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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大”的崇高人格的描述等。王夫之对“兴”（一种高尚的情感）的人格建构作用更是情有独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vi]在西方，则有康德对人类所寄托的审美理想（aesthetic ideal）——“只有‘人’才独能具有美的理想，像人类尽在他的人格里面那样；他作为睿智，能在世界一切事物中独具完满性的理想”，[vii]有他为审美所规划的由自然王国向王国、由必然认知境界向自由实践境界过渡的关键作用；有席勒“让美走在自由之前”的期许——以审美融合人类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通过包含审美活动在内的教养“达到生活与形象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实现‘人格的完整’和‘心灵的优美’”[viii]，等等。文化诗学秉承上述审美思想传统，着眼于揭示古今中外优秀艺术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彰显出文学作品的人格塑造力量。其三，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韦勒克（René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指出了文学研究中久已存在的一个事实，即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不同，文学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种类型。无论在中西方，文学理论都曾在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间摆动。如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叙事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往往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80年代以后的新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种族主义批评、后殖义批评又将视角从文本延伸至现实的各个层面，文学批评的兴趣又转向阶级压迫、权力斗争、性别矛盾、族群差异、跨国资本、大众文化等各种文学文本外部的社会问题。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先后经历了以社会批评和批评为代表的外部研究和以“语言论转向”为标志的文学内部研究，现在又正在转向以“”为标志的另一种外部研究。
文化诗学旨在超越文学理论史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甚至对立，实现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的融合与贯通，在此基础上辨证地确立文艺学在新的社会语境和学术语境中所必需的学科品格。文化诗学不仅重视研究语言、形式、结构、符号等形式因素，而且重视研究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人物、生活、社会、形象、历史、情感、哲理等内容因素；不仅重视文学中的审美性、文学性和诗意等超越性的审美价值，而且重视文学作为文化符号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性别差异、族群矛盾等现实内涵。但是文化诗学解读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将坚持其文学审美和文学诗意的独特视角，坚持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性与文化蕴涵性相结合的批评标准，在具有创造性的审美形式和审美意蕴中透视出最深刻的文化内涵。文化诗学防止出现在解读和获取文学文本的文化意义过程中审美与诗意从批评者的视野中失落的情形，防止在文化研究的学术平面上将文学文本与其他非审美、非诗意的文化文本等同，将具有高度创造性和历史性的文学文本与其他平庸浅薄的“一次性消费”的大众文化文本等同。鉴于此，童庆炳先生的担心并非多余：“我们最大的担心还是文化研究对象的转移，而失去文学理论的起码的学科品格。‘文化诗学’的基本根据是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它本身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其相对的独立性也不会消失。”[ix]
其四，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与以往或偏重于内部研究、或偏重于外部研究的文学理论形态相比，文化诗学一个突出的理论品质即是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化诗学将不再重复文学理论史上常见的那种非此即彼的理论创新的思维模式，在坚持文学理论学科的基本品格的同时，对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学理论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加以吸收和整合。文化诗学倡导学术建设的民主精神，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与一切其他的文学理论形态展开对话和交流，欢迎一切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挑战，而文化诗学正是以持续不断的对话和挑战作为理论发展的契机。以当前而论，文化诗学的主要挑战来自“文化研究”，但是，“在文化研究勃兴的同时，诗学不但不会衰亡，它还会因从文化研究中吸取其研究的文化的视角，从而形成‘文化诗学’的新格局。”“文化诗学是吸收了‘文化研究’特性的具有当代性的文学理论，其旨趣是：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实的反思。……文化诗学追求文学艺术的意义和价值。……文化诗学追求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开放。它不囿于文学的自律，而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问题。” [x]文化诗学不是传统诗学的一次简单扩容，而是文学理论系统的升级更新，传统诗学思想将在文化诗学的系统中体现出新的意义，而新的诗学和文化研究成果又能够不断与之形成链接。
其五，理想与现实的体用相函。虽然“文化诗学”的提出有其具体的现实契机，但是它同样具有形而上的理想品格。文化诗学的理想性主要表现为对各种文学理论思想融合的寻求，对完整自足的理论形态的建构，以及对审美超越性和诗意情怀的坚守等。童庆炳先生曾自表心迹：“我的志愿就是守望文学艺术这块热土，所以有人批评我为新保守主义，我乐意接受；有人说我是新理想主义，实际上说我是乌托邦，我也接受。”[xi]文化诗学无意于制造当下的理论轰动效应，也无意于充当文学理论的时尚风标。文化诗学着眼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宏观规划和长远建设，因此，文化诗学所说的“诗学”并不是某家某派的诗学，文化诗学所说的“文化”也不是一时一地的文化，“诗学”和“文化”的具体内涵是流动不居的，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形态则是相对稳定的。与此同时，文化诗学又不是一套玄虚高远的观念体系，而是一批心忧天下者以专业方式所从事的批评劳作，希望通过一种韧性的执著于理想的批评实践，让现实中多一份审美情感，添一份诗情画意，增一份人文情怀。在不同场合，童庆炳先生一再谈到他对当前中国现实社会中主要问题的分析：“1992年以后，步入快速增长的时期，经济也空前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是社会的负面现象也进一步发展。污染前所未有，权钱交易盛行，腐败现象触目可见。一些深层的社会问题显露出来，如东西部经济的差异问题，贫富悬殊拉大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农民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问题，贪污受贿日益严重问题，大众文化中的低级趣味问题……，这种种问题可以在思想上集中概括为‘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的流行。本来‘金’与‘物’并不是坏东西，甚至是人们追求的东西，但一旦成为主义，那么人就被‘金’与‘物’所控制所扭曲，人的生物性的欲望就会泛滥起来，人就会丧失人应有的本性。”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文化诗学应该成为从事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的一种表达形式。[xii]
三 文化诗学之“式”:文化诗学的范型层面
文化诗学之“式”是相对于文化诗学之“体”而言的：“体”用以表示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和观念内涵，“式”则表示能充分体现文化诗学基本理念的具体诗学思想。相对于“体”的抽象性，“式”是具体的；相对于“体”的理想性，“式”是现实的；相对于“体”的未定性，“式”是已经得到实现的。《文心雕龙》中关于“式”的思想非常丰富，刘勰频频使用“式”指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