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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巴金现实主义风格成熟的标志，《寒夜》借汪文宣的个人命运揭露了黑暗社会的压迫造成了的普遍性社会悲剧，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外套》在题材、人物和内在思想方面都与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本文将通过文本分析，从“无抵抗”的小人物悲剧、精神撕裂的“活死人”形象两个角度入手，探讨两部作品在描写悲剧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外套》; 《寒夜》; 人物形象; 悲剧性; “无抵抗”; “活死人”;
巴金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主义大家庭，优渥的家庭条件为巴金的文学道路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五四”之前，巴金就已经接触到俄罗斯文学，并在广泛阅读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他的信仰和文学道路。巴金曾说过，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俄国作家是他的老师，并认为自己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无论是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还是后期逐渐成熟的现实主义，巴金的文学创作道路都深受俄罗斯文学影响。从“五四”时期的浪漫激昂到后期的深沉忧郁，巴金完成了从革命英雄悲剧到小人物悲剧的表达转变，对人性的展示和悲剧性的探究也更加深刻。这个转变既有外在环境的推动，也有内在思想的潜移默化。
《寒夜》从汪文宣的视角出发，以汪家的分崩离析为切入点，揭示了黑暗社会和人性的冷漠与悲哀是导致小人物的悲惨命运的最大推手。令人惊奇的是，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有一部作品无论从题材、人物还是所蕴含的内在思想都与《寒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就是果戈理的《外套》。巴金在《谈〈寒夜〉》中谈到，自己曾看过由《外套》改编的同名电影。看着阿卡基·巴施马奇舍，脑中便“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个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务员”[1]。虽然汪文宣和阿卡基身处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困境中挣扎，但最后的结局却是惊人的一致。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两部作品，探讨两部作品在描写悲剧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
一、“无抵抗”的小人物悲剧
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人物大都性格怯懦，在生活的压迫下苦苦挣扎。但除此之外，《寒夜》和《外套》中还有许多细节设置也十分相似，如巴金和果戈理都塑造了一个受压迫“无抵抗”的小人物形象。
阿卡基和汪文宣的社会背景相似，二者都在紧张的社会环境中担任抄写文稿的公务员。阿卡基身处尼古拉反动统治下的俄国彼得堡，农奴制度的腐败压迫着人们，白天冷漠、麻木的社会氛围和夜间奢靡喧闹的狂欢形成了极与极的强烈对比。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既不圆滑也无出众能力的阿卡基则成了人人皆可欺辱的笑柄。汪文宣则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重庆，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内有国民政府的专制压迫，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紧绷的精神状态。
果戈理喜欢在细节上暗示人物的命运走向。从一开始，阿卡基就注定是一个卑微而悲惨的人。在俄罗斯教堂日历中，“阿卡基”为“恭顺”(смирный)的意思[2]。除了软弱犹疑的性格，果戈理还给了阿卡基一副不讨喜的外貌，甚至连他的姓氏“巴施马奇舍”也表示俄语的“鞋”，暗示阿卡基就像“鞋”一样任人欺凌和踩踏。即使同事们编派他，把他和房东阿姨的关系当作笑料，将纸屑撒在他头上，阿卡基也不曾反抗，最多也不过嘟囔一句“别这样，你们干吗欺负我”[3]。美国学者爱普施坦认为，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也找不到比阿卡基更卑微的小人物[4]。但就算是如此卑微的阿卡基，也有自己的坚守。当新外套被抢走而投诉无门时，阿卡基第一次试图反抗:“斩钉截铁地说他必须亲自见到局长本人，他们没有权拦不让他进去，他是从部里来的人”，并且“他还说要告他们的状，到那时候就知道他的厉害了”[3]。虽然这次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但是这种反抗情绪在阿卡基死后爆发了出来。他的灵魂在桥头游荡，抢夺行人的皮质外套，最后揪住了那位大人物的衣领怒斥道:“啊!总算找到你了!总算那个，把你的领子抓住了!我要找的就是你这件外套!”[3]灵魂本是缥缈弱小的，但失去精神寄托的绝望、悲愤反而使这个小人物的灵魂拥有异常强大的力量。后期的歇斯底里和前期的懦弱压抑形成对比，果戈理以讽刺喜剧的笔调、夸张荒诞的叙事手法，写出了阿卡基的悲哀与可怜。
