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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的论文第五篇：抗日战争前后胡适对日本的态度变化 摘要：抗战前胡适作为知名学者, 活跃于文化学术界。随着日本侵华加剧, 胡适日益关注时政, 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对日态度, 并于抗战期间担任驻美大使。胡适理性地站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立场上, 根据国内外环境以及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 在不同历史阶段适时地调整对日外交态度与策略, 先后经历避战求和、不承认主义、“诚实与公开”等外交策略坚决抗战, 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关键词：抗战前后; 胡适; 对日态度; 外交参与; Hu Shi's Attitude Toward Japan and Diplomatic Particip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CHU Xiu-hong Memorial Hall of Sun Yat-sen's Former Residence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Hu Shi, as a famous scholar, was active in the cultural and academic circle.With the invasion of Japanese army, he bega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olitics, definitely expressed his attitude toward Japan, and was th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had a rational position against fascist and timely adjusted his attitude and strategy toward Japanese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conditions of China and Japan. After experiencing avoiding war, policy of non-recognition, "honest and open" deplomacy and resolutely fighting, he did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Anti-Japanese War. 一、学人论政:胡适对日态度的早期变化 (一) “九·一八”事变后对日避战求和的态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强占东北三省。身处北平的胡适敏锐地关注着这场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对日外交问题成为胡适这一时期高度关注的时政, 他积极地公开表达个人对日态度。 最初, 胡适主张中国应温和、冷静, 对日不搞武力抵抗, 通过谈判来阻止日本侵华。1932年5月, 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 中国不得在该交战区驻兵;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以前的地区, 即承认日本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区的永久驻军权;取缔抗日运动, 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这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丧权辱国的协定, 以出卖中国主权为代价。但胡适却在是年5月他参与创办的《独立评论》创刊号上公然赞许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 赞赏《淞沪停战协定》。不过, 胡适对南京国民政府事事推诿、日日拖延、没人敢于担负外交责任十分不满。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五号发表时政论文《论对日外交的方针》一文, 严厉谴责了国民政府不积极抓住国际契机, 以争取外交主动, 批评国民党的“不撤兵, 不交涉”方针是“躲避责任, 贻误国家”的坐以待毙的政策。[1]同时, 胡适主张按照日方提出的五项原则 (1931年10月, 日本发表声明, 提出否认侵略政策、取缔反日运动、保护日本侨民、承认并尊重日本在满洲权益等五项不平等的所谓中日交涉的先决条件) , 在第三方斡旋下, 与日进行和平交涉。胡适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就是要在取消伪满的基础上, 恢复中国的领土及主权完整, 但其又建议中国军队不得进驻东北三省。这实际上默认了东北三省的独立, 因此其言论遭到了诸多国人的反对。 胡适提出的上述对日意见, 反应了其避战求和的外交思想。胡适的基本策略是力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冲突, 设法避开战争, 以满足敌人的部分要求为代价, 折中调和, 减少更大的损失。因此, 胡适对一切能够暂时令战争停止的妥协措施多表示拥护, 尤其是来自国际方面的“调解”与“援助”。 1932年10月, 国联调查团发表了“李顿调查报告书”, 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英美等国对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不满, 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有所揭露。它指出“九·一八”夜间日军的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的行为;满洲是日本未经宣战而“武力强夺占领”的中国领土;“伪满”完全是日本炮制出的傀儡政权, 在当地华人心目中也完全只是日本人利用的工具。