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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的殖民文化不仅实际地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进程,而且影响了自觉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存在方式,即和中国传统的“教化”观念相结合,成为成人对儿童的殖民。直到现代的并喻文化、后喻文化的出现,我们才有可能从原来的殖民文化中走出来,站在一定距离外对其进行审视。
关键词：后殖民; 中国; 儿童文学;
Examining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WU Qin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Modern China was once a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country. Western colonial culture affected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towards self-consciousness, but also the way of existence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following its self-consciousness. that is, the colonial culture, together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 of “enlightenment” become the colonization of children by adults. It i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get out of the original colonial culture and examine it from a certain distance until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metaphorical culture and post-metaphorical culture.
“后殖民”是文学研究中的一种理论视角,其基本含义是:当一种文化被另一种非自身的文化所主宰,便是被殖民;从这种被殖民中走出来,对原来的殖民文化进行审视,便成为后殖民。这一理论后来也为一些研究儿童文学的学者,如佩里·诺德曼等所借用,含义被引申为:一种儿童文学,如果其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形式都从成人出发,表现成人的意愿并引导儿童也屈从于这种意愿,这种现象即可被视为成人对儿童的殖民;从这种儿童文学观念中走出来,并对其进行审视,便成为儿童文学中的后殖民。本文同时在这两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但侧重在引申的意义上展开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反思。
一
中国儿童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文化的启发、示范、带动和实际的参与下走向自觉的。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曾有过灿烂的文明,即使是在儿童的精神建构这个小小的领域,也产生过许多可供儿童接受的儿童文学和准儿童文学作品(如大量存在的童谣、民间童话等)。但到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社会发展的停滞,文化也走向衰落。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大举入侵中国,中国文化在经历惨痛失败的同时发生裂变,出现许多带有西方文化特点的新形式,现代儿童文学便是其中之一。
西方文化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启发和示范主要表现在一大批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进。中国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和引进早就开始了,最初的翻译相当一部分就是各民族都能认同的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品。如《伊索寓言》,在明朝就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一再重版、重译,以致后来研究这些不同译本及这些译本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成了一个专门的课题。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大批教会学校,实施和中国传统的私塾非常不同的西式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主要是为科举服务的,上学主要是识字、读经、做八股文;西式教育主要是培养适合现代社会的各种有用人才,除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外,特别强调个人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培养。教会学校主要是按西方教育制度和方法实行的。教会学校都重外语教学(当时中国的教会学校多是美国人办的,英语自然成了主课)。语言不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一种形式化了的意识形态,当学生走进这种文字,就走进了一种思维方式甚至行为方式,久而久之,就按这种语言、文字规定的方式思维和行为了。教会学校的教科书,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都是按西方的知识体系编制的,即使是很初级的、看似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能认同的东西,其实都和他们的文化背景联系着。为了方便学生学习,许多教会学校都把他们的《圣经》故事改编成三字经,以便在中国儿童中传播。除了教科书,还提倡个人的课外阅读,有些就是启蒙运动后在西方已日见繁荣的儿童文学或准儿童文学。这些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后来也传播、推广到中国人自己办的中小学,培养出一个儿童文学的接受群体,从市场、读者一端向文学创作施加影响,成为呼唤儿童文学的动力。