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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中央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因此，厘清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找出关键点和瓶颈，对于更好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内生增长理论正是把深入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作为其历史使命，通过数学模型的演绎，作出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结论。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变化，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的主动力。这些现实情况也印证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结论。
一、内生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经济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它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参数，并没有给出解释技术进步率发生变动的任何机制。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将探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深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包括形色各异的诸多模型和不同的分析角度，我们仍可以将主要的内生增长模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而放弃了资本收益递减假定的AK模型；二是假定知识积累（或技术进步）是其他经济活动（如投资）“副产品”的外部性模型或溢出模型；三是明确地将技术进步视为企业有意识的研究开发结果的R&D模型。本文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AK模型、“干中学”模型、知识溢出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和R&D模型作简要分析。
（一）AK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之所以不能产生内生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一种不存在资本收益递减的最简单的生产函数是：Y=AK，其中A>O是反映技术水平的常数，
AK模型的称谓也由此而来。显然，AK函数对应于Q=1时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资本积累方程仍为：
因此，AK模型也可以产生内生增长，人均产出增长率为sA-6。从而该模型最终得出增长率与储蓄率正相关的结论。由于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因此该模型同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并没有深入研究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但它仍揭示了“线性”对内生增长的重要性，揭示了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如何能够导致内生增长。
（二）“干中学”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阿罗于1962年提出了“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把从事生产的人获得知识的过程内生于模型。他从普通的劳动与资本的柯布一道格拉斯常规模型收益生产函数，推导出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阿罗认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也就是说，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副产品”，知识的溢出导致了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在该模型中，设整个社会的生产函数是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
由式(11)可以看出，长期劳均产出增长率与资本对技术的贡献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有关。
（三）知识溢出模型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罗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增长的论文，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在1986年的著名论文《报酬递增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中，罗默以阿罗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他认为，个别厂商发明的新知识对其他厂商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因为知识技术是不能完全专利化加以保护或永远不为人知的”。因此，单个厂商的投资行为所创造的新知识同样会被其他厂商应用，使整个社会知识水平得到提升。
由式(13)可以看出，人均收入增长率与人口规模、知识投入呈正相关。正是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得知识投资的社会收益率递增，而导致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人力资本模型
在阿罗的“干中学”和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均认为知识创造和积累是投资的副产品，而在卢卡斯1988年提出的人力资本模型（两资本模型）中，则借鉴宇泽的思路，引入教育部门作为专业人力资本积累的生产部门，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非正规教育，是行为人有意识的行为决策。
假定每一个生产者将用一定的比例u的时间来从事生产，如果该生产者从事生产和学习的时间为一个单位的话，则每个生产者将用（l-u）的比例的时间来从事人力资本h的建设。卢卡斯把技术进步表示为人力资本，然后通过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推导他的将技术内生化的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可以写成：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劳动者脱离生产，从学校正规、非正规的教育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产出与经济增长的作用。
（五）R&D模型
罗默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中，也明确地将技术进步或创新归结为厂商有意识的、旨在获取垄断收益的活动，并且运用垄断竞争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罗默认为，许多一般私人商品是使用竞争性的和占有排他性的，而技术具有极不相同的性质，即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技术的非竞争性表现在：一个厂商或个人对技术的使用并不阻止其他人同时使用该技术，技术的复制成本很低甚至为零。技术的部分排他性保证了行为者可以从技术创新中得益。最终，一个创新的经济具有长期的收益递增。罗默构建的R&D模型包括三个部门。研究部门使用人力资本和总知识存量生产新知识，中间产品部门利用新知识和最终产品生产生产者耐用品，最终产品部门利用人力资本、生产者耐用品和劳动生产最终产品。
假定研究部门生产的新知识、关于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和总知识存量A都是线性的，有：
其中γ表示市场利率。式(21)表明，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与总人力资本、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以及市场利率有关。总人力资本、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越多，均衡增长率越高；市场利率越低，均衡增长率越高。
二、我国创新驱动转型的路径探析
（一）关于储蓄率
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均把储蓄率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之一。尤其是在AK模型中，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为sA- (n+6)，即只要有足够高的储蓄率使得sA- (n+6)>0，甚至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从AK模型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为了保证人均产出增长率始终大于0，必须保证sA>n+6，而资本折旧率6是外生常数，不容易被人为控制，不同经济的资本折旧率不会有明显的差距，可以简单视为常量，反应技术水平的A也是一个大于0的常数，因此，当劳动增长率n变化时，储蓄率s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才能保证人均产出增长率不会降低或发生大的波动，这与我国过去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和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情况是一致的。而在其他内生增长模型中，大都也认为储蓄率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者是长期的，或者是短期的。
