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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论文3000字第六篇：比较梁启超和钱穆对曾国藩形象的评价 摘要：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要人物, 曾国藩受到了民国学人广泛的关注。其中, 梁启超和钱穆是值得注意的两位。他们二人都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一位学问精深且躬行实践的人物。但关于曾氏的学问渊源、为学取向以及古文成就, 彼此意见多有不同。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极尽正面, 这与他一生敬重曾氏密切相关。钱穆因其本人的民族观念、当时的国难背景、考据学风以及“曾国藩热”而对曾氏的态度较为复杂:既钦佩曾国藩的学问造诣又批评其忘却“民族大义”。这些不同反映出民国学人对曾国藩的观感与其本人所处之时代及所持之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 值得重视。 关键词：曾国藩; 梁启超; 钱穆; 形象;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Zeng Guofan Im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Liang Qichao and Qian Mu Mei Le 作为晚清显宦、理学名儒, 曾国藩受到了民国学人的广泛关注。刘浦江曾论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出现一个“曾国藩热”, 并引用其时许多学人评介曾氏的论著以为说明。 (1) 但他未提及钱穆的著述。实际上,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钱穆在论著中多次评论曾国藩。稍早于钱穆, 梁启超也对曾氏另眼相看。梁、钱二人的论述具有代表性,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国学人笔下曾国藩之形象的演变。本文即对此进行初步的考察。 (2) 一、梁启超笔下的“曾文正公” 清末民初, 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先后对曾国藩有所评判。但与大部分人仅是零星的、一时的讨论不同, 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在不少论著中论及曾国藩, 且对曾氏有一个持续的关注。这些论著如《曾文正公嘉言钞序》《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儒家哲学》等皆是。综括言之, 厥有三端: 其一, 对曾氏人格修养的态度。1916年, 梁启超于《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言伊始即指出曾国藩为“近世”及“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 又言其“一生得力在立志, 自拔于流俗, 而困而知, 而勉而行, 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 不求近效, 铢积寸累, 受之以虚, 将之以勤, 植之以刚, 贞之以恒, 帅之以诚, 勇猛精进, 坚苦卓绝, 如斯而已, 如斯而已。”[1]1梁启超在此重点凸显曾国藩立志之恒, 认为这是其一生事业成功的最大因由。接着他又言道:“文正以扑拙之姿, 起家寒素, 饱经患难, 丁人心陷溺之极运, 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 惟持一己之心力, 不吐不茹, 不靡不回, 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1]2梁启超虽无限同情于曾国藩的晚年遭遇, 但其论述的重心还是意在表彰曾氏凭“一己之心力”以变世风进而挽世运的努力。其中透露的是对曾氏经世用心的称许。 该序中的“惟持一己之心力”, 极易令人想到曾国藩的《原才》。曾氏由在京师观览世风而写《原才》。该文开始即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2]181, 而全篇亦是提倡斯旨。其后曾氏处世行事, 多有志于此。由于后来曾国藩的一番作为, 此文尤其是开头两句遂被后来者多番提及, 且被看作曾氏人格修养的中心所在。梁启超评价曾氏而特别提这一点, 足见他对曾氏人格修养的重视程度。 其二, 对曾氏古文造诣的评论。