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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进化论和世界文化同一性的认识, 胡适在五四时期大力提倡“全盘西化”。他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趋势出发, 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民族语言文学的确立为参照, 倡导白话文运动, 提出建设新文学的主张。在研读和借鉴西方文学的过程中, 胡适逐渐从普泛的文学比较实践中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意识, 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意识萌发阶段较为活跃的自觉探索者。
关键词：胡适; 比较文学; 文学比较; 进化论; 文化同一性;
Hu Shi’s Literary Comparative Practic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sciousness ——Also on Ideological Basis of Its Literary Comparison
WANG Guang-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bei University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world cultural identity, Hu Shi strongly advocated “overall westernization” in the May 4 th movement.He star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took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Renaissance period as the reference, advocated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building new literature.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western literature, Hu Shi gradually formed a clear sens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as an active conscious explorer in the beginning stage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sciousness.
文学比较是清末民初文学界的一种常态, 是当时人文领域各种中外对比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余英时所说, 由于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 当时中国求变求新的知识分子“尊西人若帝天, 视西籍如神圣”。[1]522在较长时间的“尊西”历程中, 对西方理论的译介、著述和传播甚嚣尘上, 引发了学界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自觉和热情。胡适生当其时。他之所以能够引领白话文运动, 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 是与其学贯中西的学术积淀以及对中西文化进行互参互证的长期思考和实践分不开的。他的这种中西互参互证, 不仅源于对中西文学进行的互通互连之阐发研究, 还因其受到西方进化论、文化同一性等现代思想观念的影响。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对西方的进化论、世界文化同一性等观念的接受, 胡适就难以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以比较文学的视野对传统的宋明理学、明清朴学以及“文以代变”等传统思想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 也难以准确地找到清末民初中国文学需要参照的西方文学之坐标, 即:以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近代文学发展史作为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历史经验, 把它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文学革命”, 尤其是“公安派”三兄弟以及袁枚、黄遵宪、黄远庸等明清时期的文学变革进行横向比较和互参互证。这就是说, 进化论、文化同一性等西方现代观念是胡适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石, 也是其进行中外文学比较、萌发比较文学意识的理论前提。
一
胡适在留学前已经接触过进化思想, 但留学美国使胡适有机会对进化论思想进行深入系统地学习。胡适在美国不仅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原著, 还追随杜威学习实用主义哲学, 对实用主义的进化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并尝试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发掘类似的观念。他认为中国也存在朴素的进化观念, 比如“天地万物的起源”“自原始以来至于今日, 天地万物变迁的历史”“变迁的状态和变迁的原因”[2]8等议题的探讨就触及到自然和社会的进化问题。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 他把老子、孔子、庄子等人朴素的关于社会历史演进的思想与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理论进行了对接和比较。[3]12虽然他后来对这样的牵强附会做过检讨, 承认中国古代对世界起源与自然进化的一些认知都“比较零散”, “只是一些思想的粗糙的碎片”。[4]51但毋庸置疑的是, 胡适这种从中国文化传统里发掘“进化论”元素的努力, 体现了他致力于中西思想资源的连通和比较、用现代进化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发现和深入理解的自觉, 进而萌发出明显的文化比较意识。
