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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注旅游地居民这一利益主体的诉求，重视他们的利益，有利于消除他们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冲突，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南昆山乡村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进行研究。因子分析表明，居民的利益诉求可归为4个因子，由强到弱依次是保障经济利益、优化民主管理机制、维护提升景区环境、塑造良好旅游文化氛围。基于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了居民利益诉求的差异，并进一步发掘差异背后的深层问题。深度访谈反映居民对部分利益要求有更为具体而复杂的表达，居民要求程度低的利益，并非都得到了较好满足。研究还将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应以心理增权 本文由wwW. 001lunwen.com提供，第一论文 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优先”的理论推广到生态旅游地乡村社区。基于以上分析，最后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对高效和谐解决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居民利益问题，实现有序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旅游地；南昆山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5）05-0045-10
引言
许多旅游地内都存在乡村社区，其居民是旅游开发活动的影响者、参与者，是利益相关者的主体之一。但在我国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常常被忽视，他们甚至会被排斥或隔离，而无法从旅游发展中获益。乡村社区居民是旅游开发活动的影响者、参与者和受益者；解决居民利益问题，有利于消除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冲突，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现有的旅游地居民利益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各类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这些研究或侧重利益相关者网络的互动机制，或讨论各利益向相关者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并指出可能的博弈结果。还有学者在利益诉求层面开展了研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其利用所谓专家评分的办法判定的利益相关者重要性在根源上缺乏理论依据，亦没有体现对“社区居民”应有的重视。以上这些研究都未单就社区居民这一利益主体对他们的各项利益诉求加以具体深入地分析。
另一相关的研究主题是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感知，此类研究也会涉及利益问题。在这部分研究中，旅游发展“影响项目”本身在设置上就考虑了与居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各个方面，如Gursoy等基于3类收益（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感知影响因素研究，较其他学者而言更强调“利益”的视角。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的角度关注社区居民，侧重分析既有机制，进而提出适应于某类社区的增权路径。这些研究大多基于Scheyvens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4个维度）而展开，其所提出的增权路径也往往预先考虑了居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政治权利的增进和保护。这些研究也与居民利益问题相关。
然而，上述研究在考虑居民利益时，要么将社区居民视为一个无差异的群体，不对其进行细分，不关注其利益诉求的差异化表达，要么关注到居民利益诉求的差异化但未能对此做深入解释。造成前一现象的原因是忽视了多数社区在旅游发展之后出现社会分化的现实，造成后一现象的原因是研究方法不够合理、田野调查不够深入。
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同时立足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对照统计分析结果与深度访谈成果，将乡村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归类后进行程度比较，然后分析不同属性居民群体利益诉求的差异，进而揭示居民利益诉求表达规律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以期深化补充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研究，为高效和谐解决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利益问题提供支撑，助推乡村旅游的有序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1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域背景