梁启超于1920年写就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咸同间, 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 尝为《圣哲画像赞》, 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国藩功业既焜耀一世, ‘桐城’亦缘以增重, 至今犹有挟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3]56在梁看来, 曾国藩为桐城派后起之秀, 加之曾氏在晚清的“功业”, 遂使桐城一派流衍至于民国。虽然桐城派其后渐成为俗学, 所谓“挟之以媚权贵欺流俗”, 但曾氏对于该派无疑是居功至伟。此后, 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又肯定地说:“曾涤生文章尤美, 桐城派之大成”[4]19。有清一代, 论及古文, 自以桐城派为最。梁说曾氏文章集桐城派大成, 无疑是极高的评价。 其三, 对曾学的看法。1923年, 梁启超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之论清代政治对学术变迁的影响一节时, 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中一条即“宋学复兴”。他说:“乾嘉以来, 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 ‘宋学’二字, 几为大雅所不道, 而汉学家支离破碎, 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 独以宋学相砥砺, 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 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 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 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 ‘反汉学’的思想, 常在酝酿中。”[5]120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罗泽南诸人面对汉学的“支离破碎”, “独”倡宋学, 引领思想界的转变, 成为思想界三条“新路”之一。虽寥寥数笔, 字里行间却对曾氏的学问及其带来的影响赞扬备至。 但第二年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论及湖南学风时, 梁启超对曾氏学问的阐述已有所改变。在该文有关曾国藩的一段论述中, 他特别指出曾氏的学问取向是“和合”汉学与宋学, 并认为其“虽后半生尽瘁政治, 不尽所学, 然学风固影响一世矣”。[6]76这与上文所言曾国藩、罗泽南“独以宋学相砥砺”的评判显有不同。其时, 曾国藩虽提倡宋学, 但并“不废汉学”[7]3467。因此, 在这里梁启超更加认识到曾氏调和汉宋学的为学宗旨, 且予以较高的评价。 然而, 梁启超于1927年讲演“儒家哲学”时, 对曾氏的评判又回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的看法。他说:“ (曾氏) 一面提倡桐城文学, 一面研究朱学, 有圣哲画像赞: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起, 一直传到姚姬传止……曾派及其朋友门下, 靠儒学作根底, 居然能作出如许的功业, 人格亦极其伟大, 在学术界很增光彩。”[8]69很明显, 梁启超在此仅强调曾国藩的宋学特质, 而不再明言其“不废汉学”的学问倾向。虽然他后又说“靠儒学作根底”, 但这仅是为了照应讲演的题目。揆诸上下文意, 此“儒学”更多是指宋学 (“朱学”) 而言。值得注意的是, 梁启超关于曾氏的论述固然有一定改变, 但他仍然十分肯定曾氏的人格和学问。 可见, 在梁启超笔下, 曾国藩是近代一位人格修养极高、古文成就和学问俱佳的重要人物。而对于这样一个人物, 梁也几乎全是正面的评价。究其缘由, 首先与其一生对曾氏的态度有着紧密的关联。 梁启超早年即对曾国藩的修身功夫大为敬佩, 且加以仿效。1900年3月24日, 仍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在给其师康有为的信中写道:“弟子日间偶读《曾文正公家书》, 猛然自省, 觉得不如彼处甚多, 觉得近年以来学识虽稍进, 而道心则日浅, 似此断不足以任大事”。[9]150梁自戊戌政变而流亡日本后, 即开始大肆涉猎西学, 学问日进。但他自读《曾文正公家书》后, 却有“学识虽稍进, 而道心则日浅”之感, 可见曾氏的修养、学识对他已起到强烈的自省作用。几天后他在另一封致老师的信中又再言之[9]151, 足见曾国藩对其时梁启超的触动之深。 稍后不久, 梁启超又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强调了上面的感受。不仅如此, 他在信中还告知友朋他已经决议仿效曾氏的修身之法。具体是:“以五事自课:一曰克己, 二曰诚意, 三曰主敬, 四曰习劳, 五曰有恒”。另外, 他亦仿照“曾文正之法”记日记, “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9]148几年后, 他又效仿曾氏研习书法。