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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适的论文第四篇：胡适抗战思想的变迁与成因分析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胡适忧心国事, 作了大量有利于抗战的工作, 体现出从主和到主战的心路历程。大致而言, 依时序, 其抗战思想经历了“避战以求和”、“主战亦交涉”、“主战以待变”三个阶段的变化, 且在1935年6月后, 他已逐渐倾向武力抗日, 至1937年9月始坚决主战。其抗战思想的形成原因, 除了救亡图存的爱国心外, 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即欲挽救吾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抱负, 以及在先进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 敢于任事、实事求是精神的自觉推动。 关键词：胡适; 抗战思想; 主和; 主战; New Discussion about the Anti- Japanese War Thought of HU Shih HU Hui'e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aoyang College Abstract：After the September 18 th incidence happened in 1931, China had to face serious national crisis. HU Shih was very anxious about our country, and had done a lot of beneficial work during the war period. He had an ideological change from advocating peace to advocating resistance. Broadly speak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ing, his thought had the obvious changes in the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suing for peace to avoid the war, suing for peace but also ready to resistance, and to meet the war for any changes. After June in1935, HU Shih had been gradually inclined to fight against Japan. Ultimately, in the September of 1937, he determined to resist the enemy.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his thought about the war. Except the patriotism of saving the nation from subjugation,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the great ambition to sav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ur motherland, and the promotion by the spirits of daring to do anything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which were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昭然若揭, 中国的有识之士均感亡国灭种的危机再次迫临。如何奋发有为, 如何保国存种, 逐渐成为国人共同追问与关注的最大话题。 至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形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此时“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不同的社会思潮都停止了相互间争议, 连对立两极———共产党和国民党也走上共同抗日道路, 抗日救亡思潮成为时代最强音。二三十年代曾活跃的思潮不是消融于抗日号角中便是在抗日救亡这个全民族共同要求下寻求更适合的救国方案和主张。”[1]P14“整个中华民族得到了重新的整合”[2]。胡适在此时期非常关注时政, 他通过办报 (如主办《独立评论》) 、“上书” (即给政府当局有关人员写信, 建言献策) 、演讲或直接参政 (1938年始, 曾任驻美大使) 等方式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潮流中。虽然总体而言, 他大致经历了从主和到主战的心路历程, 并非一开始就有积极抗战的自觉与信心, 但仔细查阅他在抗战时期写下的文章、书信、演讲词等, 结合他在此时期的种种艰难作为, 当深感其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拳拳的爱国情怀。因学界对胡适何时明确转向主战这一问题颇有争议, 笔者通过研读相关文献, 想尽力还原这一历史真相, 并从新的角度分析胡适力主抗战的原因, 以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胡适提供一点借鉴, 同时也能展现那个年代的自由知识人理性救国的一面。 一胡适由主和到主战的转变 胡适在抗战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极力主和到一心主战的转变过程, 关于其抗战思想, 学界已有较多关注, 然而, 对于胡适到底是何时明确主战的问题, 始终众说纷纭。笔者不揣浅陋, 首先想就这一问题作一梳理探讨。 美国学者格里德先生认为:“到1935年秋……日本人……要求建立一个由华北五省组成的‘自治区’, 南京政府甚至连裁判权也不能再在这个区行使。