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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巴渝舞》本是民间乐舞，产于古代巴地，因受刘邦喜爱而进入汉宫。其后，《巴渝舞》的名称和舞辞经历了一系列演变，其性质和功能也发生更改。《华阳国志》《乐府诗集》和正史乐志等典籍对《巴渝舞》多有记载。梳理《巴渝舞》的文献资料，考察其流变，可得知以下三点信息:其一，民间乐舞是宫廷仪式乐舞的来源之一，即宫廷仪式乐舞与民间乐舞有着紧密的关系;其二，古代乐舞具有动态属性，这种动态属性不仅表现为乐舞自身的艺术发展与成熟，也表现为它的形态和功能会随着政权更迭和政治需要而作出相应改变;其三，乐舞史料在文献典籍记录中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就要求我们综合多种研究方法，认真审视材料，才有可能还原某个乐舞品种的源流。
关键词： 《巴渝舞》; 雅乐; 清乐;
Abstract： The Ba Yu dance was originally a kind of folk dance; it originated in ancient Badi,and was entered by the court because of Liu Bang's affection. Since then,the name and lyrics of Ba Yu dance have undergone a series of changes,its nature and function have also changed. Many classics,such as Huayang Guozhi,Yuefu Poetry Collection and Zhengshi Yuzhi,have recorded Ba Yu dance. By sorting out the literature of Ba Yu dance and investigating its evolution,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three information: First,folk dance is one of the sources of court ritual dance,that is,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t ritual dance and folk dance.Secondly,ancient dance has dynamic attributes,which not only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artistic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dance,but also manifests that its form and function will change correspondingly with the change of regime and political needs. Thirdly,dance historical materials have certain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records of literature and classics,which requires us to synthesize a variety of research methods and carefully examine the materials,so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store the origin of a certain dance variety.
Keyword： Ba Yu dance; Ya Yue; Qing Yue;
《巴渝舞》本是古代巴地一种少数民族歌舞，因受刘邦喜爱而进入宫廷。《华阳国志·巴志》云:“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1]《巴渝舞》进入宫中后，经历了一系列演变。因《巴渝舞》是现存稀有的关于早期巴人歌舞的资料以及它在宫廷宗庙祭祀仪式中所发挥的作用，颇受关注巴文化和宫廷仪式乐舞的学人重视，大家纷纷据《乐府诗集》和《晋书》《宋书》等正史乐志勾勒其演变过程。何光涛《“巴渝舞”名号及曲辞嬗变探研》论述了《巴渝舞》的名号及舞辞的演变情况;刘怀荣《〈俳歌辞〉的发展源流及表演方式》分析了《巴渝舞》的发展源流以及《巴渝舞》的舞蹈特点和娱乐化;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首先依据《乐府诗集·舞曲歌辞》分乐舞为雅舞和杂舞的标准考察了不同朝代《巴渝舞》的来源，然后分析了《巴渝舞》的曲调渊源、意义功能、舞容体制和舞辞文本等。1然笔者在梳理《巴渝舞》资料过程中，发现关于《巴渝舞》的研究仍有未尽之处，比如对《巴渝舞》在宫廷的流变考述并不完整，采信错误史料以及未能精确分析史料等。故笔者不避谫陋，于此重新考论，求教于方家。
