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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的论文第八篇：《夏鼐日记》中对胡适形象的评价探讨 摘要：在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史中,胡适是叱咤风云的学术大师,以其独有的自由主义思想为标志,纵横捭阖。夏鼐作为胡适的后辈学人,政治木讷却思维敏锐,以日记这个独特视角记录了胡适命运的变化,着墨不多却形象丰满。夏鼐与胡适交往的次数屈指可数,却不可思议地完成了由单纯的崇拜者到平等沟通的学者再到批判者,直至追忆人的身份转变。《夏鼐日记》所展示的胡适形象的变化进一步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变迁。 关键词：《夏鼐日记》; 胡适; 考古; 思想; Scholar’s Interaction:The Image of Hu Shi in The Diary of Xia Nai PEI Shi-d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20 th century,Hu Shi was an academic master,marked by his unique liberalism.As a young scholar compared with Hu Shi,Xia Nai is politically savvy but has a keen mind.He recorded the change of Hu Shi's fate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the diary,althrough,there is not much words but full image.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of contacts between Xia Nai and Hu Shi,but they have incredibly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from a simple admirer to an equal communication scholar to a critic,until the identity of the reminiscing person.The changes in Hu Shi's image displayed in Xia Nai's Diary further reflect the changes in society and the times. 夏鼐,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新中国考古学掌舵人。夏鼐先生的日记,始于1931年元旦,止于1985年其去世前二日,历时50余年。1是夏鼐整个学术生涯的真实记录2,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夏鼐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夏鼐先生的人际交往史,塑造了诸多著名学人形象。其中,提及胡适先生亦有多处。3胡适在学界地位尊崇,被誉为“士林领袖”4,与梁启超合称“为并世大师”。5《夏鼐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在胡适形象研究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补充相关史料,还原胡适在若干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其二,从与夏鼐有限的接触中展示胡适的学术态度及人格魅力。夏鼐与胡适都是跨越历史阶段的学者,《日记》中胡适形象的解读,对研究当时社会制度、社会思潮转变,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学人关系大有裨益。关于胡适和夏鼐的关系,宋广波研究员曾撰文讨论6,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从多个角度丰富胡适的形象及变迁。 一、引领时代的先驱 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的中国,思想界“披心而嗷,其声昭明”7,关于解放思想、改造世界观、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理念引领社会思潮,而哲学的传播成为重要途径。1925年,15岁的夏鼐第一次接触哲学书籍。“在同学平阳吴家桢处见及范寿康著《哲学初步》,此后对于思想史及哲学亦渐生兴趣。”8夏鼐自高小时期便常阅读白话文小说,“对新文学发生兴趣”9,而胡适作为新文学的重要开拓者,少年夏鼐难免对其产生崇拜与敬仰之情,进而激发夏鼐旁听胡适课程的兴趣。1927年“八月,先生应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10,夏鼐利用在光华中学读书的机会“到大学部偷听大学课程,如胡适‘中国哲学史’”。11恰巧夏鼐好友王栻爱好买书,“《新月》月刊和新月书店去年成立后出版的书他几乎都买,我便借来看”,同时作为胡适的“崇拜者”,“胡适的书一出版,他几乎都买”。⑤11当时《新月》杂志是胡适思想的宣传阵地,“新月创刊时编辑是由5个人共同负责的,胡先生不列名……胡先生是事实上的领袖”。在光华高中学习的三年,夏鼐有充分条件和强烈兴趣遍揽胡适作品。 1931年之前,《日记》中的胡适形象着墨较少,但从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胡适是青年学子追逐、崇敬的对象——“五四后的胡适在青年学子中一度光芒万丈”。1930年底,胡适在史语所茶话会上总结其“一生‘提倡有心,实行无力’,生平抱三个志愿:一是提倡新文学,二是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国故”。1320年代胡适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声名鹊起,主要靠前两项志业 ”,提倡新文学和倡导思想改革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持续推进已深入人心,得到国民政府认可,甚至颁布诸如“教部通令全国中小学校励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文教科书”15的政令加以推广。“整理国故”运动直到“1928年前后因倡导者的主动喊停”才“大致落幕”。(11)16回顾胡适一生,最重要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人权与约法》(1929年),重要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尝试集》(1920年)、《白话文学史》卷上(1928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1930年)皆发表或出版于1931年之前。“战前十年(指1931年之前)的北平学界,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黄金十年”(12)16,胡适在十年间成为学界伟人,“先生之《胡适文存》中多数论文,已成为全国中学生之普遍读物”。