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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战后环境问题，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的。回顾这段环境思想史，其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均明显体现其时代特征。由于战后日本学术界开始环境问题研究时以马克思主义学者为起始，且研究者大多具有良好的经济学背景，加之日本学界的理论储备也集中于此，所以自然会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决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日本环境思想研究中的第一代问题是同“政治经济学时代”相吻合的，这便是日本马克思环境思想之开端。由此回顾并梳理日本战后作为马克思环境思想研究奠基的“政治经济学时代”，对我国相关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对于正处于公害频发期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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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环境思想史；政治经济学时代；马克思环境思想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1）06-0024-09
[作者简介]包庆德（1960―），男，辽宁阜新人，博士，蒙古族，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与生态思想史研究。刘源（1983―），男，山东威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马克思环境思想研究。（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哲学基本范畴研究”（11BZX029）；内蒙古大学“211工程”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内蒙古大学生态哲学创新团队项目（121106-2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itle: Political Economy Era in Environment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Japan’s Postwar
Author: Bao Qingde & Liu Yuan
Abstract: Japan’s environment problem, which was accompanied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and sudden degrad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increasingly known by us and reflected its time characteristic. Japan academic circle selected and used Marxism as their research method since most Japanese scholars had the knowledge background of Marxism and Marxism as their starting point and base of research. For this reason, the first series problems of Japan’s environment thought research coincided with political economy, which is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Marx environment thought. Thus it can be said that reviewing and arrang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era is undoubtedly having the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to China’s Marxist theory research and the frequent public nuisance China itself.
Key words: environment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Japan; political economy era; Marx environment thought
日本战后环境问题，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的。我们以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关注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以此为线索来审视日本马克思环境思想研究进展。回顾本文研究的这段环境思想史，其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均明显体现其时代特征，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还原、把握当时日本社会的“时代精神”，任何评价都是有失偏颇的。为此，本文通过当时日本学界内部在某些核心问题上的争论来尽力还原这个“政治经济学时代”。更为重要的是，这段历史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处理好“哲学问题”而产生的种种波折，对我国相关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对于正处于公害频发期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经济学背景与战后环境思想