在这个关头, 胡适终于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别无选择只有‘为了自保’而战。美国大使纳尔逊·约翰逊认为胡适思想的转变是很有意义的, 它标志着中国人坚定了自己的勇气。”[3]P214这里, 格里德先生不仅指出了胡适对日思想转变的时间, 而且也简单交待了其转变的原因:日本人没有也“不会用胡适所希望的那种抑制或责任感来指导他们的行动”。格里德先生的言外之意是日本的得寸进尺使得胡适对和谈不再抱有希望, 从而转向主战, 照此分析, 其主战思想至少已走在政府的前面。无独有偶, 余英时先生根据联经公司出版的新编《胡适日记全集》中的资料, 在这一问题上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 认为胡适于1935年7月始, 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 (应指原来一直主和的观点, 笔者注) , 深切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和平终不可得”, 到1937年8月以后就转变为“和比战难”的观点。余先生分析说:“胡适在抗战前六年中虽以‘和’为主调, 但也没有天真到认为战争一定能够避免的地步。”他一直主‘和’, 是完全建立在 (蒋介石所说) ‘我们现在不能打’这句话的上面。”[4]P248-249 关于此问题, 耿云志先生有较深入的研究, 在《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转变》一文中, 他认为胡适直到1937年9月初, 才由主和走向主战, 9月8日离开南京时, 他明告他的“低调同志”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三人说:“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而原因是蒋介石确定派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赴美, 为中国抗战做宣传, 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支持。这是胡适对日态度转变的一个关键[5]P189。 从上可看出, 耿先生认为胡适到1937年9月才转向对日抗战。此外, 还有一位学者刘庆楚先生又提出另一观点, 以为胡适思想的彻底转变是在南京失守以后, 即1937年12月, 他从无可奈何的“和比战难”论转移到“苦撑待变”的顽强抗击。刘先生分析其原因是“显然把南京的失守看成是决定战局方针的一个重要关键……南京失陷后, 他不再主和了, 连电政府主张‘苦撑’。”[6]以上学者的观点大致代表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几种看法, 由于意见纷纭, 尚存歧义, 为了进一步澄清胡适抗战思想转变这一历史史实, 笔者仔细阅读了胡适在抗战时期撰写的有关时政的文稿、日记、书信、演讲词等, 认为胡适对日抗争的主张是很明显的, 只是有主和与主战的差别。而胡适从主和到主战的转变不能以某个时间点来截然划分, 甚至其本人后来声明的“抗战前六年始终主和”这一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下面笔者将进一步论述其抗战思想的变迁。 二胡适抗战思想的变迁 知识人在国家的危难时期, 往往随事态的发展而有细微的思想变化, 其即时写就的政论、书信、演讲稿等会紧跟时事的脚步, 会展现出复杂多变的一面, 然而这也正是知识人的社会担当与忧国忧民的真实体现, 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事实上, 胡适固然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即彻底倾向主战, 而在抗战的前六年 (即1931年9月—1937年9月) , 他其实也是有主战思想的, 只是表现得不那么明显, 甚至出现矛盾之处。大体而言, 随着国事的日益严峻, 胡适的抗战思想经历了“避战以求和”、“主战亦交涉”、“主战以待变”三个阶段的变迁, 而即使在主张避战阶段, 有两种情形仍会使他倾向战争:一是在中国军人奋起抗争时, 他往往会歌颂他们的壮举而肯定主战;另外就是在敌人过分嚣张并有异常残暴行为时, 他也会愤然要求政府出兵, 积极抗战。 (一) 避战以求和的思想 (1931年9月—1935年6月) 九·一八事变后, 一直到华北事变前, 胡适的思想以避战求和为主, 只是在事态异常严重之际, 有过短暂的主战倾向。 抗战之初, 胡适认为中日国力、军力悬殊太大, 不能鲁莽应战以招致亡国之失, 主张避战求和。关于“九·一八事变”, 他在《丁文江的传记》一书中写到:“……日本军队炮攻沈阳, 占领全城, 中国军队没有抵抗。那天我的日记有这一条:‘此事之来, 久在意中。八月初我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 眼看都要被毁灭了。在君在几年前曾很感慨的对我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 乱世之饭桶’罢!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干些什么呢?”[7]P167-168这段话表现出胡适、丁文江等对时局的悲观情绪, 以为战事一起, 国难临头, 文人不知从何救国, 而自身的意义与奋斗也都近乎模糊了。所以他对政府的“没有抵抗”不置可否。 到了十一月初, 看到日军节节逼进, 侵占的土地不断扩大, 才给宋子文写了长信, 主张及早和日本直接交涉, 以为早定合约, 就不致扩大事端, 遗患无穷。他的这种妥协主张并未被当局采纳。关于此事, 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一书里曾有提及。何检讨中国方面的错误之一即是“失却时机的错误”, 认为“彼时中国舆情异常兴奋, 但也有一部分人烛及机先, 主张相机及早解决。