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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想象西方，指在认知、理解西方的过程中，掺杂了一定的主观因素，主观的把握与客观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近代中国小说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近代作家与批评家热衷于中西小说特点、优劣等方面的比较。由于信息把握的不全面以及希望借西方长处来批判中国的不足，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等原因，在近代中西小说的比较中，存在严重的想象西方的问题。从积极方面看，这种想象一方面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向，因而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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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小说比较；中西文化；想象西方?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6－017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 03BZW004）?
〔作者简介〕赵炎秋，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白,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081。
所谓想象西方，就是在认知、理解西方的过程中，掺杂了一定的主观因素，主观的把握与客观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全面，沟通渠道的不畅通和理解的不到位，在异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想象对方的问题。但在近代中国，想象西方的问题特别明显而且严重，不仅影响到国人对西方的认知，而且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必要进行专题研究。本文试从中西小说比较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以管中窥豹。?
（一）?
近代中国小说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中，西方小说又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西方小说在近代中国大量存在，国人每打开两本小说作品，就至少有一本是西方的(包括日本)。披发生对此深有感慨：“自迩年西风输入，事事崇拜他人，即在义理词章，亦多引西哲言为典据，于是小说一科，遂巍然占文学中一重要地位。译人猬起，新著蜂出，直推倒旧说部，入主齐盟；世之阅者，亦从风而靡，舍其旧而新是谋焉。余尝调查每年新译之小说，殆逾千种以外。呜呼！可谓盛而滥矣！”(1)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中西小说的比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这种比较首先是中西小说特点的比较。?
中西小说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文化文学传统，其发展路线、程度也不一致。两种异质文学摆在一起，首先吸引国人的自然是它们不同的特点。?
管达如从内容的角度指出，“译本小说之善，在能以他国文学之所长，补我国文学之所短。盖各国民之理想，互有不同；斯其文学，亦互有不同。既有同异，即有短长。此无从讳，亦无庸讳也。”他认为，“中国小说之所短，第一事即在不合实际。”书上写的“一若著者曾经身历”，但“按之实际，则无一能合者。”而“西洋则不然”，他们的“国民崇尚实际，凡事皆重实验，故决无容著述家向壁虚造之余地。”而“译本小说之所长，又在能以他国社会之情形，报告于我国国民。”因为各国社会、民情不同，而小说又以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多读译本小说，能使国人更多地了解世界，“不徒可输入他国之文学思想，抑可为觇国之资矣。”译本小说也有两点不如自著小说的地方。“一，矫正社会恶习之功力校小也。小说之所以能矫正社会之恶习者，以其感人之深。其感人之所以深，以其所叙述之事实，所陈说之利害，与读者相切近也。”译本小说写的是外国的事，陈述的是外国的利害，自然没有自著小说那样打动国人。“一，趣味不如自著者之浓深也。”这是因为“各国国民之好尚，互有不同。外国人所以为乐者，未必我国人亦以为乐。”自著小说“本为吾国社会之产物，且多以投合社会之心理而作者”，自然更能得到国人的喜爱。(2) ?
另一批评家吴虞认为，“西人谓小说为文学与美术之菁华，必社会进步，而后小说进步。”因此，欧美作家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取当世之材料，沉思默想后发而为文章，“以潜移世人之思想，纳诸进化之途，易俗移风，此小说之功用，所以为伟也。”而“吾国后来小说，多宗袭唐人，竦权慕势，奖盗诲淫，学术浅薄，思想陋劣，社会智识，弥弗周遍。”(3) 吴虞的观点，似乎有点偏激，对于中国小说，评价过苛，但也部分指出了中西小说在创作取向与社会作用方面的差异，有一定的道理。?
也有从艺术的角度指出两者的不同特点的。?
曼殊认为，“泰西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少；中国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多。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种社会之历史(此就佳本而论，非普通论也)。”(4)徐念兹认为：“西国小说，多述一人一事；中国小说，多述数人数事。”(5)这是从材料与规模的角度进行比较，说明中国小说，材料更为丰富，人物更为众多。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就个案看，也不能排除西方小说中也有人物众多的史诗性的作品。但如果仅就人物、材料看，西方小说的人物、材料很难有超过《红楼梦》《三国演义》的。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这种说法还是站得住脚的。?
