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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儿童文学的长廊中，芬兰儿童文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醒目的民族风格是成就芬兰儿童文学声名卓著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运用比较的方法，观照不同时代的芬兰经典儿童文学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探讨和辨析芬兰民族儿童文学的形成和表现。
关键词：芬兰儿童文学; 民族风格; 托普柳斯; 扬松; 顾纳斯; 《长袜子皮皮》;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Finn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Sun Xiaoyan
Abstract：Finn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exists as a unique subcategory in the world children's literature.Its distinct national charact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the prestige of Finnish children's literature.This paper examines Finnish writers of classic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times and their works,explores and discriminates the forma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Finnish natio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y using a comparative approach.
芬兰儿童文学不仅在北欧地区独树一帜，还在世界范畴享有盛誉。拥有显明而独特的民族风格是芬兰儿童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芬兰儿童文学给人的感觉是“芬兰的”，“像芬兰的光线温温的，像芬兰的心情淡淡的，像芬兰的气息特别干净的”1。在19世纪民族独立诉求中诞生的芬兰儿童文学，历经了一百八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民族风格日渐饱满丰盈，在世界儿童文学长廊中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本文将以几位典型的芬兰儿童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为观照对象，梳理和探询芬兰儿童文学和民族历史之间的关联，辨析民族风格在不同时代芬兰儿童文学作家笔下的呈现。
一、民族“拼图”和芬兰儿童文学
19世纪是欧洲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诉求从青年意大利到泛斯拉夫国家此呼彼应。在此期间，40年代出现了第一批有清醒民族意识的芬兰人，他们希冀认识和确立自己的民族。其中哲学家罗伯特·滕斯特伦（Robert Tengstr?m）在1845年悲叹道“正如德国人和法国人一样，瑞典人完全知道他们为人类做了什么——那是民族感情的基础。但是谁从芬兰的角度来写芬兰的历史呢？”他还呼吁：“那么让我们首先来寻找民族成分和民族记忆”，“把它们弄成一个拼图，以便人民可以直面相识！”2应运而生的民族“拼图”包括四个主要成分：对于国家历史的发现和描绘；地理和自然的历史；民族原型的创造；芬兰语的推广和发展，以及芬兰宪法地位的确定。四块“拼图”让民族属性落到实处。
1846年，芬兰作家萨克里斯·托普柳斯（Zachris Topelius又译作托佩柳斯）用瑞典语写作的《儿童读物》（Reading for Children）取材于北欧神话，于1846年到1849年在芬兰出版了五卷本，1865年到1896年在瑞典出版了八卷本。从语言、取材以及出版地这几个层面看，《儿童读物》的民族属性是模糊的，瑞典和芬兰都将之看作是自己民族的文学遗产。但从作者的民族身份和他的创作初衷来看，《儿童读物》确是开创了芬兰民族的儿童文学创作。托普柳斯还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觉得在瑞典统治下的芬兰没有自己的历史，而仅在1809年才开始独立诉求历史的芬兰民族需要尝试定义自己，以便发现真正的自我2。1845年至1852年间，托普柳斯野心勃勃地创立了地形学便览，请一流画家帮助绘制国家的地理版图，身体力行，面对他自己提出的“芬兰应该如何尝试定义自己”的问题。