一、《巴渝舞》在汉魏宫廷的流变
汉《巴渝舞》用于宫廷宴会，共有四篇舞辞。这四篇舞辞的名称分别为《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但舞辞的具体内容已不能知晓。汉末，曹操命王粲改制《巴渝舞》。王粲询问巴渝帅李管、种玉关于《巴渝舞》的大意，并令二人试歌之，以此制作了四篇新舞辞，其名分别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总名为《魏俞儿舞歌》。《晋书·乐志上》云:“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2]曹丕称帝后，改《巴渝舞》名为《昭武》舞2，后成为祭祀曹操的庙乐。《宋书·乐志二》云:“《魏俞儿舞歌》四篇，魏国初建所用，后于太祖庙并作之。”[3]571
我们可从《巴渝舞》在汉、魏宫廷的流变中获知以下三点信息:第一，汉《巴渝舞》四篇舞辞题目中的“渝”和“矛”“弩”表明了《巴渝舞》的来源地域及巴人锐气勇武的战斗精神。同后世宫廷《巴渝舞》相比，此时的《巴渝舞》最接近刘邦于巴地所见《巴渝舞》的风貌。第二，王粲改编汉《巴渝舞》，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继承性表现在舞辞题名方面，王粲保留了“矛渝”“弩渝”等表示地域与战斗武器之词。创新性体现在舞辞题目和舞辞内容两个方面。王粲将汉《巴渝舞》舞辞名称中的“本”改为“新福”，总名称前冠以“魏”字，以示和汉有所区别。王粲所作舞辞内容既回顾了汉朝建立过程，歌颂了汉朝圣明，也颂赞了魏之功德，即肯定曹操的功绩。王粲辞的这种内容变化和当时政治局势紧密相关。王粲原依附于刘表，在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时归附于曹操。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魏公，王粲任侍中。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三年。《晋书·乐志上》所云“魏初”当是指曹操被封魏公不久，所以王粲改作《巴渝舞》也当是此时左右。这个时期，曹操通过南征北战，已掌控汉政治实权，但曹操并未废汉献帝而自立。王粲辞述汉历史，是因此时仍是汉代，宫廷乐舞具有反映、歌颂本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属性;赞魏功德，是因此时实际掌权者已非汉献帝，而是曹操。王粲改制《巴渝舞》，充分考虑了乐舞功能与政治时局的关系，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第三，曹丕时期，改《魏俞儿舞歌》名为《昭武》舞，并用于曹操的庙乐，这一事件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表明《巴渝舞》的乐舞性质和功能发生重大变化，即从最初的地方俗舞转为宫廷宗庙祭祀仪式乐舞，由娱人转为祭祀。可以说，这是《巴渝舞》最大的变化;其二，为后世政权使用《巴渝舞》树立了典范和模式，后世政权保留并沿用了《巴渝舞》的仪式乐舞性质;其三，《巴渝舞》由地方俗舞变为宫廷仪式乐舞，说明民间乐舞是宫廷仪式乐舞的来源之一，宫廷仪式乐舞与民间乐舞有着紧密关系。
二、《巴渝舞》在晋、南朝宫廷的流变
(一)《巴渝舞》在晋朝宫廷的流变
有晋一朝，《巴渝舞》的舞曲、舞辞变动很大。晋初，改《昭武》舞曰《宣武》舞，改《羽龠》舞曰《宣文》舞，延续魏之雅舞身份用于庙乐。《宣武》舞辞由傅玄制作，共四篇。晋武帝咸宁元年，庙乐停用《宣武》《宣文》二舞，而改用郭琼、宋识等所造的《正德》《大豫》二舞。《正德》《大豫》二舞实来自《宣武》《宣文》和魏《大武》舞。《通典》云:“《正德》《大豫》二舞，即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舞也。《宣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为《昭武》，《五行》曰《大武》……琼、识所造，正是杂用二舞，以为《大豫》耳。”[4]3761《正德》《大豫》舞辞由荀勖、傅玄和张华三人分别创作3。荀勖辞和张华辞皆为四言，每首二十四句;傅玄辞亦为四言，每首十句。