由于日本战后学界开始环境问题研究时以马克思主义学者为起始，且研究者大多具有良好的经济学背景，加之日本学界的理论储备也集中于此，所以自然会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决问题。因此，可以认为，日本环境思想研究中的第一代问题是同“政治经济学时代”相吻合的，这便是日本马克思环境思想之开端。作为环境思想史的研讨，将其间该领域中的学术研究及其学术活动进行全面梳理实为不易，取舍在所难免。我们认为,这个取舍标准的关键在于客观把握日本学界在该领域理论发展过程中对学术发展产生实质影响的，特别是那些专门针对环境的思想问题而进行的建设性的学术成果。不论这些成果本身是否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论肯定与否，研究动机如何，只要对理论具有建设意义并影响马克思主义学界思考，就应该涵盖。①
由此，可以将日本战后在该领域近50年学术史相应划分为若干阶段，本文主要研究其中的第一阶段，大体贯穿20世纪60-70年代，属日本环境思想研究“前范式”时期。日本学界的精力集中在对几个核心概念争论上，形成若干学术派别，致力于证明自身理论的成立，这根本上是由于研究范畴尚未统一。本阶段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但其余脉一直延续，直到80年代末才彻底结束。由于此阶段研究主要以政治经济学为平台，况且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是左翼学者同其他学者之间围绕“公害政治经济学”的争鸣，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性与政治性的时期，本文冠之以“政治经济学时代”。
客观地说，“政治经济学时代”产生的种种问题正好提供了“前范式”时期的真实写照。由于范畴不明确，事实上所有的争论都是由一个核心问题而引发，而当时对此问题的解答方式便可视为划分各个学派的标准，那就是关于公害问题的概念。可以说，日本战后的环境研究就是针对公害问题发端的。关于公害的记录最早可溯及至8世纪的奈良时代，典型事例乃东大寺佛像建设中出现的汞污染。日本战后对环境问题的最初认识也源于严重的公害现象，概言之便是“经济高速增长下产业公害的爆发”。②出于多方面利益的需要，经济发展是日本战后绝对首要的任务，甚至在其他领域有所牺牲也是值得的，以此为代价，日本终于迎来了“大复兴”。作为经济复兴的支柱，日本企业普遍看重追求利润和积累资本，对生产成本的控制使环保投入显得多余了。不只是产业界，直到1964年设立公害对策推进联络会为止，日本政府一直没有采取统一有效的对策。其后，产业发展优先的政策并未改变，公害受害者被置之不理。③日本终于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爆发了严重的产业公害。
随着公害问题的加剧，对公害进行治理，消除公害根源，追究公害制造者责任的民间活动迅速展开。日本政府开始正视这一社会问题――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是日本第一部在总体上针对公害问题的全国性立法。遗憾的是，尽管《公害对策基本法》规定一些防治公害的重要制度，但其强调环保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理念被产业界歪曲利用，环境污染继续恶化，对此国民多次示威游行以示抗议。终于在1970年，日本第64届国会新定、修改《防止公害事业费企业负担法》、《关于处理与清理废弃物品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关于公害损害人体健康犯罪处罚法》等14部法律。其中1970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修正案，删掉环保与经济发展协调的条款，明确规定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是公害对策法所要达到的目的。这届国会在治理公害问题上态度之坚决，史称“公害国会”。随后在1971年，日本政府设置环境厅，成立防止公害和自然保护行政组织，开始全国性的政策治理活动。①
但立法的完善并没有彻底消灭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爆发好比井喷一般难以抵挡，表现形式即为一浪高过一浪的公害事件。面对突如其来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社会各界都期待着对公害进行本质上的认识，在根源上加以解决。但当时各界对公害的认识五花八门，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类认为“公害”定义中的“公共”成分并不充分。公害的词源为“public nuisance”，后发展为合成词“pollution”。就词源解释，“nuisance”为麻烦、祸害之意，一般形容人或人为的事件，并无天灾、灾害之意。而“pollution”的一般意义是污染，也是一种人为的后果。因此，“公害”作为实际上存在具体的加害者与受害者的问题，就此而言还是一般的民事责任关系，称为“工害”更合理。另一类认为虽然公害表现为某个具体的责任事件，有具体的加害者与受害者，但在公害事件爆发之前我们却无法依据责任的逻辑推定出具体的责任人和受害者。究其原因，乃“公害”实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隐患。虽然隐患转化为具体事件时有特殊的当事者，但其中蕴涵的隐患却是众人普遍面临的，有可能降临在所有人身上。因此，“公”的成份无疑是明显的。
认识上的困难最终演化为战后日本社会急待解决的“第一个环境问题”，即什么是公害？公害的根源是什么？责任由谁承担？如何彻底解决公害？
二、早期的研究、争议与自我调整
最早回答这些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宫本宪一。诚如宫本所言：“虽然有一些关于公害问题的个别研究，但1964年我和京都大学卫生工学专家庄司光教授共同执笔完成的《可怕的公害》是最早的跨学科的研究成果。”②该书从生产关系维度定义公害：“公害可以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发生的社会灾难。它是由资本主义企业、个人经营的滥用国土和资源以及社会资本的不足、城市计划失败造成的，是妨害农民和市民的生产和生活的灾难。因此，公害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加害者是资产阶级，受害者主要是农民和工人阶级。”③按照宫本的说法该定义与从发生原因、现象形态和受害状况三方面来说明公害的都留重人的定义一道④被称作“生产关系说”，且还得到加藤邦兴的积极支持。⑤此外，还有接受马克思思想的著名经济学家中村孝俊和从技术维度研究社会问题的专家中村静治等人的支持。