周桂笙引其友徐敬吾语云，“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遍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盖以中国小说，往往开宗明义，先定宗旨，或叙明主人翁来历，使阅者不必遍读其书，已能料其事迹之半；而外国小说，则往往一个闷葫芦，曲曲折折，直须阅至末页，方能打破也。”(6) 在评论《毒蛇圈》时，周桂笙指出：“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其起笔处即就父母［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7)这种情况，与叙事顺序有关，中国小说，喜欢从头说起，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水浒》《三国》《红楼》《西游》皆是如此。而西方小说，则往往从中间开始，或以倒叙开头。即使是从头说起，也缺乏中国小说那种历时的追溯。如《水浒》写一百单八将，非要从洪太尉误走妖魔说起；《红楼》叙贾府故事，非要从女娲补天开始。另一方面，中国小说人物出场，喜欢给他一个交待、亮相与定性，再叙述其事迹，西方小说则往往是边叙述边交待，不一定在人物出场时就交待完毕。这种不同的叙事方式，造成了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读西方小说，如游中国名园的阅读感受。周桂笙、徐敬吾的看法，大致符合中西小说的实际。当然，也不能说中国小说的叙事方式就一定会造成一览无余的阅读效果。因为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仍然可以有各种变化，如《水浒传》。周桂笙、徐敬吾的看法还是有一定的片面性。?
林纾在译完《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后写道：“余历观中史所记战事，但状军师之摅略，形胜之利便，与夫胜负之大势而已，未有赡叙卒伍生死饥疲之态，及劳人思妇怨旷之情者。盖史例至严，不能间涉于此。虽开、宝诗人多塞下诸作，亦仅托诸感讽，写其骚愁，且未历行间，虽空构其众，终莫能肖。至《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于乱离之惨，屠夷之酷，纤悉可云备矣。然《嘉定》一记，貌为高古，叙事颠倒错出，读者几于寻条失枝。” 《利俾瑟战血余腥记》“详叙拿破仑自墨斯科败后，募兵苦战利俾瑟，逮于滑铁庐。中间以老蹩约瑟为纲，参以其妻格西林之恋别，俄、普、奥、瑞之合兵，法军之死战，兵间尺寸之事，无不周悉。……既脱稿，侯官严君潜见而叹日：是中败状，均吾所尝亲历而遍试之者，真传信之书也。”林纾认为，“是书果能遍使吾华之人读之，则军行实状，已洞然胸中，进退作止，均有程限，快枪急弹之中，应抵应避，咸蓄成算。或不至于触敌即绥，见危则奔，则是书用代兵书读之，亦奚不可者？”(8)西方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重视细节描写，讲究细节的真实。巴尔扎克曾自述，“法国社会将写它的历史，我只能当它的书记。”认为“小说在细节上不是真实的话，它就毫无足取了。”(9)置身这种写作氛围，西方作家喜欢描写细节，描写日常生活，描写真实的场景。而中国作家在这些方面则要差一些。很多中国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议论较多，描写比较粗疏。林纾曾在不同场合如对狄更斯创作的评论、对日本小说《不如归》的评论中谈到这一点，要求中国作家吸取西方小说的长处，在细节描写、小说的真实性上下功夫。这种观点是值得肯定的。?
有些比较没有明显地列出比较的两个方面，而只是论述了其中的一个方面。但由于批评者在论述的时候就有西方或中国的小说存于心中，作为评论的参照系，因此，实际上也包含了浓厚的比较因素。如侠人认为，“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 政治、伦理、社会、哲学、道德小说都是西方的概念。作者虽然没有论述西方这些小说的情况，但比较的意思已含其中。如谈“元妃归省”时，作者写道“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大观园全局之盛衰，实与元妃相终始。读此曲(指写元妃的《恨无常》一曲，为《红楼梦》十二支曲之一，笔者按)，则咨嗟累欷于人事之不常，其意已隐然言外矣。此其关系于政治上者也。”(10) 这种思维方式有着深厚的西方因素。至于王国维之论《红楼梦》，西方哲学如叔本华的思想、西方文学的影响更是比比皆是。很多地方作者虽未明说，这些思想早已暗含其中。?