晋《宣武》舞辞和《魏俞儿舞歌》及《正德》《大豫》舞辞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在篇末加入了一段“乱”辞。从王粲辞尚是三言、四言、五言和七言杂陈，至《宣武》舞“乱”辞的加入，再至《正德》《大豫》舞辞变为齐言，以及“杂用二舞，以为《大豫》”[4]3761说明《巴渝舞》在经历了汉末魏初的重大改变之后，于晋再次经历了舞辞内容与舞曲结构的重大改变。这种改变进一步减少了汉《巴渝舞》的原生态成分。
(二)《巴渝舞》在南朝宫廷的流变
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晋《正德》和《大豫》二舞分别为《前舞》和《后舞》4。宋孝武帝孝建二年九月，众臣讨论郊祀礼乐，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提议改《前舞》为《凯容》之舞，改《后舞》为《宣烈》之舞。众人同意建平王宏的提议，并确定将《凯容》和《宣烈》二舞用于祠南郊迎神仪式。《宋书·乐志一》云:“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庙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壁，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诏可。”[3]545
南朝齐沿用宋《前舞》《后舞》名称，并创作新辞，用于正旦大会。《南齐书·乐志》云:“齐微改革，多仍旧辞。其《前后舞》二章新改。”[5]
南朝梁武帝萧衍时制定郊禋、宗庙及三朝之乐，改《宣烈》为《大壮》舞，改《凯容》为《大观》舞。《隋书·音乐志上》云:“乃定郊禋宗庙及三朝之乐，以武舞为《大壮》舞，取《易》云‘大者壮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也。以文舞为《大观》舞，取《易》云‘大观在上’，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6]292《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梁改《宣烈》为《大壮》，即周《武舞》也。改《凯容》为《大观》，即舜《韶舞》也。”[7]761《大壮》和《大观》舞辞皆为四言二十四句5。另据《隋书·音乐志下》所记牛弘奏语，梁初曾使用过《凯容》《宣烈》二舞6。
南朝陈沿用宋之《凯容》和梁之《大壮》《大观》舞，但运用场合不同。《凯容》舞用于郊庙，《大壮》《大观》用于宴飨，所谓“祠用宋曲，宴准梁乐，盖取人神不杂也。”[7]760
晋初之前，可清晰判知《巴渝舞》先后流变为《魏俞儿舞歌》《昭武》舞和《宣武》舞。自晋之《正德》《大豫》二舞杂糅《宣武》《宣文》和魏《大武》舞开始，《巴渝舞》于晋及南朝宫廷的流变情况似乎变得模糊不清，但仍可通过文献资料判定《巴渝舞》的血脉延续情况。《乐府诗集》云:“今《凯容》舞执龠秉翟，则魏《武始》舞也。《宣烈》舞有矛弩、有干戚。矛弩，汉《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7]760即《宣烈》舞具有汉《巴渝舞》的特点。由此推论汉《巴渝舞》的流变情况如下(见表1):
表1《巴渝舞》在汉、魏、晋、南朝宫廷的流变情况简表(5)
关于《巴渝舞》在南朝宫廷的流变，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部分研究论文认为《前舞》先后被改为《凯容》之舞和《宣化》之舞，《后舞》先后被改为《宣烈》之舞和《兴和》之舞7。这种观点依据元马端临所着《文献通考》。《文献通考》云:“于是《前舞》为《凯容》之舞，《后舞》为《宣烈》之舞。既而建平王宏又议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故以《正德》为《宣化》之舞，《大豫》为《兴和》之舞。郊庙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之乐》。”[8]但此段材料应是据《宋书·乐志》而成。《宋书·乐志》记录宋孝武帝孝建二年九月众臣讨论郊祀礼乐这一事件时，曾提到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建议改《正德》为《宣化》之舞，改《大豫》为《兴和》之舞，但大家并未采纳颜竣的建议，而是采纳了建平王宏的提议。《宋书·乐志一》云:“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以为:‘……今乐曲沦灭，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闻其语。《正德》《大豫》，礼容具存，宜殊其徽号，饰而用之。以《正德》为《宣化》之舞，《大豫》为《兴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悦被后昆。’”“众议并同宏。”[3]543-545建平王宏的提议并未言及《宣化》和《兴和》二舞。故《前舞》先后被改为《凯容》之舞和《宣化》之舞，《后舞》先后被改为《宣烈》之舞和《兴和》之舞的说法不能成立。第二，据《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巴渝舞》在南朝梁被复号。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怎样理解隋唐《巴渝舞》，我们将在下文论述。
