的传说,分明凸现出远古的女性的图腾;也许烧窑的艰难和痛苦、出窑的期待和辉煌,太像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也许制瓷可戏谑为玩泥巴的艺术,而泥土,无论哪个民族,似都有地母这尊女神。”[6](P295)胡辛的母性书写,想象淋漓,泼辣实在,是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也是女性铭刻历史的策略。
  因此,《怀念瓷香》是一部超越故事情节现实的作品,表现出“女性主义探索”的独特所在。作者用书写来颠覆现状,并将女性接引到历史的关键处加以重新定位,试图以女性观点渗透历史话语来突显自我。她重新诠释了历史中的女人,其实也在重新移转女人自我的地位,这对于女性重新审视自我地位的意义,无疑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女性不再以男性的角度评断自己,已懂得自我肯定,自我照亮。在这个意义上,《怀念瓷香》可以说是胡辛小说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从这里开始,胡辛建立起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小说语汇,一种对重构己身历史的理解。她的小说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

  四
  文学同时为境界与语言的探索,作家于表现其心灵体验之际,即是同时寻觅适当的意象、辞藻、章句、布局等以作为表现媒介的过程。胡辛用心于意象经营,是形成其小说风格之要因,这里尝试剖析胡辛小说中最具核心意义的两个象征意象――蔷薇和陶瓷,试图去回溯一段探索情境与语言的美丽途程。
  胡辛生于暮春,自言开于暮春时节的“最后的蔷薇恐怕该属于我”:“过了盛期,不见缤纷,却有兀傲;不见娇柔,却有单瓣野蔷薇的清芬与野气;自然,还少不了也能刺痛人的不算少的刺儿。”[7](P397)她透过蔷薇来自喻自况,虽为咏物,实则感物吟志,而其穷物之情、尽物之能的笔触便呈现在作品《蔷薇雨》中。
  她将徐家七姊妹比作蔷薇中的七姊妹花:“一簇七朵朵朵相依相偎,娇痴柔媚,袅袅欲笑,活像同气连枝的姊姊妹妹!她们徐家的七姊妹。”[4](P30)
  她将徐家七姊妹对情爱的追寻比作盛开的野蔷薇。“每每暮春,最火旺的自是蔷薇。”[4](P34)“开得出奇猛浪娇娆……惊心动魄得邪乎!”[4](P24-25)在西方,蔷薇是象征爱情之花。多少年来,蔷薇沉淀在春天深处,花影彤彤,暗香浮动,妖娆地散发着情爱的召唤。在《蔷薇雨》中,胡辛借着蔷薇的书写,呈现了七姊妹在情爱追求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态:欲爱时的等待与渴望,欲爱时的震颤与悸动,欲爱时的大笑与大哭,欲爱时的眷恋与愤怒,欲爱时像重生与濒死一般的燃烧与撕裂的痛……作者以蔷薇为题抒发其生命的观点,借蔷薇的属性来比拟人生遭遇,以歌咏蔷薇来传达对女人爱欲价值的肯定。
  花的开放总是与女人的青春联想,而花在时间中的萎落也让女作家敏感。胡辛还在小说中引用莎士比亚的诗句“女人如蔷薇,转眼即凋零”,表达对女人已逝的青春和美好年华的感伤,以及伤逝后的自我整理。
  但蔷薇作为一种植物毕竟被动,它只能枯寂等待的特质,大不同于可以自由飞翔的鸟儿,这使它在作为爱情象征时多少暗示了女人在情爱追寻中一味等待、自我牺牲和依附的被动角色。正如小说主人公徐希玮从自身的经历中所感受到的:“世上除了女人便是男人,女人要独立,终究又能独立到哪里去呢?”[4](P394)在爱情关系里,男人始终是女人的归宿所在,无法反方向思考,这全在于女人自视为男人的“他者”心理。这是女人的痴情,也是女人的困境。但女性作品里呈现的痴情女人,虽然有时几近“无我”的卑微,却能呼应孙康宜所言“痴情者总是站在主动的位置”。[5](P184)所以,选择爱情题材并大量书写的女作家,究竟是依循男性观点的自我设限,还是刻意安排的反击策略?值得肯定的是,相对于以文明、思想、工业为主所建构的男性社会,女性在书写中着重以花草自然为象征,追求更祥和、永恒的世界,显然具有反思和突显对比的涵义。
  如果说蔷薇意象的运用在文学叙事中已经形成了传统,胡辛以女性的视角对之进行了现代探索;那么陶瓷这个物象在《怀念瓷香》中充满象征意味的存在,在个人艺术独创方面则要走得更远。
