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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的论文第六篇：不同时段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探析 摘要：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 对五四动的评价前后并不相同, 体现为先是为五四运动辩护, 然后是充分肯定五四运动, 最后是对五四运动给予一定的批评。 关键词：胡适;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重要领袖人物, 胡适并没有参与五四运动的策划, 但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后, 对这场爱国救亡学生运动主要持辩护和支持态度。当然, 作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他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在不同时段有些微妙变化, 既反映了他对当时时局变换的回应, 也体现了他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坚持。 一、为五四运动辩护 尽管五四运动爆发时, 胡适并不在北京, 却于5月7日参加了上海的国民大会并上街游行, 声援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1920年, 为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 胡适与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指出五四学生运动的五个“好效果”, 即“一是表明了学生具有强烈的自动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磨练了学生的演说能力、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四是增进了学生团体活动的意识和经验;五是致使许多学生萌生求知的欲望”[1]。同时为学生运动进行了辩护,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 政府太腐败了, 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 (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 。那时候, 干涉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 都是同一个道理, 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1]。当然, 胡适也清醒地提到, 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 但是它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的办法……单用罢课作武器, 是最不经济的方法, 是下下策, 屡用不已, 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1]。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 又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 胡适撰写了《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 再次为学生运动辩护。在他看来, 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是近七年来最有价值的学潮, 二者都是在国家面临大耻辱情况下, 激发了一般青年学生纯真的爱国热忱而自然自发地出现的。在充分肯定学生天真的爱国热情的前提下, 胡适也指出, 群众运动是不可能持久的, “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2](629)。总之, 这一时期的胡适, 基本上是对五四运动是持辩护态度的。具体来看, 首先是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爱国热情和救国情怀, 支持学生有效地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其次是清醒地意识到学生运动应该有所节制, 不应被滥用, 更要警惕被政党所操纵和利用。 二、对五四运动充分肯定 1927年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 开始实行独裁式的一党专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 也作为自由主义价值原则的信守者, 胡适反对这种新式独裁, 他创办《新月》、《独立评论》等杂志, 强调人权、自由和民主, 并重新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与意义进行阐释。1929年10月,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文章中, 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实质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 弹劾程朱, 否认上帝, 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 解放中国的思想, 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结果, 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 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3](579)。其次,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应于现代的环境, 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比我们中国高明, 连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得多”[3](580)。以此来反对国民党当局在文化上支持保守的民族主义。1935年5月, 胡适连续发表《纪念“五四”》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两篇文章。前者在肯定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基础上, 提出促成五四运动出现的原因恰恰在于思想的自由和变化;后者回顾了五四运动的过程, 重点探讨了五四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在胡适看来,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的结果是产生了个人主义, 而个人主义又倡导思想言论自由, 实质上就是自由主义,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进入, 产生了一股强劲的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潮。“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 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蔡元培先生的教育主张是显然带有‘世界观’的色彩的。《新青年》的同人也都很严厉地批评指斥中国旧文化……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不完全和五四运动同一个方向的”[4](588)。可见, 这一时期的胡适, 从自由主义角度来理解五四运动, 在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思想自由解放和世界观来反对国民政府的专制和狭隘的民族主义。
三、对五四运动予以批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开始以社会主义来反对自由主义,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也成了批判对象。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也对自由主义进行打压。作为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胡适仍然坚信自由主义价值理念, 并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进行重新反省。与前两个阶段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同, 胡适开始有意识地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进行区分。对于新文化运动, 胡适将其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为新文化运动冠以这个名称, 胡适的用意在于:一是反对将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 强调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演变过程中来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二是反对仅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主张从倡导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文化角度来正确看待新文化运动;三是重申新文化运动强调的是新文化的发展路径应该是自由论争和循序渐进, 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对于五四运动, 他在肯定其最终促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和迫使北洋政府罢免亲日官员两大政治意义基础上, 从文化运动的角度, 将五四运动视为是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干扰, 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他指出, 五四运动“从我们所实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 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 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 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当时所有的正常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 其结果便弄得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也就被大大削弱了”[5](186)。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试图通过一种缓慢的、渐进式的“再造文明”来改变中国的现实。他坚持以新文化运动式的文化革新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尤其反对以激进的革命式的政治运动来改变现实的中国。因此, 他称赞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后来由于受到政治干扰而由文化运动走向政治运动, 并阻断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表达了不满和惋惜。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胡适对自由主义信念的坚守。正如他自己在1917年回国时所说“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定, 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6](363)。
参考文献
[1] 胡适, 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N].晨报副刊, 1920-05-04.
[2]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四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五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十一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6] 欧阳哲生.胡适文集 (三册)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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