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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戏剧论文（优选8篇）之第七篇
摘要：曹禺在剧作中对人类生命的探讨是深刻的, 他写出了生命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像人一样真正生活”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 但它总受到来自现实社会规则的挑战。曹禺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 将“生命意识”展示为生命中的压迫、生命中的失声以及生命中的反抗三个部分, 由此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梳理, 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对生命的态度完整地呈现了对生命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曹禺,生命,压迫,失声,反抗
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 他的作品传达了对生命和灵魂的终极求索, 其中《雷雨》《原野》《北京人》这三部代表作更是在整个中国戏剧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们的经典性不仅在于体现了曹禺自身的阅历, 更体现了他对生命细致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 尤其是对生命意识的探求。生命意识是指人在作为生命个体的过程中所包含的欲望、情感与理想, 在曹禺的具体剧作中表现为:生命中的压迫、生命中的反抗和生命中的回归三个部分。曹禺剧作所蕴涵的探刻哲理在于:他以生命意识支持人对压迫的反抗, 支持人性的解放和回归。用《雷雨》中所讲的“困兽的斗”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状态。
一、生命中的压迫——以《雷雨》为例
生命对自由的追求, 在意识和行动两个层面都是人类的一大进步。然而, 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生命迫切地想要追求自由。只有摆脱封建伦理纲常等社会规则的压迫, 才能为生命开辟出一方真正自由的空间。曹禺在创作《雷雨》时曾说:“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 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 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1)
蘩漪在《雷雨》中承担了多重角色:她既是周朴园的妻子, 也是大儿子周萍的继母和小儿子周冲的生母, 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所受的沉重压迫。在传统的社会规则中, 女人一直是男人的附庸。她们被困在父权、夫权意识色彩浓厚的封建伦理纲常中, 《雷雨》中的蘩漪正是这个受害集体里的一个, 她所受的压迫主要来自于丈夫周朴园。我们会不自觉地痛恨“他的不觉虚伪的虚伪, 他的不觉自私的自私” (2) 。
在《雷雨》中, 蘩漪面对沉重的压迫, 其反应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隐忍与服从:周朴园当着全家人的面, 耍统治者的威风, 迫使无病的蘩漪上楼吃药。这样蘩漪就被迫成为了孩子们服从的“好榜样”, 周朴园也体会到了统治他人精神的快感。第二阶段是轻视与讽刺:在鲁侍萍与周朴园重遇后, 周朴园找大夫给无病的蘩漪看病。然而这次, 蘩漪的态度由服从转为轻视, 甚至嘲笑他说:“你简直叫我想笑。你忘了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啦!”并且无视周朴园的目光, 径自上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她作为生命个体的觉醒。第三阶段是反抗与爆发:蘩漪冒着雷雨跟踪她的情夫周萍来到鲁家, 并把周萍锁在房中。《雷雨》对此时的蘩漪这样描写道:“颜色惨白, 面部像石膏的塑像。高高的鼻梁, 红红的嘴唇刻在脸上, 如刻在假面上。她没有表情, 她的眼睛烧着火。爱和恨烧尽了女人一切的仪态, 她就像是厌弃了一切。”蘩漪在沉重的压迫下已经到达了生命的临界点, 面对周朴园的质问, 她第一次明确地拒绝:“不, 我要一个人在这儿歇歇, 我要你给我出去!”“不, 我不愿意。听着, 我不愿意。”蘩漪决绝的反抗意志将生命的本能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可悲的是, 她在反抗中疯狂地破坏着一切, 她想要得到的自由也被自己的复仇亲手毁灭。她做不成一个建立者, 只能做一个破坏者, “乱伦是反社会的, 文明包含着对它们的不断否定。” (3)
曹禺是一个对生命意识怀有极大热忱的作家, 他带着悲悯的心描摹人物的内心挣扎, 细腻深入地刻画人物的灵魂。即使蘩漪的反抗受到社会的批判, 但她的反抗是站在生命立场上, 对封建道德文明进行的控诉, 其行为仍旧值得肯定。在他所处的时代, 更多的生命像蘩漪一样遭受着沉重而无情的压迫, 而冲破这种压迫也正是曹禺对整个时代的愿景。
二、生命的失声——以《北京人》为例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是士大夫文化对于灵魂的腐蚀和扭曲这种现象的集中体现, 我们从中看到了生命在沉重压迫下的失声。如果说曾皓、曾思懿已经习惯了戴着社会规则的镣铐, 显示了传统国民的保守性的话, 那么在曾文清身上, 则更多地体现了生命的劣根性与惰性。在牢笼带来的安逸中, 他们痛苦地清醒着, 浪费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忽视了对个性生命的张扬, 忘记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自尊。它制造孤独封闭而安逸舒适的生存空间, 对人类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禁锢, 如“温水煮青蛙”般让生命失声, 导致人类对自我及他者生命的疏离, 严重地扼杀了人性和生命意识。