由于文学与文化、社会是紧密相联的，不联系文化与社会，很多文学问题说不清楚。因此，中西小说的很多比较，往往延伸到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周桂笙在谈到西方侦探小说时，认为侦探小说在西方的产生与西方社会有关，在中国的土壤上无法产生西方类型的侦探小说。(11) 林纾在《〈不如归〉序》中指出，日本小说《不如归》之所以描写甲午海战实事求是，如实描写了中国海军的战绩，是因为“文明之国则不然，以观战者多，防为所讥，措语不能不出于纪实；既纪实矣，则日本名士所云中国之二舰如是能战，则非决然遁逃可知矣。”(12)因为日本观战者多，制度严明，因此日本作家在描写甲午海战时能够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林纾能够将书中的记叙作为自己论证“镇远”“定远”二舰在海战中奋勇抗敌，没有临阵脱逃的证据。?
（二）?
与特点比较相联的，自然是优劣的比较。严格地说，优劣不能算是一种客观的比较，因为它主要取决于比较者主观的判定，而这种判定又取决于比较者自身的立场、观念。同样的事实，不同的比较者可能会得出不同的优劣结论。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看，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任何文化，都是与其所自产生的民族、社会紧密相联的。这些民族与社会有其存在的价值，文化也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在中国近代特殊的环境下，这种比较又是不可避免的。海登•怀特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近代的中西比较也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比较者的观点与立场。因此本节将优劣比较也纳入讨论的范围。?
总体上看，对于中西小说的优劣，大致有三种态度。?
一种是褒中贬西。持这种态度的批评家一般对中国传统文化持肯定的态度，他们也看到了中西小说的差异，但在比较中更倾向于肯定中国的长处。如侠人认为，“西洋小说分类甚精，中国则不然，仅可约举为英雄、儿女、鬼神三大派，然一书中仍相混杂。”这是中国小说的短处。但中国小说有三大长处。其一，是人物、事件众多，“而能合为一炉而冶之。除一、二主人翁外，其余诸人，仍各有特色。”而西洋小说“一书仅叙一事，一线到底。”一部小说只有一个主人公，其他陪衬人物，“几无颜色矣。”其二，是“中国小说，卷帙必繁重，读之使人愈味愈厚，愈入愈深。”西方小说则篇幅短小，很多作品不及中国小说的十分之一。“故读惯中国小说者，使之读西洋小说，无论如何奇妙，终觉其索然易尽。”其三，“中国小说起局必平正，而其后则愈出愈奇。西洋小说起局必奇突，而以后则渐行渐弛。大抵中国小说，不徒以局势疑阵见长，其深味在事之始末，人之风采，文笔之生动也。西洋小说专取中国之所弃，亦未始非文学中一特别境界，而已低一着矣。”经过这样的分析，侠人总结道：“准是以谈，而西洋之所长一，中国之所长三。然中国之所以有三长，正以其有此一短。故合观之，而西洋之所长，终不足以赎其所短；中国之所短，终不足以病其所长。吾祖国之文学，在五洲万国中，真可以自豪也。” 不过，侠人虽然认为中国小说长于西洋小说，却还承认“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13) 另一批评家黄人不同意此观点。他认为，“我国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传》等书，未遽出泰西侦探小说下，而书中所谓侠义者，其才智亦似非欧美侦探名家所能及。盖同一办案，其在欧美，虽极疑难，而有服色、日记、名片、足印、烟、酒、用品等可推测，有户籍、守兵、行业册等可稽查，又有种种格致、药物、器械供其研究。警政完全，一呼可集；电车神速，百里非遥；电信电话，铁轨汽船，处处交通。越国则有交纳罪人之条约，搜牢则有羁束自由之捕符。挟法律之力，君主不能侵其权，故能操纵自如，摘奸发伏。而吾国则以上者一切不具，仅恃脑力腕力，捕风索影，而欲使鬼蜮呈形，豺狼就捕，其难易劳逸之相去，何可以道里计!吾国民喜新厌故，轻己重人，辄崇拜欧美侦探家如神明，而置己国侠义事迹为不屑道，何不思之甚也!”(14) 不仅不承认侦探小说为西方所独有，而且认为其比不上中国的侠义小说。?
