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严元章《中国教育思想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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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严元章《中国教育思想源流》

　　摘 要：《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严元章先生毕生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晶。该书系统梳理了中国教育思想的流变，探讨了教育学习规律。本文从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教育的宗旨和教育中的几个名词三方面入手，分析了严先生在该书中的教育理念，最后提出了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一些思考。
　　关键词：教育；师生关系；教育的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1-00-02
　　
　　严元章(1909-1996)，广东四会县人，金陵大学文学学士，中山大学教育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教育家。严元章一生与教育结缘，从事教学研究管理工作数十载。他职称不高，退休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只是讲师；著述也不多，只有两篇专著，寥寥数篇文章，且都是退休后所作。但其文章对教育思想见地深刻，体系完备，掷地有声，为我们研究教育规律，探索教育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给教育界带来了又一个春天，发展教育的硬件已不是问题，核心是软件。探讨教育规律、尊重教育规律，这就是教育者的使命。此时读严先生《中国教育思想源流》更有其必要性。
　　一、教育中的师生关系
　　中国教育思想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多散见历代学人非专门教育文集，深藏不露。严博士“经过一番苦功，材料配合融贯，食古能化，采今能通，言之成理，言之有物，形成一套人生教育的思想体系”，进而推出一切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师生主体易位，即教育中坚持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中国的教育思想受伦理思想影响甚重，严博士花费大量篇幅去考证中国人的思想，目的是为教育思想正本清源。这就是早在公元前几百年就确定的儒家肯定“人道”，扫除“天道”的思想。子产有名言：人道迩，天道远；孔子的人道是一以贯之的仁道；至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但汉朝的阴阳家董仲舒搞出了“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借助“天道”层层压迫人性。分清儒家“人道”，阴阳家“天道”的伦理思想，进而可明确真正儒家教育思想――师生关系是“师生兼顾”的，这与孔子的“君礼臣忠”精神是一致的。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本身也是这样做的，他与学生共同生活，允许学生反辩，善于启发，因材施教，师生关系融洽。而在阴阳家董仲舒那里，则成了盲目的尊师，他自己更是放下帐幕“教书”（也不是孔子的教人）。他的教学情形和师生关系，则变成：“下帏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学生见不到老师，教学也成了“填鸭式”。许慎把教的阴阳家路线发展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后世把儒家与阴阳家思想混杂，“尊师重教不重学”的思想顺理成章，这种“尊卑”关系，疏离了师生关系，压抑了学生成长。
　　至此，严博士得出“其实，师生关系只是先生后生的关系，前辈后辈的关系，生理心理成熟度上的长幼关系。这样，正确而正常的师生关系，必然是接近的，温暖的，亲和的关系，这便是我们要回到儒家的师生关系，以孔子为师，而不是以董仲舒为师。”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尊师爱生”，“尊”是“尊敬”的“尊”，不是“尊卑”的“尊”。理清了师生关系，现在进一步的工作是改变教师主体论。“教师主体论，实践上无可取，理论上无可取；如果教育要改革，首先要改革主体论，先把师生位置摆正……便是由教师主体论调整为学生主体论。”学生主体论就是要让学生作自己学习的主，由“受教者”变为“求学者”。教师变为客体后，不再是施教者、教授者，而是助学者、辅导者。在教与学比重上，先进的儒家重学不重教，到了阴阳派者重教不重学，是根本上的错误。因为“人生而主动，生而好学；人是好学的动物，是天然的学生，”从婴儿入学前短短几年靠自己活动，掌握的不少本领就是最好的例证。教之功有限，学之功无限；重教是下策，重学才是上策。
　　二、教育的宗旨
　　教育与人生同步，并且与人生同归，教育的总任务，即宗旨是“成人”又“成才”，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德才兼备。这是人生的正常发展和自然规律。严博士这里所指的宗旨，包含近景的目的和远景的理想两部分。“成人”的教育宗旨，是以养成“正人”为目的，以养成“通人”为理想。正人是正派的人，堂堂正正的人，正气人，是不走极端的人；对“通人”，东汉哲学家王充曾云，“博览古今者”，“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也就是达到孔子所言“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成才”的教育宗旨，是以养成“专才”为目的，以养成“通才”为理想。目的为重，是理想的基础，可免于空求理想的毛病。成人是道德教育，是主行的文化，仁者文化；成才是科技教育，是主知的文化，智者文化。既仁且智，成人又成才，是教育的理想状态。
　　教育材料是教育中一个重要环节，旧教育重书卷，培养的人也是“书生”。人生教育的材料主要扩大到三大来源：社会、自然、书卷。就材料的选择，贵精不贵多，贵新不贵旧，贵近不贵远。就课程的内容设置，严博士提出新四育，道德教育，艺术教育（含美育与体育），技能教育，知识教育；培养的效果分别是求善、立德，求美、立艺，求巧、立功，求真、立言。四部类教育分别对应人生不同的学习阶段，道德教育贯穿始终，艺术教育重点在初等教育阶段，技能教育在中等教育阶段，知识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