例如胡适之先生等即有不惜依据日本所提五项原则, 毅然直接交涉的主张, 当局终于迟迴却顾, 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 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 军人气势日深, 问题愈陷僵化……”[8]P997这里, 何应钦是赞成胡适的主张的, 认为积极的求和就是积极的自保, 远胜“不撤兵不交涉”的糊涂外交,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胡适的主和思想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所作的政论文中, 最明显的有1933年4月11日写的《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 文中他明确表示:“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9]当时热河事件已经发生, 他连续写了好几篇抗议文章[10,11,12], 有人就建议他更激进些, 响应“全国一致的主张”, 出来主战, 他的理性与冷静促使其写了此文回应那些不负责任的“清议”, 他说:“从前中、法之战和中、日之战都有像徐先生 (指徐旭生, 笔者注) 、董先生 (指董时进, 笔者注) 一样的慷慨激昂的‘清议’极力主战……使政府‘无所躲闪’……以至造成即日的局面, 当日主持清议的名流又何尝想象得到, 又何尝准备负其责任呢?”[13]这可以说是胡适主和论调的典型宣言书。 胡适在此时期虽以避战主和思想为基调, 但也并非完全排斥武力抵抗手段。随着局势发展的日益严峻, 如一·二八事变、热河事件、华北事变的相继发生, 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屈辱协议的接踵而来, 胡适虽然仍旧力主交涉、和议, 以求得数年的自救时间, 但在特殊时候他也流露出不得不战的气概。 1932年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字, 三日后, 他写了《上海战争的结束》一文, 指出有两种教训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发现了我国民的抵抗力, 增强了我民族的自信心, 二是因这事件的外交经过, 稍稍引起了政府负责任的态度。“自九·一八以来, 政府除了迷信国联与九国公约之外, 几乎束手无策……一误再误, 直到整个东三省丢了, 政府还在高唱绝交而不抵抗的怪论……”[14]这里他明显赞赏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行为。同年12月, 他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 认为国联的调解, “总比现在这样不战不和不死不活的局势强一点。如果调解不成立, 国联……不能不被逼上……制裁之路, 那也是比现在的僵局进了一步, 虽然我是决不愿望这个世界同我们一齐走上地狱之路的。”[15]此处的“地狱之路”即应指战争。热河危机中, 1933年3月3日晚, 他与丁文江、翁文灏会商, 共拟了一个电报, 打给蒋委员长, 说明“不战再失一省, 对内对外, 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挽救, 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16]P1129形势危急, 这些知识人已流露出要政府出兵之意, 只是蒋先生虽复电说五日即北上, 却不料3日晚热河全省已陷落了。1933年11月, 华北局势紧张, 他又写了《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 提出中国外交应顾到日本、苏俄、美国、国联 (代表西欧和英帝国) 四个方面, “如果此种理想必经过一次大牺牲才可实现的, 那是人类的愚蠢所招致, 虽深可惋惜, 然其结果也许可以真做到十五六年前的哲人梦想的‘用战争来消灭战争’的境界。”[17]此处也体现了他不完全排斥战争的观点。到1935年7月, 他应傅作义将军的邀请, 还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 (这是胡适第一次用白话写碑文) [18]P1182-1185, 热情洋溢地歌颂了1933年长城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以上这些史实表明, 在战争已经发生或局势日趋严峻之际, 胡适是不排斥武力抗战的。只是他依然认为日本也许会警醒, 国联、美国、苏俄等也许会出面, 中国也许能尽力再得几年的稳定日子搞建设, 所以总希望战争不要起, 总想着忍辱负重。这种担忧到了华北事变后, 更多地转为愤慨了, 他也越来越摆脱犹疑的困境, 而倾向于主战了。
(二) 主战亦主和的双管齐下的思想 (1935年6月—1937年8月)
1935年5月底, 华北危机爆发, 胡适忧心国事, 在日记中写到:“近来两鬓的白发添了不少……”[19]6月, 他给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连续写了三封信, 痛陈政府的不作为, 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外交方针与抗战理念。如在6月20日的《与王雪艇 (即王世杰, 笔者注) 书》中, 他提出两个可能的局势, “作我们一切国策的方计: (1) 在最近期间, 日本独霸东亚, 为所欲为……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2) 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 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 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 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 这也是不很可疑的……我们必须先做意大利, 而后做比利时。”文末他明确表示自己不离开北平, “至于我个人的安全, 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 总算做了一点良心上无愧怍的事, 万一为自由牺牲, 为国家牺牲, 都是最光荣的事……”[20]P1381-1383他对时局的分析, 除了“做意大利”一条不切实际外, 其余大致是正确的, 在以后的抗战中也基本被证实了。
