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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论文3000字第八篇：曾国藩能恪守政治规矩的影响因素探究 摘要：晚清政治家曾国藩在恶劣政治生态中始终恪守心中的政治规矩, 其政治规矩实践体现为:辩义利轻重之别, 顾全大局;规上下权力之范, 维护权威;防内外朋党之患, 远离巨室;杜左右宗派之风, 规避山头。曾国藩遵守政治规矩的背后, 离不开指导、约束其政治规矩实践的生成机制, 即内圣外王之道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参透盛衰盈虚为特征的心智模式, 团队夹持箴劝为形式的团队文化。 关键词：政治规矩; 政治生态; 曾国藩; 心智模式; O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Zeng Guofan's Political Rules ZHOU Hai-sheng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School of Huai'an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Abstract：Zeng Guofan, a politici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lways adhered to his own political rules in the bad political ecology, and his political rules and regulations we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knowing the weight of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whole; maintaining the rule of authority; and keeping out of clique politics or big nobles. Zeng Guofan obeyed these political rules with the guidance and restraint of the rule mechanism in political practice, namely the value system both soun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mental models featured by understanding ups and downs, and the team culture of admonishing. 晚清政治家曾国藩身处时代可谓政治生态恶劣, 但却始终恪守心中规矩准绳, 清醒面对威权、盛势, 辩义利轻重之别, 顾全大局;规上下权力之范, 维护权威;防内外朋党之患, 远离巨室;杜左右宗派之风, 规避山头[1]。曾国藩能恪守政治规矩, 离不开由其价值体系、思维特征和团队文化诸因素所构成的政治规矩生成机制。探讨曾国藩的政治规矩生成机制, 可以为当前讲纪律、守规矩提供一定历史殷鉴。 一、曾国藩讲政治规矩, 离不开内圣外王之道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 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千百年来, 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也注重价值观念和人生格局问题。内圣外王之道是其价值观念经典模式, 用现代语言解释, 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体系化展开。不仅儒家如此, 其它曾在中国文化传统上打上烙印的思想学说也倡导内圣外王之道, 只是各自主张的内涵与路径不同而已。梁启超就曾在《庄子·天下篇释义》指出, 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 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新原道·绪论》中也认为, 在中国哲学中, 无论哪一派哪一家, 都自以为是讲内圣外王之道。 曾国藩青年时期也立下了这样的远大志向和目标追求, “有志学为圣贤”。他在与诸弟论及读书、做人、交友之理时提出:“君子之立志也, 有民胞物与之量, 有内圣外王之业, 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 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 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 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2]后来还专制联语“不为圣贤, 便为禽兽”[3]以自警。纵览曾国藩一生, 就是不断丰富完善价值体系、夯实筑牢价值基础的过程。其中的精神要素必然牵引、决定着其包括恪守政治规矩等在内的政治实践。 (一) 简单模仿、机械套用理学修身之法 成为翰林后, 曾国藩以做一个合格的词臣自期, 悠游于经史典籍。同时, 也在思考着如何成为一名对国家、人民有用的官员。但总的来说, 成效不明显。