生产关系说的三个关键是：“第一，公害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派生的产物，不能同其他社会形态的社会灾害等量齐观。第二，明确公害的原因主要在于私有制的企业、个人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扶持这种活动的国家，否定一般地把城市化、工业化看作公害原因的观点。第三，明确公害中加害与受害之间的关系，把公害现象界定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极度发达的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以及随着资本积累的加剧而出现的贫困化现象之一。”①这一理论既解释公害概念又阐明其成因，一举两得。更为可取的是，这个定义没有将公害根源解释为技术发展、城市化、人口增长等“表面性”社会现象，而是直接在作为人类社会本质的生产关系层面上寻找答案，思想相当深刻。②但随之而来的争议似乎激烈得多，其争议的核心主要围绕以公害或其他形式出现的环境问题究竟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原罪”，这是否意味着唯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使环境问题得到解决。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一般可称其为“政治经济派”，经济学家构成其核心；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一部分是以科技工作者为骨干的“经济技术派”，这一部分则需要另行分析。
宫本的回答明显是将公害作为“资本主义的特色”加以处理的。如果将此视为一个命题，那么显然是在告诉大家：资本主义是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原罪，如果我们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问题就可以解决。但敏锐的人会问：资本主义之外的生产方式显然就是社会主义模式了，那么是否说社会主义不会造成环境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发生公害吗？于是新问题又产生了：公害问题同社会制度有必然联系吗？是否有其他造成公害问题的普遍因素？
为此，宫本对公害进行重新定义：“公害乃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对自然与生活环境的侵害、由此造成人类健康损伤及生活困难等现象的出现。公害的产生涉及自然、人口（包括在地球上的分布）、作为基础条件的生产力（特别是技术水平及其体系）、产生原因、具体的表现形式、社会影响、由经济制度规定的防止对策。”③就此而言，新定义在整体上承认公害乃全人类之问题，存在若干脱离生产关系要素作为公害成因。这意味着公害具有社会模式因素之外的一般内因。但宫本似乎并不愿放弃原有生产关系说，继续强调“作为公害的环境破坏，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至。其一般的定义已于《可怕的公害》一书中所规定……”④
由于宫本无法详细解释“普遍因素”与环境问题关系，也无对“普遍性的新要素”与生产关系中“某些特有要素”之间关系加以明确，因此为维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矛盾的公害”这一理念，宫本对资本主义市场模式这个环节进行详尽解释，将其作为生产关系说的核心。具体而言：一是“GNP主义的破产”。强调国家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评价社会发展水平，忽视其他代价的模式存在严重隐患；二是“价值规律与公害（市场制度的缺陷）”。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要求国家在市场制度建设上必然有所保留，这也是产业界有恃无恐的根源；三是“剩余价值规律（追求利润原则）与公害”。为了利润降低成本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以至于连最为基本的环保建设都显得多余了。①
问题在于，这些“资本主义专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亦存在。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害问题被揭露以及在实地考察捷克产煤区之后，宫本明确意识到并试图给予正面解释：“第一，作为无望实现资本主义式完全化发展而又生产力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急速城市化、工业化、实施中央集权化……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在事实上贯彻了价值规律，商品生产一直被保留下来。”②“第二，作为政治体制的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生产力优先主义同环境保护政策的对抗在中央政府的核心政策中产生的必然矛盾……现实的阻力是肯定存在的。”③社会主义国家为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必须迅速实现一系列的发展，在不得已情况下难免采用妥协方式并产生政策上的动摇。但这些被宫本理解为过渡期问题直到苏东社会主义阵营遭受巨挫后仍未解决。对此支持生产关系说的人们始终未能自圆其说。80年代末宫本承认以前自己对社会主义国家公害研究还存在盲区并反省“自己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最初想建立公害理论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④
与此同时根据“中间系统论”重新构建公害原因论。认为应当从全部现存政治经济结构、而不仅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去说明环境问题的本质。“中间系统论”好像是把环境的“素材和体制之间的中间系统”看作“决定环境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作为“界定环境的中间阶段”以及“中间领域”，宫本列举了资本形成；产业构造；地区构造；交通系统；生活方式；国家介入公众的状况；基本人权状态；思想、言论、表现、结社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存在方式；国际化的存在方式等几种形式，并宣称这些“中间领域”“不仅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而且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也是界定公害以及舒适环境的政治和经济的要因。”⑤这明显表明，对于环境问题而言，生产关系已不在是核心要素。宫本一手创立的“生产关系说”也在其自我批判中走向终点。此后，宫本的研究重点转向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环境教育等领域。