其次, 文化同一性观念与胡适的文学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胡适自始至终都宣称文学革命不是他的发明, 而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传统。但他之所以能够超越晚清, 取得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成功, 是源于胡适的政治、哲学、文学等思想观念以及开阔的世界视野。胡适在思想认识上和看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较之他人更为激进和开放, 契合了渴求深度改良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正是认同了文化的同一性之观念, 胡适才能够坚定地提倡“全盘西化”, 进而摆脱“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历史羁绊。
胡适认同的文化同一性观念是以进化论为前提的。他认为文化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化的精神实体。世界上各种文化虽然差异很大, 发展阶段不同, 但都是沿着线性的轨迹进化和发展。他把文化定义为人类适应和改造环境以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等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的结果。尽管由于民族、地域和时代的差异, 各种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发展进程和发达程度也有先后快慢、先进落后之分, 但各种文化之间可以互相交流, 舍短取长, 互相促进, 最后达到成熟发达的阶段。这就是说, 在本质上人类文化发展的道路和规律是存在着一致性的, 从根本上说就是具有同一性。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 胡适用“有限的可能说”对“文化同一性”有过清晰的描述:“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 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根本大同小异的。”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作为地球上最高等级的生物适应环境的结果, 由于其生理构造基本一致, 故而其文化也是大同小异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同一性, 胡适告诫我们:“现在全世界大通了, 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5]251-254胡适这里所说的“又来鞭策我们”意指当时的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当初欧洲所遇到的问题, 是相同的问题在不同国度因为进化的阶段性不同而不断重演。“世界大通”则是说20世纪初交通和通讯的进步, 使得那些人类迟早要共同面对的诸多问题提前来到了中国人面前。而此种论断的前提就是基于胡适关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同一性”的认识。
因为同样的缘由, 胡适当时坚决不接受所谓中国的精神文化优于西方的论调, 而是勇于承认当时的中国已经全方位落后, “百事不如人”, 不但“物质机械”“政治制度”不如人, 而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身体”也都不如人。[6]667胡适认为中国当时的整体现状只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中世纪的欧洲, 而且欧洲“再生时代” (文艺复兴) 的历史, 需要重新书写, 因为现在西方历史学家距离那个时代实在太遥远, 已经难以充分了解那个时代的意义。但我们中国人现在正处在“中世纪”的时代, 因此比西方历史学家更能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意义。[7]533
胡适提倡全盘西化, 其目的、态度和方式非常明确:为了救国家、民族和文化, 要先“认错”, 然后再“死心塌地”地去学习;态度端正了, 那么不管什么文化, 只要能使中国“起死回生, 返老还童”, 都可以“充分采用”“充分收受”。[6]668换句话说, 胡适是想以西方文化模式来改良中国, 或者说把西方的相关资源纳入自己的思想框架:在科学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 把中国传统中科学的有存续价值的那部分资产与西方的那些可以为中国所借鉴的资源结合起来, 为中国“文艺复兴”而“造新因”。[8]297
二
历史进化观念和世界文化同一性观念自始至终都贯穿于胡适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活动之中。在长达近二十年 (1917-1935) 的时间跨度中, 胡适都坚定地以赫胥黎、斯宾塞以及杜威等人的历史进化观念作为思想基石阐释中国文学的现状、出路和前景, 这一点在《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实验主义》《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国再生时期》等著述中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胡适把上述二者当作他发起文学革命和提倡白话文写作的哲学基础和工具, 并不同程度地运用了中西方文学比较的视野和方法, 对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出路作了探讨和预设。胡适对中西文学的比较是全方位的, 不仅涵盖主题、题材、人物、情节、技巧、意象、格律等文学的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 而且还涉及文学流派和文体等。