直到后来接触到理学, 曾国藩价值体系才以此为基础, 日益丰富和发展。理学精义为何?理学把人伦规范、道德律令视为天理在现实社会的具体体现。体现在个人身上, 就是要锻造君子人格, “学做圣贤”, 举手投足都以道德挂帅, 强调符合道德规范。 1841年, 拜访京城理学名家唐鉴时, 唐的一席谈话, 深深影响了曾国藩, 此后, 曾国藩步入理学之门。他在日记中曾记载下对他一生治学为人有至关重要影响的这次拜访。“至唐镜海先生处, 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 即以为课程, 身体力行, 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 一经果能通, 则诸经可旁及。…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 曰考核, 曰文章。考核之学, 多求粗而遗精, 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 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 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 古人已然之迹, 法戒昭然;历代典章, 不外乎此…又言检摄于外, 只有‘整齐严肃’四字, 持守于内, 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第一要戒欺, 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 昭然若发蒙也。”[4]“昭然若发蒙”揭示这次拜访, 对曾国藩一生读书治学、修德进业的影响深刻悠远。曾国藩一改初为词臣时醉心于文学书法的治学门径, 就此以宋明理学为宗兼摄其它学问。次年, 在唐鉴引荐下, 曾又结识理学名人倭仁。“拜倭艮峰前辈, 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失此不察, 则心放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 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余写日课, 当即写, 不宜再因循。”[5]所谓“研几”, 即研判内心不合道德的苗头、动机或端倪。要用几十年前话语体系来说, 是“狠斗私字一闪念”, 用现在话说是对照查摆。士人要时刻对照标准义理, 检查、审视自己瞬间产生的念头、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细微小事, 且将之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具体则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时时解剖自己、批判自己。此后, 曾国藩的日记中又多了检身反省的内容, 每日里致力于“研几”实践, 把日常琐事中那些自认为是被私欲沾污的点滴言行举止记入日记, 予以评论, 揪斗心中卑污肮脏之处。 明清时期被官方捧为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 虽有扼杀自由、禁锢人心的偏弊, 但是, 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情操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仍有积极作用。曾国藩修习理学的经历对其道德境界的提升, 有决定性影响。以理学思想为基础的价值观念, 是其政治活动的思想防线。 这时期, 曾国藩对思想道德的锤炼, 对价值体系的锻造, 还处于简单的模仿和机械的套用。还没有领会出儒家修身进德的真谛, 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因此, 在日记中大多体现为单纯的道德层面苛刻的反省和自责。连瞬间一闪念、夜中一场梦也不放过。其学生、晚清文学家黎庶昌就此称“其为日记, 力求改过, 多痛自刻责之语。”[6] (二) 结合实际, 思考提炼曾氏价值体系 随着修习理学的深入, 曾国藩逐渐理解到理学精义所在, 慢慢以理学为核心, 但又突破理学门户, 走上兼容并包之路。经过潜心学习, 战争洗礼, 以及1857年至1858年间回乡守制时的闭门反思, 复出后的曾国藩在军务倥偬之余, 结合祖父辈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儒家及其他学说的经典要义、所处的环境及时代, 不断琢磨, 思考总结修身治家治事之法。 1860年5月, 在曾国藩即将成为两江总督之前, 他在安徽宿松军营写家书给四弟国潢, 称已完整提炼出祖父治家之法, 称为八字诀。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 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 起早也;扫者, 扫屋也;考者, 祖先祭祀, 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 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 亲族邻里, 时时周旋, 贺喜吊丧, 问疾济急, 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7] 1861年年初, 正是曾国藩在祁门遭遇军事大挫折的时期。曾国藩在安徽祁门军营给四弟写信, 告知安徽祁门军情紧急, 他已抱定以身许国、战死疆场的决心。