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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借用斯可特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概念，着重探讨了隐藏文本与企业文化维持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本假设模型——若两个文本的重叠部分大，则说明该企业所称的价值与信仰体系获得了员工的广泛认同，企业拥有稳定性高、力量强的强势文化；反之，若两文本重叠的部分小，则说明该企业所宣称的文化远未取得员工的共识，企业中有大量隐藏文本存在，企业文化稳定性差，为弱势文化。
关键词：隐藏文本 公开文本 企业文化 强势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是由互动的个人或团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组成的社会单元。每一个企业都必然拥有一种文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其成功归功于该企业固有的、由悠久传统所继承的文化。因为文化影响行为，影响企业的目标与策略，继而影响企业的绩效。
由于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所以如何创造、维持和发展这种强大的文化不仅为企业管理实践所瞩目，而且也成为近年来许多企业文化学者关注的焦点。例如，迪尔与肯尼迪提出的强势文化观点；彼得斯和华特曼的卓越文化观点，及沙因的企业文化模型理论、路易斯的企业文化渊源理论和斯默西奇的企业共有意义理论。这些理论和观点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但是他们研究共同存在的一点不足是，多数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企业文化“公开文本”一面，即企业公开宣称的或者说是“伪装的”，通过企业传播渠道可以了解到的文化内容；而忽略了企业中隐含的、本质的、真实的文化内容。虽然有些学者也提及了企业文化中隐含的一面，如沙因文化模型中第三层——基本假设，其特征是隐性的、潜意识的，但这里的隐性是相对于看得见的实物层和可被了解的价值观而言的，与本文所指的隐藏文本所选的参照系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斯默西奇是较早关注企业文化中“隐藏文本”的学者，但在她的研究中只是客观地叙述了在企业文化中存在“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两个文本的事实，而并未将隐藏文本纳入到考察它与企业文化维持与发展的问题中去。
有鉴于实践的需要和理论探索上的尝试，本文拟借用社会学学者斯可特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概念探讨分析隐藏文本对企业文化维持与发展影响，以期探索企业文化管理的有效途径。
二、斯可特的“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
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家斯可特在1978年至1980年间对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进行了文化人类学的描述性考察研究。他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企业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样，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儿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斗争。
斯可特把关于下层群体抵抗的理论扩展到一切受制群体，即“一切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说话”的人们。斯可特讨论统治和抵抗，所涉及的“受制群体”不仅特指传统的社会地位低下者，如佃农、奴隶、贱民，也一般泛指一切受控于他人独断意志，处于支配和依附锁链弱势一端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他指出在无权者和统治者之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中，看似服从的无权者实际上内部存在某种伪装，在人际交往中统治阶层与社会底层看似和平的表面下蕴藏着政治矛盾。他创见性地提出“隐藏的读本” 和“公开的读本” 两个相对的概念，以达到其研究的广义目的，即如何去解读、阐释和理解社会下层企业的稍纵即逝的政治意识。
所谓“公开的读本是一个简称，用来描述统治者及从属者之间公开的互动关系” 。公开，意指不同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公开行为；读本，在此与法律诉讼中所用概念类似，是一个完全的记录，不仅包括言语﹑而且包括非言语行为如手势和表情等。而隐藏的读本是指“舞台后” 发生的﹑不能被掌权者直接观察到的话语。隐藏的读本由幕后的语言﹑手势和行动构成，是对公开的读本或肯定﹑或冲突﹑或变化、或漠然视之。权力关系不是非黑即白如此分明，也不能简单断言公开的就是义务，而幕后的就是自由。但可以肯定的是，隐藏的读本与公开的读本是面对不同的受众﹑不同的权力限制而产生的，统治权力的影响力导致两个读本之间的分野。因此﹐它们的不同不是原因，而是社会分层的结果，整体上的隐藏读本对于权力关系的动态观至关重要。
斯可特的研究是在人际传播领域进行的，但他对于权势者和从属者的隐藏文本分析却提供给我们一条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它可以让我们发现在公开表现为承认既定价值、适应现存权力、财富和地位分配的表面下的不同声音和非正式反抗，如同平静水面下的潜流。本文将其有关概念引申到企业传播领域，以探讨隐藏文本与企业文化维持之间的关系。
三、斯默西奇对“公开”与“私下”两种意义系统的发现
