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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犯罪心理学理论, 从马斯洛需求理论下足球流氓犯罪心理根源、足球流氓行为根源维度全面深入的了解足球流氓行为, 发现其中的问题, 提出:建立完善的犯罪心理诊断, 运用犯罪心理矫治的技术;运用多种手段相结合的预防手段;完善现有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形成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运用Lewis Coser的“安全阀”理论维护社会关系;大力净化社会风气及社会环境等建议。
关键词：足球流氓; 犯罪心理学; 马斯洛需求理论; 行为根源;
本文运用犯罪心理学理论研究影响和支配足球流氓组织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 试图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 结合马斯洛需求理论分析引发足球流氓暴力犯罪的成因, 以及应对足球流氓犯罪对策的心理学依据, 为防范和制止足球流氓犯罪提供借鉴。
1 马斯洛需求理论下足球流氓犯罪心理根源探析
1.1 生理的需要得不到满足, 对主流社会和个人处境的不满是足球流氓犯罪组织形成的内在动力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 生理需要作为最低层次的满足衣、食、住、行层面的维持生命的前提。然而现有社会的低就业率、高离婚率、急功近利心理、快社会节奏、高犯罪率等一切现状, 造成了足球流氓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遭受较大的挫折和打击。强烈的基础欲求常常唤起他们的行为动机, 为了满足私欲和报复社会心理而形成的畸形的、膨胀的、毫无节制的采取非法手段以获取生理需求方面的满足。足球流氓的犯罪心理常以生理的、物质的畸变需求作为内在驱动力, 在个体心理结构中, 存在着犯罪心理与常态心理即守法心理的博弈。外界社会控制力与球迷自我控制力在与犯罪心理博弈过程形成双向的、立体的矛盾斗争趋势, 其中存在“平衡—破坏—平衡……”的发展趋势。足球运动项目自身的对抗性、冲撞性、抢夺性、野蛮性行为唤醒了球迷内心深处本能, 如种族群落争夺、捕猎、保卫主权和家族的原始生理冲动, 打破了原有心理博弈建立的平衡。在足球流氓组织内部获取被人关心、帮助、表扬等生理需求上的满足, 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 造成他们以此向社会发泄内心的愤怒和不满, 融入足球流氓组织成为其中一员并视其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场所, 誓死效忠于足球流氓组织。
1.2 在足球流氓犯罪组织行为中的“相乘效应”及“法不罚众”心理, 是构成犯罪组织获取安全需求的心理依托
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 群体组织共同实施犯罪行为, 其产生犯罪心理效果是每个人指标的累乘, 这种犯罪心理合力的效应被称为“相乘效应”。足球流氓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千辛万苦建立犯罪组织, 其心理动机正是利用群体组织成员犯罪心理能量的“相乘效应”, 孤立个体容易产生不安全感, 甚至生命危机感。足球流氓群体组织的建立正好迷惑了群体成员认为自身已获取了稳固的安全屏障。足球流氓组织犯罪心理形成除受组织成员情绪感染、暗示、教唆、鼓动外, 还与成员间形成错误的“罪责扩散感”有关。足球流氓组织实施犯罪行为时, 误以为犯罪责任是大家共同承担, 均分到个人头上只有少量责任, 不像个体单独犯罪需承担全部罪责, 为众人共同犯罪获取心理上的安全需求, 形成不合法律的罪责扩散感在群体中蔓延。足球流氓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实施有组织犯罪, 还与组织成员“法不罚众”心理相关, 策划者和实施者想当然的认为出谋策划者和具体执行者单方面均不需要承担主要责任的心理。同时形成犯罪活动是由众人联合作案, 公安、司法、审判机关无法予以惩罚这种“法不罚众”的错误观念。“法不罚众”观念在缺乏法律知识的足球流氓组织内部极具市场, 加上地方执法部门在处理聚众闹事、群体违法犯罪案例中力度不够大, 导致“法不罚众”观念在足球流氓组织中根深蒂固, 犯罪组织得以获取“马斯洛需求理论”中安全需要层次的满足。
1.3成员个体差异的“互补效应”以及空间接近和境遇相似性, 是构建犯罪组织获取社交需求的心理纽带