但报告书并未谴责日军的侵略, 公然鼓吹“满洲自治”, 由“国际合作”共管, 试图把中国东北变成欧美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显然, 这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 遭到国人普遍反对。而胡适却赞称该报告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称赞调查团“审慎的考查”、“公正的判断”, 在“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 其工作是值得“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满洲自治”, 他觉得“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2]胡文发表不久, 即受到郑螺生、方之桢、林有壬等人的质问与批评。但胡适依然坚持己见, 先后发表《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文, 表明了他的“国际调停”观。 随着日军侵华不断升级, 胡适逐渐醒悟, 对国联的“调解”与“援助”有所怀疑, 但胡适的避战求和态度根深蒂固, 一时很难彻底扭转过来。 1933年3月, 日军占领热河地区, 制造华北平津危机, 迫使国民政府与日方进行妥协性谈判。5月, 胡适发表文章, 主张为“保全华北”, 暂时调停华北局部战争。胡适的理由是:此时我们既没有解决的能力, 又毫无解决的办法, 华北的停战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救急办法。[3]胡适这一主张与国民政府的想法不谋而合, 客观上给急于妥协的国民政府提供了推卸责任的借口, 因此遭到很多人的不满与反对。其中一直对胡适敬重有加的傅斯年, 写信抗议并提出退出《独立评论》社。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胡适的避战求和的和平谈判主张是有前提和目标的。他所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伪满洲国, 恢复中国在东北三省与热河地区的领土以及行政主权的完整”, 否则“决不能和日本进行交涉”。[4]他认为中日之间伪满的这个悬案, 是必须首先被解决的。这个悬案如无法解决, 就不可能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恨。中国决不可回避满洲问题, 决不可让三千万满洲人民任由日军随意宰割![5]由此可见, 胡适倡导的避战求和的和平谈判, 绝非投降卖国, 而是出于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 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而想出的一种救国办法。只可惜胡适低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 (二) 倡导“不承认主义”, 积蓄力量, “准备好再打” 1933年, 日方多次公开表示“以满洲国的独立与承认”作为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 并于3月宣布退出国联。日本此举极大的刺激了正在为中日交涉的实现而摇旗呐喊的胡适, 促使其重新思考对日应采取的外交策略。由于胡适先前确定的对日交涉的目标已不复存在, 此时他的思想转向了“不承认主义”。胡适感到“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 只能以“不承认主义”反抗日本。不承认主义是胡适借用国联大会通过的“不承认违反巴黎非战公约造成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的议案, 他提出, 在中日问题上“除了这种条件之外, 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中国和世界其他各个国家一样, 也决不承认“日本使用暴力造成的局面”。[4] 胡适认为, 国际政治问题的解决和世界关系的维系不是全靠武力, 而是靠国际间的信誓及公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事实上是在打破国际的信任和公论, 是在破坏世界的安全。为了自身的安宁, 欧美国家对此不会无动于衷。在国家公论的审判中, 日本成为全世界道德贬义的大罪人而不能不有所瞻望和顾忌。况且“我们要对得住国联和美国的‘承认主义’”, 更“不应抛弃国联”, 在我们“无力收复失地”的前提下?在“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赞助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能不坚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认主义’”。[4]不过事实证明, “不承认主义”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约束力, 根本无法遏制日本的侵略行径。此时的胡适仍然停留在从外交上否定日本侵略的主张上, 对武力抗战还持反对态度。他说不主张作战, 是因为中国“没有现代化, 没有走上科学的工业的路”, 不能抵抗一个受过现代科学工业文化洗礼过的民族。他认为在双方力量如此悬殊下如果驱民上阵, 就是拿百姓的生命做儿戏。“如果这叫做‘作战’, 我情愿亡国”。[6]另外, 西方大国正忙于各自内务也不会给中国支援, 因此暂时的缓解“使得敌人的暴力无用武之地”, “然后敌人国内的和平势力可以逐渐抬头, 而国外的正义制裁也可以有从容施展的机会”。[3] (三) 提出“苦撑待变”, 坚决抗日, 不放弃交涉 随着日军侵华加剧, 胡适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日渐加深, 对日态度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原来的避战求和转向长期艰苦抗战即“苦撑待变”, 为了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进行坚决、彻底的抗争, 同时不承诺放弃外交交涉。1934年4月, 胡适撰文抨击了《天羽声明》, 文中体现出其对中日两国的和解绝望。他认为中日两国的利益所处、恩怨所指无不处处对立, “决对不会相互谅解”, 而中国也不可能得到强邻的谅解, 更没必要去求得谅解。至此, 胡适认识到所谓的世界公议、国际援助等“都还没有一种有效的表现力量”, “都还只是不结果的奇花, 系而不可食的弧瓜”, “国际上的言论于我们也无多大的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只有埋头苦干而已”。[7]胡适在随后的探索寻找有效的御侮道路中, 提出了“苦撑待变”的主张。 “七七”事变后, 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胡适曾经主张“做一次最大和平努力”, 但事实告诉他, 中日“终将陷入不可避免的大战争”。他也看到, 避战只是梦想。胡适彻底抛弃“和平梦想”, 主张坚决抗日。自此, 胡适改持“和比战难”的思想, 支持武力抗战。