  在《怀念瓷香》中,瓷器至少可以被读解出两个层面的象征意义。一个是象征女人真挚高贵的情感。这种情感便是作者感悟最深的炼瓷的过程:卑贱的泥土、清纯的水,经人的热心热手揉成一处后,进到火的恋膛里,历经1700℃高温的烧炼。“是相知相交相融,却也是拼搏撕掳改造,是撕心裂肺的呐喊,更是情切切的憧憬希望?选”[8]“这土与水在火的炼狱中糅合冲撞挣扎拼搏后的结晶,只要一不小心轻轻一碰,眨眼就粉碎!这,太像人生历程,太像人的情感,更像女人的情感。”[6](P49)小说中树青自少女时代起便萌发对林陶瓦的爱恋,这爱恋便像这炼瓷一般,愈是纯真深挚,愈是害怕破碎。另一个是象征女人坚烈自尊的性格。小说借林陶瓦之口说出:“石会崩,木会朽,人会亡,而瓷,即使粉身碎骨,千年万载后其质也不变。瓷是永恒的信息,是不朽的瓷工的史记。它总是忠实地、依然故我地折射出分娩它的时代特有的光辉。”[6](P197)这便是陶瓷惊艳的美丽。小说中的树青便是有着这瓷一样秉性的女人。虽然在京都导演莫非的眼中,树青是个没有“女人味”的女人:“年龄偏大,个性偏强,才气偏高,相貌偏平。”[6](P29)但他从不敢轻视她,就因为她身上有瓷的秉性:敢于抗衡,不卑不亢,“碎成一瓣瓣,也依然故我”。[6](P288)虽然树青因无意间亲眼目睹林陶瓦这个古陶瓷学者做秘密的古瓷生意,并涉嫌一宗古瓷走私案,她的爱破碎了,但她在心底依然珍藏着自己的爱,就如她少女时代珍藏的初恋一般。作者借由瓷器之美来弥补女人现实中的无力处境,也有自我勉励之意。
   蔷薇、陶瓷,它们是美丽的自然之物,在小说中经由作者经验的综合、转位和女性视角的暗示,赋予其社会属性,使之情感化、拟人化,从而与女性实际生活的心情感应,与女性生命状态的呈现暗通,并寄予女人的未来许多希望,遂自视觉的单调意象升入感官与性灵的复叠意象,成了最动人的自然之物。它们固然可以单纯地提供物质层面的理解,然而更多时候,它们在作家的艺术自觉下,通过文字的经营,成为一种隐喻,蕴含着作家观看人世的讯息。它们历来不在人类历史的中心,但女人乐于化身其中,并发出最美的赞叹,这不仅将自然之物从历史或文学史中的附庸或素材地位,移转至作品中成为最闪亮的主体,同时隐然将女性主体位置中心化。胡辛面对这些物象,深耕文字的犁耙,开出一方充满诗意的田圃,建构起了由作者和读者共同组成的心灵共同体。
  五
  胡辛自言,她生于江西瑞金,祖籍安徽太平;6岁时随家迁往南昌,并在南昌完成了她自小学至大学的全部学业;1967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景德镇、南昌从事教育工作。因此可以说,安徽黄山太平是她的原乡,瑞金是她童年的家乡,景德镇和南昌是她青春的家乡,且南昌又是她现在的家乡。她没有生长在原乡的土地上,但她有几个家乡,而这些家乡便是她的小说扎根的地方。就如青年评论家谢有顺所说的那样,小说家要扎根,要有自己的根据地,要让自己的经验和材料有个基本的生长空间:“要像歌德所说的,认识到写作是独立和终极的。他必须有一个用他的一生来辨析和陈述的地方。”[9]这个地方,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也是精神学意义上的。
  人对地域的附着性可以是很强烈的。对于家乡,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自创作伊始,她笔下的家乡便是随着她一起长大的,她写下的便是自己脚下那一方水土和一方女人隐秘的生命关联。南昌、景德镇、赣南,这些熟悉的地域、这些地域的文化对她都是一种滋润。我们看到,她早期的小说创作基本上都是透过自身在南昌、景德镇、赣南这些地方生活的经验来形构地域的意象。这些小说写作的重点不在地理背景,而在土地上的人;人物是主旨,地域只是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蔷薇雨》和《怀念瓷香》,小说对于地志描摹的比重以及地域意识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地域开始被赋予一种崇高的象征地位。