足球流氓犯罪组织需要各方面能力和经验人员团结协作完成。如需要有精心策划的方案制定人员, 需要人员在球迷、球员、裁判间四下走动, 需要精通电脑技术和金融行业的专业人才, 同时还需要精通“地下赌球”操控的人员等。组织集合知识广、门路多、技能全、手段齐等多方面人员群体凝合形成“互补效应共同体”, 取长补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互助协作共同完成犯罪方案实施。目前, 世界范围的足球流氓犯罪组织大都集中发生在某一地区, 往往是一定行业人员自发建立某种非正式球迷团体, 进而逐渐演变成有组织的足球流氓犯罪组织。人与人直接的空间接近和个人境遇的相似性是犯罪团体形成的第一心理要素。由于个人境遇和生活空间的接近, 加上目前发达的互联网和通信设备, 为彼此经常接触与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彼此间的交往和联系的增多, 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被拉近。个体之间遭遇、经历、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年龄等相仿以及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接近而形成一种共同体氛围, 便产生“自己人效应”而聚合到一起, 形成一种不亚于亲缘关系的密切群体, 为犯罪组织心理层面的互相信任和聚合提供了滋养的温床, 构建了犯罪组织获取社交需求的心理纽带。加之个体之间容易随大流, 形成一种“群体效应”组织, 受社交需求的影响, 便一起加入组织、一起做事, 没有充分考虑组织合法性。还有另一部分组织成员碍于亲情、友情和盲目义气等心理弱点被他人利用, 在不明真相情况下被动参与。
2 足球流氓行为根源反思
2.1足球流氓的亚文化模式和个性心理特征研究的缺失
足球流氓行为的水平和形式的变异要以流氓亚文化的方式来理解。足球流氓行为的形成不仅与文化有关, 同时与地域、历史、国家、城市、球迷社团的差异性相关联。足球流氓亚文化的形成一般是一个由本地球迷群体的融合形成的特有文化, 与本土主流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足球流氓文化因其地域历史、文化传统不同, 而产生不同行为和符号象征的类宗教仪式。足球运动可以帮助足球流氓建立心灵上的归属感, 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 最终将自身归属于某种特有的亚文化。足球流氓个性心理特征与犯罪个性心理的进攻性、反叛性、冲动、反社会、寻求轰动效应、敌意等自我主体相似, 他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对错, 没有对他人的同情心, 不能够对违法或伤害他人的行为感到悔恨和负罪感。足球流氓行为人力图使自己相信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合理的”, 至少是“形势所趋, 不得已而为之”, “被害人也承担责任”等, 用一些不恰当的理由为自身辩解;行为人为了消除自卑感, 把自身犯罪行为与有价值团体或个人相比拟, 以获取他人对自身人格的认同获取内心的满足;足球流氓行为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 常常将自身不良品质强加于他人;行为人为了寻得心理上的平衡, 以犯罪成功实施后的成功体验弥补自身缺陷和挫折。目前, 对于足球流氓亚文化及足球流氓个性心理特征方面的研究极度缺失, 一定程度上找不到问题发生的本源在哪, “对症下药”就无处实施。
2.2社会意识的局限性、预防和治本措施脱节、全民防范氛围的缺失
人类社会组织秩序有别于动物的本能性秩序, 人类群体秩序是按照某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现有的意识形态构建形成的社会上层建筑无法在诉求上满足所有成员, 足球流氓个体的生活方式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处于潜伏状态, 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和内心不平衡感的反复冲撞, 逐渐形成足球流氓组织群体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价值理念上的矛盾。执政党和其制定的法律无法满足足球流氓成员的特殊诉求, 政府纵观全局为了获取政权的稳固常采取非暴力行为解决纠纷, 社会意识的这种缺陷为足球流氓组织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首先, 社会意识相对于社会存在的滞后性、不同步性容易产生足球流氓组织先于意识形态出现, 社会意识局限性体现在而后制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只能处于被动的适应、调整来应对足球流氓组织。