以此来观照托普柳斯的儿童文学创作，他用瑞典语写《儿童读物》实乃一种情非得已。被瑞典统治了七百多年的芬兰，其民族语文学长期处于落后的窘境，1863年芬兰语才获得和瑞典语平等使用的有限权利3。1865年，托普柳斯出版了他汇编的《芬兰民间故事集》（Finnish Folktale Set），和《儿童读物》的出版间隔了二十年，终究明晰确立了作品的民族归属。作者再一次让儿童文学参与了民族的命名和定义，同时让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愈加明朗。史家眼中的托普柳斯是这样的：“作为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和旅行家”，“在塑造芬兰形象方面比起同代人做得更多。”2
为“定义芬兰”创作儿童文学的托普柳斯，作为芬兰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亦是将民族意识带进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者。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托普柳斯的儿童文学影响力超过了安徒生，他的民族儿童文学观在芬兰儿童文学的发展中被继承和发扬光大。从世界儿童文学范畴来看，这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但就芬兰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而言，却是一种必然。自1809年开始，芬兰民族要求独立的诉求和斗争经历了百年的风浪才获得了民族的主权和国家的独立。作为一个被统治近千年的弱小族群，的确需要各个层面不同维度的努力与坚持，才能获得独立和主权，并实现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与此同时，芬兰人在19世纪用来寻找民族成分和民族记忆的“拼图”中，对于国家历史的发现和描绘，民族原型的创造，以及芬兰语的推广和发展都是可以在文学世界里演绎和展示的。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21世纪当下的一百八十年间，芬兰儿童文学自始至今参与了民族“拼图”的描述和绘制。
二、童话世界里的芬兰民族肖像
19世纪初期，斯达尔夫人以自然环境因素划分了当时的欧洲文学。她认为，北方阴暗多云的天气让诗人更关心人生的痛苦，使得“北方文学”4趋向忧郁的气质。地处“北方文学”区域的芬兰民族在天寒地冻中形成了内向含蓄的脾性，同时，被统治近千年、历经百年抗争才获独立的民族，深谙“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诗·大雅·凫鹥序》）。故而，芬兰民族性格呈现出保守主义的气质格调，芬兰儿童文学把内敛和守成当作民族的典型性格展现了出来。
芬兰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慕和守成一以贯之。托普柳斯从北欧神话和芬兰民间故事中取材，编著他的《儿童读物》和《芬兰民间故事集》；有意识地传承托普柳斯创作衣钵的茂瑞·顾纳斯（Mauri Tapio Kunnas），对芬兰民族文化传统情有独钟，把只属于芬兰民族的民间传说、英雄史诗、传统文学经典一一数点，作为自己创作的蓝本和原型。和上述二位作家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相比，1966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作家奖的托芙·扬松（Tove Marika Jansson），虽然从北欧神话中取材，但并非出于明确的民族意识，而纯粹是创作本身的需要。然而，扬松确是民族形象的描绘者，她以自己的方式，在儿童文学世界展现和诠释了芬兰民族的性格特征，得体而到位。她超越了托普柳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影响力，将芬兰民族儿童文学带到了世界的面前。
1945年，历经“二战”的托芙·扬松在朋友鼓励下，以北欧神话和民间传说里的森林矮子精作为原型，获得了绘画的灵感，画出了样子像直立的微型小河马一样的小男孩“姆咪特罗尔”（Moomintrolls,也译作姆敏特洛尔，姆明特洛尔，或者“木民矮子精”）。从1945年到1971年，扬松创作了11部以姆咪一家作为主人公的系列童话故事5。作家坦言，创作初衷是为了摆脱战争的阴影，我们可以看见对于战争的嫌恶和恐惧在姆咪系列童话故事里醒目的存在。姆咪系列故事的开篇《姆咪一家和大洪水》6（写于1945）和其中最出彩的《姆咪谷的彗星》7（写于1946）都详细书写了巨大的战争灾难和生命所面临的危机，如评论家所言，“这是作者有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祖国芬兰所遭受法西斯的蹂躏而创作出来的”8。有研究者认为，《姆咪谷的彗星》针对的就是现实中的核战争对于人类的威胁。与战争隐喻相对应，作者创造了她的“姆咪谷”，不仅是姆咪一家的安居之地，同时也是扬松为自己造的一间“画室”，在这里为芬兰民族的现实和未来描摹绘写。