由于坚持勤苦练习, 梁的书法竟一时使其弟梁启勋也无法辨识。[10]30-32可见, 在个人修养方面, 梁启超早年即已受到曾国藩的深刻影响。 晚年的梁启超同样极为推崇曾国藩。不过, 因梁本人逐渐将精力投入到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上, 这番推崇与之前相比则有指向上的不同。1927年2月, 他在一封给子女们的信中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 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 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 尽自己能力做去, 做到那里是那里, 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 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处专在此一点, 我盼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9]720这里梁启超将其一生成就所得归因于曾氏之“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所展示的人生态度, 并希望子女能够学习这一点。虽是仅仅提及曾氏而未作更多的称赞之语, 但由一斑而窥全豹, 从这种私下给子女的信中更能反映曾氏对梁启超一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此时梁启超正执教清华国学院。他在教导学生时亦常提及曾国藩, 并以此鼓励学生们有所作为。如在一次与学生的谈话中, 他就讲到曾氏及其周围友人“最先从自己做起, 立个标准, 扩充下去, 渐次声应气求, 扩充到一班朋友, 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 进而至时局危难时, “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由此他又向学生们言道:“风气虽坏, 自己先改造自己, 以次改造我的朋友, 以及朋友的朋友, 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 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 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他鼓励学生同样应树立改造社会风气的志向, “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 以次及于旁人”。[9]735-737曾国藩倡导风气改变是由于一二人之趋向, 梁启超亦以此劝导从学诸生勇担“改造”社会不良风气的重任。相对于上面仅在家信中表彰曾氏, 此处梁启超则是公开称赞曾氏推己及人的人生志向。 以上足以看到, 梁启超从早年至晚年, 在个人修身和言谈之时均多番提及曾国藩。他不仅自己仿效曾氏的修身之法, 而且主张子女、学生向其学习。虽然梁启超一生中对曾氏的推崇前后有着不同的指向, 但这一推崇的态度可说是贯彻始终。因此, 当梁启超在著述中涉及曾氏时, 平生对曾氏的态度也不禁流露于笔端, 成为他评价的基准。 二、钱穆笔下的“曾涤生”及其与梁启超的异同 在梁启超之后, 钱穆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曾国藩也有一系列论述。这主要见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 (后改名为《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 (1) 《国史大纲》《清儒学案序目》等论著。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曾国藩一章中, 钱穆认为曾氏学问受到桐城派以及其乡贤前辈的影响。桐城派姚鼐等人虽以古文辞著名, 却不忘畅论改革风俗、提倡教化之说。曾氏家乡前辈唐鉴、贺长龄诸人在湖湘之地大力提倡宋学, 重振经世学风, 试图一新天下人耳目。[11]628-635这两派人论学有一相同之处, 即都不满当时尊崇汉学的风气, 对宋学则特别重视。而曾国藩在京师任翰林院检讨时既“接闻桐城诸老绪论, 又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11]636, 已充分接触到这两派的学说, 于是学问上受到诸多的影响。 但在钱穆看来, 曾氏为学并不囿于以上两派的学说, 而是意在会通汉学与宋学, “归其要于礼家”。[11]646钱穆颇为欣赏曾国藩的礼学思想, 故而对之论述最多。他认为曾国藩是在以杜佑、马端临之学弥补许慎、郑玄论学之“偏”, 再“以礼为之纲领”, 从而“绾经世、考复、义理于一纽, 尤为体大思精, 足为学者开一瑰境”。[11]649从上文可知, 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虽有提及曾国藩“和合”汉、宋学, 但仅一笔带过, 且未提及曾氏的礼学思想。