选择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南昆山核心景区的两个村——上坪村和下坪村作为研究区域。两村以自然生态为旅游本底资源。选择理由：（1）南昆山景点多聚集于这两个村附近，即位于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核心区域；（2）下坪村的旅游开发较早且承担着旅游区服务中心的功能，上坪村则属于旅游开发较晚的村落之一，旅游发展处于初期阶段。两村庄具有典型性。
1.2访谈与问卷调查
笔者于2012年5月9-17日、10月3-8日两个时段，进行了为期15天的田野调查，又于2013年1月12-15日进行了第三次补充调研。其间对农民、个体经营者、旅游企业职工等与旅游直接相关的两村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还对位于两村的南昆山国土所、社区居民委员会等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
问卷内容包括7个样本特征选项，19个利益诉求测试题项。各分类指标下居民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采取随机入户的方式，进行便利抽样。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1份，回收率为90.5%；其中，有效问卷173份，有效率95.6%。问卷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各测试项的分值从1到5依次表示利益诉求由弱到强，即非常弱、比较弱、一般、比较强、非常强。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对测项进行分析处理。第一轮Cronbach’s α信度检验的结果不理想，结合调研的实际情况，判定总体信度较低主要是受到其中信度较低的4个测项的影响，因而予以剔除后再进行第二轮信度检验。第二轮信度检验总体信度已经较高（超过了0.6，表2的尾行列出了具体值），故由剩余15个测项所得的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实际情况。
深度访谈则采用无结构的、直接的、个人的访问，访谈对象包含了各类职业，问题涵盖居民目前收入水平、主要收入来源与参与旅游业情况、门票收益、外资情况、旅游开发征地与补偿情况、基础设施、交通情况、生态环境、社会氛围与民风等方面。共访谈67人，整理得到近4万字的访谈记录。访谈对象包括5名政府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类别编号为Z）、26名个体经营者（编号为G）、15名农民（编号为N）、12名旅游企业职工（编号为L），9名学生（编号为X）。在此类别编号前冠以S的，表示受访者属于上坪村的村民，冠以X的表示属于下坪村。类别内部再使用数字进行编号，代表受访者个体序号。 2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与差异分析
2.1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的因子分析
在样本分析基础上，对问卷中具有较高信度的15个测项进行因子分析。样本充分性的KMO测试系数为0.733，表明变量间共同因子较多，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样本分布的球形Bartlett检验卡方值为727.441，Sig值为0.000，累计方差贡献率达60.024%，这说明结构效度已经较好，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对这4个因子进行信度分析，计算其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26、0.694、0.781和0.662，列在表2的最后一行，此信度分析表明，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
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表2中的每个数据代表每一个问题在4个因子上的载荷，在某一因子上的载荷量越大，说明这一问题就越应该归入该因子之中。结果表明，问题11、问题8、问题12、问题10、问题14可归为因子1（命名为塑造良好旅游文化氛围）；问题5、问题15、问题2、问题13可归为因子2（命名为维护提升景区环境）；问题3、问题1、问题6可归为因子3（命名为优化民主管理机制）；问题4、问题9、问题7可归为因子4（命名为保障经济利益）。
为了进一步获知上述4个利益因子的诉求程度，对每个因子进行赋值，生成4个新的变量，记为Xi（i=1，2，3，4）。赋值方法为：对每个因子所涵盖问题的得分进行加权平均，权数根据相应的载荷量计算得出。例如，对于居民利益诉求的因子1的赋值方法为：X1=[0.797×（问题11的得分）+0.747×（问题8的得分）+0.711×（问题12的得分）+0.640×（问题10的得分）+0.487×（问题14的得分）1/（0.797+0.747+0.711+0.640+0.487）。由此生成一个新的变量X1。以此类推，可以对其余因子进行赋值。赋值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按均值从大到小排列）。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统计意义，进一步进行样本t检验。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方法，4个因子间可以配成6对，分析可知，若检验结果显示表3中相邻因子间的均值已达显著差异，则无必要再对剩余不相邻的因子赋值再做t检验，故先检验相邻的3对因子的赋值均值。结果如表4所示，“Sig.（双侧）”一栏显著性概率p值均小于0.05，说明因子赋值的平均值间差异已经达到显著。故而表3结果有意义，居民在4个因子层面上的利益诉求程度确实表现出了显著分异。