三、《巴渝舞》在隋唐宫廷的流变
《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有多条和《巴渝舞》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学人考述《巴渝舞》在隋唐宫廷流变的重要依据。经笔者梳理，现罗列如下:
《隋书·音乐志下》:
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飨。《鞞舞》，汉《巴渝舞》也。……检四舞由来，其实已久。请并在宴会，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6]377
北周杨坚扫平南北，建隋称帝，命人制礼作乐，郑译、何妥、牛弘等人纷纷总集前代音乐，制作新乐。牛弘认为《鞞舞》即《巴渝舞》，建议将《鞞》《铎》《巾》《拂》四舞和疏勒、扶南等国杂乐一起于宴会之时，在《西凉》乐前演奏。
《隋书·音乐志下》:
又魏、晋故事，有《矛俞》《弩俞》及朱儒导引。今据《尚书》直云干羽，《礼》文称羽龠干戚。今文舞执羽龠，武舞执干戚，其《矛俞》《弩俞》等，盖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罢不用。[6]358-359
开皇九年至开皇十四年之间，牛弘等人在隋文帝授命之下制礼作乐。《隋书·音乐志下》详细记录了这段漫长的制乐过程。
《旧唐书·音乐志二》:
《清乐》者，南朝旧乐也。……隋室已来，日益沦缺。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凤将雏》……。
……《巴渝》，汉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汉伐楚，以版盾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高帝观之曰:“武王伐纣歌也。”使工习之，号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魏、晋改其名，梁复号《巴渝》，隋文废之。……隋牛弘请以《鞞》《铎》《巾》《拂》等舞陈之殿庭。帝从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
当江南之时，《巾舞》《白纻》《巴渝》等衣服各异。梁以前舞人并二八，梁舞省之，咸用八人而已。令工人平巾帻，绯袴褶。舞四人，碧轻纱衣，裙襦大袖，画云凤之状。漆鬟髻，饰以金铜杂花，状如雀钗;锦履。舞容闲婉，曲有姿态。……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三弦琴一，击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二，歌二。[9]1062-1067
此材料第一段讲述《清乐》在唐的留存数量和乐名。至唐朝武则天时，《清乐》尚存六十三曲，武则天朝之后，《清乐》进一步消亡。其中，三十二曲有声有辞，另有七曲有声无辞，其余《清乐》的曲辞未能流传下来。《巴渝舞》属于有声有辞类。第二段介绍有声有辞的三十二曲和有声无辞的七曲中大多数乐曲的本事，其中包括《巴渝舞》。第三段介绍《巴渝舞》和《巾舞》《白纻》舞的舞者人数、舞服、舞态及乐器等。
《新唐书·礼乐志十一》:
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清商伎》者，隋《清乐》也。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瑟、秦琵琶、卧箜篌、筑、筝、节鼓，皆一;笙、笛、箫、篪、方响、跋膝，皆二。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并习《巴渝舞》。[10]469-470
唐朝建立初期，按照隋九部乐之制，仍设九部乐，其中《清商伎》即隋《清乐》。《清商伎》舞者有四人，演习内容之一是《巴渝舞》。
《新唐书·礼乐志十二》:
隋亡，《清乐》散缺，存者才六十三曲。其后传者:……《巴渝》，汉高帝命工人作也……。[10]474
隋文帝总集南北音乐，分为雅俗两类，《清乐》属于俗类。隋亡之后，《清乐》散阙，仅存六十三曲，后来逐渐减少。《巴渝舞》在六十三曲之列。
由上述材料可归纳出以下几点信息:第一，牛弘将《鞞舞》当作《巴渝舞》;第二，南朝梁曾将《巴渝舞》复名;第三，《巴渝舞》在隋唐被归入《清乐》;第四，隋文帝废除《巴渝舞》。
