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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官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也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但官德缺失已成为一个突出现象，追根溯源，官员自律意识缺失、官德根基薄弱、体制机制不健全、制度执行不力是主要缘由。因此，加强官德培育，从修德上强化自律意识，从源头上规范价值选择，从民德上筑牢官德根基，从执行力上提高成效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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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官德缺失；根源探寻；官德培育；途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D6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1-0041-03
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拥有一定职权的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实践的总和。”官德培育是一个历久常新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大量品德高尚的政府官员。毛泽东曾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官德不仅直接关系到全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风气，而且关系到党的领导权威的合法性和国家的稳定、繁荣，是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
一、官德缺失的根源探寻
官员道德的频频失守，使得我们无法躲避现象背后更为深层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动摇官员的道德堤坝，突破了官员为官的底线?
1.道德自律在“经济人”本性面前的力不从心。”0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利益原则已经逐渐被人们内心所认同，利益驱动已经成为支配人们实际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人已经从过去的“精神人”进步到今天的“经济人”，有了巨大的动力来追求自我，追求物欲满足。而“官德”失范，很多时候正体现出道德自律在“经济人”本性面前的力不从心。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市场经济的交换性，容易侵入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在开放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道德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在众多诱惑的包围下，领导干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人民群众的“公仆”，又是普通的社会成员、被改革激活的利益主体，在公与私、权与钱、情与法、灵与肉的搏斗中，心理失衡，极容易裸露出“经济人”的本性，从而轻率地超越道德戒律，采用一切不正当的手段，去满足不断滋生的追逐利益的欲望。
2.官德培育的土壤不肥沃，官德根基不牢。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追寻道德的来源提供了思想的钥匙。社会道德实践是培育官德的直接土壤，官德的培育是离不开社会道德的培育的。但由于社会道德实践本身也是问题很多，致使官德培育的土壤不肥厚，官德根基不牢。一是社会道德的“前哨”作用日益被法律所承载。当前，人们的法律意识增强了，道德意识却削弱了。二是社会道德实践的成本正在不断增长。社会道德实践，也就是社会道德观的形成及其效能的发挥，都不是“自为”的，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就构成了社会道德实践的成本。当遵守道德的成本增加而践踏道德的成本降低，遵守社会道德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三是现代公民意识缺位也是官德培育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我国公民社会发育迟缓，臣民意识残余比较多，“官本位”意识还比较严重，公民的政治参与不论从热情还是从广度来说都还比较低，对于涉及不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态度比较冷淡，这使得我们的官德培育缺乏应有的坚实的舆论基础。
3.官德培育缺乏系统的监管和考核的体制机制。监管体制上的缺失，也是官员失德、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官德培育问题上，表现为理论宣传多道德实践少，精神动员多制度设计少，褒扬典型多惩戒警示少，往往将道德培育与制度设计相脱离，不仅缺乏健全的、预防其失德的管理体制，而且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官德”的制度化还处在起步阶段，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有些问题存在已久，但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过于原则宽泛，缺少具体实施措施；一些制度缺乏系统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很多制度由于设计上的缺陷，最后沦为摆设。
4.潜规则大行其道，制度执行不力。多年来，我国在官德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定。据一些学者统计，我国目前仅省部级以上部门制定的与官德相关的制度性规范就有2000多件。但真正行之有效、真正能执行到位的却不多。有的人选择性执行，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绕开；有的人把制度当摆设，制度写在纸上镶在框里贴在墙上，检查起来一样不缺，具体办起事来则把制度抛开；有的人甚至用强权破坏制度，谋取个人私利。制度得不到贯彻执行，权力则失范；权力被滥用，腐败则滋生。制度的执行不力，一是因为潜规则大行其道。公权私用、公事私办、私事公办、以权谋私，这是潜规则的实质。潜规则大行其道，迫使那些本想认真执行制度的人也不得不“入乡随俗”。二是因为缺少监督。现实中，上级难以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现象比比皆是。三是不执行制度的特权现象直接引发人们对制度的不信任。与制度漏洞造成的损害相比，那些不执行制度而另搞一套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一边是制度建设的高歌猛进，一边是对制度执行的不良预期，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制度的敬畏。制度面前的特权和“下不为例”，让人们怀疑制度的权威和效率，进而希望自己在制度面前也有特权，希望自己在制度面前也能“下不为例”。
二、加强官德培育的路径选择
1.培养浩然正气，从修德上强化自律意识。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是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积极因素的突出表现。孟子认为一个担负国家重任的人，应“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不断磨炼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从而使自己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养“浩然之气”，这就是仁人志士所应追求的崇高道德境界，它曾激励过无数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独立、统一、繁荣、富强而英勇献身。在新旧体制交替、价值选择多元化、道德天平失衡的今天，作为各级领导者，必须自觉地培养浩然正气，以增进和强化道德自律精神，“吾日三省吾身”，时时检查自己、反省自己的言行，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永葆共产党和人民公仆的本色。
官德修养很重要的一条是看党员干部对自身言行有无约束力。有些人能够小心谨慎，用纪律和法律约束自己，成为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模范；有些人却视纪律和党规党法为儿戏，甚至以身试法。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自律意识。领导干部应该自觉克己自律，在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制度不健全、政策有漏洞的时候，在无人监督、在各种不健康思想侵蚀和引诱的时候，必须时时刻刻注意提高警惕、约束自己，保持清廉本色。须知，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管住自
