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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的论文第七篇：抗日战争时期胡适对日的外交态度及作用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胡适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外交建议, 试图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中日问题, 避免中日战争。抗战爆发后, 胡适积极开展国际外交活动, 以“苦撑待变”的外交理念, 坚持奋战在国际外交工作的前沿, 为抗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胡适; 民国; 抗战; 外交;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近代著名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文化名人。九一八事变后, 胡适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试图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中日冲突, 捍卫民族尊严及国家主权。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外交思想上的落后及日本侵略的迅速扩张, 胡适用外交来换和平的希望最终落空。抗战全面爆发后, 胡适客观分析国内及国际形势提出了“苦撑待变”的方针, 并且积极开展国际外交活动, 以演讲为武器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舆论上的斗争。在胡适的努力下, 国际人民认识到日本法西斯的真面目。 一、“直接交涉” 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种极为怪异的外交方针:在军事上采取不抵抗, 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不接触。对于这种暧昧不明的外交策略, 胡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认为其是“政府最大的罪过”[1]47。在他看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理当进行直接交涉。1932年9月, 胡适发表了《论对日外交方针》一文, 其主要观点:一是尽快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二是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前例, 在国联的斡旋下促成两国之间的交涉;三是取消伪满洲国, 恢复中国在东北地区的主权;四是消除东北地区的军阀政治及军阀军事;五是缔结新约等。在胡适看来, 如果一味采取回避的态度, 中日间的实质问题将长期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 而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判断, 这种状态所引发的后果显然会更加有利于日本。因此直接交涉更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局势的变化实在太快, 完全超出了胡适的预测。日本政府野蛮地拒绝了国联的决议, 坚持扶持“满洲国”, 甚至指责中国政府长期采取歧视日本的政策以及存在危害日本利益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 胡适也无法继续坚持直接交涉, 由此转入“以和备战”的外交思想。 胡适之所以提出“以和备战”的外交策略, 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国力不足。九一八事变充分暴露出中国国力的衰落。对于二十多万东北军不战而溃, 张学良曾多次表示出忏悔。但是客观而言, 即便他拼尽全力和日军一战, 也只是徒增伤亡罢了。此后的华北事变再次暴露出当时的中国根本未做好和日本开战的准备, 而现代战争并非是靠爱国的热忱与人口众多便能取胜的, 盲目开战不过是让民众投身到战争绞肉机中罢了。二是内政危机。客观而言, “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政治主张, 但是蒋介石将矛头对准共产党却是大错特错的。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但是军阀之间的混战并未彻底停止, 中国内政实则是一塌糊涂的, 根本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2]78。在内忧不断的情况下, 如何能应对外患。正如胡适所言:“抗敌救国的第一步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三是卖国外交。在胡适看来, 清末至民国政府一直搞的是一种“卖国外交”。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这种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来换取和平的外交是一种伪外交, 必须即刻停止。虽然当时的中国在国力上处于劣势, 但是鉴于国际形势, 在外交上仍旧是有所作为的。因此只要据理力争, 并且集中力量和日军一战, 仍旧有争取到十年和平的机会。正是在这种预判的基础上, 胡适在全面抗战爆发前, 一直主张“以和备战”的外交思想。此外, 对于中日关系, 胡适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一是废止不平等条约。胡适主张“日方应当自动放弃《辛丑条约》, 宣告“察东协议”无效。二是禁止分裂活动。胡适反对日本在中国境内策划一切所谓的“自治运动”。三是收归领事裁判权。胡适主张“日本放弃在中国境内的领事裁判权”。四是统一外交活动。胡适主张“一切外交活动当由政府全权代表执行, 未经授权签订的文件一律无效”。然而作为一个民间人士, 胡适的外交主张并没有得到国民党高层的重视[3]47。
二、“最后一次的和平努力”
