娴医,超越宇宙的存在,刘婉滢
摘要：本文通过两个比较少研究者注意的案例, 显示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契合。第一个案例是约翰内斯·舍尔, 鲁迅读过他的著作, 所以鲁迅跟他有“事实联系”;另一案例是威廉·冯·洪堡特, 目前尚未发现鲁迅接触过他的著作, 未发现他们有任何“事实联系”。这两个案例进一步展示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契合的两个要点, 其一是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 其二是以文学、文化介入社会政治, 实质上是“反政治”即“反现代性”的问题。这两点都是现代德意志思想文化比较突出的特点, 也是鲁迅与其他德意志思想文化契合案例诸如尼采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点。鲁迅跟德意志思想文化这些特点的契合, 有个人原因, 有政治环境的制约, 也有历史社会发展的共同要求, 有一定的必然性。
关键词：鲁迅; 舍尔; 洪堡特; 国民性;
Two Cases of LU Xun's Agreement with German Ideology and Culture
ZHANG Zhaoyi
“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契合”是个大题目, 案例很多,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热门之一, 在中国有不少研究成果。笔者过去专注于另一个个案的比较研究, 即“鲁迅与尼采”的问题。 (1) 通过“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 笔者注意到他们共同性的两点, 其一是对“国民性”的关注, 其二是以文化介入社会政治, 实质上是“反政治”即“反现代性”的问题。这两点都是现代德意志思想文化比较突出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另外两个案例进一步说明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上述两个特点的契合。第一个案例是约翰内斯·舍尔 (Johannes Scherr, 1817-1886) , 鲁迅跟他有“事实联系” (rapport de fait) , 即鲁迅接触过这位德意志思想家的作品;另一案例是威廉·冯·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 目前尚未发现鲁迅跟他有任何“事实联系”。
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的“契合” (affinity) , 笔者认为有多个层次的原因:有社会历史的原因, 有思想逻辑发展的原因, 也有个人价值取向的原因, 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兼备, 以“契合”译“affinity”似乎失去了后者所包含的主观内在的动因。科学领域对“affinity”的常见译法中有“亲和性”, 有人把这个译法引进到比较文学领域, (2) 点出影响接受者的内在主观因素, 笔者觉得非常恰当, 因此, 本文也采用这个词语去说明鲁迅对德意志思想文化的态度和立场。
一、约翰内斯·舍尔
约翰内斯·舍尔出生于今德国境内, 大学期间学的是哲学和历史。舍尔算得上很多产, 出版了好几部关于世界 (比较) 文学和德国风俗与文学的著作, 也写过几部小说。1843年他去了斯图加特, 投身政治活动。1848年当选为符腾堡 (Württemberg) 的议院议员, 并成为南德意志民主党领袖。1848年德意志民主革命失败后, 流亡瑞士。
鲁迅藏书中有舍尔的《世界文学图史》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 据熊鹰研究, 此书即舍尔 (熊鹰采用周作人的译名, 作谢来耳) 《文学通史》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e, 1848) 第10版的纪念版。 (1) 舍尔的《文学通史》对鲁迅帮助很大, 通过舍尔的《文学通史》, 鲁迅接触并了解到“弱小民族文学”, 把“弱小民族文学”介绍到中国。熊鹰还注意到, “弱小民族文学”在英语世界介绍得少, 在德语世界介绍得多。但熊鹰试图用帕斯卡尔·卡萨诺瓦“文学空间” (literary space) 的概念来解释, 对笔者而言却不是很清楚。本文无意也无力对英语和德语世界当时介绍世界文学情况的差异做出解释并寻求答案, 但动辄喜欢包罗世界、涵盖古今, 像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那样, 似乎也是德意志学术的一个特点。不过, 笔者注意的是舍尔跟鲁迅另一方面的亲和性。
1848年欧洲革命是德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 欧洲这场革命标志着新兴的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 尽管这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及法国***时的进步, 尤其是德语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原来就相对落后, 但从性质上看, 这场革命主要还是一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王权的民主革命, 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2) 从现代化进程看, 1848年革命在欧洲普遍带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目标, 就是摆脱封建领主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 追求一个以某一语言或民族为主体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 德语世界各邦也不例外。 (3) 革命前后的德意志思潮, 是以自由民族主义 (或民族自由主义) 占主导地位, 而建立“民族国家”则是这个思潮的重点之一。舍尔作为支持并参与1848年德意志革命而并非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活动家, 于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其政治理念属于自由民族主义中的改革派, 大概是没有悬念的。当然, 历史是复杂的, 即使有一个思想和政治的主流, 这个主流内外其实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势力和意见。 (4) 由于后来的历史发展, 德国自由民族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逐渐变成了纳粹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难免令人产生反感情绪。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 熊鹰设法把舍尔世界文学里面的德国民族主义, 跟鲁迅的“弱小民族文学”对立起来, 认为是鲁迅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但这样的结论其实脱离了1848年德意志民族主义追求自由独立的历史进步倾向, 也脱离了鲁迅反对满清专制统治和追求“民族独立”的积极意义。换言之, 舍尔世界文学和鲁迅“弱小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精神, 其实是一致的, 都是追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同于追求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
由于德意志自由民族主义跟鲁迅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目标一样, 都是要建立“民族国家”, 因此, 他们不可避免地都要碰到“国民性”的问题, 因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国家”, 自然离不开这个“共同体”的文化和心理的共同性, 也就是“国民性”。据Fyee研究, 欧洲在希腊、罗马时代乃至中世纪其实都没有“国民性”这种概念, 只是到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才有人提出, 而以德国最为热衷, (5) 也就并不奇怪了。回头看舍尔的世界文学历史, 一方面当然可以作为寻求文学共同规律的探讨,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通过文学上的对比而凸显德意志文学乃至民族精神即“国民性”的特点, (6) 而为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提供论据。舍尔通过文学或文学比较探讨及表现“国民性”, 是否对鲁迅通过文学来改造中国“国民性”有启发作用, 笔者对这个问题目前没有条件探讨。但两者的联系似乎有一定的内在原因, 或者说, 文学与“国民性”有一定的联系, 所以舍尔和鲁迅都不约而同地通过文学去接触“国民性”问题, 虽然这种将文学与“国民性”连结起来的现象并不限于德国,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国民性”问题跟建立“民族国家”或追求民族独立却有明显的联系。 (1)
鲁迅和舍尔在追求“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时, 还有一点契合值得注意。据彼得·贝格曼 (Peter Bergmann) 在研究尼采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时指出的, 在欧洲宗教战争期间, 出现过一种“反政治”的倾向, 即反对世俗政治制度, 主张宗教权力统治。到了19世纪, 一些政治学家就用这个词语来抨击对手, 以“保护政治的自主”。例如, 1878年尤利乌斯·弗勒贝尔 (Julius Froebel) 用这个词语来抨击尼采热心支持过的华格纳运动。在弗勒贝尔看来, 华格纳运动“将舞台变成教育年青人的新机构”, 把“内在世界的激情投射到外在的政治舞台”, 贬低了政治体制, 因此是“反政治”的。弗勒贝尔所谓的政治限定在“议会活动与外交关系”, 其中的“议会活动”却也是“反政治”与“反现代性”共同反对的目标, 是两者的交汇点之一。华格纳运动的反对者还认为, 这个运动是“把极端现代的审美价值跟反现代的政治价值连接起来”的“意识形态的颠覆活动”。 (2) “极端现代的审美价值”和“反现代的政治价值”这两个用语很值得玩味。贝格曼指出, 尼采的“反政治”态度是反对“现代化企图吞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咄咄逼人的势力”。 (3) 贝格曼认为, 尼采的“反政治”是对1848年以后四十年政治的反动, 是当时思潮的“反主题” (anti-motif) 。 (4) 基于相近的原因, 戈洛·曼 (Golo Mann) 称尼采是卑斯麦时代的“造反者”。 (5)