胡适也认同中国有着延绵不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传统的观念, 只是他觉得与西方相比, 中国传统文论所使用的术语不同, 概念有别。所以在日记《读白居易〈与元九书〉》中, 胡适不仅对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文学潮流进行了体认, 并且以西方话语对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他把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实际主义分别译为Idealism和Realism:“理想主义者, 以理想为主, 不为事物之真境所拘域:但随意之所及, 心之所感, 或逍遥而放言, 或感愤而咏叹;……是理想派之文学也。……实际主义者, 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 以为文者, 所以写真、纪实、昭信、状物, 而不可苟者也。是故其为文也, 即物而状之, 即事而纪之;不隐恶而扬善, 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 非则非。……是实际派之文学也。”胡适已然抓住了现实主义文学革命的核心, “以事物之真实境状为主”“不隐恶而扬善, 不取美而遗丑;是则是, 非则非”, 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是真实与客观, 对社会现实既不美化, 也不有意“遗丑”“溢恶”。胡适认为一味美化就是在写虚假的歌功颂德的文章, 而一味“遗丑”, 就成了“黑幕小说”“谴责小说”一类的作品。胡适把文学分为“无所为”和“有所为”两种类型, “无所为而为之文学, 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 文也, 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 美感之外, 兼及济用。”胡适的态度是,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能兼两美”。因此, 胡适从文学的“美感”本质出发, 不认同白居易完全排斥“无所为”之文学的观点, 认为白居易“抹倒一切无所讽逾之诗”确实“殊失之隘”。并对自己上海时期 (时16、17岁) 的文学态度进行检讨, 承认写作《真如岛》时所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过也”。[8]223-226由此可知, 胡适并不否认浪漫主义文学 (“无所为”的文学) 的审美价值, 但更为关注文学之于反映“世道人心”与改良社会的责任。大致说来, 胡适受杜甫、白居易、元稹等人的影响较为显著, 尤其继承了白居易所强调的诗歌应“为时”“为事”而作以及“救济人病, 裨补时阙”的文学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 胡适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术语的运用。胡适认为, “浪漫主义”是由“无所为”到“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是由“有所为”到“实际主义”, 这其中反映了胡适的比较文学意识, 也体现了胡适的现实主义观念由传统走向西方并互相参照融合的过程。胡适研究的虽然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中国古代诗人的创作, 但他借用的则是西方文学话语。他以理想主义,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浪漫主义一词来概括游仙诗、田园诗和闲适诗等;用实际主义, 或者说现实主义来解说讽喻诗。这些都说明胡适开始有意识地译介和运用西方文学概念去阐释中国文学。胡适甚而认为, 新文学得以迅速发展, 并对西方的自然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精神分析等各种或传统或现代的文学思潮有所接触或译介, 完全是“受了西洋文学的洗礼的结果”。[9]223
关于新文学的建设目标, 胡适提出要以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各国的文学为蓝本。他认为无论是材料还是体裁, 新文学都决然不能再延续传统文学的俗套。中国的传统文学, 充斥着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封王挂帅、金榜题名的老套, 表达的是庸俗的封建伦理的理想;而在体裁方面, 胡适深感传统的中国文学因为诗歌的高度发达, 使得叙事性文学发展缓慢, 尤其是缺乏长篇叙事文学;同时, 由于叙事文学的薄弱, 使得中国传统文学普遍存在着不注重“结构”的弊端。因此,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大量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作为新文学的模范, 使新文学有所观摩, 有所取法, 从而提高全民国语文学的创作水平。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 他不厌其烦地以散文、戏剧和小说三个门类为例, 竭力证明西方文学之完善, 从而呼吁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创作方法, 中国文学都要全面取法西方文学。