相比前后情感具有强烈反差的《外套》，《寒夜》始终是较为一致的灰色叙事色调。和阿卡基一样，汪文宣也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同样做着一些无聊的抄写工作，受到同事的嘲笑、上司的冷眼而在心里愤愤不平。然而，与阿卡基的狂热不同，汪文宣极度厌恶抄稿的工作。他曾经踌躇满志想为振兴中国教育事业作贡献，可是战争打破了他的希望。恶劣的工作环境、痛苦枯燥的内容，一切都和他的理想背道而驰。在无法改变当前状况的情况下，他放弃反抗，选择忍受一切。就像阿卡基想到厚呢子的新外套时，连节衣缩食的困难也变得可爱，“甚至性格也坚强多了”。但现实是残酷的，无论是新外套还是幸福美满的家庭都不属于他。除了顺从于理想破灭的现实困境以外，面对家庭和爱情的压迫，汪文宣也秉持着“不抵抗”的态度。
汪文宣的唯一愿望就是和曾树生相携一生，但曾树生选择离开时他没有挽留。矛盾的思想贯穿了汪文宣的一生，表面上他总是默默忍受一切，内心却始终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他意识到屈辱，却无力反抗;想要争取，却胆怯退却。当银行经理追求曾树生的时候，他既嫉妒又气愤，却因贫穷和自卑而不敢阻止。“那个年轻男人在准备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吗?可是他自己呢?他又有什么礼物送给她?”[7]巴金擅长通过小家的缩影来投射整个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中，汪母代表着封建传统思想，曾树生代表自由开放的新思想，在两者间无法取舍的汪文宣则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小知识分子悲剧形象———既接收新思想又向传统妥协，最终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当生活的希望被摧毁、内心的需求被剥夺，自我的精神被逼到极致时便产生了异变。巴金和果戈理用汪文宣和阿卡基的悲惨命运，斥责黑暗世界对小人物赶尽杀绝的丑恶行径。
二、精神撕裂的“活死人”形象
《寒夜》和《外套》中存在两个世界———以人的外在交流为主的现实世界和着眼于心理的内心世界，两部作品都表现了小人物在两个世界的不断冲突下所产生的“活死人”的扭曲形象。在生活的强压下，他们的精神空间不断缩小，最后失去自我，找不到生活乐趣和生存意义。肉体虽然活着，灵魂却早已死去。
《寒夜》中，汪文宣始终在“活着好”还是“死了好”之间徘徊。他因自身地位的卑微而痛苦，但更令他痛苦的是，他无力改变现况。为摆脱病态的心理和病痛的身躯，他试图通过“死”来求得解脱，却承受了更大的痛苦。汪文宣像一只惊弓之鸟，高度敏感又极度自卑，总是胡乱猜测周围人，认为他们对自己有所不满，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时也担心是否领导在怪罪自己。对待感情，他同样犹豫不决。他想将树生找回来又没有勇气，好奇和树生一起走进咖啡厅的男子是谁，却怕让树生难堪、让自己难堪。贫穷将他从曾经满怀热情和梦想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人。
和汪文宣为家庭和爱情所困不同，于阿卡基而言，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抄文稿，只有在工作时他才有感情。阿卡基没有任何消遣，也没有任何朋友，下班后还是抄抄写写，死后留下的遗物也不过一束鹅毛笔、一刀公文白纸。贫穷的生活、低下的地位而招致的压迫和嘲讽不断伤害着阿卡基，许多研究者认为他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变得麻木，甚至因为过于麻木而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屈辱地位。但或许还有一种可能，阿卡基只是无力反抗，所以把自我封闭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他把誊抄文稿作为自己生命存在的集中体现，更是作为一种逃避现实建立自己“乌托邦”的方式。比起虚伪又冷漠的“人”，一成不变的文字更能让他安心，文字的世界里没有恶意的嘲弄、没有物质的窘迫，一切都是平等的，这也是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写照。他们无力反抗，只能主动用这种麻木麻痹生活的痛苦，把所有的渴望和美好隔绝在外。
如果说过去的阿卡基只能感受到世界的黑暗面，是封闭自我的“出世”状态，果戈理则用这件外套象征着阿卡基的“入世”———它将阿卡基与令他惊恐的外在世界隔绝，给予阿卡基安全感，使他感受到了喜悦和尊重，所以外套被抢之后，阿卡基再一次跌回满是恶意的现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
三、结语
阿卡基和汪文宣的悲剧根源都来自于扭曲的社会，反过来，从他们的内心世界来关注外部世界可以看到，社会环境也是扭曲病态的，压迫社会底层人民的行为被漠视甚至合理化，正是它的不合理之处。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暴露出的是社会血淋淋的“吃人”悲剧。汪文宣和阿卡基就像一株双生花，一个渴望家庭，一个自我封闭，拼尽全力向两个方向生长，却无法摆脱孤独的根源，最终走向了同样的悲剧结局。
参考文献
[1] 巴金．巴金选集:卷10[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230．
[2] 王立业．裹在“外套”里的“死魂灵”---读果戈理小说《外套》兼巴什玛奇金与维林比较[J]．国外文学，2010,(3):150-158．
[3] [5][6]果戈理．果戈理全集:卷3[M]徐振亚，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22.140.148．
[4] 米·爱普施坦，韩万舟．从小人物走向美好的光明---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抄写员[J]．俄罗斯文学讲座，2009,(3):73-80．
[7] 巴金．巴金全集:卷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