写此遗嘱, 嘱咐其弟教育子侄, 要牢记星冈公的“八宝”和自己的“八本”, 作为家训家规。 “家中兄弟子侄, 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 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 曰:‘不信地仙, 不信医药, 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 曰:‘读书以训诂为本, 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事亲以得欢心为本, 养生以戒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 (即不扯谎也) 居家以不晏起为本, 作官以不要钱为本, 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 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 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8] 这一时期, 他还反复思考, 逐渐总结出构成个人思想品德的关键要素。在给儿子的信中, 提出“勤俭刚明忠恕谦浑”是人生八种品德, 前四者对己, 后四者对人。要求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仔细揣摩加以力行[9]。曾国藩从儒家经典精神格物致知、正意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发, 结合曾家传统和治军理政实际, 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其他思想流派精神的吸收提炼, 形成曾氏特色的价值体系, 主要体现就是上述曾氏要求作为家规家训的“八宝”“八本”“八德”等虽简约而透彻的主张。 (三) 打通心、身、世和未知世界界限, 实现价值观升华 1870年, 曾国藩抱病处理“天津教案”, 遭受重大挫败。个人声望清誉从收复东南时的颠峰跌至谷底。在“内疚神明, 外惭清议”中重回两江总督之任。此时他右眼已失明, 多种病痛折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日益悲观;感觉自己已是风烛残年, 行将就木, 时日无多, 更加集中精力于反思内外王之道。并于此年年底, 归纳出日课四条, 即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10]。当作自己的遗言, 要求子孙后代世世相守。 “一曰慎独则心安。…《大学》之‘诚意’章, 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 恶恶如恶恶臭, 力去人欲, 以存天理, 则《大学》之所谓自慊, 《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 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 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怍, 所谓养心莫善于寡, 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 则内省不疚, 可以对天地, 质鬼神…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 孔门持以教人, 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 不离此旨。… 三曰求仁则人悦。…孔门教人, 莫大于求仁, 而其最切者, 莫要于“欲立立人, 欲达达人”数语。… 四曰习劳则神钦。…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 以成数石之粟, 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 终岁逸乐, 不管一业, 而食必珍羞, 衣必锦绣, 酣豢高眠, 一呼百诺, 此天下最不平之事, 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 曾国藩此论在价值体系上有四层蕴意。 其一, 此论是终极家规。曾氏是将此四条作为最终遗言, 要求家族成员世代相守, 长久传承的。他提出, 不但他自己和两个儿子, 其他兄弟家的人都要相互激励, 每天、每月以此四条相课, 互相督促完成这些修养内容。这样, 既有任务, 也有落实, 也有考核。“慎独”等四条, 成了曾氏家族共同修身的必修课, 子孙后代的必修课。 其二, 此论是价值判断。“慎独”确实是自我修养的良方, 宋明理学就把“慎独”作为自我修养的方法。曾氏的深刻在于, 强调了“慎独”在道德品行、人生历程中的重要性, 指出它是一种切实可行的人生修养的路径。可贵的是去做, 要在现实环境约束之下做到最好。 其三, 此论是文化自信。曾国藩不仅深刻透彻理解了儒家独门心传理念“慎独”, 而且已经融会贯通, 并提炼表述的极其精当。“皆不外乎是”“至程朱则千言万语, 不离此旨”“孔门教人, 莫大于求仁”等数句, 说明他对儒家自孔子一脉至程朱理学之论, 已经了然于胸。于平淡朴实一句之中, 体现出极其深远悠长的文化自信。 其四, 此论是终极感悟。“日课四条”阐明了人的一生中, 应对心灵世界、身体存在、人际关系、未知世界的根本法则, 表明他贯通了自我、本我、他我和大我的界限, 从而达到了价值体系的升华。 