所谓卑斯麦时代, 可以说是德意志实现统一亦即实现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时代, 也是德国真正意义上推行现代化的时代。所以, 与其说尼采针对卑斯麦的政策及第二帝国的专制, 不如说是针对现代国家的本质特性。在这个意义上, 尼采的批评也就是针对现代化产生的文化后果, 亦即现代性。显然, 尼采这种“反政治”或以“文化现代性”抨击“物质现代性”的立场和态度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在1848年前后德意志思潮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熊鹰在探讨鲁迅与舍尔的关系时, 指出一点很有意思:
早在1844年, 谢来耳就曾写道:“我们德意志民族除了文学没有任何公共生活。我们的行为结果也只有文学。”在政治运动较为落后的德国, 像谢来耳那样的共和人士将文学看作是替代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没有政治的公共生活, 所以只能创造出一个文学的公共空间。
这跟贝格曼所描述的“反政治”亦即或以“文化现代性”抨击“物质现代性”的立场和态度几乎一致。渗透着这种精神的舍尔的“世界文学”, 恐怕对鲁迅并非没有影响。北冈正子在对《摩罗诗力说》材料源进行追踪时, 也只是简单地谈到了鲁迅曾参考舍尔的“世界文学史”。 (6) 舍尔对物质主义的反感以及对文学所具社会政治功能的认识, 亦能在鲁迅早期的文言论文中发现, 也就并不令人奇怪了。鲁迅后来对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阐述, 显然跟德意志的“反政治”和“反现代性”思潮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即使后来加入了其他影响因素, 例如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 (1) 但应该还是可以追溯到德意志思潮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 里面就有跟“反政治”和“反现代性”思潮相通的地方。
二、洪堡特
威廉·冯·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是位普鲁士语言哲学家, 也是位实干的政府官员。他当过外交官, 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办人, 在教育理论和建立教育制度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洪堡13岁便懂多种语言并读过有关的语言学著作, 而且研究过汉语。 (2) 洪堡特的语言研究博大精深, 这里只能讨论与本文所探讨问题有关的几点。
洪堡特的语言研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和哲学语言学。他认为, 语言是一种“精神力量” (Geistskraft) , 通过比较语言研究, 我们可以了解个人、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活动。 (3) 换言之, 洪堡特对汉语的研究, 是联系着汉语背后的中国人的精神特性, 也就是鲁迅念念不忘的“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这是鲁迅与洪堡特契合的主要的一点, 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地方。
洪堡特通过汉语与梵文的对比, 指出这两种语言的对立是“在已知语言中”最尖锐的, “因为汉语排斥所有的语法形式, 把它们推委给精神劳动来完成, 梵语则力图使语法形式的种种细微的差别在语音中得到体现”。 (4) 洪堡特这里所说的“语音”, 不光指声音, 也包括“语法形式”, 所以, 所谓“使语法形式的种种细微的差别在语音中得到体现”, 也可以说成是辞格变化和各种词缀 (affix) 的使用在语音的细微差别中得到体现。而辞格变化和使用词缀, 不光是梵语的特点, 实际上是印欧语系的共同特点。我们可以认为, 洪堡特所指的汉语跟梵语的这个差异, 实际上是汉语跟印欧语系的差异。若用王力的说法, 就是“形合” (hypotaxis) 和“意合” (parataxis) 的差别。 (5)
印欧语系由于有辞格变化和各种词缀, 句子中词语的关系很少歧义, 因此, 意思也很清楚。但洪堡特认为, 汉语反而因此有很高程度的优越性, 对精神能力 (mental faculties) 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汉语看似完全没有语法, 正因为如此, 汉语提升了民族精神中认出话语 (speech) 形式联系的敏锐性, 而其他依赖语法的语言则相反, 让人们的头脑 (mind) 睡觉去了。 (6) 洪堡特的意思, 简单地说, 就是中文需要读者和听者用心去建立词语间的关系, 也就是要费精神去想出句子的意思, 而这样费神去想却对中国国民精神有积极而正面的影响。不过, 洪堡特的推论并非没有问题。鲁迅对汉语的看法跟洪堡特正好相反, 我们不妨看看鲁迅引进欧化语法的主张。
鲁迅主张“硬译”, 目的是引进欧化语法。为什么引进欧化语法呢?因为鲁迅认为当时中国的语文不够精密, 不能表达严密精确的意思, 所以, 需要引进欧化语法来补救。他说:
欧化文化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 并非因为好奇, 乃是为了必要……要说得精密, 固有的白话不够用, 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是真的, 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 除嘲笑之外, 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 又不随意改变, 删削, 我想, 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1)