17因此,此时的胡适形象是为知识界楷模,青年学子的偶像。1412 二、“落下神坛”的鸿儒 1930年下半年,夏鼐同时被南京中央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录取,校方另推荐保送上海光华大学,“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北上燕京”。18此时的胡适因为1929年陆续在“《新月》杂志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难》等篇,误解本党党义”19而身陷困境。行政院要求教育部对“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20,教育部“查胡适近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加以警告”。21胡适担心学生因为“呈请彻查吴淞中国公学办理情形”受牵连,拿不到政府承认的毕业证书,于“一月十二日辞职”。22同时辛苦经营的《新月》杂志也面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法没收焚毁”23的密令。胡适曾试图以法律武器反击,却“没有受理的法庭”。24在完成中国公学继任校长和《新月》董事会等问题协商后,于6月初重返北平,后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名誉秘书”和新设立的“编译委员会委员长”25,10月10日接受“北大聘书”。26这就为夏鼐继续接触胡适提供了便利条件。 1931—1934年,夏鼐记录了他曾阅胡适《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胡适文选》等著作,实际上夏鼐看过的胡适作品远不止此,因为他经常“在图书馆中翻阅杂志,到阅报室看报,阅《大公报》”27,而胡适是个笔耕不缀的学者,与《大公报》28等众多报刊颇有渊源,并且是重要的供稿人。此外,《日记》记录了三次胡适演讲,第一次是1931年5月14日下午听胡适之演讲《禅宗是什么》29,因为“前几天有贵校史学系和教育学系诸位朋友约我谈话,因此想找一个各方面均有关联的问题来谈”。30这个主题胡适从未演讲过,对夏鼐较有吸引力。第二次是1932年10月13日,这天的演讲题目夏鼐没有记录,但是根据胡适“十月十八及十九连续两日在协和大学演讲《哲学是什么?》”31推测,可能为同一个主题,并且1930年10月17日胡适曾在协和做过同样的讲座。胡适“用中文开讲《哲学是什么?》”32,夏鼐因为对哲学有兴趣,故而听之。同时可以看出,胡适做重复主题的演讲是有先例的。第三次演讲是1934年6月22日,即夏鼐的大学毕业典礼。这次夏鼐对胡适演讲的态度倾向明显,认为胡适与4年前高中毕业礼中的致辞重复,是同样套话:“自己有三张药方,好比观音赐予孙行者的三根毫毛,可以给你们将来救急用:(1)多找出几个问题,以做研究;(2)多弄点业余的玩意儿,在职业外发展自己的天才;(3)要有自信心,自强不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33这个演讲是1932年6月《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34一文的增补版,演讲开始时胡适表达了“两年前的六月底”35已发表过这篇文章,而夏鼐希望听到新的内容。在演讲中,胡适增加了第四张药方,但是在夏鼐看来“依旧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而已”。(15)33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夏鼐务实的态度,但也不能否认胡适期盼青年顺利就业的良好愿望。 大学期间,夏鼐开始接触批评胡适学术思想的文章。起初,对于这些批评性文章,夏鼐认为“关于批评胡适的理论颇有趣”。36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展,夏鼐审视批胡的文章,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如他认为有篇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文章“其优点在于……不过他所说的……总使人起一疑问”。37不仅如此,在阅读完李季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夏鼐高度赞扬了冯友兰“叙述各家之哲学系统,远胜胡适,在现下此类著作中尚罕其匹”,但“考据方面,不如胡适”。38这一点非常中肯,胡适在考据方面功力深厚,冯友兰曾将《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胡适请其阅评,胡适同样认为冯“功力之勤”,“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但是“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39,还在信中提出了若干条反驳理由。陈寅恪在读完此书后认为“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40,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没有指出书中疏漏,胡适却能够提出三条中肯的意见,学术功底深厚可见一斑,胡适也称自己“已读通了文法,所以没有不通的地方”。41 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胡适在夏鼐眼中逐步沦为“时代的落伍者,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去了,恐怕他读到自己所作《回国杂感》中关于康有为的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42胡适曾说“二十年前的中国,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的中国,却骂康有为太旧”43,30年代的胡适落到和康有为同样的境地。在夏鼐看来,究其原因莫过两点:一是乏善可陈,“胡适之先生说的话,其实都是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新鲜”44;二是“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其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学术著作引起强烈反弹,无论老辈还是新进,甚至同道,均或隐或显地批评指摘,他身上的光环开始变得暗淡”。45如胡适《我们走那条路》一文提出,“离开一切党派的成见,可以说是政治学术化的开始”46,开启政治学术化风气的文章遭受众多指责,被认为这是一条“改良主义者的死路”。47 夏鼐认为胡适与时代脱节,实际上表达的是19世纪20年代“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气”48的“胡适时代”终结,逐渐“青年无理解”49,背离青年人的憧憬。但在夏鼐看来,这个时期的胡适尚有两点可取之处。其一为治史。“中央派之胡适、顾颉刚等,利用西洋19世纪之史学方法,欲用考据入手,逐渐整理,尚未敢着手贯通五千年之通史也。就将来结果而言,或以此派为最有希望”。