　　教育方法上，汉代以来背离了孔子“启发”“善诱”的正途，变成填鸭背诵式，重材料不重方法，读死书，死读书。这样背离教育规律的方法，学生对学习丝毫没有兴趣，教师以“施教者”的身份，就会用“施令”，甚至“施刑”压迫学生，带来恶性循环。人管人只能“管死人”，不可能“管好人”。道家老子给了良方，“是以圣人无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就是发挥主体的“学生自治”。“自治自律”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在大学阶段对学生进行“自治辅导”也是所必需的重要方法。由自治辅导进而自学辅导，因为人才是学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大人才基本都是好学，好自学，而且是终身自学。教师在学生自学上主要起辅导作用，主要采用言教、身教、物教三种方式。
　　我们所说的教育是人生教育，而非书本教育，考核学习效果就不能只用考试。因为人生教育范围广，收获期长，尤其是高等教育。考试之法是由董仲舒提出，主要用在取士任官上。近代“兴学校，灭科举”后，又把考试搬到学校来。科举考试舞弊是公开的秘密，该制度流出海外，“舞弊”已成全球性的传染病。严博士不无担忧的说，“考试‘害人’还是小事，‘杀人’才是大事”。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老先生，曾直陈高考之弊，“以智害德，以智害体，以题害智”。考试制度还一时难以取消，但要设法改良，用新法考试（非标准化考试）、荣誉考试、开放考试，还如用习作代替考试、保送代替考试等等。
　　三、教育中的几个名词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错误教育思想，产生了极具误导性的教育概念，这些概念反过来又巩固了教育思想的“合理性”。在人生教育思想下，部分传统名词的局限性是明显的，需要重构，以免教育思想混乱。
　　明确了人生教育，主张师生主体易位后，以“教”字头，“考”字头的名词就有改的必要了。例如通常说的“教材”，“参考资料”，就应改为“教学材料”，或“学习材料”。早在20世纪初，陶行知老先生就提议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只是不要教授法，不是不要教授），也就是教学生自学的方法，虽一字之差，涵义大变。“‘教’的意义除了错误的古老说法，还有可以任人随意解释的毛病。”例如“教师”依汉前儒家正确正统的意义，是教人学的人。前苏联政治家加里宁说：“很多教师常常忘记他们是教育家，而教育家也就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译文简改后，有幸成为“名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把教师当工程师看已是根本错误，这个工程师加工的材料是学生的“灵魂”更是大谬。如非需比喻性叫法，可称“园艺师”，“导师”。
　　依教育本质的论断，严博士理出农业性和工业性两大教育思路。“第一类，农业性的教育观念，是宽容的，开明的，善意的，反霸道的，长成的，客观的教育观念。第二类，工业性的教育观念，是刚猛的，武断的，恶意的，霸道的，制成的，主观的教育观念。”农业性的教育观念是以“养”、“育”为本质，工业性的教育观念是以“铸”、“造”之类为本质。“培养”的教育本质虽没得到弘扬，但断断续续传承下来，得到近代教育家的公认。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有言：“培养高级建设人才；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教育家陈鹤琴说：“培养好下一代。”严博士在上世纪80年代所著《教育论》中指明，“教育的本质是培养。”
　　与此相适应一些词语如“培训”、“培训班”、“训练营”等教育思想混杂的词语就要分解。“训”的概念可以用在其他领域，但在教育上总不妥，学生的真才实学是“养”出来的，不是“训”出来的。又如“铸”的概念，还得归功董仲舒。其曾对汉武帝说：“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尤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由冶金到铸人的比喻就是“杀人”，扼杀人才。“陶冶”初见《孟子》，原指瓦器铁器匠人，宋初思想家王安石把其推演到陶冶人才，“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后人失察，陶冶人才逐渐发展为陶冶性情，陶冶人格，陶冶身心。又如“熏陶”之类，把教育看做“熏”，教人如同“熏鱼”、“熏鸡”。陶、冶、铸、熏，原都是用火力制造东西，可归为一个共同的教育观念，就是造。这是工业的教育观念，是“目中无人”。农业教育观念与此相反，是“目中有人”，教育即生长辅导，即生活辅导。
　　四、启示与思考
　　书虽名为《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却也是严博士本人的教育观点。他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作了大量艰苦的正本清源的工作，构成了自己的体系，对现代教育具有很强的启发性。现在看，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方法论没有问题，只是目的论上有一些缺陷。这也可能正是“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就是正统的正规的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培养大师级人才和基础性重大科学研究上仍有局限性。大概是加入了太多功利的思想。到了高等教育阶段，知识教育的最高峰学术教育阶段，为什么要去追求“立言”？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再往前迈一步，不如西方人彻底。黑格尔曾说，东方民族没有思辨思维。这背后可延伸为，缺少纯粹的学人，就是以爱智慧为学术，一切学习根源于人自身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的人。唯人生教育才不会打压人的求知欲，才能激发人的好奇心。近代中国世事多变，教育思想也匆于应付，震荡不断，慎思明辨不足。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今天，支持教育已成各界合力，弘扬正统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并中西结合，推动现代教育的良机已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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