牛弘将《鞞舞》当作《巴渝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认知。《宋书·乐志》云:“《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3]551曹植《鞞舞歌序》云:“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鞞舞》。”[11]《晋书·乐志》记载《鞞舞》旧曲有五篇，即《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久长》《四方皇》和《殿前生桂树》。因此，《鼙舞》和《巴渝舞》是两种不同的舞蹈。
《旧唐书·音乐志二》明确记载南朝梁曾复号《巴渝舞》，这则材料成为很多学者讨论《巴渝舞》流变的重要依据。据上文论述，汉《巴渝舞》流传至梁、陈时，已更名为《宣烈》和《大壮》舞。那么，梁之复号的《巴渝舞》和《宣烈》《大壮》舞是何关系，该如何理解?认识梁之复号的《巴渝舞》和《宣烈》《大壮》舞的关系，须借助一则材料，即《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鞞舞》，梁谓之《鞞扇舞》，即《巴渝》是也。鞞扇，器名也。鞞扇上舞作《巴渝弄》，至《鞞舞》竟，岂非《巴渝》一舞二名，何异《公莫》亦名《巾舞》也。”[7]772《古今乐录》为南朝陈释智匠撰。《古今乐录》认为《鞞舞》在梁代又称为《鞞扇舞》，《鞞舞》亦即《巴渝舞》。他将《鞞舞》认作《巴渝舞》的理由是“鞞扇上舞作《巴渝弄》，至《鞞舞》竟”[7]772，就像《公莫舞》亦名《巾舞》一样，《巴渝舞》亦是一舞二名。牛弘的错误认知很可能就源于《古今乐录》。《旧唐书·音乐志》所云“梁复号《巴渝》”[9]1063亦有可能是受《古今乐录》影响。郭茂倩不同意释智匠和牛弘的观点，郭论道:“按《乐录》《隋志》并以《鞞舞》为《巴渝》，今考汉、魏二篇，歌辞各异，本不相乱。盖因梁、陈之世，于《鞞舞》前作《巴渝弄》，遂云一舞二名，殊不知二舞亦容合作，犹《巾舞》以《白纻》送，岂得便谓《白纻》为《巾舞》邪?失之远矣。”[7]772郭茂倩认为梁、陈《巴渝舞》和《鞞舞》在同一场合表演，二者是合作关系，表演程序是以《鞞舞》送《巴渝舞》，犹如以《白纻》舞送《巾舞》。既然《鞞舞》不是《巴渝舞》，那么，《古今乐录》中所云“《巴渝》”又是何物?对此，有两种情况:其一，南朝梁曾将《宣烈》或者《大壮》舞短暂称过《巴渝舞》，并在《鞞舞》之前表演，但这和隋唐将《巴渝舞》归入《清乐》的情况并不相符。因为《宣烈》《大壮》均属雅舞，而非《清乐》类音乐。所以这种情况可以排除;其二，南朝梁新制一种舞蹈称为《巴渝舞》，这种舞蹈和《鞞舞》的性质及表演特点相近或相似，此舞的舞蹈特点和乐器等均可据《旧唐书·音乐志二》和《新唐书·礼乐志十一》考知。这也应是智匠产生《鞞舞》即《巴渝舞》的困惑之一。梁所复号的《巴渝舞》即是指此新制舞蹈。而也只有如此理解，方能解释《巴渝舞》为何在隋唐能被归入《清乐》以及《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对《巴渝舞》表演形态等方面的描述。
梁所复号的《巴渝舞》既然是梁新制舞蹈，但为何在《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谈及《巴渝舞》时会出现汉高祖刘邦命乐人作《巴渝舞》之事?即隋唐《清乐》中的《巴渝舞》和汉《巴渝舞》是何关系?其实，《隋书·音乐志下》“又魏、晋故事，……盖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也。”[6]358-359《旧唐书·音乐志二》“汉高帝所作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9]1063以及《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巴渝》，汉高帝命工人作也”[10]474有一个共同点，即皆是在言《巴渝舞》的本事。记录舞曲本事是中国古代音乐类典籍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和传统。在古代，一曲多辞，多首不同内容的乐辞共用一首相同名称的曲子，是常有之事。不管乐辞内容和乐曲结构如何变化，只要曲名未变，那么，这首乐曲的本事仍是其曲名产生之初时的记录。所以，《隋书·音乐志》和《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在记录梁朝新制《巴渝舞》时涉及汉高祖刘邦，便不必奇怪了。而“既非正典，悉罢不用”[6]359“隋文废之”[9]1063应是废除梁新制《巴渝舞》，而非汉《巴渝舞》。《旧唐书·音乐志》“隋文废之”[9]1063当是据《隋书·音乐志》“既非正典，悉罢不用”[6]359而来。
结语