50胡适还曾经指导吴晗关于治史方法的疑惑:“蒋(廷黻)先生期望你治明史,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多,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并且指出极重要的一点,“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51此番对治明史的解读可谓精辟,吴晗终成明史大师。 其二是胡适对日态度的转变。1936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中“日代表芳泽谓希望中国政府对于内外要事,皆以欣然态度,咨询日本而后决定;又希望中国另有一政府,对于日本抱友谊之态度。中国首席代表胡适之氏即起而驳之,谓中国政府已极亲善之能事,超过独立国所能忍受之程度,日本之举动,将使中国人民更为反日而已”。夏鼐认为胡适“自‘九一八’以后,仍主张和平对日妥协,但自日本压迫中国政府禁止人民反日之日起,即开始决心积极反日,日本如野心不止,中国决行抵抗云云。”52夏鼐对于胡适的表态持赞赏态度。此时的胡适并不是畏惧日本或卖国求和,他曾经为1932年6月提议政府应为同日方交涉作出解释,希望达到“取消满洲国;恢复在东北行使主权之目的”53,出发点还是维护国家统一。1935年,胡适在给教育部长王世杰的信中表示,希望“为当局恳切进言,打破那‘等我准备好了再打’的迷梦”54,并对蒋廷黻坦诚“关于日本,我近一年来真成了一个‘反日者’”。55 此外,夏鼐与胡适还有心照不宣之处,如对青年学生请愿游行的看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清华学生全体大会立即提案“禁食一天”、“徒步请愿”,多次赴京请愿,夏鼐在学校开会商定进行3周军营生活后表示:“救国只有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好处,休课学操,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56,“国难当前……还是干自己的事情去好”,仿效“成仿吾学兵科,鲁迅、郭沫若学医科,胡适学农科”57,将自己的论文写好。胡适也曾呼吁,“青年学子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若长此荒废学业,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58胡适掷地有声的论辞与夏鼐的想法不谋而合,二人都是站在历史和民族的高度提出了对学子的期望。 胡适非常清楚“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59,“二十年代,胡先生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就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而到抗战前夕,则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这就是因为上课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60即便如此,胡适“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⑩59,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学人爱国精神的坚守。 三、平等交流的前辈 1946年底,夏鼐与胡适实现了第一次正式接触。“饭后往谒,适傅所长正与胡适之先生谈话,傅先生为余介绍”61,又跟随胡适等人郊游、赴宴,逐渐熟识。1946年12月20日晚的谈话,正式开启了胡适与夏鼐两年短暂交往的序幕。 当天“晚餐后去胡适之先生处闲谈,并请其写字。胡先生询及西北考察情形,余取出照相、绘图及拓本,胡先生对之颇加赞赏。又谈北大考古学系拟设一博物馆,古物方面由裴文中及向觉明君负责。谈及中国考古学前途希望很大,谓夏朝一代自为实在史实,而非虚构,然考古学方面竟未发现其遗迹,似应从古地理入手,择定几处有为夏代城邑之可能者,加以发掘,或可对此问题加以解决。又推《水经注》一书价值,谓对于考古之帮助很大,以其去古未远,对于故城之记载较为可靠,如能按图就地考查,或可获得大发现。约谈话一小时许,始辞去。”62鉴于夏鼐的考古学方向,这里特别要提及胡适对中国考古与文博事业的关注,这是二人交往的重要交集。1923年,胡适就提出“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631930年,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停止了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合作,造成殷墟发掘困难,此时“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学术资助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开始对史语所考古组伸出了援助之手”64,“聘任李济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教授,另外三年里每年拨一万银元作为研究所的田野工作经费”65,这是在胡适“特别关切”和“特地建议”66下才达成的资助。胡适虽然不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领导人,“但他在中基会的地位与影响力却鲜有人能望其项背”。67胡适还担任了“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理事,一直关注着西北科考团,黄文弼的考古资料整理也是在胡适的支持下得以开展。68朱家骅曾写信给胡适谈西北考察团事。此处西北考察团指的是1942年开启的由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地理研究所等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北大派出了向达等人参与,胡适得知考察团经费紧张后,提出“近得两千元,也许即可汇给梦麟(即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作者注),一半作考察团费,一半作文科研究员印刷费”。69在资金紧张的抗战时期,胡适对考古工作的支持不遗余力。此外,胡适还兼任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等与文博相关工作。正因为长期对于考古和文物事业的关注,胡适才能够敏锐意识到夏文化真实存在和《水经注》在考古调查中的重要性。“胡适虽然不是考古学家,却能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不遗余力地鼓吹、宣传以地质学、考古学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科学”70实属不易。这次谈话是夏鼐主动赴胡适处,并请胡适题字,可见胡适在夏鼐心目中的地位仍不可小觑,这次考古谈话后,夏鼐对胡适更添敬重。 1947—1948年间,胡适先后6次来到南京,此时的夏鼐因傅斯年出国而临时(1947年7月—1948年8月)71承担起史语所代理所长的职务,也因此有了更多与胡适交流的机会。通过多次交往,夏鼐得以更清晰地定位胡适几个形象。 1.治史大师 胡适的史学功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深厚的史学基础。