二、投笔从戎:从非正式的国民外交到驻美大使时代
(一) 奔赴西方, 启动“演说”式国民外交
1937年9月, 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 受南京国民政府委派, 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使欧美, 进而开展国民外交。他出使的主要任务是向欧美各国揭露日本的阴谋和侵略罪行, 宣传中国抗战的决心, 以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同情、支持与援助。在民族存亡、个人生计的两难中, 国事、家事系于一身的胡适, 对于出使欧美不免有些许无奈, 明知前途不够光明还要努力尝试。出发当天, 他写信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说:“明知时势不利, 姑尽人事而已。”又说他这次“半途出家, 暂做买卖人, 谋蝇头之利, 定为诸兄所笑”的举动, 是迫于“寒门人口众多, 皆沦于困苦, 我实不忍坐视其冻馁, 故不能不为一家糊口之计也”。[8] (P175-176)
抗战初期, 胡适主要运用演说的形式来开展国民外交。他刚到美国就发表Can china win? (中国能战胜吗) 、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 (中国在目前的危难中对美国的期望) 两文。在后一文中, 针对美国当时奉行的“孤立主义” (或称“中立主义”) , 胡适明确表示, 中国期望美国做“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 希望美国能担起阻止并遏止战争, 与各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 促成集体安全, 使人类能在世界上安居的领导责任。接着, 他又到加拿大等地做巡回演讲。
胡适演说式的外交活动在当时取得了明显成效, 产生了很大影响。据当时住在日本的朋友反馈说:日本的侵略者都已把他看作“大对头”来对待, 他“在美的一言一行, 日本的各大小报纸都详尽揭载。”日方认为:因为他善于组织宣传, 以致于“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
1938年7月, 胡适再次前往欧洲, 继续开展抗战外交的演说, 着重向英、法等欧洲强国说明中国抗战的艰巨与意义。可见, 胡适以非正式使节身份开展的演说式国民外交, 虽辛苦但却卓有成效。其外交策略和演说活动深深刺激了日本侵略者, 并引起欧美大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 初步收到预期的外交成效。
(二) 出任正式使节, 进行“诚实与公开”的外交
1938年7月, 当胡适正在法国努力从事国民外交之时, 南京国民政府电告请他出任国民政府驻美特命全权大使。两个月后, 胡适接替了王正廷, 正式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其主要任务是继续利用他的个人影响, 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胡适上任前夕, 《纽约时报》评论就说:胡适是能够促进中美两国相互了解的不二人选。[9] (P265)
刚收到聘任通知时, 胡适有些犹豫, 因他曾发誓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然而, 事实上胡适早已涉足政治, 只是没有做官而已。他在回复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中说:国家际此危难之时, 当有所驱策, 又义何敢辞。他谦虚的解释说:因从无外交经验, 恐不能担负外交大任, 故拖延至今, 始敢下决心接受任命。[10] (13册) 10月5日, 胡适赴华盛顿上任。这是胡适生平第一次做官, 且是在非常时期肩负重大使命的外交官。对此他自勉说:“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后, 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方针。
首先, 提出“诚实与公开” (或称“水鸟式”) 的外交思路。上任不久, 胡适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 当以全副精神应付。”在给夫人的信中他说自己是为国事而来, 不怕吃苦。并把国家比作为青山, 如果青山倒了, 子孙后代都得为奴。刚接任大使时, 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 也没有职业外交家的狡猾多诈。他以学人的思维提出“诚实与公开”的外交理念, 并凭借诚恳的态度和学问声望, 最终赢得美国朝野的敬重。
其次, 坚持先前的外交路径———演说, 以事理来打破美国的“孤立主义”, 争取广泛支持, 反对退让, 力主抗战。作为具有留美背景的学者, 胡适对美国的历史民情相当熟悉, 他把演说看成是“诚实与公开”外交的核心。在为期四年的驻美大使任内, 他到全美各地演讲多达400余场次。1942年5月17日, 他向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王世杰称其今年体质本来较差, 又在全美历行了一万六千多英里, 各处演讲了上百次, 实在是感觉太疲倦了。并说他在美国的这三年时间里没有过过一个周末和暑假。其演讲内容与核心是“和比战难”, “苦撑待变”, 即持久抗战和争取外援的思想。由于胡适善于把握美国民众的心理, 加上他的好口才, 所以他的演说每每都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赞赏与肯定。如他演说“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 指出中美抗战虽然历史背景不同, 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是相同的。这种中美对照式演说有助于增强中国抗战的国际认同。
