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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戏剧论文（优选8篇）之第六篇
摘要：本文以《北京人》与《樱桃园》为例,对曹禺与契诃夫的戏剧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戏剧,曹禺,契诃夫,《北京人》,《樱桃园》
曹禺,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杰出代表,创作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在契诃夫戏剧的影响下,曹禺首先创作了《日出》,剧中出场人物众多,性格迥异,但人物内心却十分丰富,语言和动作将人物内心的挣扎放大,并通过表演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随后,曹禺创作的《北京人》对契式戏剧风格的吸收则更为透彻成熟,更获得了“中国的<三姊妹>”的美称。在相似的时代变革过渡时期,契诃夫和曹禺的作品都能够如实地反映时代更替的细微变化,充分把握社会主题,赋予了戏剧作品以时代缩影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北京人》和《樱桃园》作为现实主义戏剧作品的杰出代表,也获得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地位。
一、具象化意象的使用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契诃夫擅长在戏剧中添加一些富有象征性含义的事物,在暗喻和象征的同时,也为剧本增加了诗意的气质,为读者提供了更多自由想象和发挥的空间,即具象化意象所带来的韵味。《樱桃园》中的樱桃园过去曾是贵族的世袭财富,是美丽与富饶的象征,然而现在的樱桃园则代表着没落贵族手中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苦苦维系封建贵族阶级的支撑,同时也代表了故步自封、停滞不前的守旧思想和观念。抽象且宽泛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能够通过樱桃园的去留和改造问题具象化地展现,因此,契诃夫选择这一意象作为全剧的核心冲突,卖还是守,樱桃园未来的命运如何,都成为促使剧作情节发展的自然推动力,贯穿了剧作中完整的时间链条。此外,通过人物对樱桃园的态度和情感的异同,也能够映射出人物内心理想生活的形态,进而表现理想与现实间的冲突。
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中的代表,曹禺无疑是最早向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理论学习的先行者,同时也是最先学习契诃夫创作手法的剧作家,对于意象的应用上颇具契式风范。《雷雨》《日出》这两部经典作品,单从剧目名便可见意象的体现,雷雨和日出不仅仅代表着外部的自然环境,同时还反映了人物的内心情感和人物、家族甚至整个社会环境的命运。对于这两部作品,曹禺本人的评价是“太像戏了”“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1]
随后在《北京人》的创作中,曹禺更为灵活自如地将契式戏剧的哲理意象融入故事和人物创作当中。在《北京人》中,曹禺将北京人这一意象融入到人物形象当中:“他约莫有七尺多高,熊腰虎背,大半裸身,披着半个兽皮,混身上下毛茸茸的。两眼炯炯发光,嵌在深陷的眼眶内,塌鼻子,大嘴,下巴伸出去有如人猿,头发也似人猿一样低低压在黑而浓的粗眉上”。[2] 北京人这一人物形象从意象本身来看,是一个外形状似人类祖先的机器工人,他赶走了来曾家滋事的流氓,帮助愫方和瑞贞逃离曾家,这一人物本身远离“道德和知识”的教化,原始淳朴且野性十足,他敢作敢为无所畏惧,与曾家畏首畏尾的一众形象有所区别,代表了敢于追求自我、解放天性、回归本我的新人类。北京人这一象征性形象在全剧中多次以剪影形式出现,或表现事态紧急,渲染紧张压迫的戏剧氛围,或暗喻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旧时代已岌岌可危。在《北京人》中,另一个典型的意象便是曾老爷的宝贝——棺材,即便家中境况已十分困窘,就算是借钱拉账也要年复一年地上漆。这口厚厚的棺材是曾老爷的骄傲,但在子孙们看来却是可有可无的摆设,最初还顾忌曾皓的感受乖乖上漆,在生活的逼迫下最后竟用其抵债,这口棺材也随着曾皓在家族中地位的下滑变得一文不值。棺材这一意象除了与曾皓在家族的地位命运息息相关外,意象本身淡化了传统理解上象征死亡的寓意,更加强调了曾皓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的命运,从稳固掌控人心到慢慢走向毁灭。