另一种是褒西贬中。持这种观点的批评家对中国社会与传统文化往往持比较激烈的批评态度，希望通过西方文化与思想的引进来矫正中国社会的不足。因此对西方小说往往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评价有时超过应有的限度。王国维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但《桃花扇》之解脱，是假解脱。《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15)只有《红楼梦》，才是真正的悲剧，真正探讨解脱之道的作品。而按照王国维的看法，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使人摆脱因“生活之欲”而带来的苦痛。因此，深入探讨解脱之道的作品是最有价值的，而这样的作品，中国却只有《红楼梦》一种。这实际上就暗含了对于中国小说作品的贬低。其他批评家的评论则更明显。孙宝?认为，“中国人喜言妖邪鬼怪，任意捏造，往往不合情理，西人亦往往说怪说奇，使人惊愕不定，及审观之，皆于人情物理无不密合者，此其所以胜我国也。”“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有非我国所能及者。故观我国小说，不过排遣而已；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国人叙述笔墨，每至水穷山尽处，辄借神妖怪妄，以为转捩之机轴。西人则不然，彼惟善用科学之真理，以斡旋之。……而略无缥缈难信之谈，所以可贵。”(16)?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褒中贬西，还是褒西贬中，都有自己一定的事实根据。问题主要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在于这些批评家潜在的批评标准与参照系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评判西方的文学，看到的自然更多地是西方的不足；站在西方的立场来评判中国的文学，看到的自然更多地是中国的不足。另一方面，异国文化传入之初，往往是不系统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可能全面，有的看到了这些方面，有的看到了那些方面。而且一般地说，异国文化也总是将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显示出来，这也是造成近代批评家对西方小说多肯定的一个方面。?
自然，也有不少批评家以比较平和的心态看待中西小说的差异，将优劣比较放在比较客观的基础之上。比如林纾。一般认为，林纾的思想比较保守，但在中西小说的比较上，他的观点却并不保守。他一方面充分肯定西方小说的思想、内容、形式与技巧，另一方面也不贬低中国文学。在评论西方作家时，他喜欢拿他们与我国著名作家如司马迁、曹雪芹等作比较，以中国作家及其作品作为评价的参照系。如，“伍昭?太守至京师，访余于春觉斋，相见道故，纵谈英伦文家，则盛推司各德，以为可侪吾国史迁。……余曰：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17)与“吾古文家”的作品相类，成为肯定司各特作品的理由。在谈到狄更斯的《小耐儿》时，林纾认为，“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着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斯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余尝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着笔。”《史记》中有这方面的精彩段落。然而，“究竟史公于此等笔墨，亦不多见，以史公之书，亦不专为家常之事发也。今迭更斯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着笔为尤难。”(18)虽然认为《红楼梦》《史记》在写下层社会家常之事方面比不上狄更斯，但还是属于客观的比较，未含很多的褒贬之意。林纾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与深厚修养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对于西方文学的了解有关。一般的批评家，很难在这两个方面达到他的程度。不过，这也不是说近代批评家只有他一人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这实际上主要还是观点与态度而不是知识的问题。曼殊认为：“泰西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少；中国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多。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种社会之历史（此就佳本而论，非普通论也）。昔尝思之，以为社会愈文明，则个人之事业愈繁赜；愈野蛮，则愈简单。如叙野蛮人之历史，吾知其必无接电报、发电话、寄像片之事也。故能以一二人之历史敷衍成书者，其必为文明无疑矣。初欲持此论以薄祖国之小说，由今思之，乃大谬不然。吾祖国之政治法律，虽多不如人，至于文学与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华胄也。盖吾国之小说，多追述往事；泰西之小说，多描写今人。其文野之分，乃书中材料之范围，非文学之范围也。”(19)曼殊的这段论述，不仅说明了不褒西贬中的理由，而且说明了，观点不同，对中西文学优劣的看法也就不同。?
（三）?
认真分析，在对中西小说的特点进行探讨和优劣对比中，实际上已经存在着比较浓重的想象西方的问题。比如批评家对中西小说特点的比较，就存在很多想象的成分。管达如认为中国小说的缺点在内容与实际不合，而西方小说则不存在这一缺点，因为西方人重实验，不允许西方作家向壁虚构。这实际上是以偏概全，既不符合西方的实际，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确存在《封神演义》之类纯虚构的作品，但也存在《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与现实生活十分接近的作品。而西方，虽然有狄更斯、巴尔扎克等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描写生活的作家，但也有班扬、王尔德等侧重想象的作家。管达如们根据部分的西方作品，一厢情愿地作出结论，自然是不够准确的。在优劣比较方面也是如此。王国维认为，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使人摆脱因“生活之欲”而带来的苦痛。因此，深入探讨解脱之道的作品是最有价值的，而这样的作品，中国却只有《红楼梦》一种。这实际上不仅暗含了对中国小说的贬低，同时也暗含了对西方小说的抬高。因为既然中国文学中探讨解脱之道的只有《红楼梦》，也就暗示着西方这方面的作品较多。姑且不说文学的价值是否就在使人得到解脱，仅就王国维这一判断来说，也就含有许多想象的成分，实际上是与对西方小说的高估和对中国小说的低估联系在一起的。?