而这里钱穆明确指出曾氏会通汉学与宋学而归趋于礼学的学问取向, 并给予颇高的评价。在这一点上, 钱穆与梁启超显有不同。 而且钱穆未像梁启超那样高度评价曾国藩的古文造诣, 反而注重曾氏的“文章论”。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钱穆认为曾氏论学“尤重文章”, “微变”汉学之“训诂明而后义理明”之说, 并移之于文章, 以求“古书之精义”。[11]652-653在《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文中, 他更认为曾氏视文学为“全部学问之中心”[12]101。 钱穆认为曾国藩为学“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11]636, 而持论则“平正通达, 宽宏博实”, 为清朝二百余年少见[11]653。故此, 曾氏学问属于“士大夫之学”, 而不同于“博士之学”, 其本人亦被钱穆称为“近百年来第一个伟大人物”[12]102。此处所言之“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 是引用晚清广东名儒陈澧的说法。陈澧认为学问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 而“士大夫之学, 更要于博士之学”;所谓“士大夫之学”指的是“略观大意”“存其大体”。[13]对钱穆而言, 曾氏之学正是属于“士大夫之学”, 从而区别于以专精为主的“博士之学”。可见钱穆对曾氏这一为学宗向的由衷肯定。相对于曾氏的事功、古文造诣, 显然钱穆更为赞赏其学问。 因之, 钱穆在《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文中特别主张社会上负有“国家社会更大的重任”的“比较站在领导地位的搢绅士大夫”“政军大僚”“各色各行的领导人物”都应当“稍事学问”, 奉曾氏为模范, “庶乎希望可再有曾氏般的人物出现”[12]90-91。前已指出, 梁启超教导子女、学生时也言及曾国藩, 但他是重在从人身修养上向曾氏学习。而这里钱穆则是主张社会上的“领导人物”从学问上奉曾国藩为模范。其间的侧重还是有所不同的。 虽然钱穆在著述中如此看重曾国藩, 但这并非是他对曾氏的全部看法。实则他亦对其有批评之辞。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论述稍早于曾国藩的龚自珍时, 即已附带指出:“湘乡曾氏削平大难, 欲以忠诚倡一世, 而晚境忧谗畏讥, 惴惴不可终日”[11]607。在论曾氏这一章中, 他再次言道:“自此以往 (指1861年后———引者按) , 涤生名位日高, 责望日重……忧谗畏讥, 日惴惴于晚节之不终保”。由此他认为:“盖转移习俗以陶铸一世人才之至愿, 在涤生故未尽酬”[11]643-644。钱穆在同一书中两次以“忧谗畏讥”、惴惴不安来描述曾氏, 同情惋惜中已有几分批评。
至《国史大纲》一书中, 钱穆对曾氏虽有赞赏之辞, 如称“曾国藩虽在军中, 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等即是[14]947, 但也有责备之意。钱穆认为湘军诸将领“自谓受有传统文化之浇培、以保护民族文化自任”, 却早已丧失“民族大义”;他们“寄托在异族政权的卵翼下来谈民族文化之保存与发皇, 岂异梦寐!”[14]944虽言湘军诸将领, 并无特指, 但曾氏显然包括在内。在钱穆看来, 曾国藩等湘军诸将已丧失“民族大义”, 因而不能“保存与发皇”民族文化。这里对曾氏批评的意味颇为明显。
不过, 钱穆于1942年写《清儒学案》之时, 仍以一章篇幅谈论曾国藩。该书全稿已不存, 但序目幸而留下, 从中可以看到钱穆论述曾学的命意所在。钱穆说:“涤生之学, 文章宗桐城姚氏, 训诂尊高邮王氏, 经学考据师昆山顾氏、金匮秦氏, 穷赜撷精, 海涵地负。其在京朝, 常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诸人游。然不拘拘为讲学家言。尝自谓‘欲以禹、墨为体, 老、庄为用’。虽非从容中道, 亦庶几矣。诚近世间出一伟儒也。述涤生学案第五十七。”[15]567除了论曾氏学问渊源与先前所言不相差别外, 钱穆还特别提及曾氏“不拘拘为讲学家言”, 借以彰显后者重在实地践行的为学旨向。这也正好与上面“士大夫之学”的论断前后呼应。而钱穆又称曾氏庶几“中道”, 为“近世间出一伟儒”, 更可见他对曾氏学问的赞许。
综上而言, 在钱穆看来, 曾国藩实是近世一位学问精深而又躬行实践、注重保存民族文化却忘却“民族大义”的“伟儒”。他由衷赞叹曾氏会通汉学与宋学进而归趋于礼学的学问取向, 而对其丧失“民族大义”则有所批评。不同于梁启超尽乎正面的评价, 钱穆对曾氏的态度较为复杂。
三、钱穆如此评判曾国藩的缘由
以上钱穆对曾国藩的评判, 不仅与日本侵略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学风密切相关, 还跟钱本人的民族观念以及社会上的“曾国藩热”有着一定的联系。