二、曾国藩讲政治规矩, 离不开参透盛衰盈虚为特征的心智模式 明清以后科举基本教材是《四书》和《五经》。必备参考书则是宋代朱熹对《四书》和《五经》的注释。曾国藩出身科举, 自然非常熟悉《易经》。从日记来看, 曾国藩曾多次通读《易经》, 也会打卦。他深谙易经阴阳之理, 深知盛衰兴亡无常。因而在政治活动中, 总是以关切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心智模式来展开思考, 认为政治人物须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作退场思;防止盈满骄纵等。 (一) 用“求缺”规避过于圆满 曾国藩特别强调矛盾双方对立统一, 认为事物发展到极致后, 会向对立面转化。体现在人和事上, 就是没有人是没有缺陷的, 天地人间之事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一旦圆满, 马上就会向反方向转化, 此为天道。所以君子不敢求全, 小人则只知求全。
他说:“尝观《易》之道, 察盈虚消息之理, 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 月盈则亏, 天有孤虚, 地阙东南, 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 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 而吝与凶随之矣。”[11]道光二十五年作《求阙斋记》, 充分展现了他的“求缺”思想。称“国藩读《易》”, 体会到“天地之气, 阳至矣, 则退而生阴;阴至矣, 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 自然之理也。”[12]为解决这个矛盾, 不让矛盾的一面向另一对立面转化, 就要“求缺”。还在年轻时, 曾国藩就做过很多求缺的事情。例如, 故意留些欠债暂时不还, 不多置衣服, 不满足家人的全部要求, 等等。他在解释欠债不还时说:“旧债尽清, 则好处太全, 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 则好中不足, 亦处乐之法也。”[13]对于孝敬恭顺的曾国藩来说, 他还提出, 为能让长辈得到幸福长寿这些圆满, 那么后辈们必须要有点缺陷。“盖求缺于他事, 而求全于堂上。”[14]
(二) 用“自概”防范过于盈盛
中国历史上, 但凡不注重专制社会政治规矩的政治人物, 成功以后基本都是刚愎自用、不知收敛、飞扬跋扈、骄横盈满, 把权势用尽的人。一旦时势变化, 就容易走向成功、权势、荣华富贵的反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汉代霍光的例子。《汉书·霍光金日磾传》称, 匡扶过几代汉帝的霍光虽起过安危定倾的作用, 但终因威权震主而令汉帝如“芒刺在背”, 遂致“祸萌骖乘”, 死后族灭。
随着湘军战区的拓展, 曾家兄弟势力渐大、威权更重, 曾国藩多次以霍光举例, 告诫家庭成员特别是带重兵的曾国荃要懂得盈虚损益转化之道。
我们可以以曾氏家族发展的三个重要节点谈这个问题。
其一, 攻下安庆之后。曾国藩弟国荃打下安庆之后, 湘军取得对太平军的战略优势。这时曾氏家族声名鹊起, 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 九弟曾国荃和幺弟曾国葆都已成为湘军统将。曾国藩此时更加关注整个家族心态作风, 担心出现飞扬跋扈、骄奢淫逸的现象。
1861年9月, 安庆之役后不久, 曾国藩在停泊于安庆江边的船上, 提笔给兄弟子侄写信, 指出:“位不期骄, 禄不期侈, 凡贵家之子弟, 其矜骄流于不自觉, 凡富家之子弟, 其奢侈流于不自觉, 势为之也。欲求家运绵长, 子弟无傲慢之容, 房室无暴殄之物, 则庶几矣。”[15]信中没有描述安庆的激战, 也没有夸耀他的战绩, 而是郑重告诫, 富贵之家子弟, 奢侈骄矜势所难免, 因此更应特别注意戒傲戒惰, 才能保持家运绵延。
其二, 兵临金陵城下。1862年5月30日, 湘军彭玉麟水师进泊江宁护城河口, 曾国荃率湘军扎营雨花台。湘军兵临金陵城下, 夺取金陵看来是指日可待之事。
在曾国藩看来却也是曾氏家族要避免从兴盛急速转向衰危的临界点。因此不断警醒整个家族, 要防范因骄纵盈满而导致由盛转衰。其中重点要教育的对象是九弟国荃。他在6月份告诫称,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 余忝窃将相, 沅所统近二万人, 季所统四五千人, 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沅弟半年以来, 七拜君恩, 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日中则昃, 月盈则亏, 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 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 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 魏相概之, 宣帝概之, 诸葛恪盈满, 孙峻概之, 吴主概之。”所以, 不要等他人来概, 而要自己概。如何自己概呢?曾国藩提出, “自概之道云何, 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廉字, 慎字改为谦字, 勤字改为劳字, 尤为明浅, 确有可下手之处。”[16]要想不遭天概、人概, 唯有“设法先自概之”, 自己主动地减去几分权势威名。对于在家乡的四弟国潢, 曾国藩也致信提出:富贵人家, 要牢记“盛时常作衰时想, 上场当念下场时。”[17]时刻提醒家族成员保持“有福不可享尽, 有势不可使尽”的意识。若不是深明盛衰兴替之理, 自然难以拥有这份清醒。