《姆咪一家和大洪水》是姆咪系列童话的第一篇故事，介绍了姆咪家族的前世和今生。姆咪家族世代寄居在人类每户家庭的壁炉背后，一场大洪水迫使姆咪一家离开了他们的栖身之所。在洪水退潮之后，他们决定改变传统的族居环境和生存方式，最终找寻到了自己的姆咪谷，开始了独立自由的新生活。作者化身于姆咪一家之中，书写了洪水中的种种遭遇，建构了和创作初衷相符的战争隐喻。与此同时，姆咪一家被化身为芬兰民族，因为他们在大洪水中的遭遇让人不由得联想到芬兰民族的独立史：“作为瑞典王国的一部分，芬兰一直是贫穷与被忽视的地区，没有自己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后被迫接受改宗换主于俄罗斯之后，激发起了芬兰人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和高涨9。经历了百余年持续不断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1917年12月芬兰终于挣脱了附属寄居的历史枷锁，获得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姆咪一家和大洪水》俨然是芬兰民族独立史的浓缩写照。如果说，作者化身到姆咪一家之中是自身可以意识到的创作构想，那将姆咪一家比附于芬兰民族，确为作者的一种潜意识，体现出作者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姆咪一家和大洪水》对于芬兰民族历史的演绎是隐伏在战争隐喻之下的一个潜文本，却暗合了托普柳斯“定义芬兰”的民族儿童文学的创作旨归，表现出扬松“描绘芬兰”的创作特色。
当扬松化身于姆咪一家之中时，已然将芬兰人的形象安放在她的姆咪世界里了。姆咪妈妈便是被典型化了的芬兰妇女和母亲的形象：她性情温和、身心健康，遇事从不退缩却内敛含蓄，顾全大局亦有主见。作为母亲，她温暖而乐观，积极参与姆咪谷儿童们的启蒙教化；作为妻子，她谦和得体；作为姆咪谷的居民，她友好真诚。当然，姆咪妈妈也会疲乏、脆弱、感伤和沮丧。难以想象，没有姆咪妈妈的姆咪谷会是怎样的。熟悉芬兰历史便会知晓，在芬兰民族尚处于萌芽阶段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妇女和母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知识和文化的财富必须直接深入到芬兰的各个家庭之中，首先应该针对家庭的中心——妇女，使他们成长为芬兰文化坚强的保护者、为国家权力斗争的自信战士。”10在托芙·扬松笔下诞生的姆咪妈妈，真正承担起了19世纪末期芬兰民族主义者对于本民族妇女和母亲角色的梦想和期待。扬松画笔下诞生的小河马样貌的姆咪特罗尔，最初是作者为了取笑自己的弟弟而绘出的形象。姆咪特罗尔是个敏感害羞的小男孩，温和善良，显出谦谦君子的气质风范；他渴望美好的事物，珍视亲情和友情。这样的性情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扬松弟弟的脾性。在姆咪谷，你还会遇见笨手笨脚的小吸吸，孤独的旅行家小嗅嗅，沉着冷静的小咪咪，他们是姆咪特罗尔的小伙伴们；准哲学家麝鼠先生，最不喜欢被人打扰；最权威的集邮家赫木伦，专心致志得与世隔绝一般；乖僻的菲利钟克，即使歇斯底里的时候也是安静地一声不吭。姆咪山谷里这些古怪而又可爱的居民分明就是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芬兰人形象。与他们的内向、害羞、安静相比，姆咪妈妈、姆咪特罗尔还显出内敛含蓄、积极乐观的性格特征，姆咪母子是扬松所认同的芬兰人形象，亦是作者为她期待的民族性格所绘的肖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瑞典的教育改革思潮对于北欧儿童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瑞典“永远的童话外婆”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和托芙·扬松一样，都是1945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林格伦的作品面对现实，回应和诠释了瑞典教育家爱伦·凯（Ellen Key）的自由教育观，由此塑造了一系列儿童“新人”形象。她的《长袜子皮皮》11的出版“带有革命性的意义”，长袜子皮皮的形象被誉为“自由人类的象征”，“把儿童和儿童文学从传统、迷信权威和道德主义中解放出来”12。皮皮的形象与那些受到传统教化规训的儿童们苍白模糊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相较于林格伦对于传统教育的质疑和反思，扬松没有站在传统教化观的对立面，同时对于文化传统还秉承着守成的价值立场。害羞含蓄的姆咪特罗尔，温文尔雅、老成持重；山谷居民井然有序的生活秩序；姆咪一家珍视并遵循传统家庭的本分和规矩；热爱自由的姆咪爸爸从海上的流浪生活回归到姆咪谷的家庭生活里，担起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含蓄低调、富有责任感、博学多思等品行和能力，在姆咪谷受到尊重和褒扬。姆咪谷俨然行进在传统文明的轨道之上。