二、生活化氛围的营造
契式戏剧中所追求的生活化戏剧氛围,即通过描写真实生活中存在的熟悉场景,营造真实的生活氛围,不为追求戏剧效果和舞台体验虚构空间,在熟悉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自然顺应戏剧情节发展的规律,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以自然的时机触发故事内核,给人以强烈的情感体验。
《樱桃园》中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设置,没有悬念的刻意铺设,没有煽情文字的渲染,整部作品描绘的场景和节奏像日常生活中常规的一日三餐,平淡却必需、真实却动人,浓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樱桃园即将被拍卖,作为它的主人和继承者,朗涅夫斯卡娅充满了不舍和痛楚,这一部分本可以展开作为一个煽情片段,以声泪俱下的独白形式搭配凄楚的音乐便可以营造出一种悲哀的戏剧氛围,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契诃夫却选择让人物在此时做出回到巴黎寻找情夫的滑稽动作,与人物原本的情绪形成极大反差,突显荒诞色彩,有力地将人物想入非非、不切实际、可怜可恨却又可爱荒唐的丰满形象立于舞台之上。在全剧的结尾,作者选择单纯以砍伐樱桃树、铁门上锁、对话声、脚步声等音响的形式收尾,以还原生活最本真的面貌,在声音带入的同时,一种淡淡的悲伤氛围渐渐散开,没有煽情,也没有眼泪,只余对未来生活的思考。
与之相比,《北京人》第一幕开篇有大篇幅的环境和背景介绍,对曾家旧宅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纵然花园的草木早已荒芜,屋内的柱梁亦有些褪色,墙壁的灰砌也大半剥蚀,但即便处处都像这样显出奄奄一息的样子,主人也要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勉强挣扎,抵御”(3)将一个稍显破败,但仍在勉强支撑着的北京四合院立体生动地展现出来。全剧落幕前,曾家走的走,死的死,彻底散落破败。“门外面鸡又叫,天开始亮了,隔巷有骡车慢慢地滚过去,远远传来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4)一切似乎没什么改变,陈旧的生活还在继续,远方传来的火车汽笛声并不陌生,但在此时让人不禁联想到刚刚离开的愫方和瑞贞,这是新时代的声音,旧社会的沉寂正一点一点被打破。鸡叫、骡车、火车汽笛声,这些都是最生活化的声音,旧社会的颠覆并非一朝一夕,正是这熟悉的晨钟暮鼓掀过了落寞的时代篇章,最熟悉也最能引发人们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曹禺在场景的塑造上,更加充分地考虑到剧作情节发展的需要,《北京人》在日常的生活场景选取上,融入了街巷小贩叫卖的生活场景、北京人最熟悉的长袍马褂、风筝剪影等富有老北京特色之物,带入感极强,民族气息浓厚,所营造的氛围也更加贴近故事背景中的民风民情,与剧情相辅相成,对比反衬中更突显了剧作所要表现的凄凉、压抑以及紧张氛围,恰到好处地放大了作品的戏剧性,也使得《北京人》气韵更加悠远深长,逐渐形成了曹禺特有的戏剧风格。
三、人物设置的考量
《北京人》的人物设置充满了中国文学作品和人文风情所独有的味道,剧作中塑造的经典人物与古典小说《红楼梦》、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以及曹禺在先前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形象有所契合。以曾家的老太爷曾皓为例,他作为封建家庭势力的代表,也是家庭中精神统治的核心人物,他以仁义道德和苦难哀怜为面具,藏匿着内心的自私虚伪,这一人物的设置既有贾政和贾雨村的顽固和精明,也有曹禺前作《雷雨》中周朴园的城府和深沉,更与《激流三部曲》中封建家庭的大家长高老太爷身份性格相似。再比如曾文清,行尸走肉一般,懒于做任何费力的事情。他深爱着愫方,却没有勇气反抗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在出走后无法融入外面的社会,再次回归原本麻木的生活,最终选择吞食鸦片结束痛苦的生命。这一人物与《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家长子高觉新以及《雷雨》中的周萍十分相似,同样的软弱,同样因软弱在爱情中备受折磨,但在麻木的活和畅快的死中,曹禺给自己笔下的人物选择了彻底的解脱,这也是作者赋予人物的最后一份勇气和决绝。此外,《北京人》中还有很多程式化的人物形象,比如曾家儿媳曾思懿与王熙凤共通的精明算计,能言善辩,又试图通过和善的表象遮掩刻薄阴狠的本质;再比如曾家的远方表亲愫方与林黛玉和梅表姐之间相似的身世背景,伶仃孤独,哀静清秀;又或是曾家长孙曾霆与周冲,袁圆与史湘云,瑞贞与四凤等等。