其三, 攻下金陵之际。曾国荃携湘军攻下金陵, 夺得平息内战的首功。兄弟同日封爵, 曾家俨然当世豪门。曾国藩保持着清醒平静的心情、战兢悚惧的心态, 用盈虚盛衰此消彼长的规律反复说明勤俭、谦退以保全家运悠长的道理。“吾家子侄, 须以勤俭二字自勉, 庶几长保盛美。观《汉书·霍光传》, 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 观《金日磾》《张安世》二传, 解示后辈可也。”[18]
如上述, 九弟曾国荃是曾国藩重点教育和担心的对象。兄弟间也曾私下筹议攻克金陵之后的进退出处。但真到攻克金陵之后, 彼时的曾国荃, 虽然因未抓获天王幼子和说不清楚传说中太平天国囤积在金陵的巨量财富下落而饱受指责, 甚至这一时期有关湘军鲸吞财货的流言也在朝野上下传播, 但手握五万虎狼之师, 身任浙江巡抚实职, 头顶平叛首功光环, 年龄刚届不惑之年, 正是志得意满之时, 仍想着继续前进, 能位极人臣, 享受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曾国藩就反复跟他说明功成身退的道理, 甚至于逼迫其弟就范, 总算做通曾国荃的思想。不久, 曾氏即向朝廷表明要裁撤湘军、曾国荃要回乡养病。其出发点, 一当然是好让朝廷放心。二是要人为地减掉几分权势和威望, 尽量用曾氏所说“自概”的方式, 规避盛衰荣辱盈亏临界点的到来。
为安慰九弟, 曾国藩作“沅甫弟四十一初度”组诗, 其中第十首道尽曾氏“月盈则亏, 运盛则衰”、要抱定“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辩证思维特征。诗称“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19]
三、曾国藩讲政治规矩, 离不开团队夹持箴劝为形式的团队文化
曾国藩无论在做京官时期, 还是在后来创立湘军, 推进近代中国自强运动期间, 都注重培养造就人才, 身边也始终有一支团队, 带兵作战后更建立了晚清颇负声名的幕府, 吸纳了当时中国诸多优秀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人才。这支团队有两大特色。一是多湖南人。从同为湘军领袖的胡林翼, 到左宗棠、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江忠源、郭嵩焘、刘蓉等, 都是湖南人, 既有湖南人坚毅顽强的性格, 又深受当时湖南经世致用思想传统的影响, 反对浮夸虚伪, 注重实学救世。与这些人为伍, 自然不会形成趋炎附势、党同伐异、阿谀奉承的文化, 而更多的是诤诤相劝、匡救时艰、襟怀坦荡的氛围;二是多修习理学, 注重道德操守。在湖南岳麓书院读书和在京城做翰林储才养望时期, 他就结交了郭嵩焘、刘蓉、何桂珍、陈源衮、吴庭栋等讲习理学、品行端正的好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 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 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近来闻好友甚多, 予不欲先去拜别人, 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 此大益也。”[20]既然修习理学, 必然按理学路数互相指出道德品行上的不端之处, 以求修德润身。因而其日记中就常有以下类似的记录。“蕙西忠爱之忱形于词色, 而予付之谐谑。蕙西比即面责, 真直谅之友。”[21]“予尝言竹如:‘贞足干事, 予所缺者, 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 盖欲我镇躁, 以归于静, 以渐几于能贞也。此一字足以医心病矣。”[22]“蕙西面责予数事:一曰慢, 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 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 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直哉, 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23]曾国藩本身也刻意通过发挥身边好友、师长的箴劝、镜鉴作用, 时时纠正自己言行不逮之处, 促进自己道德品行符合儒家圣贤君子的要求。
这种始终注重听取师友劝诫的心态、宽容对待同伴批评的胸怀, 以及身边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的团队成员的始终存在, 便形成一种批评文化和纠错机制, 在宏观政治生态恶劣的环境下足以在微观层面保证曾国藩恪守政治规矩, 减少犯失误的概率。这也类似现代语境下的“第一种形态”, 存在着一种“红红脸、出出汗、咬咬耳朵、扯扯袖子”的文化。一旦曾国藩政治行为、道德操守越过团队所共同遵守的价值和文化规范, 自然会遭到团队成员的提醒、劝告甚至批评。
这种团队批评文化和纠错机制, 比较典型的体现在晚清另一名人、名将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几次严厉批评上。