林格伦的儿童文学面对现实，虽然有意识地反思了传统文明和教育之间的关联，却也没能开出一剂良方。在最著名的作品《长袜子皮皮》里，作者为主人公皮皮安排了一个遥远的异邦，以及失而复得的国王父亲，以确保她这个“自由人类”的成长。在林格伦的儿童文学世界里，许多主人公只有逃离现实，才能获得爱、勇气与信念。在故事的终点，林格伦带着她的小主人公们无奈地逃离残酷的现实，到达“仍然是篝火和童话时代”13的“霍屯督岛”14和“南极里马山谷”15，这样的童话结局，显现出作者消极浪漫的感伤和悲观。与之相比，扬松对于现实的悲观在某种程度上比林格伦更具个体生命感，也更刻骨铭心，因为战争的创痛是成就扬松创作的最主要的因素。为避离现实而造出的“姆咪谷”，不仅是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构想，还体现出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姆咪谷”的世界不仅展示了芬兰民族的传统和现实，还展望了人类社会应该存在的模样。“姆咪系列”故事传达出乐观理性的生命态度。面对现实的忍耐、安静和谨慎，对传统和文明的珍视，遇挫时的乐观与韧性等等，这样的性格和处世的方式自有其历史的渊源。曾任芬兰外交官的Max Jakobson曾这样总结：“于芬兰而言，被迫离开瑞典的辖属确是好的。隶属于瑞典时代的芬兰是被忽视的一片贫穷区域，没有自身民族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身份。被瑞典作为牺牲品丢给俄国之后，芬兰民族在与俄国侵略者的斗争之中，意外地获得了提高他们自己政治地位的机会，与此同时，芬兰还葆有着‘瑞典时代’所习得的珍贵财产：1.路德宗派的宗教信仰；2.君主立宪制的政治体制；3.民法和刑法的法律条款；4.农民自由的保障制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芬兰隶属于俄罗斯帝国，而在文化的层面上，芬兰则属于西方世界。”16被统治近八百年的芬兰，争取独立的历史进程漫长坎坷，如果没有坚韧和乐观，何来最终的民族独立？芬兰的安身立命需要足够的谨慎和理性应对现实世界；同时，芬兰只有坚守传统，汲取现代文明的果实，才能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民族和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塑造成就了芬兰民族特有的性格，扬松的“姆咪系列”童话世界生动地展现了它们，为芬兰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三、寓言世界里的民族文化经典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开始实施旨在保护本国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明的文化记忆项目。芬兰作家茂瑞·顾纳斯藉着这股风行西方世界的民族文化风潮，握住托芙·扬松的接力棒，高扬起托普柳斯“定义芬兰”的民族儿童文学风帆。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茂瑞·顾纳斯致力于将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和芬兰民族的传统文化建立亲密的关联。他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创立了独特的绘本儿童文学形式，来描画和摹写芬兰民族的传统、历史和文化。顾纳斯的绘本儿童文学完全倚靠民族文学的传统和经典，并有意识地将芬兰民族文学和北欧文学区分开来。和托普柳斯、扬松相比，顾纳斯着意于从芬兰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取材。来源于芬兰民间传说的《芬兰精灵故事汇编》17(The Books of Finnish Elves，中文书名为笔者所译），编选了与芬兰祖祖辈辈每户家庭相伴的谷仓精灵、桑拿精灵、畜圈精灵、马棚精灵、磨坊精灵的故事。这些故事描述了人类和精灵之间的关系——如果人类以诚相待，精灵带给他们好运和健康；而不尊重精灵的人类家庭必有霉运光顾。这一系列形态各异的芬兰精灵形象，幽默风趣的传说故事，还有日常家什和风景民俗的描画，组合成为顾纳斯绘本故事的文化标签，让尚未识读的孩童都可以一眼辨识出这些民族文化的符号。