“胡先生自谓少年时每星期读毕一史,除《宋史》、《明史》过多外,其余居然能办到,然《十三经注疏》及《说文解字》之类,则均系留美时课余补读完,惟当时国文根柢已打好。”72胡适对于史学的兴趣源自孩提时期,不到8岁时,他“二哥的提议,先生使我读《资治通鉴》,……这番读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并且胡适能够“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编成有韵的歌诀”73,以方便记忆。另外胡适对于文学的兴趣和史学几乎源于同一时期。胡适接触《资治通鉴》不久,“像老饕一般读尽了本村邻村所知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用白话或口语写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胜的趣味”。(12)73至于对哲学的兴趣,源自《资治通鉴》第136卷关于范缜的内容,胡适认为“范缜根本否认精神为一种实体,化繁为简合我儿童的心胸”,“范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13)73文学、哲学、史学在少年时代的胡适心中得以交融,这为胡适的代表作《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纲》的写作积累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二,一贯的史学思维。尤以其《水经注》研究最为典型。1947年10月,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与夏鼐闲谈说到“《水经注》最初系由王重民作北平图书馆藏赵一清家藏本(后归别下斋)水经注校抄本跋寄与胡先生,王氏引及静安先生《水经注释跋》(《观堂别集补遗》),‘为东潜作此书序’翻刻本误作‘为东潜作此序时’,胡氏指出其误,因而对《水经注》一问题发生兴趣。原拟以六个月做毕工作,结果至今四年,尚未做完。”74胡适说明了《水经注》研究的肇端。1941年底,夏鼐在彭山发掘汉代崖墓归途中浏览了《水经注》一书,他深知此书在历史和考古领域的重要性,应和前文提到胡适认为此书“对于考古之帮助很大”有关。实际上,胡适的目的只是“要借助《水经注》这一海内外学界瞩目的学术公案之重审,大力宣扬自己的治学方法”。75时隔半年,胡适与夏鼐闲聊时再次提到“拟于最近半年内将《水经注》作一结束,此本为思想史中之一小注,竟费了四年多功夫,实为意料之外”76,然最终竟然“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77,仅仅为实践学术思想。胡适提出的写作计划也是如此,“拟续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即卷上亦拟重写,可将殷墟材料加入,此约需一两年的功夫;然后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卷也许改成为‘活的文学’史,不一定是白话文学,如此可以收入《书》、《诗》二经,但此书也许不写,让别人写;另外,想写整个中国文化史。”⑤76胡适的写作计划依旧是某种程度的“炒冷饭”,进一步维护考据历史的地位。他曾说“我这几年做的讲学的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我的唯一目的就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78因此唐德刚评价胡适“搞历史,搞来搞去也只能搞点‘拿证据来’的历史”。79胡适看来,史学工作只有两种,“一部分是绣花针的校勘考据,一部分是大刀阔斧的通史”。⑧76当时的社会思潮下“一般青年,即习史学者亦在其内,对于史学著作,喜读综合性的,对当前社会有关的,故考据文章,如陈垣、胡适已非现下思想界之主潮,左派历史学以唯物史观而整理,虽肤浅,亦大受欢迎”。80这是时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贺昌群之言,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学界主流观点。关于左派历史唯物史观,夏鼐曾经评价过尹达《中国原始社会》一书,“对龙山文化尤多新材料,以马列主义为□□,故有时不免陷入幼稚”,新生的马列主义史学思想在当时还不够完善,却具有强大生命力,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夏鼐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综上,虽然此时夏鼐笔下的胡适从始至终弥漫着考据历史学学究的气息,但对胡适治学态度没有完全嗤之以鼻的想法。 《日记》中还记录了胡适推崇的史学方法,可用“宋人李若谷做官四字诀:‘勤(手到眼到),谨(不苟且),和(不从事意气之争),缓(不急于发表)’”。81夏鼐将自己的体会补记在后面,如“和[心平气和,不武断,不盛气凌人]”,夏鼐也的确在考古学工作中贯彻了这四点。胡适的学术视野广阔,1948年9月20日,夏鼐再赴胡适处闲谈,胡适提出了佛教传入中国路线的一些想法,从文献和历史地理学角度做出海路更重要的构想,并希望能从考古学找出证据。82胡适对考古学寄予很高的希望,也是他对夏鼐一见如故的原因之一。另外胡适主张“整理古书,做标准定本”(12)82的想法也付诸了实践,如胡适20年代曾引导刘文典校注《淮南鸿烈集解》。 夏鼐在《日记》中有一处清晰地交代了他对胡适半生治学的看法。1947年胡适参加完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后,给自己的院士提名单考语是“研究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曾有开创新风气的贡献”,夏鼐最初将后半句改为“侧重治学方法”83,虽然这句话终因色调过于明显删去,但充分流露出夏鼐对这位治史大师的评价,即使没有点出来考据二字,又何尝需要点明。
2.“自由主义”标兵
中国的自由主义之风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擎起大旗之人首推胡适。在系统接触了杜威实验主义、易卜生个人主义和美国民主政治之后84,胡适大肆鼓吹“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85但是,胡适于1922年起草并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86,以公开宣告的方式涉足政治领域,具有胡适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想发端于此。至30年代初,胡适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断与北洋政权和国民党政权斗争,维护知识分子构想中,民主政治下的自由与尊严。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等人逐渐倾向于国民党政权,为维护国家主权出谋划策。抗战结束后,对于中共政权的担忧促使胡适进一步改变,“知识分子即使中央政权腐败到了极点,自己深受其苦,也不希望革命,农民革命是大风暴,一切都得摧毁”。87传统中国士大夫心态导致胡适不能接受国民党政权颠覆,承认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即便国民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也要不遗余力支持。88蒋介石曾多次邀请胡适出任官职,甚至总统之位。“昨日国民党中常会,蒋介石谦让大总统,有希望胡适之出任之意。昨夜胡先生未返所过宿,恐在友人处躲避。”89胡适曾表示,“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若做了国府委员……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90,甚至胡适直接“请求蒋先生容许我留在此地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91至此,胡适在为国民政府抱残守缺、矢志不渝的同时,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不事权贵”的自由主义标兵形象,也才有胡适提名郭沫若的事件发生。