钱穆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时, 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与梁启超此前撰写同名著作的时代背景绝然不同。其时日本侵华亟亟, 于占领东北之后正觊觎华北。时在北平教书的钱穆遂不禁有“身处故都, 不啻边塞”[16]3的感叹。面对此种局势, 他在书中对于“转世运”的人才予以特别关注。在论晚清名儒陈澧时, 他曾感叹:“安所得东塾 (陈澧) 其人者, 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 (郑玄) , 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 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此余於东塾之一编, 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11]692。而曾国藩在晚清的“勋绩”“学业”与“文章”, 在钱穆看来, 已然符合其“转世运”之人才的标准。由此他才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中对曾氏有所褒奖。
当时崇尚考据的学风亦是钱穆推崇曾国藩的一项缘由。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整理国故运动以来, 学术界崇尚考据实证。钱穆对学界的这一风气极为不满, 并行诸于文字。在《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论曾氏读书之道一节中, 以下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最近的学术界。似乎领导学术者, 其存心多只看重了博士之学, 而不看重士大夫之学。因为有此趋向, 所以我们当前的学术空气, 渐渐和一般社会分离, 而形成为一种特殊环境里的一种特殊生活。一个有志读书的青年, 他们的最要条件, 便是盼望能走进像样的大学, 浩博的图书馆, 完备的研究所。而论其学问之所成就, 则只是一种近乎博士论文式的著作。我们并不说学术界不该如此, 却不能认为学术界只该如此。若我们放大眼光, 为一般社会著想, 便见学问并不全是关门而做的事。有一种是专门博士之学, 为少数人所专攻;另有一种则是普通的士大夫之学, 为社会多数知识分子所应领解。曾氏圣哲画像记所论, 若以专家博士学的眼光来评量, 有人不免将目其为浅陋。但若注意到社会上一般人物之陶冶与进修, 则曾氏的见解, 实在是极可取法了。[12]97
这里钱穆再次引用陈澧“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的说法, 认为当时学界太过提倡专精的“博士之学”, 从而使得学问与人生日用越来越远。在钱穆看来, 专门之学固属需要, 但由少数人专攻即可;更多的知识分子应当从事“普通的士大夫之学”, 而注意社会上一般人之“陶冶与进修”。由此他认为曾氏在这后一方面的见解值得重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全文注重彰显曾氏学问属于“士大夫之学”的特质, 此处又特别提及当时的学风且与之对比, 其中显然有针对的意味。对钱穆而言, 曾氏的见解毋宁是疗治当日学界风气的一剂良药。
值得注意的是, 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考史风气渐浓之际, 钱穆亦是身体力行之一人。他写《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 可以说都是受到这一风气的影响。这一时期所写的《国学概论》对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古史探讨虽有所批评, 亦肯定其“破弃陈说, 驳击旧传”之功。[17]329但至三十年代, 钱穆逐渐转入“经世”之学 (“士大夫之学”) , 且刻意与“乾嘉学” (即乾嘉考据之学) 划清界限。[18]147钱穆本人为学的这一段经历, 对其辨析“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的区别自然会产生影响, 遂使其更为认同前者。
如果说其时的学风以及国难让钱穆对曾国藩另眼相看, 那么钱氏本人的民族意识和社会上盛行的“曾国藩热”则又使其对曾氏有所批评。早有研究者认为钱穆“颇具民族主义意识, 并见诸其史学”[19]164。但还需指出的是, 比照当时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意识, 钱穆所持的实是一种狭义的民族观。他后来回忆说, 早在果育学校求学之时即受老师教导而知当时皇帝“不是中国人”, 并称“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 同情革命民主”皆由师启发之[18]34。可见其民族观念是仅就汉族而言。由这一民族观念, 他在《国史大纲》中颇为批评曾国藩, 认为曾氏丧失“民族大义”, 在“异族政权”下试图保存“民族文化”为“梦寐”之言。钱氏本人的民族意识在论述曾国藩时无疑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这是他于赞扬曾氏之后又对之批评的一个重要因由。