这些作品以及推行这些作品的动机和方式都带有殖民文化的性质,但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进也不只是作品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观念、看待世界的方式。读惯了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的中国人突然读到《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发现这儿还有这么一个世界,还有一个由这批作品培养出来的读者群,自然对文学、对世界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思考。西方的儿童文学观念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最初在中国教会学校出现的儿童文学作品多是工业革命以前的作品,如圣经故事、传统的民间童话,带有较多的宗教性;清末民初,周作人等经由日本接受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将儿童和原始人、文明社会的乡野人等同起来,构建一个和现代文明人相对的野蛮人、未开化半开化人的群体,认为儿童文学即原始人之文学;至五四前夕,胡适等一批留学欧美的人借鉴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一个儿童本位论的思潮,旋即影响到儿童文学,和文化人类学即复演说融合在一起,成为初创时期儿童文学的立论基础。对于这些作品和理论的传播,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无论是民间大众、知识精英,甚或是政府当局,态度基本都是积极的、欢迎的。这和儿童文学、儿童教育偏重普遍价值的特点相关,也和五四时期思想活跃、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有关。
这随即影响到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古代没有自觉的儿童文学创作,但有许多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当新教育创造出一个儿童文学的接受市场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和西方的纽伯里一样,搜索、整理这些东西给他们看,这和当时正在宣扬的复演说也正好相一致。1909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中国第一份准儿童文学丛刊《童话》,所载作品大多是改写的儿歌、寓言、民间童话、民间故事之类,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再后来,一些中国人受了西方文学的启发,也模仿着进行自己的创作,本土化的进程便开始了。但就是这些本土化的作品,不仅在表现形式上而且在思想内容上,都明显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如叶圣陶五四时期的作品就明显有着王尔德童话的影子。叶圣陶、冰心、黎锦晖作品中爱的主题,童心、自然的主题,乃至黎锦晖的《三蝴蝶》《月明之夜》等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带些基督教色彩的艺术氛围,都更多地带有西方文化的色彩而非传统中国文化的色彩。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将上述一切都视为殖民文化的表现,即使是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最肆无忌惮的时候,中国也只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和完全丧失主权的殖民地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历史上虽多次被外族侵占但其文化传统却从未中断。现代以来,中国落后了,但其文化底蕴仍在。虽然这底蕴未必都是好的,但却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所以,当带有殖民色彩的西方文化随着其坚船利炮疾风暴雨般袭来时,中国文学在被宰制的同时也进行顽强的反抗,按自己的模式进行了选择。复演说看似怪特,但和中国人的崇古情怀、赞赏古朴单纯的传统相一致,所以一拍即合;而儿童本位论,虽然经胡适等的大力提倡,还写进当时教育部的文件,被规定为各中小学都要执行的教育方式,但其在人们心底并没有扎下根来。因为其重个体的理念和中国传统的重群体的理念龃龉颇深。不管怎样,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既催生了中国的儿童文学,也使中国儿童文学像喂洋奶粉长大的孩子,一开始就有些不接地气,这些不足在以后的岁月里会一再地表现出来。
二
西方帝国主义侵占东方国家,包括文化上的侵略,是一种实际的殖民半殖民。倘若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殖民主义,主要是文艺复兴后迅速崛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因为当时欧洲人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文化艺术确实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大幅度地拉开了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东方各民族的距离(其实也包括与他们自身的古代文化的距离),很自然地站在高处,睥睨一切,俯看其他民族,言语行为中充满了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傲慢感也出现在人们的许多其他的行为中。如城里人看待乡村人,有文化的人看待没有文化的人,其中,许多成人看儿童/儿童文化方式,便是最常见的一种。当时从西方介绍进来的儿童文学,特别是当时作为儿童文学存在基础的复演说,是明显包含了这种特点的。复演说将儿童和原始人等同起来,要人们像现代人看原始人、原始文学那样去看儿童和儿童文学,无言中便在儿童和成人间拉出一个极大的距离,成人看儿童就像现代人看原始人一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感。这便成为他们对儿童进行殖民的理由,儿童文学因之也成了成人对儿童进行殖民的手段。“儿童文学代表了成人对儿童进行殖民统治的努力;让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成为成人希望中的样子,并为自己本身难以避免不符合成人模具的各个方面感到羞愧。”[1]这和实际的殖民文化一起叠加在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中,甚至比实际的殖民文化更影响深远。因为实际的殖民半殖民是可以被推翻的,而生活中儿童与成人的落差现实地摆在那儿,在中国人自己的观念里有着深厚的基础。所以,在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实际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被推翻以后,成人对儿童的殖民还以显著的形式在儿童文学中表现出来。