与《北京人》相比,《樱桃园》中淡化了人物家族没落的悲惨处境,美丽的樱桃园也与残破的曾家大院有所区别。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契诃夫刻意淡化了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以客观的态度静静叙述。以追求安逸生活和浪漫爱情而不务正业的朗涅夫斯卡娅为例,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是矛盾的统一体,她一方面冷静泰然地拍卖着樱桃园,另一方面又依赖酒精、交际和享乐来麻痹内心的痛苦,追求着不真实的“浪漫”爱情。因此,在观众看来,人物外在所展现出的戏剧动作与她所处的困境截然不同,反差和矛盾带来的荒诞戏剧效果,淡化了戏剧本身的悲剧性,丰富了人物性格,也引发了戏剧主题的进一步深入。
契式作品的悲剧性,伴随着观者的笑声和剧情的展开,人物台词行动的荒诞性一方面增强了戏剧的喜剧效果,另一方面也衬托出人物更深层次的悲剧性,笑声淡去后,人物内在所背负的悲剧元素引人思考。没有绝对的善与恶的评判标准,人物性格复杂饱满,引领着戏剧情节的铺陈递进。而在曹禺的戏剧作品中,人物的塑造虽然难以彻底脱离程式化和类型化,但如何多方位呈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化,如何引领读者用心品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都是其在前者基础上进行深入学习和钻研的亮点。《北京人》既保存了作者个人对悲喜剧的把握,选择了大众最熟悉的传统人物形象,又在此基础上,增设了荒诞性格的人物进行调和,这些都展示出了曹禺戏剧创作的成熟。
四、戏剧主题的升华
生命存在的意义,幸福与痛苦间的界定,情感的深层表达,这些终极问题都是契诃夫戏剧中试图展现和传递的戏剧主题,同时体现着作者本人真挚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人生思索。《樱桃园》中的人文情怀通过一种极具抒情性和象征性的表达来完成,剧中樱桃园的拍卖一波三折,新的改造方案为樱桃园带来了一丝希望却又被否定,樱桃园拍卖后人物的心愿落定,带着希望、憧憬与浪漫去追寻理想乌托邦,然而这同时亦为人物的分离,樱桃园的不复存在,万物萧条、物是人非的场景营造出一种黯然伤神、悲伤凄凉的氛围。契诃夫将自身置于一个略高于人物的视角,静观情节的铺陈和发展,不以自身意志操控人物的选择,不为人物贴上世俗人眼中的标签,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戏剧的结局也像是顺其自然的家庭剧,人物对理想生活各有定义,不需要为向往的奢靡、曾经的庸碌忏悔,顺应内心欲望,得到了各自的理想生活。
与之相比,《北京人》则显得更为坚决和果断。曾老太爷所代表的顽固的封建势力可憎可怜,却不值得同情和怜悯,对于旧社会作者始终秉承了一种坚决否定的态度,任期继续苟延残喘,但终将被颠覆。以曾文清、曾思懿、愫方为代表的家族中坚力量,或软弱麻木,或飞扬跋扈,但却都有着软弱自欺的共性,作者在剧本中毫不隐藏和掩饰人物人性的弱点,错失改变命运的机会也进一步击碎了幻想,软弱的本质让一切可能都成为徒劳。曾文清和愫方的软弱此处不做赘述,而曾思懿如此强势精明,何来软弱呢?曾思懿苦苦支撑着曾家老老小小的用度,维护着曾家光鲜的门楣,对丈夫的变心冷嘲热讽,对愫方百般刁难折磨,她明知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可言,但仍然选择维系岌岌可危的家庭,这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她没有击碎幻想和内心谎言的勇气,这也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对于曾家的第三代,也就是曾霆和妻子瑞贞,作者寄予了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和民主理想,二人是捆绑夫妻,婚后貌合神离,曾霆心智尚未成熟,随心所欲,毫不掩饰对袁圆的喜爱和向往;瑞贞苦于婆婆的折磨和对生活的无望,大胆地选择了拿掉孩子,切断与这个家庭的一切联系,彻底离开,去追寻理想的国度。
