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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曹禺戏剧的创作与戏剧观

摘要:曹禺戏剧论文(优选8篇)之第五篇 摘要: 曹禺是中国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之一, 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是中国诗化戏剧的集大成者, 他的杰作实现了中国现代戏剧与传统诗学精神的沟通和对接。从创作第一部剧作《雷雨》开始, 曹禺就力图与当时风行的问题剧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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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戏剧论文(优选8篇)之第五篇

  摘要:曹禺是中国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之一, 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 是中国诗化戏剧的集大成者, 他的杰作实现了中国现代戏剧与传统诗学精神的沟通和对接。从创作第一部剧作《雷雨》开始, 曹禺就力图与当时风行的问题剧划清界限, 《雷雨·序》正像是诗化现实主义的宣言, 提出了一个“戏剧诗的美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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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戏剧论文

  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美学思想表现在他的真实观上, 这种真实观可概括为“诗意真实”, 曹禺强烈的诗情, 不仅来自于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历史人生的艺术良知, 更来自于他悲天悯人的情怀, 责任感与良知推动着他去关注生活并向深层发掘, 在对生活的深入体验与强烈感受中孕育、激活创作的诗意灵感, 而他悲天悯人的情怀则使他超越了一般的阶级和是非道德范畴, 他的剧作进一步开拓了悲剧的表现领域与精神刻画的深度, 他不追求道德审判的胜利或大团圆的结局, 也不渲染悲壮崇高的氛围, 而是通过不幸者的命运, 写出了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沉挚的美。

  一、《北京人》的创作背景

  《北京人》写于1940年, 是曹禺先生艺术成就最高的戏剧作品。《北京人》不刻意追求人为的戏剧效果, 果断舍掉了一般剧作者所追求的所谓的“戏剧性”, 连曾文清的自杀, 曹禺先生也将其低调处理在了暗场, 只借曾文彩的口哀哀说了一句“耗子, 闹耗子”。剧中充满了作者对于诗一般的境界和氛围的营造, 别林斯基认为“戏剧诗是叙事诗与抒情诗的结合”, 这叙事诗与抒情诗在《北京人》中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戏剧的情境是诗的情境, 一切景象皆有象征意味, 可以说是中国诗化现实主义剧作中最杰出的典范。

  在写作此剧时, 曹禺先生“正热爱着契诃夫, 感到时代的苦闷, 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 《北京人》并不是契诃夫戏剧的效仿品, 它具有极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韵味, 蕴含着曹禺先生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深刻的沉思, 标志着他的诗化现实主义创作发展到了一个更精醇深厚、圆润自然的阶段。但《北京人》确实有着与契诃夫戏剧相近的气质, 《北京人》也类似于富有批判精神的, 诗意的含泪的喜剧。曹禺先生本人在1957年曾说过:“《北京人》可能是一出喜剧, 不是悲剧, 应当老让观众笑。”这种“喜剧”自然不是巴赫金所说的拉伯雷式的“庄谐体”和闹剧手法, 用误会事件或夸张的人物令人捧腹大笑, 而是采取心理描摹和性格刻画的现实主义手法, 让人物严格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行动, 甚至不怕观众在某一瞬间对剧中的喜剧人物产生同情, 剧情以生活潜流的形式向前发展, 是日常生活形态的喜剧, 是文雅、含蓄和微妙的喜剧, 是偏爱象征手法、带有忧郁气质的喜剧。微妙的冷嘲多于直接的热讽, 愤世的精神不是锋芒毕露而是诗意含蓄, 这夹杂痛感、讽刺, 怀有怜悯的、叹息的喜剧, 更体现出喻世、劝世和醒世的意味。

  二、《北京人》的创作观点

  《北京人》发表在抗战时期, 却只字未提抗战, 《北京人》引导观众站在历史的高度, 去认识剧中那些抱残守阀、朝着死亡走去的人物, 从而对中华民族所长期崇尚的封建文化做出反思, 从民族的根基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 探究了人类生活的真正意义。

  曾家曾经是个“不是个蓝顶子、正三品都进不来”的封建士大夫家庭, 在大幕拉开的时候, 已经失势的曾家只徒留外表的些许庄严堂皇, 里面住着一群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死魂灵, 仍把祖宗的光荣和规矩作为法宝, 生活在一种虚幻的精神胜利法之中。行将朽木的老太爷曾皓最心爱之物是一口刷了几百道油漆的棺材, 任凭要账的人已经围堵外面, 还盘算着再刷上多少道才能“勉强睡了”。长子曾文清天资聪慧, 落在这腐朽的土壤上只能成长为废物, 终日写诗作画, 养鸽子品茶, 对妻子思懿的攻击, 他只能痛苦念叨着“你这是何苦”, 靠鸦片来熬过心灵的痛苦。曹禺先生曾回忆:“当时我有一种愿望, 人应当像人一样活着, 不能像当时许多人一样活着, 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 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

  袁家父女与曾皓一家住进同一个大院, 是剧作家安排的一种鲜明的对比, 袁家父女脱离了封建羁绊, 相互以“小猴子”“老猴子”称呼, 过着快乐且充满无限活力的生活, 这是对曾家繁文缛节、腐朽没落的一个尖锐的讽刺。幸运的是, 瑞贞、愫方这两个拥有纯洁灵魂的女人最终脱离了这个家庭, 去寻找新的出路。

  在临近剧终的时候, 曾文彩安慰着曾皓说:“等吧, 爹, 等到明年开了春, 爹的身体也好了, 重孙子也抱着了, 江泰的脾气也改过来了, 哥哥回来也找着好事了……”而观众已经明白, 封建士族的“春天”再也不会回来了, 中华民族必须与之彻底告别。

  曹禺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学和传统戏曲的修养, 又潜心考察了自古希腊悲剧以来的戏剧思潮, 广泛研究了近代欧美戏剧创作的各种流派与作品, 他的剧作融汇着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传统, 坚持着易卜生的精神又吸收了契诃夫、奥尼尔的精华, 他对外国戏剧进行了最广泛的借鉴, 却绝不会与任何一个剧作家的作品雷同, 这是因为他的借鉴不是机械照搬, 而是注入了中国艺术的精神, 贯穿着中国艺术的韵味, 走了一条民族化的道路。曹禺剧作的民族独创性不仅在于他写了中国的人事, 还在于他是以中国的艺术精神来消融转化外国戏剧的形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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