引申意义上的被殖民,在儿童文学中主要表现为两种成人看待儿童和儿童文学的方式。
一种是站在高处俯视儿童和儿童文化,把自己或曾有过但现在已经超越了的、现在急着要分离的东西如天真、幼稚、野蛮、无知、非理性等放到“儿童”这个他者身上,拉开自己与它们的距离,显示自己对这个他者的超越。既如此,成人面对儿童,主要任务就是教育他们、引导他们更好地“长大成人”。这一认识在儿童文学中的理论概括就是“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因为和传统的“教化”文化相一致,所以深入人心,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广大民众那里,都获得了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中,这是一个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思潮,至今还常是一些人创作儿童文学的出发点。这不也是殖民主义者看待殖民地人民的方式?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眼里,东方殖民地是落后的、未开化的。不仅土地蛮荒,风俗原始,住在这儿的人更是愚昧、落后。如何对待这些野蛮、落后的东方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教化,就像《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教化、改造礼拜五一样。这一教化与其说是为了将野蛮的原始人带向文明,不如说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进步,显示自己的宽厚和仁慈。所以诺德曼说:“儿童文本的许多成人叙述者的声音都是一个以友好但坚决控制的方式对待那些被殖民者的仁慈的殖民官员的声音。”[2]221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许多作品中响彻着这种声音。
成人殖民儿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虽然一样强调儿童和成人的不同,但价值取向上却是偏向对儿童的肯定的。儿童入世未深,睁着一双天真的大眼睛打量着世界,对什么都好奇,对什么都信任,自己单纯,以为别人也单纯。“赤子之心”“童心”,自古以来,人们对这一形象向来不缺夸赞、溢美之词。西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也常用类似语言诗化儿童和儿童世界。1909年,英国传教士坎贝尔·布朗士在为自己的书——《中国儿童》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的群山中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孩儿谷”,那就是孩子们居住的地方。“中国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大多是贫瘠单调的,就像那条在小山丘中蜿蜒盘旋的荒芜小道。但说到孩子们的生活,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就像你走在这条小道上,满目都是荒山秃岭,突然间却发现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园。长者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私的爱,就像这迷人的花园里的鲜花。”[3]这依然是成人的角度,反映着成人的情感和意志。成人对他们自己所在的成人社会、对自己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满意的。一个成年人可能因为自身被柴米油盐等琐事所包围,庸庸碌碌,想起童年的单纯、蓬勃、积极向上;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倾轧、看惯成人间的尔虞我诈,也会想到童年的单纯美好。这时,他们是以向后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忧郁中有一种怀旧的情绪。将童年、儿童美好化的人一般都不处在童年、不再是儿童,这正应了赛义德的话:“东方主义者在东方之外。”一些西方的殖民主义者,他们来到一块殖民地,也会赞美这儿的原始、自然、没有污染,赞美土著人的简单、淳朴、善良,甚至把它当作腐朽的西方社会得救的希望。殖民主义者希望保留这样一个“他者”形象,不仅闲时可以来开心、取乐,犹如吃惯了鱼肉大餐的人偶尔也到乡村的农家乐找点野菜换换口味,更重要的是,这个“他者”是对自身的衬托,经由这个“他者”可以更好地显示和抬升自己。一些儿童文学赞美儿童,持的大体也是同样的想法。
这两种想法显然是矛盾的。前者希望儿童快点长大,后者希望把儿童封闭在童年的天真中。这种矛盾不仅出现在作为整体的儿童文学领域,甚至出现在同一作家的同一作品中。正是从这里,佩里·诺德曼发现了儿童文学一个本质特征:分裂性。他在分析《杜立德医生》时曾说:“邀请儿童读者发展一种双重意识——既快乐地像孩子一样,又脱离那种孩子样,从一种成人视角看待和理解孩子样。”[2]48既要求读者“快乐地像孩子”,又主张他们尽快“脱离那种孩子样”,一篇作品怎么能同时发出这么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呢?其实,西方殖民主义者不就是这样看待和对待东方的被殖民对象的?一方面指责、抱怨他们落后、不文明,要对他们进行教化;一方面却又欣赏他们的原始、野蛮、质朴、天真,而且不期望这种鸿沟很快消失。诺德曼认为,这种分裂渗透到所有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只有深入理解这种分裂性,才能对儿童文学文本和创作有更深的理解。
三