他认为, 从散文的成就来看, 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蒙田的作品要远远超出我们传统的古代散文, 中国缺乏赫胥黎式的科技文章或者说科普散文, 更没有包士威尔 (Boswell) 和莫烈 (Morley) 、弥儿 (Mill) 、弗兰克令 (Franklin) 、吉朋 (Gibbon) 等人的传记体文学, 也没有类似丹纳 (Taine) 和白克儿 (Buckle) 等人的艺术史论之类的文体;在戏剧领域, 无论古希腊的戏剧大师, 还是近代的的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和莫里哀 (Moliere) , 他们的作品的水平都远远超出中国的传统戏曲, 尤其是作品的构思和布局等“结构”的能力以及描写人物、事件和环境的水平, 都是元曲难以企及的。而从作品表现的内容和表现方法来看, 西方还发展出了揭露现实、反映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问题戏”, 以象征方法表达言外之意的“象征戏” (Symbolic Drama) , 专门剖析人物心理, 描写人物内心复杂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的, 以及用“嬉笑怒骂的文章, 达愤世救世的苦心”的“讽刺戏”, [10]67等等。
胡适体察到中西小说的差距最大。小说是西方近现代以来最为繁荣发达、艺术成绩最高的文学门类, 反观中国, 除了明清之际产生过几部高水平的白话小说, 其它真的是乏善可陈。胡适因此认为, 欧美小说无论材料、体裁、命意和描写都比中国小说完备高超, “心理解剖”“社会问题讨论”也更为精确透彻, 确实令中国学人大开眼界, 惊叹不已。胡适尤为推崇西方“短篇小说”。胡适认为短篇小说在西方文学中的历史并不长, 但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所以他后来曾写作专文《论短篇小说》进行讨论。他以“经济”原则考量各种文体的发展演变和此消彼长, 从而认定短篇小说将成为文学发展的未来趋势。胡适强调, 短篇小说虽然体式短小, 囊括的内容却包罗万象, “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表现方法和技巧也最为丰富和高明, “真如百练的精金, 曲折委婉, 无所不可”。[10]67
三
虽然中外比较意识是清末民初的留学生们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常态, 但相对而言, 胡适的比较文学意识更为明显和自觉。有研究认为, “比较文学”一词最初可能出自于胡适。确切地说, 1918年胡适刊登于《新青年》上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 首次提出比较文学的名目——“比较的文学研究”, [11]145并把这门知识运用到具体的文学研究实践当中。这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比较文学, 开始被中国人接受。从史料推测,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可能已经接触到了比较文学。因为20世纪初期, 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等大学都已开始创建比较文学系或比较文学专业, 著名的新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就是哈佛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 是吴宓、梅光迪等“五四”学人的老师。[12]
胡适不仅使用了“比较文学”这个术语, 在具体的文学比较实践中还涉及到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等不同的比较方法。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他已经触及到比较文学的一些研究课题, 并进行了可贵而有益的探索。
首先, 在对很多文学观念的阐述中, 胡适运用了文学比较的方法, 有些研究实例甚至完全可以看作是平行研究。比如, 在论证白话文学观念时, 胡适把白话比作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各民族语言, 把文学革命比作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或者是“中国的再生时期”, 这本身就是一种中西文学运动、文化运动的比较;以意象派之“六条”准则比“文学革命”之“八事”, 以及散落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新诗》等论著中的很多中西文学对比实例, 在当今来说都是属于比较文学的学科范畴。
胡适溯源包公奇案的演进历史时, 曾援引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英国各大剧院的竞相争奇斗巧来推测元代杂剧家的互相竞争;而在论人道主义 (《致〈晨报副刊〉》) 时, 胡适则以西方之《人道主义》《老洛伯》与中国的《节妇吟》 (张藉) 、《红楼梦》进行中西对比。这些本质上已经属于平行研究的方法。翻检《胡适留学日记》, 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中西文学比较的记录。诸如, 论文章之“为民请命”“义正词严”, 胡适认为“吾国陈骆”之檄文不如杰斐逊等的“千古至文”《独立宣言》;论情节和文学语言, 以Romeo and Juliet与《西厢》为例, 认为两者都是“情节殊不佳, 且有甚支离之处, 然佳句好词颇多”;论描写和反映社会问题的深度, 以《警察总监》 (Inspector-General) 剧本与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进行比较, 认为前者“尤为穷形尽相”;论作家对所描写的人物的感情倾注, 对Ophelia之角色“以中国人眼光为之辩护”, “表章甚力”;讨论作家人品的, 将培根和战国纵横家相比较, 认为是“有学而行”, 是“小人”;论文学风格, 把Cowboy Songs in American比作我国的“牧童放牛之歌”;论作品的题材, 以《水浒》与英国罗宾汉小说进行比较, 拿《三侠五义》比“福尔摩斯”侦探小说, 等等。