1947年10月,中央研究院审查第一届院士选举的拟推名单。胡适在给萨本栋和傅斯年的信中,附上了他的推举名单,考古学及美术史一栏中出现了郭沫若92,并且多次请求“孟真、济之两兄”考虑。其后,史语所以研究机构身份提出的名单中,郭沫若也赫然在列93,史语所此时的所长正是傅斯年。而郭沫若的提名在当天会议中引起轩然大波,夏鼐在日记中写下当日情形:“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94夏鼐此时以史语所代所长身份列席会议,在“有人以为郭沫若先生同情共党,其罪更浮于赵、萨二先生,主张删除”,夏鼐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故起立发言,“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会中意见分歧,最后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以十三票对八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95此即夏鼐所述“写了一封长信给傅孟真先生”96的内容。最终郭沫若在胡适等13位学人和夏鼐的共同努力下,在1948年中研院第五次评议会当选为院士。97
在夏鼐看来,胡适与他都秉持着学术自由的立场。直到1984年夏鼐浏览了《胡适之年谱长编》后再回顾这段历史,针对胡适“深悔抗战胜利后只埋首于学术活动中,而没在思想战场上帮国民党的忙,以致共产主义横行”98的言论,夏鼐补记道:“胡适对自己的号召力颇为得意……当时全国人心对于国、共二方面的看法,岂是胡适的口舌和笔墨所能扭转过来的吗?”99方才恍然大悟,明白这只是他对胡适一厢情愿的幻想。夏鼐是个纯粹的学者,对于政治的敏感度相对较低,1952年“三反”运动中得到的意见可以点明夏鼐的个性特征:“王明:夏在业务方面胜任,行政领导方面尚觉不够”;“王伯洪:夏至书生本色太重,对于整个行政之领导不够”;“冯家昇:夏不仅应负责领导考古所,且应领导全国考古工作”。100夏鼐也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1954年整理旧日记时,补充道:“1931年是惊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的一年,全国蓬勃兴起救亡运动。然而我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可见我当时民族观念淡薄,有点醉生梦死。”101因此,当时政治立场较为单纯的夏鼐所见胡适仍是一位“仗义执言”、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前辈学者。
四、批判与追忆
1949年,国民政府大厦将倾,傅斯年两次邀夏鼐赴台,夏鼐则回应“时局已经如此,谁还再走死路”102,“解放后,我国当有复兴之机会”。103夏鼐带着对新中国的美好向往留在了大陆,并于1950年北上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与胡适等人断绝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和胡适的交集存在两个时间节点。第一是50年代。1950年“香港《大公报》登载了胡思杜《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这是胡适批判的序幕”104,也就是从1950年起,第一波批判胡适的运动逐步启动,但是由于知识界的“三反”、“五反”运动主要以自我检讨和提意见的方式展开,如胡适的次子胡思铎自我反省“检举其父亲遗产存放京沪各处之书籍”105,并没有集中火力针对胡适展开大规模批判。1954年,毛泽东“读了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质疑当时负责《文艺报》的冯雪峰为何不登载他们的文章,遂发起了第二次批判胡适运动”。106夏鼐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和考古界的领导,自然要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去。“郭院长至陈梦家君处谈石鼓文问题,顺便至我处,谈及批判胡适思想问题,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应改为‘小心地假设,大胆地反证’,使不致落入唯心论的陷阱。”107,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夏鼐参加了近10次胡适批判会108,并于1955年3月6—9日完成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109一文。
夏鼐本着从自身工作出发的原则,将对胡适的批判限定在了考古学领域,“胡适派思想在中国考古学上的总方向、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等各方面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夏鼐认为“对于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在考古学方面的表现,有加以批判和消除的必要”。④109夏鼐从实用主义考据方法、搜集考古材料的方法、错误的考古学结论、考古学研究风气等四个方面分析胡适资产阶级思想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夏鼐针对这些问题逐一作出分析。细细观之,这些问题基本都是存在的,较为客观。如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即便是在当下的考古学研究中也是需要这样的态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个很重要的过程,因为有了大胆假设,才能调动你去搜集材料、小心求证的积极性,才有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110,将殷墟发掘中“文化层由洪水冲击而来”当做假设,寻找答案固然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发掘水平和认识水平不足的缘故。
