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曹禺戏剧中秩序的消解与重构

岳丽娜,实践单位意见,陈世柳

　　曹禺戏剧论文（优选8篇）之第三篇

　　摘要：秩序作为一种权力形式, 是理解曹禺戏剧的关键词, 其戏剧作品表现出来的秩序消解与重构极其复杂。不可忽略的是, 政治秩序对曹禺的后期创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些秩序样态此消彼长, 或隐或显, 构成了曹禺戏剧中秩序消解与重构的多层转换。本文主要从伦理秩序、阶层秩序、改写知识分子形象和肯定人民群众力量等方面展开研究, 探讨了曹禺戏剧中的秩序消解与重构。

　　关键词：曹禺戏剧,秩序消解,秩序重构,福柯

　　英国学者布拉德对研究者将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冥冥之中的力量”解释为“命运”的说法颇有异议, 他认为这种力量应该是“对整个体系或秩序的一个神话式的表现, 在这种体系或秩序中, 单独的人物仅仅构成一个毫不足道和微弱的部分;这种体系或秩序看来远远比他们自己更能决定他们天生的气质、他们的境遇, 以及通过气质和境遇, 决定他们的行动。”1布拉德的这一观点为笔者从秩序的角度研究曹禺戏剧提供了启示。总体来看, 曹禺四大名剧时期的作品主要以伦理和阶层为核心, 书写秩序的消解, 后期剧作则通过改写知识分子形象和肯定人民群众力量来完成秩序的重构。

　　一、四大名剧时期:秩序的消解

　　儒家文化秩序走向崩塌, 新的文化秩序尚未形成, 这是曹禺创作四大名剧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现实。正是基于这一现实, 曹禺书写了秩序的消解过程, 即伦理秩序的崩塌与阶层秩序的混乱。

　　(一) 伦理秩序的崩塌

　　书写伦理秩序的崩塌是曹禺四大名剧的核心内容之一, 笔者以《雷雨》为例, 分析作品中对秩序的消解。《雷雨》中有一处经典情节, 即周朴园逼迫繁漪喝药。周朴园对繁漪的逼迫是在家中客厅这一公共场合及儿子周萍和仆人四凤面前进行的, 其行为存在着类似“公开处决”的意图。正如福柯所说:“公开处决就具有一种司法———政治功能。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它用展现君权最壮观时的情景来恢复君权。公开处决虽然是一种匆促而普通的仪式, 但也属于表现权力失而复得的重大仪式之列 (其他仪式有加冕仪式、攻克城池后的国王入城仪式、叛民投降仪式) 。它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使君权受辱的犯罪施展无坚不摧的力量。”2以此来看, 周朴园之所以选择在客厅及子女和仆人面前勒令繁漪吃药, 是在重建因繁漪拒绝吃药而受到损害的权威形象, 以此维护自己的家长身份。不过, 这一行为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犯人仅仅是惩罚的目标之一。因为惩罚首先是针对其他人的, 针对潜在的罪犯。”2也就是说, 周朴园逼迫繁漪吃药, 不仅是在惩罚繁漪对自己的反抗, 也是在警告周萍和四凤等人不要做出类似行为。在此, 周朴园完成了对家庭秩序和自我权威的维护。

　　上述情节集中展现了伦理秩序的崩塌与消解。繁漪拒绝吃药象征她与性别伦理秩序的对抗。需要明确的是, 繁漪的反抗是建立在两性关系上的, 还没有到争取人权自由的高度, 她对自我、自由等现代观念的认知尚不明确。繁漪说:“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姓名, 荣誉, 交给你, 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 不是, 不是, 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3这反映了她对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身份的背叛, 她希望摆脱儒家婚恋伦理, 建立自主的婚恋关系, 这意味着儒家传统伦理秩序的崩塌, 其所崇尚的以夫妻 (男女) 等级为核心的秩序渐被消解。