对比可见,曹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比契诃夫更加果决,他敢于彻底否定终将灭亡的旧事物,呵护和推动新事物的萌芽,这也体现了二者对戏剧人文关怀主题的不同定位标准。
五、民族化特色的继承和发展
“学习外国人的东西,是不知不觉的,是经过自己消化的。不是照搬、模仿,而是融入、结合。在这种融入结合之中,化出中国自己的风格,化出作家自己的风格,总之,是引出新的创造来。”[5] 正是因为曹禺对学习借鉴和继承发展的艺术生产规律有着准确的界定和把握,才使得他能够成功地将契诃夫戏剧创作的精髓与中国文学的美学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了本民族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
曹禺对民族化特色的一大继承发展之处便在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把握,曹禺将笔下人物由单一个体上升至民族高度——大时代的社会环境会对人们的性格和判断标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戏剧中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时常会有时代和民族的影子,即民族性格。在《北京人》中,愫方这一传统女性的形象即是万千中国传统女性的缩影,这一人物类型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已形成固定的模式,温良贤淑、任劳任怨,不论为家庭还是爱情,都甘愿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在开放民主的西方国家而言,是愚钝可笑的,贵族家庭的女子是可以衣着光鲜地游走在各种场合,去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但在以三从四德禁锢女子自我的传统中国,这样的女性形象并不在少数。愫方这一人物背负了来自一家三代的压力,她要无尽期地照顾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曾皓,要隐忍地爱着软弱的曾文清,要承受曾思懿的冷嘲热讽,要分担宽慰瑞贞的痛苦,这种耐性坚毅,同时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在这一人物身上,中国女性身上的美德和崇高于平凡和困苦中得以充分地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下,这一人物形象散发着令人向往的圣洁,彰显了传统女性的美。在现代社会强调自我的背景下,这种民族性格正逐渐缺失,这是特定时代和民族文化下的产物,是否值得提倡暂不做争论,但愫方这一民族化形象的确在众多人物形象和类型中独树一帜,更富有民族化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曹禺的戏剧风格和语言特色在继承了契式戏剧诗意、生活化的同时,也融入了本民族特有的民俗文化、地方方言等人文风情,为戏剧作品赋予了更加生动的民族气息,形成了戏剧独特的民族化魅力。在《北京人》中,大段的环境背景描写以及人物出场前的动作神态描写,将自己最为熟悉的中国旧家庭的形象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在剧本创作当中。与曹禺之前的作品《雷雨》相比,《北京人》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由无锡的周公馆转变为北京的曾家大院,恰到好处的京味儿风情的融入,增加了戏剧的人文气息,富有北京文化特有的民族特色,亲切熟悉,生活气息也更加浓厚。
正是因为民族化特色的融入和作者成熟的个人写作风格,也使得曹禺的戏剧作品与契诃夫戏剧有着很大的差异,成功将学习得到的经验和知识游刃有余地融入了个人的戏剧创作中,使得《北京人》成为了富有中国民族戏剧特色的经典作品。
参考文献
[1] 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387.
[2] 曹禺,沐定胜.曹禺·代表作(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95.
[3] 曹禺,沐定胜.曹禺·代表作(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