内生增长模型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较快的增长，足够高的储蓄率是必要的。一个反面的例子是，菲律宾的储蓄率非常低，长期保持在20%以下，使银行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发放贷款，投资不足导致了该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国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仍然需要保持足够的储蓄率，而并非消费占比越高越好。
（二）关于劳动人口增长率
劳动人口数量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大部分内生增长理论中，劳动人口规模或劳动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干中学”模型中，长期劳均产出增长率
，即长期劳均增长率与资本对技术的贡献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有关。当φ<1时，各项增长率都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函数。同样，在其它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均显示技术进步是劳动人口规模的增函数，道理很简单，劳动人口越多，进行发明创造的人也越多，因而知识积累越快。我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增长率呈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2左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更低至1以下，远远低于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同时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在制定相关人口政策时，应同时考虑保持一定的劳动人口增长率。
（三）关于人力资本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干中学”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看作投资的“副产品”，将人力资本设为中间变量。而在知识溢出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和R&D模型中，均认为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从教育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积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和非正规学校教育，使经济活动中每个人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发展教育、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途径和决定性因素。而由
可知，人力资本积累取决于现有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和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即要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重视教育的投入，同时应适当弥补和调节个人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足。由于人力资本具有积极的外部效应，它获得的收益仅仅只是全部利益的一部分，这样将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和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时间不足。而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最后调节者，应对该部分加以补偿。
罗默的R&D模型表明，人力资本的增加会导致知识与资本比率增加，以及研究部门人力资本占总人力资本的比率增加，从而使得均衡经济增长率增加。该模型所揭示的一种极端情况表明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经济停滞的境地。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太低，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可能为零，这时经济可能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当人力资本超过一定水平，经济才会实现持续增长。但是，由于知识的外部性和新知识为垄断定价部门购买，使得新知识生产者并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偿。同样，政府应该对此实施一定的补助安排，通过实施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比如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税收减免政策等，使新知识的收益增加，有利于增加用于研究的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三、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内生增长理论的模型虽然各不相同，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共性，如在储蓄率、劳动人口增长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分析角度和结论亦有一些共通之处。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增长理论讨论的核心要素，成为公认的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现阶段，我国要全面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应汲取内生增长理论中的思想，着力在教育、研发等方面下功夫，同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推动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教育投资效率卢卡斯( 1988)和罗默(1990)均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因素，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大多认为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对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2015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26420. 5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重为4.15%，刚刚达到4%的国际标准。这一指标在2012年之前一直保持在2%- 3%左右，2012年首达国际标准。而相比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我国对于教育的投入仍然偏低。这些国家早在20世纪末已经基本达到4%的国际标准，其中，发达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普遍较高，在2005年已经基本达到5%以上(见表1、表2)。因此，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力度，同时积极引导私人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鼓励办学模式多元化。
二是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根据人力资源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合理的三级教育投资的分配结构应呈“金字塔”型，即初等教育的投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等教育，再次是高等教育。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根据理论及实证研究，初等教育的平均收益贡献率最高。但是，从我国历年公布的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各级教育投入比例呈现“倒金字塔”型，高等教育投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等教育，再次是初等教育。2014年，我国普通高校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为16103元，是普通小学的2倍多。这表明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结构并不合理，应更加重视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投资，以获取最大效益。