更进一步，笔者从访谈记录中，将居民对于以上4个方面利益诉求表达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加以汇总，其中诉求表达人以编号表示（表5）。
根据以上统计分析，结合深度访谈，可以得出如下居民利益诉求情况：
1）因子4赋值的均值最高（4.49），说明居民要求“保障经济利益”强烈。深度访谈显示，土地收益的丧失与旅游经济收入的低下共同导致了居民对于因子4内各项利益的强烈诉求。政府等管理部门与开发者未能将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与当地村民分享（门票收入独占、缺乏新的就业扶植等），同时却侵占了居民的既有利益，经济利益因而成为居民最强烈的诉求。
2）“优化民主管理机制”被较强要求（因子3赋值均值为4.03）。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对旅游决策起决定作用，绝大多数居民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旅游开发的管理与执行机制中居民的参与仍是象征性的，政府和开发商成了目前机制下最大的获利者。出于对当前利益分配机制及旅游开发决策的不满，居民要求实现充分的民主决策管理，因而表现出较强利益诉求。
3）居民对“维护提升景区环境”利益诉求程度较“一般”稍强（因子2赋值均值为3.55）。结合因子2包含的具体各项来看：（1）居民自身的环保意识比较薄弱，如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被排放到溪流中，但因这些并未触及眼前的经济利益，故未受重视，因而“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环保监管”这一项得分较低，其中为数不多表达出较强诉求的居民，则是因为不满开发商进行了触动他们经济利益的活动，如较大范围地砍伐竹林；（2）参与旅游业中的居民自建了大量经营餐饮、住宿的建筑，其中许多建筑与南昆山生态环境景观并不协调，但由于实现经济收益的增长更为迫切，居民对“人工建设不应当破坏原有自然景观”这一利益的要求并不强；（3）对于“加强宣传，提升旅游区知名度”，居民表示有必要，但是也表现出很无奈，毕竟景区档次不高，服务范围有限，政府亦未采取有力措施增加知名度，相对于因子2内的其他项而言，该项的评分均值相对较高；（4）居民认为“道路等公共设施应得到修缮”是必要的，政府长年未对该方面施以财政投入，居民更为关注与外界联通道路的拓建，对外交通情况的改善对于提升知名度、增进收入大有裨益，因而该项评分均值为因子2内最高，但仍然低于因子3的赋值均值。
4）居民对于“塑造良好旅游文化氛围”利益诉求较弱（因子1赋值的均值为2.55），评分普遍较低。就因子1中具体各项来看，一部分是由于居民对精神文化利益的要求弱于物质经济利益（对居民来说更为直接），如“加强游客教育，使其尊重居民的生活方式”“开展活动，促进游客与居民的交流”“保护弘扬传统民俗文化”；另一些是因为相应利益被较好实现满足，如“景区发展不应影响传统邻里关系”“提升改善旅游区治安状况”。
2.2居民利益诉求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利益诉求情况在表1中各人口特征指标下的差异，进一步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s，ANOVA），即以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地、家庭成员是否参与到旅游业这7个人口特征指标为分类变量来分析居民对4个因子利益的诉求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5所示。
为了进一步理解深层原因，笔者再将访谈稿中的相关反映加以汇总，如表7所示。
结合深度访谈结果，连同统计分析结果一并加以描述与解释： 1）调研发现，女性对于与切身生计相关的利益（如土地、物业、经营竞争氛围等）较男性要敏感一些，这就解释了表6中不同性别的居民对4个因子利益的诉求程度全部差异显著（Sig.值都小于0.05）；统计显示，女性的诉求强度普遍高于男性。
2）调研访谈发现，中年人（33～55岁）对于参与旅游开发决策往往不关注，觉得“就算参与也没用，都是上头决定吧”。有趣的是，恰恰是这部分直接面对旅游开发中最可能触及的各类利益变动的家庭主要劳动者，心理权利意识较弱。这也说明本案例的两个乡村社区属于弱权利意识型社区。而在家庭中不主事的年轻人（30岁以下）反倒是有比较多会从“道义”上觉得政府应该“问我们的意思”。以上情况解释了表6中体现的不同年龄居民对于优化民主管理的诉求表现出的显著差异。
3）从事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旅游经营行业（如家庭旅馆、特产经营）的居民，他们的交际面更宽一些。这部分居民多数有自己的物业，这部分建筑的建设会受到政府相关法规限制。他们对于周边环境、经营竞争氛围，考虑得要比其他职业的人多一些，因而表5中显示不同职业的居民在对维护提升景区环境、塑造良好旅游文化氛围诉求的表达上差异显著。
4）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居民对各因子利益诉求程度没有表现出太显著的区别。表6中显示，居民诉求仅在优化民主管理机制上表现出了差异。根据访谈反映，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往往更愿意表达对制度上的缺陷或者说是制度执行过程变形的不满，而这部分居民往往收入较低，不具备经营一定规模旅游行业的相关技能与启动资本。同时，他们的既有利益又总是在缺乏协商的情况下遭受侵犯，因而对此方面表达的诉求会相对强一些。