  在《蔷薇雨》中,作家描写了赣地洪城从大井头、系马桩、三眼井、六眼井、孺子巷再到大井头这么一个“磨磨圈”大的地方,描写了这个地方所特有的民俗、世态、语言、习惯。作家对于嫁女、养月子、饮食、唱戏等地域文化细节的细述,自然而亲切;对于方言的运用,传真而不勉强。然而对地域的附着再深,其前提无非是家――由最原生的空间局外延展的社交范域。家的维护和延续是地域感建立的核心,而家的危机也暗喻着传统秩序的崩解。在胡辛笔下,“家”成了限制和桎梏徐家七姐妹的空间,小说的情节以徐家姐妹逃离家庭的形式作结,无疑暗示了女性在“家”之外的、将来的可能性。

  胡辛诚实于自己的内心和经验,一直持守一种面向地域的写作,而她长期担任大学教授的经历,使她对地域的描述有着学者特有的实证精神,这在《怀念瓷香》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其中关于陶瓷历史的考据,关于古陶瓷的知识,参阅了许多陶瓷专业研究论著,并进行了有关的实地田野调查,这使她对自己所写的生活是禁得起推敲的,是有质感的。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纯粹的文化学表述并不属于文学写作的范畴,那只能是地方志、考古学意义的描述,这显然不是胡辛所追求的;胡辛所努力的,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眼光,寻找艺术的表达方式,注重符号的象征性和隐喻的表现,从而体现出她对地域文化的特殊理解,具有文化的多义性。寻找、查询、探求,这是《怀念瓷香》常见的“基因”。小说中的女人们,就像漂泊的浮萍似的,都在寻找自己的“母体”,寻求自己的根,自己的归依,自己的附着处,自己的支撑点。其中人物的本源、人物的历史与往事、人物的生活陈迹,在小说中若隐若现,因此,小说往往也就是对埋藏在时间厚土下的文明与历史的追溯、挖掘与反思。
  地域本身会让人反思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说方言、知习俗,认同土地同样成为女性衡量身份属性的指标。地域角色在胡辛小说创作中发生如许变化,使我们看到土地的面貌不仅愈来愈清晰,而作家的本土意识也愈来愈强烈。“小说家在寻找乡土、民俗的同时,他自己也被乡土、民俗所寻找,一切难解难分,或许,这就是小说家的地缘。”[7](P43)
  六
  胡辛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江西自现代以来文学成就最突出的女作家。她由《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发轫,从追求女性为社会承认的“理想”价值,到《蔷薇雨》呼唤女性的内在自觉,再到《怀念瓷香》重构己身历史的母性书写,其小说创作的清晰流变可谓代表了女性写作的三个阶段,略如上述。她年近四十才开始文学创作,纵横文坛近三十年,凝注其热血,坚忍其意志,勤勤恳恳,以笔为锄,持续耕耘,为自身、为女性、为人世,耕耘一片丰畴沃野――既无愧于文学的庄严,亦无愧于艺术的崇高,实为人格与风格之合一。她的小说见证了一个学者型作家艺术创造的品质和智慧,使人们看到:一方水土和一方女人有着隐秘的生命关联,一种具有持久魅力的写作,往往是经由自身丰富的生命感悟而朝向地域与传统的精神扎根。她的小说既淡也浓,时而端庄如成年者,忽而又纯真简单如孩童,行年四十如柳青、如徐希玮、如树青,理性、知性、独立、强韧、热情而敏感、倔强而脆弱,她们总是走在返乡的途中,寻找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自我”,而那亘古的爱呵,是她不变的信仰,即令必然如花如瓷,也依旧会兀自绽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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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谢有顺.长篇小说写作的基本问题[EB /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80f500100k3c2.html,201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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