表面上,这场“批胡”运动是由《红楼梦》引发的,实际上,毛泽东对于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中的造诣是有了解的。1964年8月18日的一场私人谈话,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胡适考证派的看法比蔡元培的索隐派“对一点”。111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在评判胡适时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112夏鼐的文章只不过是特定政治背景下的表态,当然不能否认夏鼐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便在“***”期间,“仍当勇敢地进行自我检查,决心投入这次运动”。113
进入80年代,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和两岸关系的好转,夏鼐陆续接触了关于胡适的著作,1982年1月1日阅《“中研院”成立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14,2月28日阅唐德刚《胡适杂忆》115,3月6日还书,谈当年史语所情况,读《胡适往来书信选》,叹息“同入兴旺烦恼梦,双红一叶已沧桑”。116夏鼐集中时间关注某方面资料是其阅读的一个特点,一般出现在写论文或演讲前,对于胡适的关注实际是夏鼐对他的一种缅怀。1984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由台湾方面出版,夏鼐迫不及待于9月27日开始阅读117,并且仅用了17日即看完了10册的皇皇巨著,并对之前的日记做了大量补记,与此同时,他还翻阅了《梁启超年谱长编》《郑振铎书简》《吴晗的学术生涯》等书,这既是夏鼐对历史的回忆和感慨,也是迟暮之年对人生的思考。
小 结
“适之先生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经历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在这40多年中,无论是誉是谤,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有人亦步亦趋地追随他,有人引申发挥他的观念和方法,也有人和他从容商榷异同,更有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他施以猛烈的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118余英时对胡适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大部分学者对胡适的印象。
在夏鼐的笔下,胡适是其青少年时期的学术偶像,曾经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胡适的文章和演讲曾是锻炼思辨能力的绝好教材;他曾是执掌自由主义大旗,同时为国家抵御外侮奔走呐喊的战士;他曾是扩展学术视野,交流学术经验的良师益友;他曾是社会主义中国信仰构建领域的“靶子”。胡适的形象成为夏鼐一生回忆的片断。
《夏鼐日记》提供了胡适生动丰富的个人素材,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夏鼐以其特有的知识分子角度勾勒了胡适以及众多学术大师的形象,对于胡适的评价,完成了一个由追随、思辨、交流、批判和回忆的过程,着眼于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对拓展胡适研究,乃至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意义重大。
注释
1夏鼐:《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整理说明第1页。
2张凤娜:《〈夏鼐日记〉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考古》2011年第12期,第90页。
3第10卷交往人物索引中胡适词条共计85次(一页记一次),实际全书提及约92次。
4饶佳荣、盛韵:《罗志田谈胡适的学术与生平》,《东方早报》2015年5月11日,第8版。
5钱穆:《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卷41《文化与教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202页。
6宋广波:《胡适与夏鼐》,《传记文学》2012年第1期,第91—103页。
7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8夏鼐:《夏鼐日记》卷1,1925年,第7页。
9夏鼐:《夏鼐日记》卷1,1922年,第6页。
10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27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83页。
11夏鼐:《夏鼐日记》卷1,1927—1930年,第13页。
12梁实秋:《文学因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13(11)(12)陈以爱:《胡适的“整理国故”在20—30年代学术界的反响》,《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2年总第33期,第135、133、134页。
1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卷5,1930年12月6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87页。
15桑兵:《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2003年第10期,第25页。
16《教部通令全国中小学校励行国语教育》,《民国日报》1930年2月3日,第1版。
17《章依萍致胡适》,1931年6月16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6页。
18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0年,第11页。
19党务报告:《警告胡适误解党义》,《中央周报》1929年第2期,第2版。
20行政院秘书处:《令敎育部:为警吿胡适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精硏党义由》,《行政院公报》1929年10月5日,第88号。
21“教育部训令第1282号”:《令中国公学》,《教育部公报》第1卷第11期,第23页。
2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卷5,1930年2月5日,第662页。
23曹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卷5,1930年2月15日,第671页。
2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卷5,1930年2月16日,第675页。
2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0年7月2日,第907页。
2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卷5,1930年10月10日,第807页。
27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1年9月4日,第69页。