就小说来看，近代中国对于西方的想象在正反两个方面都存在着。?
反面的想象大都集中在伦理道德习俗礼仪等等方面。在部分国人看来，西方虽然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方面超过中国，但在上述方面却比不上中国。如有些国人错误地理解西方叙事作品中描写的家庭关系，认为西方的子女不孝，在伦理水平上比不上中国。对此林纾曾给予批驳：“宋儒严中外畛域，几秘惜伦理为儒者之私产。其貌为儒者，则曰：‘欧人多无父，恒不孝于其亲。’辗转而讹，几以欧洲为不父之国。……于是，吾国父兄始疾首痛心于西学，谓吾子弟宁不学，不可令其不子。五伦者，吾中国独秉之懿好，不与万国共也。则学西学者，宜皆屏诸名教外矣。呜呼，何所见之不广耶？彼国果无父母，何久不闻有商臣元凶劭之事？吾国果自束于名教，何以《春秋》之书弑者踵接？须知孝子与叛子，实杂生于世界，不能右中而左外也。”(20)指出孝与不孝，中外都有，在这方面中国并不强于西方。?
但是作为一种弱势的文明，作为一个急于通过学习西方改变落后面貌的社会，近代中国对于西方的想象大多是正面的。与负面的想象不同，正面的想象大多集中在西方的社会制度、科学技术、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小说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和小说本身的性质特点等等之上。这种想象很多在中西小说的比较中间接地流露出来。也有不少是通过直接的表述表现出来的。如孙毓修认为，“百年以前，英国政治之不公、风俗之龌龊为欧洲最。帝王之力不能整，宗教之力不能挽，转恃绘影绘声之小说，使读者人人自愧，相戒毋作此小说中之主人翁。政治风俗渐渐向善，国富兵强，称为雄邦。是则迭更司Charles Dickens 之所为也。”(21)孙毓修的这段论述至少有两处与事实不符。一是小说的教化力量使英国从一个腐败的国家变为一个强国。一是狄更斯在这种转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英国小说与狄更斯在推进、巩固英国民众向善与向上的过程中的确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不可能有孙毓修所说的这样重要。这里面无疑有着作者自己想象的成分。?
正面的想象夸张到一定的程度，就成为神化。这种神化，有的是无意识的，有的则有着明确的目的。如梁启超为了改良中国社会，提倡政治小说，故意夸大政治小说在西方的影响：“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22)凡对西方文学史比较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梁启超所说的政治小说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明显夸大了的。但他却正是凭着这一神话，在中国引进并推动了政治小说的创作。?
近代中西小说比较中的想象西方问题之所以严重，与当时的社会是有关系的。中国近代，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社会上到处充斥有关西方的信息，另一方面大众对于西方的了解仍不全面，十分匮乏。即使是知识分子，有关西方的知识也往往不够准确，涉及西方的书籍常常以讹传讹。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异国文化传入之初，往往是不系统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可能全面。在对西方的信息了解普遍不够的情况下，国人往往只能通过想象的方式来填补事实的空白。由此产生严重的想象西方问题。?
但是更应指出的是，近代中国的想象西方，有很浓重的人为因素。近代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来消除这种危险，促使中国强大，因而边学边用，对西方的了解往往还不成熟就急切地介绍进了中国，如梁启超。另一方面，更有不少人试图借用西方事例对比、批判中国社会，表达、支持自己的观点与想法，唤起民众改革的要求与愿望，因而有意地剪裁、夸大、扭曲西方的事例和现象。这是近代中国想象西方的深层原因。?
总的来看，近代中西小说比较中的想象西方的作用主要是正面、积极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小说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发挥着教育、启迪国民的重要作用。通过中西小说比较中对西方的想象，批评家们向国人展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榜样，宣传、支持了进步的思想与主张，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这种想象，夸大了西方小说的特点与长处，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小说求新求变的思潮，导致了近代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向，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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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A〕．林纾文选〔C〕．17．?
〔18〕林纾．《孝女耐儿传》序〔A〕．林纾文选〔C〕．63．?
〔20〕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A〕．林琴南书话〔C〕．26．?
〔21〕孙毓修．司各德、迭更斯二家之批评〔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C〕．429-430．?
〔22〕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C〕．37-38．?
（责任编辑：尹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