鲁迅的“硬译”和“欧化”, 就是因为“形合”的西方语文能够表达严密精确的意思, 而“意合”的中文却做不到。表达严密精确的意思是现代化的社会和科学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 鲁迅设法通过“硬译”引进“欧化”的表达方式, 来改进中文的表达能力。当鲁迅建议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试一试用不欧化的语文去介绍外国精密论著时, 鲁迅自然并不认为那些嘲笑者能够做到。就笔者所知中国近现代翻译历史, 未经改革的中国语文事实上也没能做到现代印欧语系表达精密严谨意思的能力。
回头再看洪堡特认为汉语优越的推断, 似乎存在一个前提的错误。洪堡特似乎认为汉语言文基本一致, 而且读者有“认出话语形式联系”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应该并非天生人人都有, 而是像洪堡特那样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读者才会培养出来。依靠反复背诵而不求甚解的语文教学方式, 即使一般受过教育的人, 常常连读书断句都断不下去, (2) 在鲁迅时代这样读古文读出来的读者, 相当一部分恐怕只能如鲁迅所说:糊里糊涂。
洪堡特跟鲁迅尽管对汉语有相反的看法, 但将语文跟国民精神联系起来, 认为语文的改变可以导致国民精神的改变, 却是他们契合的最重要的一点。
三、契合的原因
鲁迅与德意志文化的“契合”和“亲和性”, 首先自然是因为鲁迅选择了学习德语。但是这个选择的背后却还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个人性格的取向。鲁迅选学德语而不选英文, 多少是他叛逆性的反霸权心态和立场所促成, 具体表现为热衷于译介欧陆被压迫小国文学, 而藐视当时称霸世界的“主流”的大英帝国上流社会文学, (3) 而舍尔的文学史对鲁迅来说, 可谓正中下怀;第二是中德历史发展的相近。鲁迅感到亲近的作家和作品如尼采, 大抵反映了1848年左右追求德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德意志思潮, 尤其是德意志思想家探讨“国民性”的问题。当鲁迅接触和思考“国民性”问题时, 正是中国现代化从“船坚炮利”到政制改革, 并开始考虑文化风俗改革的时候, 跟德意志谋求作为现代化一个重要部分的建立“民族国家”的目标基本一致。也就是说, 鲁迅与德意志文化这方面的“契合”和“亲和性”, 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基础的。
不该忽视的是, 鲁迅开始接触德意志文化思潮的时候, 正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所处的日本, 思想界正处于一种转型期。这个转变并非纯粹思潮的更替, 除前述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经济动因外, 背后其实还有更直接的政治原因。据一些日本近代史学者的研究, 明治初期为了实现政治经济上的现代化, 着重引进英法启蒙主义的实学及政治理论, 造成知识界流行英法经验实证主义, 后来当局由于害怕启蒙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思想, 便于1886年开始逐步转变方向, 改为引进保守和倾向维持现状的德国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以维护国家的权威和抗衡民主主义思潮。 (1) 于是, 德意志思想文化对日本产生比英语世界文化更大的影响, 这显然限制了鲁迅西方文化的视野, 并使鲁迅与德意志文化的接触更为有利。
要之, 个人性格的取向与外语选择, 都使鲁迅具备与德意志文化的“亲和性”, 加上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德国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接近, 又增添了一层契合的原因, 再加上日本当时积极引进德意志文化的环境, 就更促成鲁迅与德意志思想文化的进一步接近。
注释
1 [澳]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2 周树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 《中外文学》 (台湾) 第50期, 1976年, 第8页。按:中文科技文献中的“亲和性”除用于译“affinity”外, 也用来译“compatibility”。
3 熊鹰:《鲁迅德文藏书中的“世界文学”空间》, 《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 第40-48页。
4 参考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及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319-323、500-597页。
5 参考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London:Chatton&Windus (1968) , pp.92-122.
6 参考Edmund Vermail, “An Historical Paradox:The Revolution of 1848 in Germany, ”in Francois Fejt觟 (ed.) , The Opening of an Era:1848 An Historical Symposium, New York:Howard Fertig (1966) , pp.223-252.