曾文清是传统文化的安逸牢笼中最清醒的人, 从小在优渥、殷实的家庭条件下成长,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养成了封建文人的品性, 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他沉醉于下棋、赋诗、作画, 流连于北海和西山, 养尊处优的生活让他失去了拼搏的生命激情, 封建的理念与教条在他的生命中如蛆附骨、如影随形, 加之他对爱情、婚姻、生活的不满以及如鸵鸟般埋头于自我“无用论”的麻醉剂中, 他最终选择了自我毁灭, 结束了短暂而悲剧的一生。他是曾家少有的清醒者, 但在这种宝贵的清醒中却饱含了痛苦与无奈。曾文清缺乏强悍的力量来改变所受的压迫, 所以即使决心去挣扎、反抗, 也是如此苍白无力。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不足, 但又无力冲破已经深入骨髓的压迫, 于是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与懊恼之中。正如《北京人》所说:“我们成天在天上计划, 而成天在地下妥协, 我们只会叹气, 做梦, 苦恼, 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 我们是活死人, 死人活, 活人死!” (4) 几十年的封建教育, 让他在面对生命中的压迫时只有逃避与沉沦, 成为一个被封建礼教文化彻底“吃掉”的“活死人” (5) 。
曾文清是在新旧文化更迭时旧文化的代表, 他身上体现出的封建文化素养越突出, 就表明他所受到的压迫越深, 更容易处于失声的状态。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明为本位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一直在左右着他的思想, 支配着他的行动, 让他无法拥有足够的意识和能力去保护和实现心中的自由与追求, 只好在蹉跎岁月中清醒而痛苦地沉沦。腐朽僵死的精神氛围一点点地吞噬着人的灵魂, 让生命在压迫中逐渐失声。
三、生命中的反抗——以《原野》为例
在《原野》的序幕中, 曹禺写道:“大地是沉郁的, 生命藏在里面。”这部作品不仅关注人的日常生活, 更注意发掘生活的内在神韵和普通人生命意识的升华。作品中的仇虎与焦大星的矛盾冲突, 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类的原始活力与传统桎梏之间的反抗与顺从, 直接指向几千年的“吃人文明”。不同的是, 焦大星是一个已经被这种压迫完全侵蚀的人, 而仇虎则是压迫尚未深入骨髓前用人类尚存的顽强生命力进行强力反抗的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仇虎有着至死未尽的生命火焰──反抗精神, 正是它一直鼓舞人们走着反抗传统压迫的道路, 体现着自己强烈的生命意识。
值得玩味的是, 《原野》既可以理解为平原和旷野, 也可以理解为原始和野性, 后者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仇虎”这一角色中。《原野》通过记叙仇虎的复仇过程和描述心理斗争来完成对他形象的塑造。从复仇过程来讲, 复仇是推进整个叙事的最大动力, 也推动了人物性格的塑造。仇虎的复仇可以拆分为对焦大星、焦母的复仇和对花金子的占有。花金子如一朵怒放的野花, 对禁锢已久、初得解脱的仇虎有着致命的性吸引力, 但花金子之于仇虎, 最大的意义还是对整个焦家的复仇工具。“现在我先到你儿媳妇屋里当皇上去了!”这是仇虎在面对焦阎王遗像时放出的狠话。从心理斗争来讲, 曹禺通过刻画深刻而丰富的善恶争斗使仇虎的人物形象变得立体饱满。仇虎具有生命原始的野性与反抗精神, 很明显, 曹禺在对封建思想大加挞伐时, 对仇虎的这种原始反抗的精神持有憧憬态度。
仇虎的复仇有内外两个动因。从外部动因来讲, 他以焦大星为主要复仇对象, 以焦母和花金子为辅助复仇对象, 一步步从一个边缘人走向焦家的权力中心;从内部动因来讲, 他的复仇心理由一开始的强烈, 到杀人时的动摇, 再到杀人后的恐惧与崩溃, 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将悲剧推向必然。所以仇虎在挣扎后的沉重一击, 耳边响起的惨叫唤起了他对生命的渴望与珍视, 再加上愚昧与迷信心理作祟, 他在结果已经无法挽回后将自己关进了心灵的监狱, 造成复仇的悲剧。在故事开始时, 仇虎敲掉的是肉体的镣铐, 但在复仇之后, 他给自己戴上了永远无法挣脱的精神镣铐, 将生命锁在一个永远无法解脱的轮回中。然而复杂的内心冲突与复仇过程的一让再让也显示了仇虎并未未完全泯灭内心的善良:仇虎原本想暗地复仇, 被焦母发现后才被迫将复仇摆上台面;仇虎不忍直接告诉焦大星他与花金子的关系, 用讲故事的方式委婉相告;直到复仇的最后一刻, 他也想着让焦大星先发制人, 以自卫的方式再进行自己的复仇。直到对大星来讲死亡已经由被报复变成主动解脱, 仇虎才猛然怀疑自己复仇的意义。
深重压迫下的反抗已经严重扭曲了仇虎的人性, 善良与理智被复仇的快感一脚踢开。仇虎的复仇如愿以偿, 这也确然是生命的胜利, 但是复仇后的释然并没有如约而至, 他生命意识深处的善良仍在, 他对其他生命个体的尊重并没有因为复仇的结束而雪藏, 反而因为自己生命愿望的实现, 重拾了对他者生命的尊重, 但是来自封建道德“吃人的本性”又必然使这生命走向注定的失败。
结语
曹禺在创作中一直带着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正如他在《雷雨·序》中所说的:“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 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 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时常不是自己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捉弄, 一种不可知力量的——机遇的, 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 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 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他发现面对社会的残忍, 人类或是顺从, 或是失声, 或是反抗, 但在命运的不可抗力面前都无济于事。人类试图回到生命本身, 却又陷入生命所受的压迫与发起的反抗这二者的夹缝之中。《雷雨》《原野》《北京人》这三部作品反映了曹禺对这些终极问题的思考, 作品将观众放在上帝的位置, 在冲突中展开人物的刻画, 每个人物都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对生命意识的终极追索, 有助于我们直面人生中的未知与惶惑, 并且思考和理解个体与社会共同前行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这也是曹禺戏剧给我们所带来的挖掘不尽的精神财富和人生宝藏。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2]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
[3]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4]曹禺.北京人[M].曹禺戏剧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5]王兴平, 刘思久, 陆文壁.曹禺研究专集 (上册) [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