左宗棠是湘军重要成员, 也是曾国藩重要政治伙伴。曾因战功极其出众, 兼具战略才干, 得曾国藩力荐, 称其“刚明耐苦, 晓畅兵机”, 很快即被提拔为浙江巡抚, 独挡一面。但他并不因曾氏力荐之情, 就不去批评他认为曾国藩做的不当之处;曾国藩也不因左宗棠批评的不留情面甚至盛气凌人, 就不去吸取其批评中的合理之处。
1854年, 曾国藩率湘军作战遇到第一次惨败———靖港之败。曾国藩在又气又羞之下, “投湘自溺”[24]。左宗棠并没有像当时长沙官场中人一般, 冷眼看待曾氏。而是从长沙城缒城而出, 前去安慰他。但也批评指出, 曾的自杀, 于情不洽, 于礼不符, 更于义不合。
至1857年初, 太平军杰出将领石达开在江西东西两面取得优势, 部分地区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曾国藩被挤压在鄱阳湖狭长地带, 军事上被动, 在江西官场又处于受排斥状态。当得知父亲去世的噩耗, 心灰意冷的曾国藩在悲伤之余, 部署军事善后事宜后, 和一同在江西作战的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赶回家乡。随后, 不理会朝廷征调, 提出无须夺情, 要在家守制。此举一时引起舆论大哗。因为, 按礼制, 官员在承平之时, 因父亲或母亲去世须守制三年, 不得以公务为由不守礼制;但处于危急如战争时期, 则根据国家需要和征召, 不需守制, 出来承担公职, 素服治事, 不参与吉礼, 即夺情。按理说这也是政治规矩。此事又遭左宗棠批评。左氏向曾指出, 根本不存在曾氏所辩解的夺情与守制的困境。他一层一层反驳曾的理由。“《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 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 所以重纲常、维名教, 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 经义直捷了当, 更无可疑。诚以兵礼、丧礼同一凶事, 并无所谓希荣忘哀之念;而干戈之际, 事机急迫, 有万不能无变者。…区区之愚, 但谓匆遽奔丧, 不俟朝命, 似非礼非义, 不可不辨。然既已戴星而归, 则已成事不说;既不俟命而归, 岂复可不俟命而出?则一听之朝命而已。”[25]待到曾氏兄弟夺下金陵之后, 左宗棠认为曾氏有故意欺瞒朝廷之意, 按现在话就是没对组织说实话, 有违政治规矩, 于是就小天王逃出之事, 对曾氏大加声讨。“据金陵逃出难民供, 伪幼主洪填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 二十六日, 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 (黄文金等) 兹复借伪幼主为名, 号召贼党, 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26]
鉴于对左宗棠就金陵城破时混乱之中难免有疏漏的过分挑剔, 曾国藩倒没有像以往那样客气, 在奏折中指出, “是夕贼从缺口冲出, 我军巷战终日, 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 无可指之汛地, 碍难参办 (防范不力之员弁) 。且杭州省城克复时, 伪康王汪海洋, 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 全数逸出, 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 亦应暂缓参办。”[27]
对于曾国藩的反批评, 左宗棠再次辩解, “至云杭贼全数出窜, 未纠参, 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 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 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 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 宁国无贼不守, 至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 毫无阻遏, 臣屡以为言, 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28]
时人和后人对两人之争执和最终交恶, 提出了若干解释。如左氏后人左景伊在《我的曾祖左宗棠》一书中, 就提出, 这是两人的默契, 是故意使然, 以让清廷放心。就本论而言, 这是因为两人长期习于相互箴劝, 各自从自己角度出发, 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 那就要反对对方的错谬, 而产生的争执。左宗棠在曾氏去世之时致送挽联称“谋国之忠, 知人之明, 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 攻错若石, 相期无负平生。”[29]当是最好的注脚。而这也正是曾氏身边存在的湘军集团成员间通过批评和规劝, 降低彼此在专制社会环境下不犯重大政治失误、逾越政治规矩的文化氛围和纠错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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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曾国藩.坐右为联语以自箴[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十四卷 (诗文) .长沙:岳麓书社, 2012:129.