前面两种看待儿童的方式,不管是偏重肯定还是偏重否定,都是站在当今的时间点上回望当初,是俯瞰式的,儿童文学中的殖民意识,一定意义上就隐含在这种看待对象的方式中。但是,儿童文学中看待儿童的方式,有时也可以是从未来的角度进行的。从未来的角度看当下,在当下和未来间拉开了一个巨大的距离,不知不觉间为未来对当下的殖民提供了机会。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时间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过去是已逝的时间,现在是正在经历的时间,未来是尚未到来的时间,这三个维度不是互相分离而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甚至不是简单的线性排列而是空间性地并置、融合在一起的。我们能经历的只是现在,但“现在”中既包含了“过去”也包含了了“未来”。在“现在”的维度中突出“未来”,就如在道路的前方亮起一盏灯,灯光穿透时间照亮“现在”,使“现在”也变得光明、充实起来。《礼记》描绘的大同世界,柏拉图创造的理想国,基督教描绘的天国,都以在远方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方式引导人们从现实中超越出来,使还在山间的小溪就看到远方的那一片海。群体如此,个体更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历来的儿童文学都突出理想、突出未来,儿童文学一定意义上就是指向未来的文学。即如那些以作家个人经历为蓝本的作品,初看是将目光投向过去,投向已逝的岁月,在已逝的岁月中流连光景,徘徊沉吟,但其实,他是在已逝的岁月中发现了他现在缺失的、没有的东西,发现了现在向往的东西,本质上仍是将目光投向未来的。
但是,这里仍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一有机的整体结构中片面地、过度地拉长“未来”这一维,以致用“未来”挤压“现在”、排斥“现在”,甚至抽空“现在”,使“现在”只是“未来”的“准备”,成为“未来”的附庸,“现在”被“未来”殖民的现象便发生了。这正是我们在这些年的儿童文学中常看到的现象。一段时间,我们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一穷二白,但前景光明,现在要做的就是艰苦奋斗。特别是青少年,只有通过艰苦生活的考验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儿童文学中出现过许许多多战胜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我、顽强地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优秀事迹。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进入经济建设年代以后,思想教育的内容淡化了,儿童文学中又出现一批代表作家声音的家长教师,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地教导孩子,运动的时代过去了,祖国进入建设时期,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当然从你们年轻人、年幼者中来。搞建设不能靠喊口号,要真才实学,所以要好好学习,把一天的时间当两天用,否则,考不上大学,或考不上好的大学,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张微的《雾锁桃李》、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等都讲过类似的故事。毫无疑问,这些要求中都包含了非常合理的部分。只是过度地强调未来,为了牺牲现世的幸福,结果闹出许多悲剧。
以未来殖民现在,从效果上说,就是为了目的而牺牲过程。这是极度功利主义的观念。功利主义是只讲目的而不在乎过程的。一个人为了赶到机场,坐地铁也行,坐出租也行,坐公交也行,跑步行走也行,可生命也是为了赶完一段旅程吗?生命犹如漫步,目的内在于过程。一株黄豆种在地里,发芽,出土,长成植株,开花,结果,成熟,变成更多蕴含新生命的黄豆,第二年,在更大的范围里更高的层次上开始新一轮的旅途。就黄豆而言,它的意义是内在于自身的。播种时就想到收获,那是农人的想法而不是黄豆的想法。所以,为了目的而牺牲过程,是很容易将生命异化、让别人为着别的目的将自己当作工具来使用的。生命是具体的、感性的,充满偶然性的,忽视过程,就是省略具体的细节,榨干生命的汁液,使生命走向干巴和枯萎。可在日常生活中,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甚至在一些专门为儿童而制定的教育理论中,这种为了目的而牺牲过程、牺牲感性生命的表现,直到今天的儿童文学中,不仍是随处可见吗?
未来对现在的殖民很大程度上仍是成人对儿童的殖民。当一个父亲对儿子说:“你要好好读书,要不将来会像爸爸一样没出息”;当一个老师对学生说:“你们要好好学习,祖国的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他们所说的那个未来的“你”“你们”是谁?当然是长大的孩子和孩子们。长大了的孩子是成人,为了未来的自己牺牲现在的自己,仍然是为了成人而牺牲童年,只是那个成年人不是别人,而是长大了的自己而已。这看起来比要求孩子为了某个自身以外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显得更合乎情理,所以常不仅理直气壮而且情意满满。可为成年的自己而剥夺童年的自己不一样是剥夺吗?而且,这个未来的“你”“你们”是谁设计的?当然还是今天的父母、老师、社会!是今天的成人!“这是为你好!”可常常就是在这种“为你”的好意中,童年被成人殖民了。在世纪之交的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中曾反复写到一个情节:高考结束后,一批中学生将几年来一直伴随他们的教材、参考书、复习资料都拿到外面烧了、埋了,一面烧一面埋还一面诅咒,说今生今世再也不愿见到它们。痛恨如此,那个想象中的未来对现实生命的压抑可想而知。
四
关键是如何从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困境中走出来。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半封建半殖民地在中国早已成为历史。殖民文化的流毒虽不能说彻底消除,但毕竟已进行过多次的清算。困难的是引申意义上的成人对儿童的殖民。因为其生成虽然与西方的殖民文化有关,但却是一种普遍的看待儿童/儿童文学的方式,这种看待儿童/儿童文学的方式,在中国甚至比西方更有基础。
在分析殖民思想殖民意识产生的时候,人们有时可能会觉得,这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巨大的实力和文化落差造成的。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殖民者携着他们的坚船利炮来到东方,看到这儿的人们还俯伏在黄土地上讨生活,产生些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不是可以理解的吗?推而广之,现代人面对原始人,都市人面对乡村人,成人面对儿童,情形不也如此?这儿涉及的至少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在工业技术方面走在前面是否意味着在所有方面走在前面?其二,走在前面的人和民族是否就有权对其他人其他民族进行殖民?
