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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90年代末期，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和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我国出现了“知识失业”现象，这是高等教育深化过程中出现的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高等教育深化会使教育的信息甄别功能加强和生产功能削弱，导致知识失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本文将从当前我国的“知识失业”现象出发，对改善“教育深化”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提出几条应对“教育深化”问题行之有效的对策，以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深化”问题。
关键词：高等教育 教育深化 知识失业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从 1999 年开始我国政府开始启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招生政策，使我国的招生人数由 1998 年的 108.4万人 猛增到 1999 年的 159.7万人， 致使 1999 年的招生增长率达到 47.3%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国高等学校的扩招幅度虽没有超过 1999 年的 47.3% ，可是直至 2005 年，高校招生规模仍处于快速猛增的势头中。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发展对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的增加，但同时也出现了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发展过快，超过了社会总体需求的现象。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毕业生的人数也从1999年的179.1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358.2万人，与社会需求严重不符。此外，现阶段我国在人才的使用方面浪费现象严重，在专业上用非所学的占14%以上，层次上高才低用的占13%以上，数量上人浮于事的比例也很高，由此，造成近34%的人才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教育深化与教育不足并存。一方面是高等教育供给的不足，高校毕业生的供给还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过度发展，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很难为社会所消化，难以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本。
一、我国过度教育的实质
虽然，我国过度教育的比率在逐年增加，但是，我国现阶段的过度教育并不是教育总量上的过度，而是教育结构性失调引发的过度教育，具体体现在教育层次结构、教育学科结构等的不平衡引致的过度教育。
学科结构的失衡之所以会导致教育过度发生，是因为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没有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有效调整，国家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时候，为了满足规模的扩展，在那些短期内可以迅速增加入学人数的专业大量招生，而那些易受教学条件限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专业，学生的入学数量则增长不大，这样，入学人数迅速增多的专业，就业形势恶化，致使其在就业时面对学历与工作不匹配而选择就业。另外人力资源的市场需求状况不能有效地反馈到人力资源培养上去，造成社会上对人才供需的不匹配，最终导致在专业不对口层面上的过度教育。
教育层次结构失衡也导致了过度教育问题的发生。一般来说，整个社会对各级人才的需求层次一般呈金字塔型。目前，专科毕业生出现过剩的原因不在于专科生不为社会所需，而是我们培养出的专科生综合素质不高，在人才市场上不可替代性差。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却快速扩张，也加剧了教育层次结构的失衡。
除了高等教育规模和专业结构上的不均衡外，教学内容陈旧和教学质量下降也是导致大学生失业的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在教学内容上，大学不能根据市场需要的变化来调整知识结构，导致学生所学到的知识没有用武之地。从整体来说，现今我国大学的教学内容陈旧状态并未改变，这使得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缺乏市场敏感度，其知识、能力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第二，教学质量下降，大学生的能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办学经费、师资力量等投入不足，大学生的质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大量新就业员工出现了学历上的过度教育现象也是必不可免的。
此外，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导致人才市场的二元分割，限制了高学历人才在地域上的水平流动。二元形态及相应的差别待遇，也影响了高学历人才的就业流向。人才流动不畅，形成了我国地区性人才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矛盾，它是造成我国出现结构失衡型过度教育的主要原因。
二、应对我国教育深化过程中“知识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研究可知，我国的过度教育问题并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在一些部门里过度教育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过度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个人、企业和政府对过度教育的反应，因为他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和工作。另外，教育资源运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比如，公共教育的权力，民主权力和公民责任都包含在教育政策的讨论中。[1]
然而，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原因与过度教育的实质都与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国家中，公司有可能改变工作结构来更好的利用出现过度教育的资源，有可能通过重新设计工作组织方式来扩大他们的技术需求，政府也会通过宏观调控调节学校对受教育员工的供给与企业对受教育员工的需求。在我国，由于教育投资的刚性，使政府对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与投资的调节力度有限，另外，我国产生过度教育实质是由于受到体制的约束，使教育资源不能实现优化配置，限制了教育经济价值的充分实现。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过度教育问题只有在体制改革和体制完善中才能实现。体制改革包括，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收益分配体制，解决好人力资本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中的分配问题，打破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建立充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的技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1．建立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薪酬制度