7 参考Hamilton Fyee, The Illus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London:Watts&Co. (Revised and Abridged, 1946) .
8 参考Thomas O.Beebee, “Introduction”, Thomas O.Beebee (ed.) , Germ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 pp.19-20;John Pizer, The Idea of World Literature,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p.68.
9 关于爱尔兰作家通过评论与创作塑造 (也可以说“改造”) 爱尔兰“国民性”, 见Seamus Deane, “Irish National Character”, in Tom Dunne (ed.) , The Writer as Witness, Cork:C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p.90-113.
10 Peter Bergmann, Nietzsche, “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 pp.2-3.
11 Peter Bergmann, Nietzsche, “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 p.3;Tracy B.Strong, “Nietzsche’s Political Misappropria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etzsche, p.133.
12 Peter Bergmann, Nietzsche, “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 p.2.
13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p.396-403;Peter Bergmann, Nietzsche, “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 pp.30-58.
14 北岡正子:《魯迅救亡の夢のゆくえ:悪魔派詩人論から〈狂人日記〉まで》, 関西大学出版部 (2006) , 第69頁。转引自熊鹰:《鲁迅德文藏书中的“世界文学”空间》, 《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 注54。
15 长堀祐造著, 王俊文译:《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 台北:人间出版社, 2015年版, 第57-68页。
16 关于洪堡特与中文, 可参考Tze-wan Kwan (关子尹) , “Wilhelm von Humboldt On the Chinese Language-Interpre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9, No.2 (Jun 2001) , pp.169-242.洪堡特的“杰作” (magnum opus) 有中译, 是直接从德文翻译过来的, 即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本文也参考了Peter Heath的英译。中译序和英译导言都对洪堡特思想生平做了详细的介绍。不过英译是经过Michael Losonsky编辑, 导言却没有说明编辑是处理什么问题。英译:On Language: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 tr.Peter Heath, ed.Michael Losonsk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参考On Language: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 pp.29-47;[德]威廉·冯·洪堡特著, 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姚小平《译序》, 第39-46页。
18 [德]威廉·冯·洪堡特著, 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第314页;On Language, p.230.
19 据李靖民研究, 以“形合”为hypotaxis, “意合”为parataxis, 始于王力1944年的《中国语法理论》, 但这两对词语含义并不完全对等。奈达 (Eugene A.Nida) 也用过这对词语来描述中、英语言的差异。但“hypotaxis”和“parataxis”原来的含义与王力的论述不完全相同 (见李靖民:《英汉翻译实践要略》,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年版, 第2章) 。本文“从俗”引用两个外语, 但用的是王力赋予“形合”和“意合”的涵义, 并非现在西方语法用语的含义。《中国语法理论》现收入《王力文集》第1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年版, 有关“形合”“意合”见第87-98页。
20 On Language, pp.230-231.这是笔者按英译的概述。姚小平的中译见译本第314-316页。
21 鲁迅:《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 (上) 》, 《鲁迅全集》第5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548页。
22 鲁迅:《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全集》第2卷, 第290页;鲁迅:《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鲁迅全集》第4卷, 第276页;鲁迅:《花边文学·点句的难》, 《鲁迅全集》第5卷, 第603-604页。
23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一至三) 》, 《鲁迅全集》第6卷, 第362-370页。
24 参考Fujii Jintarō (ed.) , Outline of Japanese History in the Meiji Era, tr.and adapted by Hattie&Kenneth Colton, Tokyo:魶bunsha (1958) , pp.217-245;宫川透著, 陈万雄译:《日本的近代化与西欧思想》, 《抖擞》1979年7月, 第41-52页。1890年明治宪法及《教育勅语》的颁布, 是这种离开英、法转向德国政策的标志。1893到1894年井上毅当教育部长的时候, 甚至以德语取代英语为日本第一外语, 当时立即引起哲学界的注意 (参考Michiko Yusa, “Philosophy and Inflation:Miki Kiyoshi in Weimar Germany, 1922-1924”, Monumenta Nipponica, 53:1, Spring 1998, p.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