三是促进地区间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因此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同样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来说，欠发达地区政府的教育投资会更多地面临人力资本流向发达地区的风险，也就是投资的社会收益大于地方收益。而且，目前我国投入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和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这也造成了经济发达地区基础教育越来越好，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越来越落后。即使在同一城市，不同区县的教育投入也存在不均衡现象，生均拨款差异明显。因此，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经费投入上要加强统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推动教育资源、教育水平逐步均衡发展。
（二）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
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在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非常关键。应重点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人力资本配置，以及人力资本有效投入等方面的效率。
一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在市场体制下，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是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的，社会需要什么人才，这种人才的收入水平就越高，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就越多。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力资本开发是通过计划手段来运作，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并不完全吻合。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也逐步转为市场调节体制，但市场体制还不完善，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改革不到位、高等教育模式单一、人才衡量标准不科学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人力投资不当，从而影响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应重点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实现人力资本投资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
二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力资本配置机制。人力资本的配置是介于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使用之间的重要环节，如果人力资本配置不当、效率低下，将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目前，国有企业在我国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而政府部门也集聚了大量优秀人才，这些部门的人力资本流动性较差，人才配置机制相对僵化，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还有待提升。此外，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还不完善，猎头行业、就业服务还不发达，城乡统筹就业机制还未打通。只有逐步解决以上这些问题，让劳动力能够充分地自由流动，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才能得到提高。
三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人力资本在投入到生产过程后产生的效率，不仅与人力资本水平有关，还与其投入程度有关，而其投入程度又与人力资本的自律性（思想观念和道德）、市场的竞争压力有关，更与企业的内部管理相关。思想观念与道德水平同样属于一种人力资本，而市场竞争压力则涉及到市场体制的完善与否，本文前段已经提及，在此不再阐述。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企业的内部管理是否到位，这就需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最大程度地调动人力资本的积极性，杜绝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
（三）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越多，则一国的均衡增长率越高。而企业的创新是最有效率的，因此，我们在重视科研院所科技研发的同时，更应重视企业的研发。一是实施普惠性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政策等，比如研发费用税前扣除、税收减免政策等。由于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正的外部性，政府应对此做出一定的补偿安排，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促进企业，尤其是要让中小企业有意愿、有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并通过研发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在政府采购方面适当向高科技产品倾斜。如韩国通过立法的强制力对高新技术产品实施政府采购制度，包括《科学技术促进法》《科技振兴法》以及以总统令形式发布的《关于特定采购的<政府合同法>的特殊实施细则》等。对尚处于市场发展早期需重点扶持的本国高新技术产品，法律规定，在性能相近的情况下，即使价格高于国外同类产品，政府仍应优先采购。而根据美国彭博社发布的创新能力国家排名，韩国已经连续两年蝉联第一。三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互动。如日本的“审议会”制度，由产学官各方代表组成研究会，共同对重大课题进行调研，制定决策，从而将众多中小企业整合起来。
（四）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优储蓄率”
一个国家（地区）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应该保持与其劳动增长率相适应的储蓄率，也可称之为“最优储蓄率”，才能保证其经济增长率。近年，中国的储蓄率接近50%，高于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高储蓄率产生的机制和对策的探讨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国高储蓄率产生的原因和机制。但是，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文中所指出，影响中国储蓄率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目前尚无充分可信的学术研究说明中国储蓄率的高低与某种特定的因素如人均收入、消费习惯等相关。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制定一些政策的同时，应该密切关注储蓄率的变化，若低于一定水平，或许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更大影响。应针对储蓄率进行系统研究，区分个人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等不同类型储蓄，找出储蓄率的最优运行区间，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形成预警机制，推动储蓄率在合理水平运行，同时应做好各项预案，防止因储蓄率大幅波动而导致的经济环境恶化。
（五）科学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人口的增加，因此一国的人口政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20世纪，我国基于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不足的国情，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快速增长。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周期拉长，其积极效应正在逐步递减且副作用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以及性别比例失衡等方面。截至2015年末，我国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09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487万人，这是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4年绝对量下降。可以基本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拐点，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我国人口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必须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人口问题，全面地认识人口问题。现阶段，应依据国情适当调整人口政策，在确保人口正常的世代更替的前提下，树立人口结构优先、兼顾人口数量的发展理念，尤其要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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