人力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有着本质上的共性，即这两个市场都是通过价格信号来影响供需双方的行动，并进一步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在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状态下，工资作为一种价格机制，能充分反映人才的供求变化。在人力资本市场上，如果某一类人才短缺，供不应求，这类人才的工资就会上涨，教育就要加大对这类人才的培养。如果由于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造成某一类人才过剩，甚至失业，这类人才的工资必然下降，教育就要减少对这一类人才的培养。舒尔茨认为“薪金即意味着价格，他们隐含着市场规律。由于缺乏有效率的价格，资源的错置便蔓延开来。”[2] 因此，人力资本的价格作为人力资本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能给教育系统一个准确的信号，成为调整教育程度及专业结构的科学依据。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市场上出现的人力资源无效配置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人力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为了改变我国人力资本无效配置的现状，就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工资在人力资本市场中的调节作用，建立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薪酬制度。
2．政府应稳定增加教育投资，推行多元化和市场化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
自80年代中期起，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相比之下，我国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是很缓慢的。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很小的比例，这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占世界受教育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只用了占世界各国教育总开支的1.5%教育经费投入，可见，教育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瓶颈，而稳定的、不断增长的教育投资是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投资体制下，国家总体教育投入的不足，必然极大地限制高等教育的投入，甚至带来高等教育与国家义务教育争夺资源的问题。因此，继续推行高等教育投资的市场化和多元化，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集资捐资、设立教育基金等为辅的多种教育经费筹措渠道的体制，既可以缓解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也能将教育投资的风险分散给个人，促使个人对教育的理性投资，防止个人对高等教育的过度投资。
3．对高校的办学模式和办学层次进行合理规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教育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对教育发展起着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一个国家“在处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实事求是地追加教育投资,发展教育事业。”[3]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高等教育过度问题，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教育规模与教育结构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政府应当根据社会人才需求结构有规划地投资教育。根据世界银行教育局专家萨卡洛普洛斯在1973年发表的《教育的收益》一书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用于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27%，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l6%，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为l3%左右。此外，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才资源，其比例在高、中、初三级中的比例应为1:3:20的结构较为合宜。[4] 由此可见，投资于高等教育的效益要低于中等教育，而投资于中等教育的效益又要低于小学教育。然而，由于教育消费市场驱动，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的比重过大，具体从我国大、中、小学生平均经费情况看，我国平均培养1名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培养6名中学生、66.5名小学生的费用，比例为l:6:66.5，而发达国家的比例仅约为l:1.7:4。因此，现阶段我国有必要在加大教育投资的前提下重新调整教育经费的投资方向，提高基础教育的投资幅度。此外，就我国高等教育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的过度在很大程度上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错位造成的。在处理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级高等教育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国应该大力借鉴其他国家对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关系时的方法，在创办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同时，注意发挥其他各层次教育的办学职能，使各级高等教育并行不悖的发展，形成层次清楚、格局稳定、特色鲜明的体系，从而满足社会对各种人才的不同需求。
4． 调整高校的专业设置，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高校设置专业需要有很强适应性和弹性，而且，所设专业不能只管传授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运用专业知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5] 我国各层次教育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定位不明确，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与实际相脱节，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鉴于此，我们在发展专科教育时，应当保持其适当的发展规模，不能办成本科的浓缩，多创办一些应用性强的专业，强调学生实际工作技能和应用能力的培养，更好地满足工作岗位的需求。据研究表明，“较高的技能禀赋降低了过度教育风险,再获得一个更高的职业资格证书能有效地规避过度教育风险。”[6]所以，对于专科生而言，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宽专业设置面，注重培养运用专业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既能增加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也可以有效降低由于专业不对口而引发的结构型的过度教育。对于本科教育，其在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尤其重要，应拓宽本科生专业口径和动手能力的培养，使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匹配。对于研究生教育，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重点建设一批研究型大学，逐步提高研究生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以适应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参考文献：
[1]Tsang, M.C. and Levin, H.M. (1985), The Economics of Overeducation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4, 93-104.
[2][美]西奥多·W. 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3]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p94.
[4]李少元：教育经济纵横谈[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5]李少元：教育经济学[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p217.
[6]赵宏斌：教育过度与收益风险[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6):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