另外, 钱穆对曾国藩的责难还当与其时社会上风行的“曾国藩热”有一定的关联。钱穆写作《中国近三百学术史》《国史大纲》等著述时, 社会上正弥漫一股“曾国藩热”。这一重背景亦为此前梁启超写作清学史著述时所未遇到。
其实, 北伐前后国民党当局已对曾氏甚为推崇, 将其言说引为治军之“范则”;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社会上更是普遍谈论曾氏, 一些学人更将其当作民族文化的代言人、抵抗西方文化的功臣, 对其忠于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则曲意回护。[20]钱穆谈论曾国藩时, 未提及时人这些称赞曾氏保护民族文化之功的言论, 但并非不知情。在《国史大纲》中, 他颇为批评曾氏忘却“民族大义”, 认为其谋求在“异族政权”下保存“民族文化”为不可能实现之事。这与那个抵抗西方文化而卫护中华文化的曾氏形象显有不同。对比之下, 其中还是有一定的针对意味的。而且如此判断, 也可明了两年以后钱穆写作《清儒学案》之时又对曾氏大为赞叹且称其为“近世间出一伟儒”的内在缘由。因为对钱穆而言, 除了曾国藩忠于“异族政权”而忘记“民族大义”应予以批评之外, 曾氏的其他方面如学问、德行均值得称赞甚至仿效学习, 所以在写作《清儒学案》时就又对曾氏大为赞叹了。
四、结语
由于学问背景、人生阅历以及所处时代不尽相同, 梁启超和钱穆对曾国藩的评判也是有同有异。梁启超一生十分敬仰曾国藩, 这不免影响到他对曾氏的评价。在其著述中, 曾氏的形象近乎完美。钱穆因自身的民族观念、国难的时代背景以及对其时盛行的考据学风和“曾国藩热”的不满, 从而对曾氏既有称赞又有批评。梁、钱二人都认为曾国藩是近代一位学问精深且力行实践的重要人物。但在关于曾氏的学问背景、为学取向、古文成就等问题上, 彼此看法不甚一致。梁启超认为曾氏的人格修养值得后人学习。而在钱穆看来, 曾氏有志于“士大夫之学”而不注重专精的为学取向更应当称赞和加以仿效。
梁、钱两位学人笔下的曾国藩形象固然有所不同, 但这无关认识上的对与错, 也不尽是理解上的深与浅。从中反映的倒是民国学人在论曾氏之时, 各自所处之时代及所持之观念对彼此论著的深刻影响。这是后来者在阅读他们的论著时所应时刻注意的地方, 不容轻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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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近代史研究, 2014 (2) .
注释
1 参见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 《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第89-94页。
2 此前已有关于梁启超和钱穆清学史著述的比较研究, 主要是从著述体例、组织方式、著述宗旨等方面展开, 并未对二人有关曾国藩的论述予以特别的关注。见路新生:《梁任公、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论》, 《孔孟学报》1994年第2期;周国栋:《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陈勇:《“不知宋学, 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钱穆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胡文生:《梁启超、钱穆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崔兰海:《梁启超、钱穆同名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旨对比》,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1期;李长银:《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平议》,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3 (1) 1935年, 北平大学生发起读书运动, 钱穆应邀写就此文, 初刊于本年11月的《益世报·读书周刊》上。该文后收入《学龠》一书时, 改名为《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全文见钱穆:《学龠》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第75-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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