茂瑞·顾纳斯不仅运用自己擅长的绘本文学形式，还创造了“犬族王国”（顾纳斯自称为“canine version”）系列绘本寓言故事。芬兰民族所钟爱的狗犬成为“犬族王国”寓言故事的主人公，加上猪、猫、狼等动物共同建构了“犬族王国”的形象角色。芬兰民族英雄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又名《英雄国》）被顾纳斯改编成绘本故事《犬族卡勒瓦拉》18(The Canine Kalevala，中文书名为笔者所译），这部“犬族王国的史诗”（英文版扉页上的副标题：The Canine National Epic）讲述了在遥远偏僻的卡勒瓦拉陆地上，古老的犬族和居住在阴冷北部诡诈多疑的狼族争夺森林的故事，它们的邻居是弱小坚韧的猫族，也参与到这场犬狼的族群争战中。犬族的原型来自于《卡勒瓦拉》的英雄主人公，狼族则是与卡勒瓦拉英雄争夺“三宝”神磨的北方黑暗国波赫尤拉。把民族神话史诗改编成这样的绘本寓言故事，确实有利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启蒙教化。
用芬兰语书写民族历史的现代文学经典《七兄弟》19(Seven Brothers）也展现在“犬族王国”系列绘本寓言中。这部1870年面世的成长小说和家族史诗，被改编成《七个狗兄弟》20(The Seven Dog Brothers，中文书名为笔者所译）。《七兄弟》是以芬兰现代文学语言书写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讲述了一家孤儿七兄弟无奈逃离族群去荒野求生，经历了种种磨砺，最终回归文明社会的成长故事和家族史。顾纳斯的绘本故事将主人公七兄弟转换成七个狗弟兄，把握住原著故事的主体脉络，以绘画展现了原著中的细节和场景描绘，较为成功地推介了芬兰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顾纳斯在《七个狗兄弟》前言里这样写道：“我觉得，《七兄弟》是现代芬兰语世界里最精妙的一部文学杰作，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我将其改编为犬族版本《七个狗兄弟》。我尽量保持了经典原著的原汁原味，期待着我的蹩脚模仿版本能够敦促人们去阅读我们民族的文学经典。”21作者毫不避讳自己创作的民族情怀，和原著《七兄弟》相比，《七个狗兄弟》以生动风趣的“犬族王国”演绎和展现了芬兰的民族史。茂瑞·顾纳斯明白，“只有懂得自己精神的深度、懂得自己的语言、也就是懂得自己本身的古老民族，才能够是自由的”22。
用芬兰语写作的茂瑞·顾纳斯，以独特的“犬族王国”绘本寓言故事的形式，生动演绎了民族文学的传统经典，守护和传承了民族的传统文化。“犬族王国”绘本寓言的独特性和幽默感，不仅有利于孩童学习民族文学遗产，还启蒙了一代代年轻人对于民族身份的接受与认同。与此同时，“犬族王国”生动简洁地梳理出一个民族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不但成为取悦于儿童的启蒙读本，还唤醒了现实世界的民族记忆。同时，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犬族王国”绘本寓言并非仅仅作为民族传统和文化的注脚和附庸，而是又一次展现出芬兰民族儿童文学的独特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更是一种文化心态。“民族的属性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23。19世纪40年代，历史让芬兰儿童文学成为培育民族属性这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的良性土壤，参与了民族独立的诉求和斗争，自此民族属性便根植于芬兰儿童文学之中。与此同时，芬兰儿童文学的影响力自19世纪诞生之初在斯堪的纳维亚区域显出的实力，一直延展到今天的世界范围，让人不由联想到芬兰民族的独特品质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
注释
1梅子涵：《很大的米--扬松童话》，[芬兰]托芙·杨松：《魔法师的帽子》，任溶溶、徐朴译，[济南]明天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2[2][4]参见[英]大卫·科尔比：《芬兰史》，纪顺利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79-80页，第80页，第80页。
3“1863年，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召开国会会议。芬兰人在直接涉及讲芬兰语的人民问题时同瑞典人享有相同的地位；这个协议在1883年末时受到了威胁。”参见[英]大卫·科尔比：《芬兰史》，纪顺利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页。
4[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斯达尔夫人将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寓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肇始的北方文学。
