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谈1912:这个盘Hold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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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谈1912:这个盘Hold不住了

　　背景提要 　　1911年，清朝垮了。这一年先是广州黄花岗起义，牺牲了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然后清廷组成皇族内阁，彻底凉了汉族立宪派的心；再然后“铁路国有”，川人暴起；最后，武昌新军放了枪，辛亥革命爆发了。
　　1912年，民国来了。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很火大：什么意思啊，还想不想谈判了?孙中山解释：我是临时的，总统还是你，你不想来南京，在北京老巢当都可以。总之南北两边掰手腕，北边力气大，技术性压倒南边。但南边也没甘心，筹建国民党，打算在将来的国会选举里拔头筹。当然，宋教仁被刺杀、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这些1912年大家还没猜想到。国内貌似还太平，新政府提倡全盘西化，时髦事儿多了去了，改公历、剪辫子、换西服、编教材……
　　M：我们最近都在看您这本书，《辛亥：摇晃的中国》，就特别想问一下您，书名是怎么定下来的?为什么用了“摇晃”这个低烈度的词，不足“动荡”啊、“摇摆”啊，别的一些词呢?
　　Z：是这样，我写这本书写到中间的时候，有个报纸约我稿，让我写辛亥。我想就写篇(笼)统概(括)式的东西吧，起名就叫《摇晃的中国》。后来编书的时候，就把这篇文章收入作序了，作序之后又觉着这个名宁作书的名字也蛮好的，就这么定下了。关于“摇晃”，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两重含义：第一个，当时辛亥革命确实是低烈度的，不是底层闹起来，天翻地覆。这是个上层革命，动荡比较小，摇晃了一下就完事了。第二个，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由帝制到共和的突变导致政局不稳，国家老在摇晃。
　　M：我们看辛亥革命前的形势，清政府实行新政，预备立宪，中国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在20世纪初期，实行君主立宪一度成为朝野共识。
　　Z：当时历史就是，在满人统治下中国迎来了近代社会，迎来了近代社会的变革。除了革命党之外，当时掌握实权的立宪党人还是支持在满清的统治下变革，使这个政权实现变质。中国毕竟是两千年帝制的一个国家，人们已经习惯了在皇帝的统治下生活。我们是个伦理型的国度，忠孝仁义、三纲五常。你说它不好也罢，落后也罢，它是现实。这个忠孝仁义、三纲五常，君主是很重要的元素，没有君主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一旦君主没了，这个伦理就动摇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当时四亿五千万人，你马上给它换个伦理，这怎么可能?
　　M：看您这本书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跟我们原来接受教科书里辛亥这段历史的知识不太一样――立宪派的力量是很大的，而且它是掌握实权的那一方。但是有实权的这一派为什么没有实现君主立宪的抱负?
　　Z：他们力量是强大，但是他们改向了。你这个清政府，错误犯成这样了，我干嘛还保你啊。你把权都收在自己手里，搞皇族内阁，13个名额，给汉族留了4个名额，当然人不干了。你搞立宪，搞来搞去，把我们都赶出来了。所以市宪派倒戈了，倒在了革命党那一边。
　　M：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满族衰弱，没有掌控力了?
　　Z：衰弱了，你也不能这么收权啊。你衰弱了，就更把不住这权了。满清皇族认为把住权力之后，就皇权永固了，其实正好错误。你收权就是失权，得罪人了，兵权在你手里吗?你管得住人家吗?
　　M：我们现在看民国，还真是挺乱的。南边的革命党人觉得救中国一定是共和，北边的实权派觉着你革命党没什么实力。
　　Z：当时真是这样，革命党没什么力量，革命后力量也不大。两边一开始其实没有感觉后来的发展会是这么麻烦。本来立宪党人想立宪、改良，革命党人想革命。后来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立宪党人想革命就革命了吧，共和就共和了吧。但是后来煮夹生饭了，大家才想，哎哟，这真是麻烦。可能中国必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才会吸取教训。因为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古老帝国，他的文化太悠久，自尊心太强，近代这种屈辱的地位他受不了，他一定要迅速地改变，找一个非常快的方式来改变。但他恰恰是个大国，问题特别多，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没有一个捷径能把中国办好。
　　M：即使共和之后，有人还是想回到君主立宪，比如袁世凯。怎么理解袁世凯称帝失败这个事情呢?
　　Z：因为帝制不行了，现任的皇帝不能干，你要君主立宪，你必须现找皇帝，现找皇帝还必须有合法性。一个人建立新朝代，他必须有文治武功，他必须扫平天下、抗击外侮，但你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你有什么呀?你不但没有对外宣扬的武功，你还有“二十一条”。你这样怎么称帝啊?你称帝反而是给了反你的人借口，本来反你还不好反，你是总统嘛。你称帝之后，我反帝啊。
　　M：我看到他也是试过找孔家做皇帝……
　　Z：对。当时还找过朱家，但朱家人太多了，几十万人都是朱家后代。孔家不是简单嘛，嫡系单传。但人家不干啊，最后谁也找不着了。当时，孔家觉着这事很玄，就不干。他们家干也确实很玄，你同样没有政治威望，你想凭你祖先的那点(祖荫)当皇帝，很难。
　　M：这是不是也说明，当时的趋向已经是共和了?
　　Z：对，它已经是共和了，你想再改回去就很难了。因为当时还有一个说法――进化论。严复翻译(《进化论》)之后，大家就认为，制度的演进是跟进化有关的，越新越好。我已经共和了，我干嘛要回去?那不是倒退嘛?你袁世凯也确实没有充分的理由，你要想称帝，必须有两下子，你没有两下子把人镇住，怎么称帝呢?袁世凯想用称帝来解决权威不足的问题，没想到带来更大的问题。实际上，共和民主制度是历史给中国人提出的一个难题。虽然是难做，你不想做，但不得不做。袁世凯就不想做这个难题，要做容易题。但是难题已经贴出来了，再回去，容易题也没了。
　　M：1912年，民国元年，清帝逊位之后，还出了一些事情。比如蒙古，比如西藏，这些边疆问题是不是跟清帝国的突然解体也有关系?
　　Z：当时边疆危机的问题还不是太大，如果没有列强插手的话。但是清朝的统治一下子崩解，就给列强干涉的机会。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蒙古和西藏，一个是俄国出手，一个是英国出手。本来都挺好，新疆、西藏问题都派兵去了，实现有效控制。比如康边问题，赵尔丰已经解决很好了，后来把赵尔丰说的十恶不赦，这是有点冤枉，其实赵尔丰作了很大贡献。
　　M：不管我们怎么说1911年是低烈度的革命，但毕竟还是很大的一件事，国家跑到另外一个轨道上去了。从这一年开始，原来的大盘散了。
　　Z：真正的散沙是在袁世凯之后。袁世凯之后就绷不住了，最后一个强人没有了。他如果不称帝，如果不死，大盘还Hold得住。他一没，就崩掉了，中国开始走向实际的分裂，群雄并起。人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怎么从帝制转换到现代体制，怎么运作现代体制。像你转换这个制度有三个条件：一是知识，你要启蒙，不然你的老百姓不会选举，议会不会运作，三权不知道如何分立；第二个，需要耐心，你不能顶上个人不行，就着急换，底下骂你是卖国政府，你就接着换；第三个，要有智慧，怎么以更好的方式去度过这个难关。但是我们回头看历史，这三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