[4] 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记[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十六卷 (日记一) .长沙:岳麓书社, 2012:92.
[5] 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日记[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十六卷 (日记一) .长沙:岳麓书社, 2012:113.
[6]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 (一) .北京:中国书店, 2011:47.
[7] 曾国藩.致澄弟[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十卷 (家书一) .长沙:岳麓书社, 2012:480.
[8] 曾国藩.致澄弟[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十卷 (家书一) .长沙:岳麓书社, 2012:585-586.
[9] 曾国藩.谕纪泽纪鸿[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一卷 (家书二) .长沙:岳麓书社, 2012:415.
[10] 曾国藩.谕纪泽纪鸿[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一卷 (家书二) .长沙:岳麓书社, 2012:546-548
[11] 曾国藩.致温弟沅弟[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十卷 (家书一) .长沙:岳麓书社, 2012:69.
[12] 曾国藩.求阙斋记[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一四卷 (诗文) .长沙:岳麓书社, 2012:143.
[13] 曾国藩.禀祖父母[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十卷 (家书一) .长沙:岳麓书社, 2012:66
[14] 曾国藩.致温弟沅弟[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十卷 (家书一) .长沙:岳麓书社, 2012:
[15] 曾国藩.格言贻沅甫并示子侄[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一四卷 (诗文) .长沙:岳麓书社, 2012:444.
[16] 曾国藩.致沅弟季弟[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一卷 (家书二) .长沙:岳麓书社, 2012:24.
[17] 曾国藩.致澄弟[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一卷·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 2012:45.
[18] 曾国藩.致澄弟[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一卷·家书二.长沙:岳麓书社, 2012:326.
[19] 曾国藩.沅甫弟四十一初度[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十四卷·诗文.长沙:岳麓书社, 2012:86.
[20]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二十卷 (家书一) .长沙:岳麓书社, 2012:42.
[21] 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五日日记[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十六卷·日记一.长沙:岳麓书社, 2012:146.
[22] 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日记[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十六卷·日记一.长沙:岳麓书社, 2012:148.
[23] 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日记[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十六卷·日记一.长沙:岳麓书社, 2012:155.
[24] 左宗棠.铜官感旧图序[M]//左宗棠.左宗棠全集13卷·家书诗文.长沙:岳麓书社, 2009:239.
[25] 左宗棠.致曾涤生[M]//左宗棠.左宗棠全集10卷·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 2009:208-209.
[26]左宗棠.攻剿湖郡安吉踞逆迭次苦战情形折[M]//左宗棠.左宗棠全集1卷·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 2009:421.
[27] 曾国藩.再陈裁撤湘勇及访查洪福瑱下落尚无端倪片[M]//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7卷·奏稿七.长沙:岳麓书社, 2012:350.
[28] 左宗棠.杭州馀匪窜出情形片[M]//左宗棠.左宗棠全集1卷·奏稿一.长沙:岳麓书社, 2009:451-452.
[29] 左宗棠.与孝威[M]//左宗棠.左宗棠全集13卷·家书诗文.长沙:岳麓书社, 2009: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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