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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古城镇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它的遗产价值，实际上，古城镇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其景观也一样重要，那么如何对其景观进行全面客观的表达？如何对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进行解剖和展示？我们可以借鉴城市形态学方法和地图图示表达方法，从“胞—链—形”三个层面揭示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的基本结构及其规律，为文化景观、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等提供参考依据。
一、景观基本单元（景观基因胞）
现存任何一座古城镇都有其自身的基本构成单元，这些基本单元相对稳定，因而使得古城镇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得以保留自身的记忆。这些组成传统城镇的基本结构就是其景观结构中的基因胞。按其性质、功能与作用的不同，可分为宗教类、教育类、纪念类、军用类等类型。
古城镇景观基因胞是古城镇基本单元的展示窗口。从时间序列上看，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胞呈现不断多样化的趋势。从形成于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可以看出，原始聚落只具备居住、生产和防御等基本功能。伴随着定居、社会分工及私有制的出现，聚落的防御功能、手工业生产以及产品交换的功能逐渐显现，并缓慢地演变为城市的雏形。至西周时期，伴随着奴隶制的不断完善和诸侯分封，各国的都城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统治中心和军事防御据点，才有了真正的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才出现真正的政治型和军事型景观。相对于诸侯都城较单一的职能，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已伴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而发展了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古城景观，从已发掘的遗迹来看，齐都临淄的城市功能已包括政治、军事、手工业、商业以及居住等。至秦汉时期，古城作为商业中心及行政管辖中心的职能得到加强，比如，西汉都城长安城内除宫殿外，还有手工业作坊、市场以及作为一般居住地区的闾里，在城外还建有宫殿、皇帝祭祀专用的礼制建筑、皇家园林等。从魏晋到隋唐，再从五代到宋元，我国古城都城格局进一步附会礼制，并大致定型，古城礼制景观比较突出。至明清时期，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都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明清北京城内除宫殿、皇家园林外，主要有寺庙、衙署、仓库、府第及平民住宅，手工业、商业设施多集中在外城。总体而言，在历史时期，中国古城镇景观日趋多样化，古城镇景观在传承中国古代方形规整的基因形态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变异（如图1）。
从空间分布上看，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胞也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差异（详见表1）。
就同一景观基因胞而言，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景观形态。以山墙为例进行说明（如图2），山墙（又叫马头墙）是传统建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区的山墙造型反映出不同文化的特质。中原地区传统建筑的山墙以厚重、规整见称，这与中原文化本身强调规整有序密切相关。江西、皖南地区传统建筑的山墙风格在保留中原文化传统的同时，由于受地方文化的较大影响，墙角出现一定的上翘趋势。广东、福建一带传统民居的山墙则以圆弦状或波浪起伏状为特征，给人以活泼、轻盈之感，显然是越来越摆脱了中原文化的约束，有了更多自由舒展的空间。也就是说，这种原本用来防火的山墙，随着地域的变化，造型逐渐发生变异，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山墙景观。
二、景观联接通道（景观基因链）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任何一座城市都必有各种通道相互联接，以供人们日常出行和运送物品之用，即现代所说的交通线路（景观基因链）。中国古城镇交通线路的布局既有“道路不必中准绳”的因地制宜式随意，也有“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等级式规则。加之中国古城对水的崇尚，大多或引水入城、或围水造城、或围山建城。特别是在南方一些地区，其古城镇的崇水意象十分明显。城市内部水系发达，既可用于居民的日常用水，亦可用于城市交通、生产等其他用途，大大加强城市的通达性。因此，古城镇交通线路和水航运河是古城景观中比较突出也是必不可少的景观元素（如图3）。
根据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石《周礼·考工记》和《管子》中有关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我国古城镇中的道路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式的等级规制布局和“道路不必中准绳”式的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格局这两种原型景观基因链的格局。其中，不同的原型景观基因链又存在若干的变形（详见表2）。
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链亦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和东西分异。这样的格局与我国降水和水系空间分布规律的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密切相关。首先，我国降水量从东、南两个方向向西北内陆减少；其次，山地降水量高于平地；第三，在发生降水的锋面气旋通过和停滞的地方，降水量也有所增多，促使南岭山地、闽浙西部山地、长白山地降水增多；第四，我国水资源亦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山地地区多于平原地区。[http://www.001lunwen.com/help/48915.html 提供论文代写和代写论文服务]
三、景观整体形态（景观基因形）
在古代，凡城必有墙，城墙是古城镇居民为自身提供安全、适宜性居住场所的物质保障，也是实现对外防守、对内统治的凭借，正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在近代，无论是对专家学者而言，还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亦是“提城必言墙”。城墙已成为古城镇景观中的首要意象。我国古代城市外形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按照一定的规划意图建设起来的，具有规整的几何形态；另一种是自然发展起来的；但就某一具体城市而言，也可能兼而有之。对任何一座古城而言，必然会在空间呈现出一定的几何形态，或是墨守着《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中的规制，或是与《管子》中的“因天才、就地利”相吻合，或是二者的集成之物，既有规制等级的思想，又有不中规矩的求是精神。因此，形态是任何一座古城镇景观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可称之为古城镇景观基因形（如图4）。
从图示的角度来看，我国古城镇的景观基因“形”分为正方形、长方形、拟方形、椭圆形、圆形及不规则形等基本形态（详见表3）。
从空间分布上看， 华北地区（河北、河南、北京等）多为正方形，边疆地区（内蒙古、黑龙江等）多为长方形，云南等地多为拟方形，中部、南部地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多为椭圆形，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多为圆形，贵州、福建、浙江等地多为不规则形。
总体而言，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形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总体来说，北方城镇较南方规整，平原地区较山区规整。这是由于，一方面，我国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河南、河北一带）受宗法思想的影响十分深刻，多按照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石《周礼·考工记》中的思想，讲究等级规制：“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大市、市朝一夫”，这也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规划建设理论。另一方面，北方平原辽阔，古城镇建设受地形的影响较小，可以方方正正地按照经典理论进行布局，在其周边地区，其古城镇规划对此布局原则虽有一定的依附性，但越到南方、越到山区、越靠近沿海，其依附程度不断减弱，出现越来越多的各种形态的变异。这也呈现出我国古城镇平面景观基因形态的变异规律：正方形→长方形→拟方形→椭圆形→圆形→不规则形。
中国古城镇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分布广泛，景观格局更是异彩纷呈。从形来看，华北地区（河北、河南、北京等）多为正方形，边疆地区（内蒙古、黑龙江等）多为长方形，云南等地多为拟方形，中部、南部地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地）多为椭圆形、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多为圆形，贵州、福建、浙江等地多为不规则形。从胞来看，这是指构成古城镇景观的基本单元，按其性质与功能可分为宗教类、教育类、纪念类、军用类等。我国古城镇景观基因胞呈现不断多样化的趋势，地域差异明显。从链来看，受早期城市规划理论的影响，主要有等级规制式和因地制宜式。链也存在着明显的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这与我国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