　　周萍与后母的乱伦背叛了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 是对儒家伦理血亲秩序的破坏。按照儒家伦理秩序, 繁漪是周萍的母亲, 因此, 他们的情爱也打破了母子之间的伦理秩序。同时, 也不应忽略鲁大海与周朴园、鲁贵之间的父子关系。在作品的后半部分, 鲁大海已经得知自己是周朴园的儿子, 但却并不认可这一血亲关系, 而从他对鲁贵的态度也可看出, 他也不认可道德上的父子伦理。由此, 鲁大海与周朴园、鲁贵之间都形成了对抗, 前者破坏了血亲伦理秩序, 后者破坏了道德伦理秩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秩序, 儒家伦理及其等级秩序正逐渐丧失影响力, 《北京人》中儿媳妇曾思懿和女婿江泰对曾老太爷的不敬以及《原野》中仇虎一家被冤杀等情节, 皆是明证。

　　(二) 阶层秩序的混乱

　　在《日出》中, 阶层秩序的混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低阶层向高阶层流动的企图;二是高阶层对阶层秩序的维护。

　　在第一个方面, 李石清是典型代表。李石清是潘月亭公司的员工, 虽努力工作但始终未能升迁, 仍受到压榨。他鄙夷潘月亭与陈白露等人的生活方式, 但又流露出对这种生活的迷恋, 因此用尽手段, 希望能够上升到潘月亭所在的阶层。如李石清让太太与其他富太太们打牌, 以制造一种平等假象:

　　李太太: (委屈地) 石清, 真地我的确觉得他们有点笑话我们。

　　李石清: (愤恨地) 谁敢笑话我们?我们一样有钱, 一样地打着牌, 不是百儿八十地应酬么? (5)

　　实际上, 李石清的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应酬, 他之所以这样做, 只是为了维持属于另一阶层的假象。正如戈夫曼所说:“大多数社会看来都存在着一种主要而普遍的分层系统, 同样, 在大多数等级社会中, 都存在着对高阶层的理想化, 以及那些低阶层人向高阶层流动的某种抱负。”4

　　在第二个方面, 李石清和潘月亭都努力维护自身阶层秩序。例如, 当没有工作而被逼入绝境的黄省三向李石清求助时, 他却怂恿对方自杀:

　　黄省三: (不明白) 怎么走?李先生?

　　李石清: (走到黄省三面前) 怎么走? (魔鬼般地狞笑着) 我告诉你, 你一层一层地爬上去。到了顶高的一层, 你可以迈过栏杆, 站在边上。你只再向空、向外多走一步, 那时候你也许有点心跳, 但是你只要过了一秒, 就一秒钟, 你就再也不可怜了, 你再也不愁吃, 不愁穿了。5

　　李石清对潘月亭的忍耐表明他对阶层上升的渴望, 而怂恿黄省三自杀则表现了他的残忍及其对阶层秩序的维护。在《日出》中, 象征最高秩序的金八爷从未出场, 但却影响了剧中几乎所有人的命运, 诚如其幕前引文所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 损不足以奉有余。”5

　　曹禺对其时社会阶层倾轧的批判主要是在个人与机构对抗的框架内进行的。《日出》就展示了个人与机构 (公司) 间的对抗, 但曹禺并非反对现代文明, 而是批判机构对人的异化。这不仅是曹禺戏剧对现代性的深刻思考, 也是其作品被纳入世界文学框架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 在《原野》中, 曹禺强烈批判了乡村社会阶层倾轧的残酷现实, 并通过仇虎的狱中经历直指其时律政的混乱。曹禺着力批判其时社会秩序的不公, 同时也隐含了对新秩序的渴望, 愫芳的离家与打夯小工的歌唱就象征着剧作家的理想, 由此开启了曹禺的后期创作。