以文言写作的篇幅较长的一篇评论文章, 是他观看戏剧《哈姆雷特》的观后感。里面谈及了《哈姆雷特》与中国传统戏剧在剧本写作和舞台表演方面的异同, 其中涉及“布景”“唱本”“丑角”“独语”“人物性格”“哲理语言”等问题。胡适首先指出, 中国传统的“唱剧”有失表演艺术的情理, 比如《空城计》, “岂有兵临城下尚缓步高唱之理”?认为《燕子笺》“其局之奇”虽可媲美西方戏剧, 但因“以词曲为之”, 所以不如西方戏剧精彩, 新剧《班末遗恨》也因为“多用唱本”, 因此缺乏“说白之逼真动人”的效果, 因此, 胡适提出用“说白”代替“唱本”, 并认为《桃花扇》若能以“说白”表演, 则会更加“动人”, 更有感染力。另外, 胡适还比较了西方戏剧的“独语 (Soliloquy) ”和中国传统戏剧的“自白”的异同, 认为西方的“独语”比中国的“自白”“声容都周到”, 而中国的“自白”常常“自白姓名籍贯, 生平职业”“冗长可厌”, 显得“陋套”“失真”, 因此认为“独语为剧中大忌”“可偶用不可常用”。另外, 胡适对“丑角”在中西方戏剧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 认为其“蠢态可掬, 真是神来之笔”, 指出其特点是“在俗不伤雅”。[13]197-198
胡适虽然没有专门谈到过文学比较中不同的比较模式的特征和适用范围, 但对考古等人文社科领域的中西比较方法有过论述。1923年4月1日, 胡适参加中国科学社社友会, 讨论河南奉天两处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 胡适就“陶器花纹”的问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历史研究领域较早地提出了“影响研究” (“互相影响”) 和“平行研究” (“平行发展”) 这两个术语。“袁君与安特森 (J.G.Anderson) 皆以为古代陶器之有色泽花样的, 是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我颇不以为然。我以为, 与其用互相影响说, 不如用平行发展说。”[14]1胡适明确指出了平行比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认为影响研究可以解释“相似的花与相同的用轮作陶器之法”, 但却难以解释中国陶器“独有之空脚鬲”的问题。而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就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不仅可以用“有限可能”来解释中西方陶瓷之间的“耦合”, 还可以“用独有之样式” (空脚鬲) 为其佐证, 即既相似又不同, 也就是说两者并不是互相影响的关系, 而只是有着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或必然性所产生的可比性 (“耦合”) 。这一点, 其实跟比较文学的比较模式和方法是相通的。
其次是阐发研究。以历史进化之世界文学观为理论基石, 以西方文学为发达文学之参照, 胡适得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学, 并对具有比较价值的文学议题进行比较和评述, 其中涉及文学之流派、概念、特征以及具体的文学作品等, 其《历史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论短篇小说》《传记文学》等重要论著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比较文学的学科知识,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比较文学的论著。前文所述关于“理想主义”和“实际主义”两种文学流派的论述就是一种阐发研究。胡适在《历史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就是利用阐发研究的方法, 对中西戏剧演变过程中的“遗形物”现象以及悲剧观念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胡适认为, 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会产生很多无用的“遗形物”, 也就是历史上曾经使用过、但现在已经被淘汰的表演方式, 比如西方戏剧中的“和歌 (Chrous) ”“过门”“背躬 (Aside) ”“武场”;也可以指早就应该淘汰但现在仍在使用的表演方式, 比如中国戏剧里的乐曲、脸谱、台步、武把子等, 至今就还在沿用。通过对比, 胡适认为中国戏剧的守旧性太强, 指出只有把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遗形物”全部淘汰干净, 采用西方先进而成熟的理念、方法和形式, 中国戏剧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11]145而在解释西方悲剧观念时, 胡适以中国“大团圆”的戏剧观与之作对比。他认为, 在西方, 古希腊时期就有了非常成熟的悲剧观念, 产生了厄斯奇勒 (Aeschylus) 、沙浮克里 (Sophocles) 、虞里彼底 (Euripides) 等悲剧艺术大师。而在中国, 悲剧观念极其薄弱, 中国文学史里充满了“大团圆”结局的文学, 《红楼梦》里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生离死别和《桃花扇》里侯朝宗与李香君的分道扬镳, 只是极少的例外。究其原因, 胡适认为, 除了“团圆”观念的根深蒂固, 还与中国文学家的“脑筋简单, 思力薄弱”有关。胡适指出, 要想消除这种大团圆的观念, 创作出耐人寻味、让人感动、引人反省的小说戏剧, 就要引进并学习西方的悲剧观念。[11]139胡适还在文中对西方戏剧的“三一律”进行了介绍, 并把它与中国传统戏剧进行比较, 指出中国传统戏剧的不足及学习方向。[11]149上述种种之比较都源于胡适的世界文学观念和文化同一性理念, 但因为中西文学毕竟文化背景、文化体系迥然有别, 因此此类的中西文学比较在发现和承认中国文学之种种局限的同时, 胡适也注意到了作为文学背景的差异性, 特别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异质性, 虽然这种“民族性”“异质性”只是文化之“大同”中的“小异”。与鲁迅一样, 胡适也批判国人的中庸守旧、不思进取、盲目乐观、含混笼统等民族根性, 并认为这些根性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学。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 这种比较在本质上与注重“双向”的互相印证的“异同比较”的“阐发研究”相吻合。当然, 在总体水平和价值的判断上, 胡适是把西方文学当作了中国文学的未来和学习的范本。这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 也是历史语境的必然,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