6月27日夜, 他又写了第三封《与雪艇书》, 此信最详细, 也最深入, 明确提出政府应“打破那‘准备好了再打’的迷梦……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 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接下来将矛头指向最高当局, 认为“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 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 破釜沉舟’的决心……老实说, 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 我们绝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我们若要作战, 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信末他提出:“恐怕在今日要双管齐下, 一面谋得二三年或一二年的喘气, 使我们把国内的武装割据完全解决了;一面作有计划的布置, 准备作那不可避免的长期苦斗。”[21]P1381-1388由此, 胡适的对日方针已有所转变, 而持交涉与迎战双管齐下的对日方针了。王世杰在回信中基本接受了胡适的观点, 认为现在的外交不外两点:一则交涉应公开;一则应切切实实地准备做比利时[22]P1389-1390。8月到10月, 胡适又接连写了《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国联的抬头》、《警告日本国民》等文, 鼓励我们向苏俄学习, 因为“苏俄的和平不是1918年3月3日割地赔款的和约带来的, 是三年的苦战打出来的。苏俄的统一政权也是那三年的苦战打出来的。”[23]充分赞扬了苏俄的革命抗战精神。而对国联也给予肯定, 认为国联意欲制裁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事, 因墨索里尼曾说:制裁就是战争, 由此也许“有望牵动第二次世界大战”[24]。对日本, 胡适还是心存侥幸地相劝, 希望“日本国民不要轻视一个四亿人口的民族的仇恨心理……不可不珍重爱惜自己国家的过去的伟大成绩和未来的伟大前途”。到1935年11月19日, 宋哲元等招待北平教育界人士, 席上报告日人策动“华北自治”的阴谋, 胡适与傅斯年等均慷慨陈辞, 坚决反对“冀察特殊化”, 表示誓死不屈的精神[25]P1433。11月24日, 胡适写出《华北问题》一文, 提出“守卫华北”的口号, 认为“华北各省的封疆大吏…… (应该) 在中央的指导之下, 商定整个华北的守卫计划”[26]。对随后爆发的“一二·九运动”, 胡适有高度的评价, 认为“学生大请愿游行, 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至少有几千中国青年学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认那所谓‘自治’的傀儡丑戏的”[27]。虽然胡适并不赞同学生罢课, 以后又痛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但他对日本的态度在1935年6月之际, 确然已倾向主战, 前面所说格里德先生与余英时先生的论断是基本成立的。只是, 虽然如此, 在政府未明确发出“抗战”口号之前, 胡适亦始终未放弃和谈主张, 因为他读过马舍夫斯基的《未来战争的研究》, 以为“未来战争……交战之各方必竭其一切之能力, 一切之方法, 直至一方完全疲尽为止。”[28]P1150想着能避免全面的战争当然最好。直到卢沟桥事变后不久, 他看清了政府的抗战决心, 也就不再对和议抱幻想, 彻底转向积极抗战了。
(三) 主战以待变的思想 (1937年9月至抗战结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 虽然全国局势异常紧张起来, 政府也在筹划作战准备, 但胡适并未马上意识到全面战争的不可避免, 他当时以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 或者不至于扩大。”[29]P15987月11日, 胡适受邀与梅贻琦同赴庐山, 参加“庐山谈话会”, 他在蒋委员长面前慷慨陈辞, 极力主张中央不能放弃河北, 使“蒋委员长听了十分感动”, 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最后决定对日抗战。但由于战事不利, 他的抗战主张又有些动摇, 7月30日的日记, 他写有:到高宗武家吃饭……我们深谈国事, 决定了两事: (1) 外交路线不能断绝, 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 (2) 时机甚迫切, 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 (其实是寄望于陈布雷, 笔者注) [30]P427。第二日蒋介石约吃午饭时, 又将此意在临别时告知, 觉得言犹未尽[31]P427-428。8月6日接蒋先生约谈话的通知, 于是“先作一长函, 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32]P429。8月19日, 高宗武、周佛海、程沧波等“低调同志”要胡适与陶希圣再去见蒋先生一次, 重弹旧调, 但似乎“谈话不很有结果”[33]P431-432。
从上可看出, 卢沟桥事变并未使胡适完全转向抗战, 直到9月, 第二次淞沪会战已经打响, 蒋介石也决意派他与钱端升、张忠绂一同去美国开展国民外交, 他才看出政府抗战的决心, 也才真正支持武力抗战了。这一心路历程在其日记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现。9月8日, 胡适见汪精卫, 劝其不要太性急, 不要太悲观。后又到高宗武家, 同样劝其不要太性急, 不要太悲观, 并说: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 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 这一个月的打仗, 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 对内表示我们肯打, 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 但冒险也有其用处……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34]P436-437。