　　二、后期剧作时期:秩序的重构

　　曹禺的后期剧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改写知识分子形象, 塑造符合国家要求的新人, 完成秩序的重构, 以《蜕变》《明朗的天》为代表;另一类是通过肯定人民群众的力量完成秩序重构, 以历史剧《胆剑篇》《王昭君》为代表。

　　(一) 改写知识分子形象

　　在后期剧作中, 曹禺对笔下的知识分子进行改写, 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属性, 同时也弱化了其悲剧色彩。笔者认为这一改写包含两个目的:一是尝试通过改写, 塑造理想状态的人。曹禺前期作品在批判秩序不公时已包含了对理想人的想象, 后期剧作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改写也承继此处。二是通过塑造理想人, 进而塑造理想世界。身处20世纪前半叶的动荡现实, 曹禺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都对理想世界有着强烈憧憬, 这就促使曹禺改写知识分子形象, 使其成为建设理想世界的成员。

　　曹禺后期剧作偏向以进步知识分子与落后知识分子作为结构作品的两极形象。同时, 与前期剧作中侧重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不同, 后期剧作更突出了这一群体的政治理性。一方面, 政治理性的介入迫使剧作家改写知识分子形象。从创作上看, 曹禺后期的创作多强调作品的政治目的。比如, 关于《蜕变》一剧的主题, 曹禺曾言:“是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 这题目就是本戏的主题。”6由此可见, 此时激发曹禺创作冲动的是政治理性而非个人感性体验。另一方面, 政治理性借助重塑知识分子形象而重构了秩序。例如, 《桥》的写作重心在社会建设上, 剧作内容主要围绕建立钢铁公司和炼钢两件事。对立的双方均为知识分子, 他们不以个人立场发声, 而以其所代表的集体立场发声。总之, 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改写既是适应政治秩序的方式, 也是曹禺重构秩序的必经历程。

　　(二) 肯定人民群众的力量

　　学界历来对曹禺后期剧作评价不高, 而推崇其前期作品。如刘广辉对《胆剑篇》的评价:“《胆剑篇》的思想内涵是较为肤浅的, 以这样肤浅的思想内涵与夸大个别因素的舍本逐末的剧情安排来进行创作, 剧作存在一些无法排解的矛盾, 无法传达深邃的历史沧桑感, 这也是《胆剑篇》最根本的弱点。”7这一评价确实切中了《胆剑篇》等历史剧的要害, 指出了此类作品创作上的不足。但需注意的是, 曹禺后期剧作虽多选择历史英雄作为叙事中心, 但却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如《胆剑篇》中塑造的勾践就深受军队和农户的支持, 是民心所在。

　　曹禺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肯定源于他对理想世界的想象。四大名剧时期, 曹禺揭示并批判了秩序的不合理, 深入思考了不合理秩序下人的生存状态等问题。后期剧作时期, 曹禺则将剧作选材从家庭伦理和现实社会扩展到了历史, 尝试通过重述历史事件塑造理想世界。与郭沫若和阿英选择屈原、高渐离、李自成等悲剧历史人物不同, 曹禺选择勾践这一历史人物, 可知其创作历史剧的目的是尝试从历史中寻求公平、正义的秩序。这种追求便形成了作品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肯定, 进而促成了曹禺后期剧作对秩序的重构。

　　结语

　　曹禺前后期剧作存在着消解与重构秩序的脉络, 但需要强调的是, 曹禺消解的秩序与重构的秩序并非同一种。“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 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种权力有规律地、连续地自我分权, 以致能够最终决定一个人, 决定什么是他的特点, 什么属于他, 什么发生在他身上。”2正如福柯所言, 秩序是一种权力形式, 它既是统摄人类社会的整体力量, 也是影响个人的局部力量。秩序不仅存在于家庭等私密空间, 也存在于学校、监狱、医院等公共空间, 不仅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 也存在于文学、法律、文化、历史、艺术中。因此, 对曹禺戏剧中伦理与政治秩序的研究仍有待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