再次是影响研究。这是一种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胡适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发现了外来文学 (主要是当时的西域) 对中国文学的影响。1914年11月5日的日记中, 他对中国神话“月中玉兔”中“玉兔”来源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玉兔”在西汉时期本为“蟾蜍”, 由嫦娥化身而来, 后由于受到印度神话影响, 才“以兔易蟾蜍”, 并认为“婆罗树易桂树”, 也是源于印度思想的影响。[13]541-542胡适的影响研究内容涉及西域文化、佛经翻译以及佛教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胡适指出中国传统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主要源自西域和印度。在六朝至唐代的三百多年的时间里, 西域各国的音乐、歌舞、戏剧等文学艺术大量传到中国, 比如龟兹乐、“拨头”戏等就是从西域传入的。传统戏剧中的很多乐器, 也是来自西域, 尤其是“胡琴”, 更是家喻户晓。唐宋以来的词曲所受的影响更为明显, 比如《伊州》《凉州》《熙州》《甘州》《氐州》等, 从取名上就能判别是从西域传入的曲调。[11]145
由此, 胡适得出结论: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对中国影响最深最广的是印度的佛教和佛教文学。其给中国文学增添了无数的“新意境”“新文体”“新材料”。[15]345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学在骈丽浮靡的鼎盛时期, 维袛难、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人的佛经翻译, 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种“但求易晓, 不加藻饰”的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这种文体虽然在当时影响不大, 但提升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地位, 对唐代以后的文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佛寺禅门也由此变成了白话文和白话诗的重要场所, 扩大了民间文学的来源, 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内涵。二是印度的佛教文艺更富于想象力, 神仙鬼怪与凡间各色人等营造出夸张而浪漫的传奇, 给当时的中国文学 (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 提供了域外的参照, 使想象力不足的缺憾得以弥补, 这从《封神传》《聊斋志异》《西游记》等作品里能够看得出一些端倪和痕迹。三是佛教文艺作品大多叙事性强, 诸如《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维摩诘经》都是小说体或戏剧体的文本, 创作时比较讲求谋篇、结构和情节等, 带有一定的文学性。这些文体形式的作品常常采用一种“悬空结构”对作品进行布局和剪裁, 有较强的叙事性。这种叙事文体的输入, 对中国文学中的重抒情轻叙事的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平衡、弥补作用, 对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展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时, 佛经的散文与偈体夹杂使用, 形成一种说唱形式的文艺类型, 对后来的文学体裁的演变产生了影响。[15]375-376
胡适的比较文学研究意识还包括其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式。胡适的学术研究视野开阔, 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语言、教育等各方面都有所涉猎, 学术修养深厚, 这就容易使其文学批评不仅仅局限于使用文学领域的各种研究方法, 而且还注意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角度去进行跨学科的阐释和分析, 发现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把握文学的真谛。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比起主要从“文以载道”或者“经世致用”的立场去解释作品的传统文学批评, 显然更为合理更为现代, 阐释力更强。当然, 这种跨学科批评视野是源于他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和学术训练。对《诗经》等古代经典的研究, 胡适提倡要回归文学的本源, “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16]612汉儒和宋儒所作的解经式的解读, 先要用比较归纳的方法弄懂《诗经》的文字和文法, 然后才能领会和理解作品的内容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他强调读者要细细“涵咏”原文, 要搜集尽可能多的各个学科的参考材料, 以备比较, 同时要储备一些民俗学、社会学、文学、史学、心理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材料越丰富, 视野越开阔, 方法越严谨, 得出的结论才会越可信。可见, 胡适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意识和研究方法仍然来自于他对于科学精神和方法的推崇。