在企业文化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斯默西奇的贡献在于研究了共有意义对一个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功能。与路易斯提出“企业是文化生成的环境”相对应，她认为“企业是作为一个共有意义的系统而存在的”。她的这些观点完全来自于她调查研究所获得的经验材料。
八十年代初，斯默西奇获得了调查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些宝贵的经验资料中，斯默西奇认识到：那些由象征符号加工成的企业仪式、企业口号、企业语汇和占统治地位的风格，作为企业的一部分，有助于企业中共有意义的发展，正是这种企业的共有意义赋予企业成员的经验以共同形式和一致性。任何企业或群体，其活动的稳定性依赖于共同解释模式的存在和对经验的共同理解。也正是这些共同的理解使得日复一日的活动变得习以为常和理所当然。
然而，斯默西奇发现，在私下里，几乎所有的企业成员都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总裁的风格表示不满。一些人想直接按不同的意见办事，但常常受到阻挠。在公开的场合，他们都谨慎地努力在表面上保持意见一致并装得彬彬有礼。他们都遵守这样的戒条：必须根据总裁的好恶去行动，否则将招致灾难。通过观察斯默西奇还发现，在管理人员的实际运做中，也存在两种意义系统：公开的与私下的。只不过这两种意义系统存在高度的重叠。
其实，许多企业传播学家早已意识到了企业文化这种“两张皮”的现象。他们将公开的企业文化成为“公司宣称的文化”而将私下的企业文化称之为“实际运做的文化”。
至此，斯可特的“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与企业文化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意义系统之间便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对于企业文化研究的借鉴作用也便由此凸显出来。
四、 隐藏文本对企业文化维持的影响
借鉴斯可特“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概念以及斯默西奇“公开与私下意义系统”的观点，本文提出隐藏文本与企业文化维持的如下模型：
在该模型中，企业文化公开文本指企业公开宣称的价值与信仰体系，它通常由企业管理层构造并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战略目标、规章制度、人工制品、企业标识等各类可直接观察到的外显物中。企业文化的隐藏文本指企业成员实际上所持有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它具有隐含性、真实性和批判性的特点。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存在着两种文本的重叠，这是因为管理层与员工的关系本质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决定了每一个加入企业的员工必须要接受由管理者构造并体现其基本假设的企业文化。一般而言，管理者为了维护企业文化的整体性和连贯性，会通过招聘甄选、上岗培训及举行各种企业仪式等社会化过程，将体现其基本假设的企业文化公开文本内化到企业成员的意识中去。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成员加入到企业中来，愿意接受企业既定的规章制度，这就表明该成员至少对企业文化的部分假设取得了完全一致的认同。因此，只要企业存在，则企业文化公开文本和隐藏文本就必然存在着重叠部分。所以我们要考察的重点在于两文本重叠部分的大小。若重叠的部分小，说明该企业所宣称的文化远未取得员工的共识，企业文化为弱势文化；反之，若重叠部分大，则说明该企业所称的价值与信仰体系获得了员工的广泛认同，形成了强势文化。只有当两种文本高度重叠，形成了强势文化，才能对企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力量。故如何提高两文本的重叠度一直以来成为管理界和学术界孜孜探求的问题。
从模型中我们不难发现，要想提高两部分的重叠度，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扩大公开文本，以公开文本的强势消减隐藏文本；另一种方法就是，在既有文化下，利用科学的管理手段将隐藏文本转化为公开文本，实现两文本的高度重叠。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企业文化公开文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而忽略了企业文化隐藏文本的研究。
企业文化的生产对管理层的价值体系等企业文化要素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叙述，却几乎没有涉及员工个人的价值观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企业文化生产中的作用。但毋庸质疑的是，员工是企业的主体，企业文化是通过管理层与员工的互动而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因此，为了维护企业文化的强势效能，就必须把员工实际所持有的价值观——隐藏文本这个变量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线范围之内，寻找如何将它转化成公开文本的方法和途径。
五、结论
本文借用斯可特“公开文本”与“隐藏文本”的概念，将“隐藏文本”这个变量引入到研究视线之内。隐藏文本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层和员工在企业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消除隐藏文本最直接的方法是通过对企业深层结构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来找到改革的药方。本文主要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对企业中的隐藏文本及其与企业文化维持的关系做一粗浅分析。谨陈一得之见，非敢弄斧，唯期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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