5）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居民对于4个因子利益的诉求差异显著（Sig.值都小于0.05）。统计结果显示，收入较高的居民对因子1“塑造良好旅游文化氛围”的诉求要强于收入较低的居民，这反映了从满足物质经济利益到满足精神文化利益的一般顺序。对除因子1之外的因子利益，则是收入较低居民的诉求普遍强于收入较高的居民。结合访谈资料，与经济收入直接相关的利益在居民利益诉求的表达中是“前提”性的角色，会影响居民对于其他诉求的表达程度。较多的人表示，如果生活水平上去了，其他的也可以“无所谓”。由于当前的生活尚可，经营家庭旅馆、特产铺等收入较高的居民，还对于历史上早期利益的受损表现出了刻意忽略的态度，但同时对这些利益受损的情况又都是清楚的、了解的。
6）不同居住地的居民对4个因子利益的诉求均无显著差异（Sig.值大于0.05），说明两乡村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具有一致性。
7）家庭成员参与及未参与旅游业的居民，仅对因子1诉求差异显著（最右一列Sig.值小于0.05），而对除因子1之外3个因子利益的诉求程度未体现出显著差异（前三列Sig.值都大于0.05）。这印证了深度访谈的结果，即居民的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业中，并不代表他们已充分享受了旅游开发带来的利益；但参与旅游中的人会更考虑经营的社会环境问题，部分参与旅游业中的居民已开始具有人情风貌、民俗文化也是一种无形旅游产品的意识，该部分居民的评分均值高于未参与的居民。
3结论与讨论
本文关注乡村社区居民这一在旅游地发展中较为弱势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将各项利益归结为4类因子，并进一步赋值运算，指出强弱程度；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发掘了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利益诉求程度差异结果背后的深层意义。统计分析结果都进行了解释性讨论。归纳可得3点结论：
1）南昆山核心景区的上坪、下坪两个乡村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可归纳为4个因子，程度由强到弱依次是保障经济利益、优化民主管理机制、维护提升景区环境、塑造良好旅游文化氛围。这一现象表明，经济利益诉求仍是中国乡村旅游社区的核心，然而，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社区居民开始重视民主管理机制的优化。至于景区环境，在其没有显著恶化（或其重要性没被社区居民充分感知）的情况下，社区居民往往不将其作为核心利益诉求。此外，旅游文化氛围作为一种抽象的利益影响因素，居民通常不将其表达为利益诉求。
2）居民对精神文化利益的要求弱于物质经济利益（对居民来说更为直接），具体表现为：居民对分享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充分实现参与管理决策的诉求较强；对社会氛围方面的利益诉求偏低。对所归结的维护提升景区环境利益因子2的具体测项，居民还强调了保护环境、改善景区旅游交通的诉求，程度较一般稍强。
3）由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所做的差异分析可进一步地总结：（1）女性对于利益的诉求强度多数高于男性，不同性别居民的利益诉求程度存在显著差异。（2）由于心理权利意识较弱，中年人作为家庭主要劳动者，对于因子3“优化民主管理机制”的诉求程度反而小于村里的新生代青年，这是此类利益诉求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3）旅游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使得已具有较为成熟物业经营的居民会对因子2“维护提升景区环境”与因子1“塑造良好旅游文化氛围”有更高程度的要求，这是出现诉求差异的原因。（4）不具备经营一定规模旅游行业相关技能与启动资本的居民，往往其文化程度也很低，这部分居民对于历史上与眼前的利益受损情况都非常敏感，因而对因子3“优化民主管理机制”的诉求程度相对较高。（5）4个不同收入区间的居民表达的利益诉求程度差异显著，家庭人均月收入这一统计属性说明了收入水平是问题根源，他会直接 本文由wwW. 001lunwen.com提供，第一论文 网专业代写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发表论文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影响居民对各类利益的诉求程度。（6）两个居住地居民对4个利益因子的诉求程度皆无显著差异，即两地居民的利益诉求表达具有一致性。（7）参与旅游的人会更注重经营的社会环境问题，这造成了在因子1“塑造良好旅游文化氛围”上诉求程度的差异。
此外，一般来说，居民对于利益实现的诉求符合由满足物质经济利益到满足精神文化利益、由关注眼前利益到关注长远利益的一般顺序。收入水平会明显影响居民利益诉求的表达程度，上述现象很可能是中国旅游社区的一个普遍问题。这其实也说明，保障居民增收是解决旅游发展中矛盾的根本点。另一方面，诉求程度低的利益，并非都因为其得到了较好实现。此外，本文中关于利益因子2的研究结果，可以将以往研究中得出的“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中国古村落应以心理权力的激发为古村落社区增权的核心”这一结论的适用范围推广到以自然生态或乡村生态为本底资源的生态旅游地乡村社区。
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而言，实现要求程度不高但又未能良好实现的利益，有助于旅游发展综合效益的提升。如：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谋求人工建设与自然景观的和谐共生，维护生态旅游的根本依托；挖掘并确立一个与地方传统文化相称的旅游文化，形成景观与风土人情俱佳的旅游体验；改善景区内交通、中心城市到风景区的交通，提高景点间的通达性与景区可进入性。在人流、资本等“用脚投票”的时代，实现旅游发展良性循环下的乡村社区居民利益最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