胡适对传统批评中把《诗经》解释为以雅言传述、以达上听的“美刺”“讽喻”之作的“批评”不以为然。《诗经》中有很多质朴感人的恋歌, 但历代的俗儒们却故意把它们解读为歌颂谁、讽刺谁的“美刺”“讽喻”之作, 俨然把《诗经》当成了一部宗教的教义。胡适认为此种传统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解读《旧约全书》实在是如出一辙。因为欧洲中世纪教会的教士或学者为了不违背神学教义, 对《旧约全书》中许多诗歌与爱情故事进行穿凿附会的解释。[16]604但五四时期已经是一个提倡科学理性、消除蒙昧迷信的时代, 因此胡适主张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要多预备一些其它学科的知识, 比如人类学、考古学、文法学、文学校勘学、伦理学、心理学、数学、光学等, 越多越好, 越精越好, 然后才能具备几副好“眼镜”, 给我们提供看问题的多重工具。[17]3胡适说, 如果有了上述的学科知识, 我们再来看《诗经》《墨子》, 就比以前容易懂了。倘若研究一点文学以后去看, 就能全明白了。[18]11
综上所述, 虽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立是20世纪末期的事, 但胡适与梁启超、苏曼殊、王国维、鲁迅等清末民初的学人一样, 其文学活动和文学观念中都带有一定成分的比较文学意识。胡适不仅引入了一些西方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术语, 而且还从事了一定的比较文学实践。当然, 胡适当时的比较文学观念还不太明确, 研究实例也不够系统和深入。他进行文学比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西方学习, 期待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滋养“暮气攻心”“奄奄断气”[11]147的中国文学, 给当时已经陷入僵化停滞状态的中国文学, 提供“种种高深的方法和观念”[11]150, 从而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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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适.我的信仰[C]//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 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 (1859-1924)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C]//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6]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C]//胡适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7] 胡适.日记 (1928-1930) [C]//胡适全集:第3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8] 胡适.日记 (1915-1917) [C]//胡适全集: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9] 胡适.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C]//胡适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0]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C]//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1]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C]//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2] 徐扬尚.新文化运动到三十年代:中国比较文学形成的原因、标志与特征[J].学术交流, 1990 (6) :91-96+135.
[13] 胡适.日记 (1906-1914) [C]//胡适全集:第2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4] 胡适.日记 (1923-1927) [C]//胡适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5]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C]//胡适全集:第1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6] 胡适.谈谈《诗经》[C]//胡适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17] 胡适.胡适演讲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18]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C]//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