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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燕行录》看18世纪中国北方的市集——兼论中朝文化交流与文化(2)

摘要:子,因此他们都以极大的兴趣去了解中国的,而北京城中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琉璃厂书市就成了使臣们最最喜欢的场所,着重记载了琉璃厂景象的就有包括《热河日记》在内的六种《燕行录》,而且在他们的目录中有不少以“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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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此他们都以极大的兴趣去了解中国的,而北京城中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琉璃厂书市就成了使臣们最最喜欢的场所,着重记载了琉璃厂景象的就有包括《热河日记》在内的六种《燕行录》,而且在他们的目录中有不少以“琉璃厂”为名,如洪大容《湛轩燕记》卷三的《琉璃厂》、朴思浩《心田稿》的《琉璃厂记》、金景善《燕辕直指》卷三的《琉璃厂记》等等,先列举一二:
厂外皆廛铺,货宝沸溢。书册铺最大者曰文粹堂、五柳居、先月楼、名盛堂,天下举人,海内知名之士多寓是中。[16]
市中多书籍碑版鼎彝古董,凡器玩杂物为商者多南川秀才应第求官者,故游其市者,往往有名士。盖一市长可五里,虽其楼栏之豪侈不及他市,珍怪奇巧充溢,罗积位置,古雅遵道,徐步如入波斯宝市,只见其环然灿然而已,终日行不能鉴赏一物也,书肆有七,三壁周设悬架为十数层,牙签整秩每套有标纸,量一肆之书已不下数万卷,仰面良久,不能遍省其标号,而眼已眩昏矣。其鉴铺始入门无不惊疑失色者,其有提纽者周悬于壁,有台架者陈于壁下,大者数三尺,小者四五寸,入其中若有千百分身,从壁牖而窥望恍恍惚惚,良久不能定也。[17]
街头廛房极其侈丽,从奴云此是琉璃厂初入之路,余住脚远望,步步金牌饰以龙头,纱窗绣闱,琼户粉壁,左右玲珑,来往之人如在水中。历入参铺、古玩斋,百队旗旌,无非茶坊酒肆,且当岁时,卖灯之店,尤觉繁华,笔铺墨馆,罗列东西,而书肆之旗,令人心醉目眩,珍宝轫,插架而连屋,青緗锦帙垒兀而堆床,入而观之,未知何书之在何方,似难搜寻得,卷面糊小片白纸,各书某书某帙也。[18]
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琉璃厂百货杂陈、游人如织的景象。朝鲜使臣和学者们记载了琉璃厂书肆中书籍繁多,以及详细的分类、编排、陈列,体现了18世纪的中国文化事业的相当高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朝鲜人虽然在清朝灭明后一直对清政权怀有极其浓重的敌意,但朝鲜使臣到了中国后观察到中国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并没有向夷狄的方向退化,反而是在继承了几千年来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因而对琉璃厂中诸多书籍文物的丰富惊诧不已。
根据《燕行录》中所记述的朝鲜使团沿路所经历的、所见识到的18世纪中国北方市集的内容,我们不难出当时市集文化所包含的几个基本内容:
一是市集上的招牌文化。招牌是市集中各个店铺的标识,也是商家招徕顾客的重要手段之一,即便是些小商贩,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也有各自的标识。同时由于当时商品的日益繁荣,市肆中商铺的分类也日益明确,招牌也就日益多样化,因此,在朝鲜使臣记载中我们就可以见到如“诸铺不惟具扁牌字号,遍檐各悬标具以识之,因风飘扬,杂彩灿烂,至行路小商亦各有标号如金钲、竹篦、木柝、小鼓之类,不劳叫呼而闻其声已知其为某买卖也”[19]。