己。古人将自律分为“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这三种。尽管尚名保节的自律、害怕惩处的自律无可非议，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讲，应该自觉做见理明而后行者，把廉洁自律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做到慎权、慎欲、慎微、慎独、慎交、慎始、慎终。
2.创新体制机制，从源头上规范价值选择。官德建设不仅要注重干部自身的道德修养，还要注重制度建设。要从主要依赖官员自身道德内化“不想缺德”，转移至在制度上确保官员“不敢缺德”。我国古代对于官德的规定是详尽而又具体的。比如西周时期的“六德”和“六行”；秦朝时期的“五善”与“五失”；汉朝时期的“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唐朝时期的“四善”与“六察”，等等。国外的现行做法是将官德的内容加以层层分解，并通过各种专门的规章制度加以规定，例如日本、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等国的《公务员法》，英国和印度等国的《文官守则》，芬兰的《公务刑法》，加拿大的《利益冲突章程》，新西兰的《国家部门法》，都将官德具体化并加以规范，包括财产申报制度，公开办事制度，禁止经商制度，限制接受馈赠制度，贪污、贿赂惩戒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
“官德”制度化，并非简单的“道德立法”，而是要根据道德他律性的特征，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道德建设机制，如建立一套规范、一个体系，包括利益保障机制、道德评价机制、道德监督机制、道德奖惩机制等。同时，为强化对现任官员的监督，还必须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确立对官德败坏者的“零容忍”制度，加大对贪污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等等。在制度制定上，要将制度中的弹性降至最低，人为操作的空间压至最小，提升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3.提高制度执行力，让执行“掷地有声”。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再好的制度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也形同虚设。官德培育的成效，既取决于制度的科学制定，更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执行。有效的制度执行力是官德培育的关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等四项监督制度的出台，为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供了制度化武器，为进一步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必须在贯彻落实上动真格、下工夫、见实效，才能有力促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健康进行。而提高制度执行力，关键在领导干部。一是在制度执行上，领导干部必须认认真真、规规矩矩“从我做起”，这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必需的担当。二是从思想上要树立“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制度观念和平等意识，自觉遵守制度；三是从体制上要把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扩大和强化监督，使权力无法破坏制度；四是从警示上要加大对破坏制度行为的惩处力度，使破坏制度的人感到害怕和畏惧，不敢破坏制度。当前，网络已成为公众喜爱、中央认可的一个强有力的监督平台。它以其公开、透明、快捷、低成本的特性成为近年来的反腐利器，推动着传统的反腐格局变得更加民主、开放、透明，使制度执行更加有力、监督更加有效。因此，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和借助媒体，让权力运行逐步公开透明，使其真正成为提高制度执行力的有力推手。
4.规范社会道德，筑牢官德根基。古人说：“官德决定民德，官风决定民风”，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官德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领导干部只有为官有德，以身作则，才能赢得人们的敬佩和信赖，才能对群众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才能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和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当代中国社会，要培育官德，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道德重建。道德是社会的事情，道德重建自当始于每个人，始于每个小群体内部的道德伦理重建。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培育公民的道德主人意识，引导公民自觉参与道德实践，是新时期官德培育的“培土工程”。
首先，要强化现代公民意识。道德建设重在道德实践活动，必须通过引导公民自觉参加道德实践，使道德主人意识转化为道德实践。公民意识的建立，是社会层面保持道德水准的保证。在现代社会，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应该形成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等现代公民意识，这是现代政治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也是官德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必须通过各种形式来强化公民教育，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为官德建设构筑坚固的舆论基础。其次，要把培养道德主人意识，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应只是会议、文件中的一个醒目号召，应该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道德是知和行的统一，自律是道德的根本特征。只有当人们摆脱了他律的约束和外在的限制，进入到自律阶段，树立起道德主人意识，发自内心地从事道德实践，自觉自愿地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崇高，他才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为此，要把培养道德主人意识，融人国民教育全过程，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具体道德教育方法上，要给受教育者以平等自由参与的机会，建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互动的道德教育机制，让受教育者能充分地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激励和自我完善，唤起受教育者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情感体验，增强对自我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意识，牢固树立起道德主人意识。在教育内容上，除了“公民道德”教育之外，还必须包括同“公民道德”相对应的“官员道德”教育。因为官德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处于主导位置，因此，必须在社会层面大力倡导和树立廉政文化的意识、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并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清腐败文化的影响和危害，为反对和抵制腐败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氛围。再次，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还需整个社会的倾力培育和认真养成。道德建设归根到底要靠实践，离开了实践，道德建设就无从谈起。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必须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小事见大节”、“细微见真情”，日积月累、锲而不舍，才能提升自己的思想品德，改善社会的道德风尚。当下，对道德的追求还不可能成为每个社会成员每时每刻的自觉行动，这不仅需要以法入德、强化法律的监督规范作用，还需要一批道德先行者或道德模范，以其先进行为向人们展示人格的魅力和道德的力量，引导着人们去践行道德，去追求崇高与美好。只有这样，官德培育才能具备厚实的根基。也只有这样，才能以官德带动民德，以民德促进官德，二者相辅相成，推动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