再次, 广泛结识政治要人, 开展高层外交, 迫使欧美放弃绥靖政策。在大使任上, 胡适很注意结交美国政要, 其中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非常亲密。“罗斯福是一位开朗乐观的美国总统, 胡适是一位开朗乐观的中国大使, 两个人的性格颇有相似之处, 两人的关系也更为融洽。”罗斯福在复函蒋介石时“对胡适表示信赖倍至”, 称“他和胡适有过多次愉快的交谈, 国务院的官员也随时可以和胡适取得联系”, 并称赞胡适“在华盛顿所维持的这种和谐关系, 已提供持续不断的机会, 使双方可以交换有关远东一切问题的意见”。[11] (P282) “珍珠港事件”后, 罗斯福第一时间亲自打电话告知胡适。此举可以看出罗、胡之间的交谊。
美国“中立法案”中规定:在发生战争的两国中, 美国应完全保持中立, 不输出物资给任何一方交战国, 但不禁止交战国“现购自运”。这一规定大大限制了中国抗战物资装备的筹措, 而日本却丝毫不受此束缚。为此胡适奔走于美国国会、国务院与白宫之间, 最终使得“中立法案”于1939年7月被搁置。另外, 胡适还多次对有关美日会谈时日本提出的“临时妥协方案”进行交涉, 表示强烈抗议。
三、胡适的外交风格与评价
综观抗战前后胡适对日外交态度和外交参与, 可以看出他具有以下几点独特的外交风格:第一, 学者大使, 外交诚实公开, 不搞手段与阴谋;第二, 演说开路, “国民外交”与“高层外交”并举;第三, 不在外国人面前批评本国政府;第四, 从政不为政府, 只为爱国。胡适是一位“以学者, 外交家, 教师及朋友的身份和千千万万美国人特别接近。他是我们这个世纪中的历史人物, 他有勇气及智慧领导世人对抗人类精神的压迫”。[11] (P285)
胡适虽然就任驻美大使前在抗战态度上不够积极、乐观, 甚至一度反对抗战, 主张依靠国联谋取和平交涉与妥协, 也一度坚持他提出的消极被动的“不承认主义”和不够现实的“民族自救”。但胡适正式就任驻美全权大使的几年时间里, 他把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的伟大事业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进行强有力的宣传, 使国际上的绥靖政策、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中立法案”等不利于抗战的东西得以抛弃, 并且向美国争取到中国抗战时期所急需的“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1942年8月15日胡适卸任驻美大使一职, 如同4年前他就任该职时那样, 美国媒体再一次给予极大关注。9月3日, 对胡适的离职, 《纽约时报》评论说在中国全境, 重庆政府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比胡适更合适担任此职的人物。他自1938年上任以来, 美国朋友对他寄予了至高的期望, 而他在实际中的表现, 更远超过了大家对他所寄予的期望。他所到之处都为中国赢得支持。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说道:“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 如果与胡适的想法不合的时候, 总会使对方感到困扰。认为他是一个坚持己见的人。”赫尔在胡适卸任的记者招待会上, 公开赞扬他是“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 工作效率最高, 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使节”。[11] (P284) 另外在一般美国人看来, “近代各国派驻美国的大使, 得到美国朝野之敬重的, 大概只有英国大使Lord Bryce可以和胡适博士媲美”。[11] (P287)
总之, 抗战前后, 胡适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正义的立场, 积极参与对日外交, 主张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 争取最广泛的支持, 在不承诺放弃外交交涉的同时, 坚决抗日, 并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从书生议政到国民外交, 再到驻美大使, 他通过外交参与抗战, 取得显著的成绩, 对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J].独立评论, 1932-6-19, 第5号.
[2] 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J].独立评论, 1932-10-9, 第21号.
[3] 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J].独立评论, 1933-6-3, 第52、53号合刊.
[4] 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J].独立评论, 1933-4-2, 第44号.
[5] 胡适.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J].独立评论, 1934-5-27, 第102号.
[6] 胡适.全国震惊以后[J].独立评论, 1933-3-7, 第41号.
[7] 胡适.“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J].独立评论, 1934-4-23.第98号.
[8] 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A].民国百人传 (第一册) [C].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1.
[9]易竹贤.胡适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10] 胡适的日记 (手稿本) [M].台北: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0.
[11]欧阳哲生.追忆胡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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