胡适的这一转变是坚定的, 也是深思熟虑后得出的结论, 因而在后来的抗战中, 他始终坚持“苦撑待变”, 而不能讲和。无论是他在做国民外交的期间, 还是于1938年9月正式出任驻美大使后, 他在历次的演讲、交涉, 给政府的报告, 以及致友人的书信中, 都是强调中国必胜、侵略者必败的理念, 宣扬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 暴露侵略者的残暴野心, 为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后来自己戏称为是“到海外去做买卖, 赚一点钱, 不但可以糊口, 还希望大家可以复兴”[35]P1615。虽然胡适偶尔也有言辞的失当, 但大体上他为国尽责之心是从未缺失的。张忠绂曾回忆说:胡适一向喜欢说老实话, 在某次纽约外交政策协会作讲演时, 他表示只要日本退兵, 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那晚前国务卿史汀生亦在座……他很诚恳的 (对胡适) 说:“你怎么能代替东北三千万人说这种话呢?”适之当时也很感动, 只点首无语。嗣后政府退出南京, 他却连电政府, 主张“苦撑”……可见适之是一个真正爱国的读书人[36]P1625。
胡适的抗战思想于此已清晰可见, 虽然他曾经也是一名主张避战的“低调同志”, 曾经公开肯定“塘沽协定”的签字, 曾经妄想能与日本谈判, 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格局, 甚至还妄言“只要日本退兵, 不惜承认满洲国”;但他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 始终坚持与敌人抗争, 始终传达我们会胜利的正能量信息。手无寸铁的知识人, 他们在暴力与灾难面前, 没有走向畏惧与投降, 相反, 在血与火的压迫下, 他们勇担重任, 竭尽心力, 把自己的才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胡适曾说:我“今年 (其实不到半年时间, 因为此文写于5月, 笔者注) 旅行一万六千英里, 演讲百余次……我在此三年 (指任驻美大使的三年, 笔者注) 不曾有一个weekend, 不曾有一个暑假……”[37]P1776那么, 胡适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抗战思想?为什么最终由避战走向了主战呢?耿云志先生在《七七事变后胡适对日态度的改变》一文中有较详细的分析, 如对日本侵略者的厌憎, 对抗日将士的敬意, 对国民党政府无条件让步的不满, 民族危机之下自处处人之道以及日本侵略者对胡适的敌意等, 笔者大致是同意的, 但也有几点不同的思考, 以下将予论述, 供各位方家指正。
三胡适抗战思想形成的原因
胡适抗战思想的确立, 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国难之时保国存种的现实所迫, 二是对挽救吾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忧思所致, 三是在先进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下, 敢于任事、实事求是精神的自觉推动。关于第一个原因, 论述已多,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 有良知的人都会奋起反抗, 兹不赘述, 本文重点谈谈后两个方面对胡适的影响。
(一) 胡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 促使其最终走上抗战道路
也许有人会说,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 主张充分西化, 充分世界化, 在新文化运动中, 他对传统文化是极力批判的, 即使他做了些“整理国故”的工作, 也只是为了“再造文明”的目的, 又何来“热爱传统文化”一说?其实, 这只是那些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进程中积极向西方学习的知识人的表象, 实质上, 他们对传统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感情。唐德刚先生认为, 胡适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 只可说是三七开, 也即是三分洋货, 七分传统[38]P37-55。余英时先生在新亚书院成立六十五周年庆典上的演讲中, 曾明确说到胡适是儒家, 他最佩服的是孔子, 其做人是典型的儒者[39]。余先生还称胡适受孟子的影响很大, 胡适在西方宣扬儒学, 特别称孟子为“民主哲学家”[40]。胡适想挽救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感, 充分体现在抗战时期他作的一次演讲中:1942年3月23日, 胡适在华盛顿纳德克立夫俱乐部对美演讲《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 演讲词长达17页, 详细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完全不同的发展历史与文化, 结语部分说, “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 而产生了两种根本上对立的生活方式。今天, 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 正面临着日本独裁、压迫、黩武主义方式的严重威胁。”最后提到中国对日抗战的三大理由, 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作风的重振以及中国人民一向爱好和平外, 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我们中国人把怀疑看做一种美德, 把批评看作一种权利。因此我们不愿意让一个‘视一切思想均有危险性’的民族所统治。”