28关于胡适与《大公报》的关系,有学者曾做过专门论述,如谢泳:《胡适与〈大公报〉》,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8页;方蒙、谢国明:《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5页;唐小兵教授也曾以胡适和《大公报》的关系撰写多篇论文。
29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1年5月14日,第47页。
30许文珊笔录:《禅宗是什么》,《燕京大学校刊》1931年5月22日,第2版。
3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32年10月18—19日,第1099页。
3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卷5,1930年10月17日,第816页。
33(15)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4年6月22日,第245页。
34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独立评论》1932年第7号,第1—4页。
35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国闻周刊》第11卷第26期,1934年7月2日,第44页。
36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1年5月13日,第47页。
37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2年3月9—10日,第100页。
38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4年7月17日,第248—249页。
39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卷,《致冯友兰》,1930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2页。
4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5页。
41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66页。
42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2年10月14日,第129页。
43胡适:《归国杂感》,《新青年》第4卷第1期,第26页。
4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卷5,第699页。原文为胡适粘附的剪报:谋生者:《评胡适之的〈我们走那条路〉》。无报刊名称和日期。
45桑兵:《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2003年第10期,第26页。
46秋魂:《评胡适〈我们走那条路〉》,《上海党声》1930年5月11日,第1版。
47郑景:《一条改良主义者的思路:关于胡适的“我们走那条路”》,《新思想月刊》1930年第7期,第4—30页。其他的批评文章,如:佚名:《我们走那条路?请教胡先生》,《现代中学生》1930年第1卷第2期,第49—55页。
48陈以爱:《胡适的“整理国故”在20—30年代学术界的反响》,《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2年总第33期,第134页。
49《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卷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7页。
50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3年12月7日,第205页。
51《致吴晗信》,1935年9月12日,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92—993页。
52夏鼐:《夏鼐日记》卷2,1936年9月29日,第72页。
53《胡适致罗文干(稿)》,1932年9月15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卷,第135页。
54《与雪艇书(三)》,1935年6月27日,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389页。
55《致蒋廷黻》,1938年4月25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卷,第721页。
56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1年9月28日,第75页。
57夏鼐:《夏鼐日记》卷1,1933年1月15日,第148页。
58《胡适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卷,第292—293页。编者注此稿当拟于1935年12月16日以后。
59《胡适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卷,第297页。
60邓广铭:《我与胡适》,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61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6年11月22日,第80页。
62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6年12月20日,第89页。
63《致王正廷(稿)》,1924年11月5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卷,第345页。
64陈洪波:《中国科学考古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
65李光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页。
66岱峻:《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适》,《名人传记》2013年第9期,第50页。
67崔德胜:《胡适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76页
68刘子凡:《黄文弼与胡适——20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北考察与研究之侧影》,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
69《致王重民》,1943年3月30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卷,第880—881页。
70陈星灿、马思中:《胡适与安特生——兼谈胡适对20世纪前半叶中国考古学的看法》,《考古》2005年第1期,第84页。
71韩复智:《傅斯年先生年谱》,《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20期,第288—289页。