研究视角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哲学上的态度，“宫本路线”（包括该路线的理论变形，如都留重人、中村孝俊等人的学说）陷入前后难以融洽的困境背后体现的正是作为研究基础的“原理论”缺陷，对此想必宫本一定清楚。因此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宫本开始对理论进行深度调整以使其符合马克思哲学原理。他试图用一套综合诸多要素，以分析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来解决问题的理论去替代以前的“独断论”。但新理论的核心似乎脱离宫本所强调的政治性原则，此后的修修补补均是在一种既希望取得突破又必须有所保留的矛盾状态中进行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些问题体现出脱离哲学基础的理论想要稳定、灵活适应时代发展是比较困难的。对问题比较合理把握应从本体论环节开始，再一步步深入到认识论中加以解决。其实在马克思学界内部一直不乏持这种态度的学者。但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他们终究未能在研究中将此态度明确表达出来。这些研究不乏关于自然、人类的“马克思式的本体论分析”，但大多比较朦胧且点到为止便回到政治经济学方向上去了。中村是其典型代表。他于1970年完成《公害的经济学》一书体现出当时学界在生态研究上对“本体论路线”积极呼吁，倘若没有书中第一章第二部分的那些“大复辟”，估计历史将会重新划分，下一阶段至少会早十年到来。现在只需管窥该书中对环境问题所做的宏观描述便能理解上述问题的严重。
首先必须肯定，中村已明确意识到环境作为“自然的表象”具有更深原因：“自然间相互的平衡被破坏……自然与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之间的正常物质循环正在被破坏……”①若其研究在此范畴上发展下去，那么“中村路线”便是一个纯正运用马克思自然哲学研究生态问题的本体论。中村也有意如此为之，因为他已明确表示出“就今日来看，（公害）已超乎体制问题了。”②令人奇怪的是，在此进展后，中村的研究立刻显得“复古”起来。他强调“现代的公害，某方面看，对两体制优劣的质问存在问题。”③于是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客观公平评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所处不同社会历史环境。这一点他完成得如此精彩，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种种特殊境况的分析正是日后形成的“豁免论”的原型。④但如此一来中村便同自己当初提到的本体论范畴渐行渐远，又重回宫本老路上去，只不过更精致罢了。
虽然中村强调自然与社会结合，但研究重心更深刻回到政治经济学路线中。或许在中村看来只要为原有理论的内核配上保护带，进行一番拉卡托斯式改造，就足以使公害政治经济学发展下去。这个所谓的保护带应该，就是中村一再强调的务必要对两种体制所面临的特殊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当然中村后期研究发生了质的转变，但这已是新时代的事了。
三、“政治经济学时代”之终结
随着理论自我调整，就在宫本宪一设法解释环境与社会制度关系问题之时（1974年前后），这一时期产生若干重要成果⑤，大多集中在“公害政治经济学”领域，普遍表现出对“生产关系说”的支持。“政治经济学时代”迎来其黄金期，但也从此时开始走向瓦解。到宫本第二次构建公害理论之时，日本学界已经普遍意识到单纯运用政治经济学来分析公害这个“现象”是无法在深层次上了解环境问题本质及其规律的。换言之，随着认识的深入，“第一代问题”似乎越发显得短视而肤浅了。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如果否定了公害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那么是否意味着只要人类活动就必然同环境破坏具有联系？这是否进一步意味着人类的能动性在自然中本来就是一个消极因素？这些问题撼动着原有理论的生存根基。在此，本文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时代”的瓦解绝非加藤一人之功劳，但加藤邦兴的研究却绝对是最具革命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加藤以一个纯粹技术论研究者的立场，一语道破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局限，充分显示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社会问题的优势。
首先，加藤回顾之前数十年间马克思学界对公害问题的研究，客观肯定“生产关系说”的积极意义。①但加藤对当时研究路线前景并不乐观。对于当时争论焦点即公害与社会制度究竟有无联系，加藤认为：“围绕这个根本问题的对立，乃不外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亦存在公害’以及‘不存在’之类的程度上做文章，并且争论者中时刻给以明确清醒的追问的却没有。”②加藤明白，倘若追问下去，对生态的本质理解不可能靠解决“公害与社会制度的关联性”这个问题而实现。对此他有精辟阐释：“作为双方的对立所反映出的基本倾向是，以生产关系为起因考虑的人们，似乎在对此（生产关系说）主张定式化的同时还希望在具体的现实中解释一番，而那些对立的人则宁可将问题视为‘环境问题’来把握，对公害的现实局面抱以漠视，只在一般的抽象领域中捕捉问题。后者的这种处理方式，从广大产业界到官方理论，以及服务于其中的科学者中均有体现，认为必须将其（公害）视为方法而同责任的所在无关，但绝非如此。”③现在看来，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当时学界在对待生态环境等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上存在着较严重的实用主义心态，其动机只是为自身理论的生存寻找支援，并没有深入探索它们在哲学上的范畴规范与理念深化。