[41]P1767-1775早在1916年, 胡适就已“考虑固有文明的沦亡和输入文明的收受问题”[42]P107, 针对当时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危难局面, 他就打定主意, 认为需从根本下手, “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 当时他提出的办法就是其一直强调的兴教育办国立大学, 他重申, 一国无高等学位授受之地, 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 而输入之文明, 亦扞格不适用, 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43]。所以抗战时期胡适多次强调中国必须实施“以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艾”的策略, 他也提出我们要切实准备做比利时, 而赋予北京大学以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使命。这些都表明胡适已做好最坏的打算, 即考虑国亡之后的存国之道。这是传统知识人“道高于治”的信念在胡适身上的折射, 也是曾国藩所谓“不问收获, 只问耕耘”的士大夫精神对胡适的影响;这是胡适在抗战问题上的文化思虑, 也应该是他主张抗战的重要原因。
(二) 胡适主战思想的形成也是他在中西文化双重影响之下, 逐渐具有的敢于任事、实事求是精神的自觉推动
一方面, 胡适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理念, 使得胡适在国家危难之时, 积极出谋划策, 勇担重任, 奔走不息。另一方面, 胡适曾在20岁时留学美国, 之后七年的留美生活, 也使他深深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 他自己就声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 一个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 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 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 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 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44]P418-419所以胡适的抗战思想只是要救国, 只是要负责任的发表言论, 只是要切切实实地解决当前的一个个难题。他在1935年6月后已逐渐倾向主战, 这是他基于国际国内时局的变化而作出的决定, 上文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仅就抗战初期他持避战求和思想的原因再作一点分析, 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对日态度。
胡适在抗战初期虽持主和论调, 但这也是其基于对现实的认真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他至少在三个方面作了努力:一是寄望国联的调解。他以为即使调解失败, 但只要国联仍然具有其“纸老虎”的作用, 就可为我们赢得国际上的舆论支持, 1933年国联大会通过不承认“伪满国”, 逼得日本声明退出国联, 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点小胜利。二是争取时间, 谋国家的统一与自强。这时期他的很多文章都体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如在1932年8月底写的《内田对世界的挑战》中, 他一面谴责日本的强暴政策, 一面呼吁我们“不能依靠他人, 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无论国际政局如何变化, 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 飞不到那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45]同年11月他又写了《统一的路》一文, 指出日本嘲笑我们处于“无政府状态”, 认为“如果敌人这样的公开嘲骂还不能督促我们努力做到统一国家的目标, 那末, 这个民族真不配自立于天地之间了。”[46]三是警告日本。随着日本侵略行径的日益彰显, 国联开始调查日本, 我国政府亦严厉谴责日本, 而胡适则积极著文警告日本, 这一思想其实始终贯穿于他的抗战思想中。他希望日本能放下屠刀, 幡然醒悟, 重新使世界归于和平, 他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我们可以再等五十年》两文中, 充满信心地指出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 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中, 他判断日本和美国的战争是可能的, 日本军人的狂热只会使其走上一条自杀之路[47]。珍珠港事件的爆发, 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 那些冲锋在前线浴血奋战的英雄我们不能忘记, 那些为抗战而流血流汗的无数人民大众我们不能忘记, 那些全心谋国、坐镇指挥战争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还有一些人, 他们没有拿枪, 没有当政, 也没有种田种地捐款捐物去支援前线, 但是其爱国心体现在他们朴实的文字、理性的声音以及种种力所能及的行为中。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人, 用他们自己最擅长的方式, 为抗战的伟大事业献出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同样是应该由历史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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