72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7年12月17日,第162页。
73(12)(1)胡适:《胡适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7、8页。
74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7年10月13日,第148页。
75方利山:《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浅议》,《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38页。
76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8年4月2日,第180页。
77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43年11月5日,第1839页。
78胡适:《胡适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序例第1—2页。
79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80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7年3月30日,第113页。
81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7年10月14日,第148页。
82(12)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8年9月20日,第204、151页。
83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7年10月23日,第152页。
84刘海洋:《胡适自由主义的来源及基本内涵》,《学理论》2012年第20期,第34页。
85胡适:《胡适的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00页。
86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1922年5月14日,第1版。
87薛涌:《中国传统文化纵横谈——杜维明教授采访记》,《社会科学》1986年第9期,第15页。
88许纪霖:《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讨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第122页。
89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8年4月5日,第182页。
90《致傅斯年》,1947年2月6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卷,第1086页。
91《给王雪艇的信》,1947年2月22日,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960页。
92《致萨本栋、傅斯年》,1947年5月22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卷,第1102页。
93《推荐院士候选人》,1947年7月14日,《傅斯年档案》,档案号IV:39,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转引自潘光哲:《何妨是书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94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7年10月17日,第150页。
95《夏鼐致傅斯年电》,1947年10月20日,《傅斯年档案》,档案号III:535,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信中内容与《夏鼐日记》1947年10月17日记录相似:“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c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唯一的区别是表决结果略有差异。
96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7年10月17日,第151页。
97中华民国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798页。
98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功劳的检讨》,《联合报》1981年7月22日,第2版。
99夏鼐:《夏鼐日记》卷4,第208页。原文为夏鼐补记,未标注日期,根据补记的内容应至少与前文补记同时,即1984年10月12日。
100夏鼐:《夏鼐日记》卷4,1952年2月11日,第463—465页。
101夏鼐:《夏鼐日记》卷1,1954年9月18日补记,第87页。
102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9年5月4日,第238页。
103夏鼐:《夏鼐日记》卷4,1949年5月9日,第240页。
104夏鼐:《夏鼐日记》卷4,第321页。补记未标注日期。
105夏鼐:《夏鼐日记》卷4,1951年8月13日,第415页。
106黎汉基:《中国大陆批判胡适运动脞说》,《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2002年3月(总第33期),第127页。
107夏鼐:《夏鼐日记》卷5,1954年12月1日,第129页。
108注:不一一列举,详见《夏鼐日记》卷5 ,第133页(1954年12月25日)、135页(1955年1月7日)、137页(1955年1月20日)、145页(1955年3月5日)、148页(1955年3月26日)、149页(1955年4月2日)、151页(1955年4月15日)、154页(1955年5月3日)等。
109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第1—7、1页。
110李伯谦:《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6期,第6页。
111龚育之、宋贵崙:《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17页。
112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的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8页。
113夏鼐:《夏鼐日记》卷7,1966年6月23日,第225页。
114夏鼐:《夏鼐日记》卷9,1982年1月1日,第99页。
115夏鼐:《夏鼐日记》卷9,1982年2月28日,第113页。
116夏鼐:《夏鼐日记》卷9,1982年3月6日,第115页。
117夏鼐:《夏鼐日记》卷9,1984年9月27日,第397页。
118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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