正是因为招牌对商家的重要性,商人们对招牌的制作也是费尽心思的,朝鲜使臣们一路从边境走到京城,对于市集中五彩的招牌不但有自己的认识并且还加以比较。“今行千余里之间所经市铺,若凤城、辽东、盛京、新民屯、小黑山、广宁等处,不无大小奢俭之别,而盛京为最,皆纹窗绣户。夹路酒肆,金碧尤盛,而独怪其金栏绿槛架出檐外,新经夏潦,丹碧不渝。凤城乃东尽头,边门僻奥,更无进步之地,而不特椅桌、廉帷、毡毯、器什、花草俱是创睹,其招牌、认榜竞侈争华,即其观美,浪费不啻千金。盖不若是则卖买不旺,财神不佑。”[20]在学者们看来,这些金碧辉煌的招牌简直就是浪费,而商人们却认为招牌是极其重要的,花费千金也值得,这正是一种典型商业的价值观,与学者们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店铺有不同的招牌,而招牌上不同的文字或图画也能反映出不同行业的特点以及特定的文化内涵,如朝鲜使臣们所记,“市铺必高竖牌竿,绸缎、玩好之物皆刻字而标之,或悬旌而记其物名与所产之地,或铺帘挂所卖样子,若银钱铺则挂木银木钱,其他画靴画袜者,靴袜之铺也,盖画眼画妇人画小儿者铺之表其科也”[21]。“过一铺,挂一面金书‘当’字牌,旁书‘惟军器不当’五字,此典当铺也”[22]。
绅士文人们经常光顾的茶馆酒楼等地,商家自然更是巧费心机,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氛围,如“茶房酒楼立一新碑,碑面画游人争宴饮,豪客竞登临之句,不但文号笔亦好也”[23]。又如店铺门口常常也会悬挂对联,既有迎春求吉的春联,也有意味无穷的杰作,朝鲜使臣金正中对此也是甚为留意,一日他“出门过市肆,见店门贴春帖子云:鸡既鸣矣,可以行则行,日之夕矣,可以止则止。作此诗者其高手乎,自北京至此春榜祝语都是卑俚,惟此一句,节取古人诗文,逊而不迫,马上讽咏,恨不与作者谈吐也”[24]。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记录了当铺门柱上的对联:“《洪范》九畴先言富,《大学》十章半论财。”[25]
二是市集上的叫卖文化。行商小贩一般都会在街头巷尾大声叫卖,以招徕顾客,在繁华的市集中,商贩或店铺常专门有人负责叫卖,以吸引更多的行人注意。这种原本口语化的、压韵的叫卖声,久而久之便也有了其文化特色。
朝鲜使团虽然大多听不懂中国话,但是,他们出于对中国民俗的兴趣,也记载了一些市集中的叫卖声。例如:
小贾之行于道路者,或高声叫卖,而如卖青布者摇手中小鼓,为人开剃者弹手中铁简,卖油者敲钵。[26]
街市有卖衣铺,盖衣制长短可以通服,故虽富者亦买已制之衣。两人杂立于大街,列各样衣服,一人左执衣领,一人右举衣腰,高声唱卖,则一人辄应声而赞其美,一衣既唱,又举一衣而结之,竟日如是。[27]
衣市必有人双手举之高声唱呼,夸其品格来历,如持裘则曰:“这个皮造的东西,陕西来的”之类,唱毕移置于左。凡一铺新旧服用,千百其数,积如丘陵,终日搬东搬西,唱呼不绝,往往有气竭喉涩,不成声者,其音节清健可笑可听者,行者围立喝彩,唱者越美精神,转为俳优戏,盖诸铺专以聚人为务,聚则必利市也。[28]
市集上的叫卖声不但引来当地的老百姓们驻足围观,而且也同时吸引了朝鲜学者们的注意力。他们明确指出市集上的叫卖是为了“聚人为务,聚则必利市”,说明了市集上的叫卖文化实际上是商业文化的一种,是商贾为了吸引顾客而进行的一种手段。
三是市集上的娱乐文化。市集不光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同时也是人们进行交往、文化娱乐的集散地,在中国传统的市集中,以庙会最为有代表性。一般庙会时,说书者、魔术师、武术表演、戏曲、杂技以及医卜、星相之流也都充分地利用此机会,搭棚献艺,这些娱乐项目逐渐成为市集的一部分,也是四面八方的人们赶来集会的目的之一,对于中国的民俗风情,朝鲜人是非常感兴趣的,因而在《燕行录》中,便有很多关于在市集上见到的各种娱乐活动的记载。如朝鲜人在隆福寺庙会所见到的:“缘街而北,左右货物尤盛,有一人独身中立,瞋目奋拳,或戏笑或悲愁,口喃喃不已,数十百人簇拥聚观,往往齐解发笑,投钱如雨,盖呈戏而乞钱者也。”[29]文中所说的这民间艺人应该是说单口相声或者是评书的,从众人“簇拥聚观”、“齐解发笑”到“投钱如雨”可以想见其人说得极为精彩,朝鲜人虽然听不懂,但是观众们的反应也让他对这位民间艺人精彩的技艺印象深刻,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在了《燕行录》中。
同样是在隆福寺,这位作者见到“有人设小屋,椅坐于其中,四檐设布帷而褰之八绳在手帷之褰垂惟意也。是时观者环立,其人顾瞻诸人,絮聒良久,忽放绳而垂帷,四面俱蔽,少间忽出人语如少妇婉若之音,明非丈夫声气,少间有二人相语声,少间转相争诘,至欧搏不已,仍闻有老婆呵叱救解或笑语若温诱也,忽有雄暴男子大呼殴打两少妇且啼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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