《巴渝舞》自巴地进入汉宫，其乐舞性质和功能、舞名、舞辞及舞曲等经历了一系列演变。南朝梁不仅存有汉《巴渝舞》所演变的《宣烈》《大壮》舞，并且另新制《巴渝舞》。梁新制《巴渝舞》在隋唐被归入《清乐》，隋文帝废除此舞，唐高祖李渊时曾命乐人学习《巴渝舞》，至武则天朝时，此舞仍存。《巴渝舞》在宫廷的流变情况也说明了以下三点信息:第一，宫廷仪式乐舞与民间乐舞有着紧密的关系。《巴渝舞》本是民间乐舞，产于古代巴地，因受刘邦喜爱而进入汉宫。《巴渝舞》自魏初被用于曹操庙乐，其性质和功能发生更改，这说明民间乐舞是宫廷仪式乐舞的来源之一，它丰富了宫廷仪式乐舞的构成成分。第二，中国古代乐舞具有动态属性，这种动态属性不仅表现为乐舞自身的艺术发展与成熟，也表现为它的形态和功能会随着政权更迭和政治需要而作出相应改变。《巴渝舞》的性质和功能以及其名称和舞辞在汉魏六朝的一系列演变便说明了这一点。第三，乐舞史料在文献典籍记录中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就要求我们综合多种研究方法，认真审视材料，才有可能还原某个乐舞品种的源流。造成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巴渝舞》来说，它在南朝梁及隋唐所呈现出的复杂性表明，具有动态属性的乐舞有可能会因其自身多次演变而令人难以清晰识别它的面貌，表现在乐舞的载体———文本记录上，就出现了复杂性和矛盾性。此外，文献撰录者的认知水平等主观学养也有可能导致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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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何光涛:《“巴渝舞”名号及曲辞嬗变探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58-61页;刘怀荣:《〈俳歌辞〉的发展源流及表演方式》，《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第13-24页;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0-146页。
2《晋书·乐志上》记魏改《巴渝舞》为《昭武》舞的时间为黄初三年。见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94页。《宋书·乐志一》记魏改《巴渝舞》为《昭武》舞的时间为黄初二年。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4页。
3《宋书·乐志一》云:“九年，荀勖遂典知乐事，使郭琼、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勖及傅玄、张华又各造此舞歌诗。”并载有三人所作舞辞。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9页。
4《宋书·乐志一》云:“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后舞》。”《宋书·乐志二》载有王韶之所作《前舞》《后舞》两篇舞辞，皆为四言，二十四句，并云:“右《前舞歌》一章。(晋《正德》之舞，蕤宾厢作。)”“右《后舞歌》一章。(晋《大豫》之舞，蕤宾厢作。)”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1、597页。《南齐书·乐志》记南朝宋改《正德》为《前舞》，改《大豫》为《后舞》的时间是元嘉中。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90页。
5《隋书·音乐志上》云:“《大壮》舞奏夷则，《大观》舞奏姑洗，取其月王也。二郊、明堂、太庙，三朝并同用。今亦列其歌诗二曲云。”“《大壮》舞歌，一曲，四言”“《大观》舞歌，一曲，四言”并录有舞辞。见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01页。
6《隋书·音乐志下》云:“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见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51页。《宣业》当为《宣烈》之误。
7表1是笔者依据本文所述《巴渝舞》在汉至南朝宫廷中的流变情况所绘制。
8比如彭贵川、何光涛《“巴渝舞”名称考略》认为在南朝宋，《正德》先后变为《前舞》《凯容》之舞和《宣化》之舞，《大豫》先后变为《后舞》《宣烈》之舞和《兴和》之舞。见彭贵川、何光涛《“巴渝舞”名称考略》，《四川戏剧》2008年第6期，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