加藤所言“对立的人”应是“环境论”者。他们主张将公害作为与环境相对独立的部分，但公害与环境并非彼此平行的两个范畴。既不是所谓的“公害论?环境论”，也不是“公害?环境”论，而是剔除公害的“环境论”。④这种整体意义上的“环境论”所具有的最大理论优势在于，可以构建一个超越简单现象层面并且统一的自然观。这样不论表象如何变化，在历史性的自然观中，事物的本质是既发展又稳定的。此外，当时的环境论还习惯于从生物、化学、地质等自然科学中寻找理论基础，但加藤在《日本公害论》中特别附加“补：物质代谢与物质循环”这一部分，直接将环境问题的本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领域中⑤，这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正在从“社会关系”转向“自然哲学”，其影响甚至持续至今。这绝非表示日本学界最先注意到“物质代谢与物质循环”的环境价值的是加藤邦兴，作为马克思学术研究的传统科目，广松涉、林直道，吉田文和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均有重要建树。从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观审视，在“物质代谢与物质循环”这个“大自然观”内，人类的活动不管具有何种性质，都将作为“整个自然史”的一部分而存在，这就足以给“消极的人类活动”正名了。这是因为人类的独特性，加藤强调：“如此说来，巨大化的物质代谢的可能性依赖于，人类拥有特有的物质代谢形式即劳动。”⑥
换言之，注定存在的人类劳动是注定带来自然破坏的，但这其中也蕴涵着变革，并且是整个自然史中发展的积极因素。人类作为这个积极因素，扮演着多重角色，既参与物质代谢，又是物质循环的一节。对此，加藤充满希望：“如此说来，从区别于动物本能性的自然物质代谢过程的社会性物质代谢过程的人类劳动来看，社会化的人类生产活动乃具有狭义上的自然环境破坏之意。从人类通过劳动手段的创造与应用来超越动物的自然力量从而在自然中占据强大的能动地位这个阶段来看，自然环境的破坏仍将持续。对于此破坏，一般其中蕴涵的积极乃会带来变革。这既将是人类还将是自然的一部分，对于人类造成的自然破坏也将以地球的整个自然史中发展的一部分加以体现，尤其需要正当的呼吁。”①
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其所作所为不论带来何等后果，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不过是“整个自然史”中的物质代谢罢了。加藤纯粹依靠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原理就解释了环境问题的本质，不论其正确与否，都预示着“政治经济学时代”已经过去了。
四、小结：从历史角度重思问题
从更为宏阔的历史维度审视，公害政治经济学在当时不仅是一个“时代性问题”，更应视其为一个“历史性问题”。日本可谓是马克思思想在东方的起点，其萌芽孕育于19世纪80年代，后一直发展至战前。片山潜、幸德秋水、?利彦、河上肇、山川均、福本和夫、三木清等先行者为马克思思想的传播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战争迫使马克思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在日本的发展中断了，其战前的理论错误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被继承下来，“而且在这种形势下，不只是研究者的变节或有意歪曲，甚至主观上虽是善意的研究成果，也难免产生偏差。正因如此，不能不认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为期十年的空白时期。这个伤痕的康复，与纠正战争时期的偏差，对战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困难的课题。”②“政治经济学时代”所出现的种种理论失误实际就是某些“历史原型的翻版”，这个消极影响一直持续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为此，本文将作为历史原型的“河、福论战”③与“政治经济学时代”进行对比，以此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河上肇的理论虽然“其中残存着‘唯物论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进化的’这种观点，并且还忽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但他想从根本上研究整个社会的意图还是很清楚的。”④虽然领域不同，但与河上皆为“第一代人”的宫本宪一也同样适用这个精辟的评价，我们只要把前文引号中的唯物论一词改为政治经济学、将进化一词改为生产关系，这个问题便一目了然了。
其次，作为“调和人”的中村孝俊同样继承其前辈福本和夫的角色。早期河上理论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同一，认为“对前者的研究也就是对后者的研究”；⑤在福本的批判下，河上进行“自我清算”，意识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离开其哲学基础，是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解的。”⑥这些正是中村对宫本所做的事情。接下来两人都开始“改良运动”，前者通过“交叉分析”构建“分合论”，后者通过“比较研究”创造“豁免论”，但都成了无本体论基础的“空中楼阁”。
三木清理论是“福本路线”①的发展，其本质是将作为经验基础的自然看作只有通过人类的“感性”才能发挥作用的“影子”，唯有同人类历史相互结合，即人类通过劳动的介入，才有实在论上的意义。这同加藤邦兴强调的“整个自然史观中人类劳动的意义”有着相同的血统，它们都有些类似于康德式的客观唯心主义。“可是不管怎么说，在我国最先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部门，乃是三木的功绩。”②而将自然哲学带进马克思主义环境研究的功臣便是加藤了，两者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历史的重复不能仅仅用巧合来解释，换而言之，后辈对前辈的“光荣传统”与“历史问题”的继承如此明显，多少体现出哲学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起着类似于“基因”一般作用。从百余年发展历程审视，马克思思想体系中哲学部分至今保持着原初的“本色”而又不失活力。唯物论、辩证法等要素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精华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因为运动、变化与发展与普遍联系才具是恒久的时代魅力。战后日本学界――尤以左翼学者为代表――在对环境问题早期研究中所出现的种种失误，作为对此问题的绝好体现，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但作为日本对环境问题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开端，早期左翼环境思想价值是应该得到历史的充分肯定的。
责任编辑：龙迪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