5本文采用的文本来自任溶溶和徐朴的译本，[济南]明天出版社2010年出版。计有：《姆咪一家和大洪水》（1945）、《姆咪谷的彗星》（1946）、《魔法师的帽子》（1948）、《姆咪爸爸的回忆录》（1950）、《姆咪谷的夏天》（1954）、《姆咪谷的冬天》（1957）、《姆咪谷的伙伴们》（1962）、《姆咪爸爸海上探险记》（1965）、《十一月的姆咪谷》（1971）。
6Tove Jansson,The Moomins and the Great Flood,Translated by David Mc Duff,London:Sort of Books,2012.
7[芬兰]托芙·扬松：《姆咪谷的彗星》，任溶溶、徐朴译，[济南]明天出版社2010年版。
8汤锐：《北欧儿童文学述略》，[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页。
9Max Jakobson,Finland-A Lone Wolf,Helsinki:Otava Publishing Company Ltd,2006.p.14.
10[英]大卫·科尔比：《芬兰史》，纪顺利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
11[瑞典]阿斯特丽德·林格伦：《长袜子皮皮》，李之义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
12这是瑞典前首相约兰·佩尔松对于《长袜子皮皮》的评论。参见李之义：《林格伦和她创造的儿童世界》，[瑞典]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大侦探小卡莱》，李之义译，[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3[瑞典]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狮心兄弟》，[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14《长袜子皮皮》里皮皮失而复得的国王父亲所辖的遥远的异域岛国。
15《狮心兄弟》里约拿旦兄弟离开世界后去往的居所。
16Max Jakobson,Finland-A Lone Wolf,Helsinki:Otava Publishing Company Ltd,2006.p.14.
17Mauri Kunnas,The Books of Finnish Elves,Helsinki:Otava Publishing Company Ltd,1979.
18Mauri Kunnas,The Canine Kalevala,Helsinki:Otava Publishing Company Ltd,1992.
19作者是芬兰作家阿莱克西斯·基维（Aleksis kivi），最早版本是1870年芬兰语版本，最早的英文版本发行于1991年。中文版的译者是高宗禹，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2月第1版。本文参照的版本：Aleksis Kivi,Seven Brothers,translated by Richard A.Impola,Canada:Aspasia Books,2005.
20Mauri Kunnas,The Seven Dog Brothers,Helsinki:Otava Publishing Company Ltd,2003.
21参见Mauri Kunnas,The Seven Dog Brothers,translated from the Finnish by William Moore,Helsinki:Otava Publishing Company Ltd,2003，原文如下“I’ve always felt that The Seven brothers is the finest book in the Finnish language.I wanted to make a‘canine’version of the novel in a way that was faithful to my own style.I tried to preserve in the text the rich and colourful style of the original,though for obvious reasons the story had to be abridged considerably.I hope that my doggerel version will also inspire readers to pick up Kivi’s original masterpiece.”
22[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德国浪漫派》（第二分册），刘半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页。
2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