1937年后, 日本急速扩大侵华的规模, 狼子野心毫无掩藏, 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鉴于此种情况, 蒋介石计划在7月15日至8月15日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政治协商会议, 地点位于他在庐山的行馆。召开“庐山谈话会”主要目的是重塑国民党的政府形象。国民党长期在国内搞独裁政治、迫害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 其政府形象是极差的, 根本谈不上民心所向。对此蒋介石不可能是全然不知的, 否则也不会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虽然蒋介石有意对日开战, 但是他没有十足的信心。而且蒋介石始终将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正是这种狭隘的“党国思想”困扰着蒋介石的政治决策。随着形势日益恶化, 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不得不放下姿态, 以此来争取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然而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 让蒋介石原先的计划被彻底打乱, 同时也打乱了胡适参加此次会谈的目的———说服蒋介石做最后的和平努力。据现有史料来看, 整个谈话会上胡适共有四次发言的机会, 并且获得了和蒋介石单独谈话的机会。由于受到时局的影响, 与会者多群情激奋、主张抗日。在此种情况下, 胡适也不得不一改过去主和的观点, 但是在会上他仍旧坚持不放弃以外交手段来解决“卢沟桥事变”。胡适之所以一再强调外交, 并非是他没有意识到日本的野心, 而是他对国民党政府没有信心。在谈话会上胡适曾公开质疑国民党政府在“卢沟桥事变”上的消极态度, 其激烈程度让蒋介石感到非常不满。虽然在谈话会上胡适无法直抒胸臆, 但是利用自己和国民党内多名高层的私人关系。胡适多次与蒋介石会谈, 表达了所谓“最大的和平努力”的政治观点[4]88。胡适早在7月11日便抵达了庐山, 当日便获得了和蒋介石面谈的机会, 并且建议中央军立即开赴华北以稳定局势。应当说胡适的进言是有作用的, 第二日蒋介石便下令调孙连仲所率部队开赴保定。但是胡适进言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全面开战而只是备战, 其最终的目的仍旧是以战逼和。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下决心, 或者说不得不决心和日一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共同谈话会上发表了“卢沟桥事变”处理原则及政府立场。蒋介石说:“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 我们当然只有牺牲, 只有抗战。只有拼民族的生命, 求我们的胜利。”正所谓“弱国无外交”, 如果不是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蒋介石是绝不会选择和日一战的。因此, 8月6日胡适再次向蒋介石提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令蒋介石感到非常为难。虽然胡适提出的几点外交方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是以蒋介石的性格是不可能接受的。8月19日, 胡适再次要求面见蒋介石, 碍于胡适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 蒋介石始终保持着谦和的态度, 但是胡适总是以帝王师自居, 凡事都要过问, 令蒋介石越来越无法忍受。在这种情况下, 蒋介石将胡适派到美国, 名为去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实则是疏远胡适。但是胡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坚持和执著。即便蒋介石完全不接受他的建议, 他仍旧未放弃自己的政治理念。会谈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 胡适奔走于国民党高层官员之间, 试图影响他们, 从而影响蒋介石的决策。
三、“苦撑待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 胡适彻底改变了主和的立场, 提出了“苦撑待变”的外交思想。在胡适看来, 国际形势一定会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中国必须做好长期作战、艰苦作战的准备与决心。在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胡适说:“国事至此, 只有苦撑一途。苏俄与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此二国在华无大既得权益, 不动则已, 动则有力也。”此时胡适也意识到调解是没有希望的, 且西方列强根本不会真心调解与其要求列强调解, 不如要求列强参战。因此当国内主和势力再度抬头之后, 胡适一反过去的主和立场, 指出“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在胡适看来, 当时的中国已经不具备和谈的条件。一方面苏俄、美国不希望中日和谈。苏俄及美国都希望中国能够牵制住日本的兵力, 以缓解全球反法西斯的压力[5]66。另一方面日本根本没有和谈的愿望。如果中国方面表示和谈, 必然会失去美苏的支持。1938年后胡适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国民外交活动, 他将演讲作为自己抗日的武器, 向各国人民说明中国的抗战理由及抗战决心。胡适的演讲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日本在国际上的虚假宣传, 撕开了日本法西斯的假面具。胡适的讲演外交甚至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 胡适在欧美的活动情况日本报纸都有详细报道。鉴于胡适的演讲效果, 蒋介石顺水推舟地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 但是并未给胡适实权。不仅如此, 虽名为大使却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对于蒋介石的做法, 胡适感到非常的寒心, 但是仍旧坚持在岗位上。在他看来, 此时他不是为蒋介石或是国民党工作, 而是在为民族和国家工作。在驻美期间, 胡适曾一度大病, 幸而得到美国友人的资助, 才得以病愈。他曾这样鼓励同事, “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 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可见胡适不仅在思想上提倡苦撑待变, 在实际中也是如此。虽然在美期间, 胡适没有很大的作为, 此后更是被宋美龄架空, 但是他在自己能力所及之处, 贡献了自己的抗日力量, 仍旧是值得高度赞赏的。
参考文献
[1]饶向阳.论胡适方法的自由主义精神[J].湖北社会科学, 2010 (5) .
[2]徐希军.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对日外交政策的理性思考[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6 (4) .
[3]李衡.评胡适的抗战观[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 2005 (6) .
[4]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5]胡不归等著, 黄艾仁编.胡适传记三种[M].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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