其次, 社会意识自身目的和手段上存在矛盾, 社会意识以宣扬理想化的信念作为目的, 与技术手段所需的可操作、具体性存在理念上的违背, 难以在目的和手段上实现统一, 留下足球流氓组织赖以滋生的温床。足球流氓组织能肆无忌惮的满足部分人的非法需求和安全保障, 为足球流氓势力范围的扩大获取庇护。对于足球流氓犯罪组织的打击仍然只是停留在以国家政权机关为主, 没有形成全民防范的氛围, 一定程度上造成足球流氓组织在世界范围交叉流窜作案。金融监管部门不力为足球流氓组织洗钱提供便利, 获取充裕的资金积累, 为组织成员的吃、穿、住、行提供保证。相关文化部门给予足够空间让足球流氓组织涉及非法的色情、地下赌球行业等, 使得某些行业成为足球流氓聚集和生存的主要渠道, 并为非法经营和藏污纳垢提供稳定的归属地。
2.3社会结构单一、不均衡化的社会区域经济发展, 与非合理化的社会财富分配是产生足球流氓犯罪组织的根源
现有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格局, 造成社会形成二元结构。“农村结构”、“城市结构”格局造成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分配不均, 形成反差强烈的“农村”、“城市”两个水火不容的社会阵营。一些不恰当的制度规定如“户籍制度”及不同的文化阻碍了二者的结合, 人为化的设计围墙阻碍, 更强化了“城市人”、“农村人”的心理敌视, 在得不到很好疏导状况下形成一种“极端对极端”的抗衡。相同文化背景、地位、阶层、种族人员因更有亲和力而聚集, 组建足球流氓组织“保护伞”以便于照应和联系, 为足球流氓犯罪演化提供铺垫。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和衰退, 造成下岗失业、商业经营破产者、辍学儿童、流浪人员散落社会各个角落, 形成一股复杂的无业大军。长期游离于约束组织之外、心理失衡、得不到社会认可、人际关系紧张等强化了足球流氓形成合力的趋向。非合理化的社会分配, 导致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非合理化, 贫富差距的加剧凸显了弱势地位群体形成强烈的被社会“剥离感”。贫困阶层基于富有阶层奢靡腐烂、紫醉金迷的生活方式的不良示范, 让弱势群体的足球流氓组织形成一种病态扭曲的矫正财富分配心理。足球流氓组织选择扭曲的病态犯罪行为试图打破现有格局, 进而形成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仇富等举动。
3 足球流氓问题遏制及预防
针对现有足球流氓犯罪非法组织的心理根源、行为根源, 我们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 预防和降低有组织的足球流氓群体的形成。
(1) 建立完善的犯罪心理诊断体系, 运用犯罪心理矫治的技术和方法, 形成覆盖群体极其广泛的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支持疗法、森田疗法 (日本慈惠医科大学森田正马) 、现实疗法、内省疗法等矫治技术体系, 大力建设相应的心理咨询机构和配套的犯罪心理研究机构。
(2) 综合运用管理控制手段、教育文化手段、组织体制手段、物质福利手段、刑罚惩治手段相结合的足球流氓犯罪组织预防手段。
(3) 完善现有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形成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加大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扶持力度, 建立完善的社会救济和医疗保障体系。建立更多的非盈利性志愿救济机构, 解决弱势群体的吃、穿、住、行基本需求和困难。
(4) 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的完善, 强化社会控制对非法控制力量的遏制。优化主流社会群体队伍, 构建全民防范氛围, 实行预防和治本措施相结合。
(5) 大力净化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 加强对执法者的再教育, 防止足球流氓犯罪组织的渗透和收买。
(6) 运用Lewis Coser《社会冲突的功能》中“安全阀理论”, “排泄”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期的紧张情绪和敌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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