无可否认,社会、人类的发展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从而形成人类发展的某些共同的、大家都可以认同的指标,在某一时段,某一民族在某些方面走到前面,与其它民族形成落差,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时,处在落后地位的民族和个人要勇敢地承认这个落差,急起直追,赶上或缩小这个差距。但从另一方面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不仅不能彼此替代,有时甚至是无法比较的。汤因比研究世界历史,将文明的起源划分为不同的区块,每个区块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发展规律,谁都不应该将自己的特点强加给其他方。西方殖民者因为自己在某方面走在世界前面就歧视、压迫、剥削其它民族,对其它民族进行殖民,不仅野蛮霸道,而且违反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否认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同理,从社会的、理性的角度看,成人和儿童间的巨大落差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也不应该成为歧视、漠视儿童、对儿童进行殖民的理由。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是从社会的而是从人生的角度看人、看人生的不同阶段,情形可能马上发生变化。童年处在生命的源头,是人生的春天。处在童年的生命如小苗刚刚出土,如小溪在山间潺潺流动,不一定有多大的力量但有无限的前途,无限的发展可能性。如果以和谐为生命存在的理想状态,童年未必一定比成年逊色吧?这至少也是生命发展中一种不可取代的形态。一个世纪前,我们从西方引进儿童本位论,开启了一套全新的规训、建构儿童的方式,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儿童观,改变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面貌。儿童本位不是一切围着孩子转、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是深入地了解儿童,读懂儿童,从儿童自身的成长节律出发,确定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儿童不是容器,想往里面填什么就往里面填什么;儿童不是橡皮泥,想怎么捏就这么捏。儿童有自身的物种尺度,什么时候独立走路,什么时候学会跑步,什么时候可以上学读书,先学什么,后学什么,虽无刻板、硬性的规定,但有大致的节律。这样看来,学习、长大都不是外在于儿童、是成人的强加,而是生命体本身的需求。这其实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要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对象:他已建立了什么样心理图式,现在是应输入和原图式相近的信息,使原图式进一步巩固,还是输入明显超越这一图式的信息,使原结构破裂,由此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些都没有绝对的定例,一切都是随缘化生、当场生成的。儿童文学如果能深入地认识这一点,创造出能真实地反映儿童生活的作品,引导和促进儿童健康、和谐地成长,成为人生中一个有自身特色的阶段而不是成人的附庸和预备,殖民云云也就不存在了。
即使从社会的角度看,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儿童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某些微妙的变化。远古时代,成年人与儿童的距离很小,整个社会都处在人类的童年期。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们发明和使用文字,文字能分隔受众,一些有文化的成年人从原先混沌的背景上分离出去,成为成人(即有文化的成年人),儿童和成人的距离迅速地扩大了。社会的主导文化主要是精英文化,中国的精英文化多是从社会出发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这些无疑都是成年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空间。这种落差自然为成人对儿童的殖民创造了条件。但随着后工业、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这种现象也在发生变改变。一方面是教育的普及,文化下延,统治者无法像过去那样对知识进行垄断,进入知识殿堂的门槛大为降低;另一方面是知识更新的周期明显缩短,一种知识范式,前不久还风靡一时,现在却无人问津了,4G还在热卖,5G已经悄然登场了。在这样的语境里,传统、成人、父亲都不像过去那样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于是,前工业社会我们见惯了的几代人坐在一起听人讲故事的场面又出现了:成人和儿童围坐在一起看同一场球赛或同一部电视剧。这便是尼尔·波兹曼所说的“童年的消逝”。童年的消逝不是童年被成年吞噬,而是童年和成年间的双向运动,成人和儿童在某种意义上合二为一、变成波兹曼所说的“成人化的儿童”。既如此,成人,至少是相当多的成人,在与儿童的比较中,不仅在阅读能力上不一定占优势,就是知识、经验上的优势也大大地弱化。联系到前面说的,人是一个比社会更大的概念,成长应该放到人生和人类发展的大背景上去理解,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的确正在向有利于儿童的方向倾斜。从人的建构和成长的角度看,童年比此前更有可能做到自身的和谐,成为一个和青年、壮年、老年一样有价值的阶段。这样,成人和儿童的关系就不可能是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它们之间真诚的对话也就变得可能。
参考文献
[1]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M].陈中美,译.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149.
[2]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M].徐文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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