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尺图片,45岁名媛神秘早逝,百家姓查询
那些体现了所有文体或各类文体的理想品质的典范文章：如“禀经以制式”（《征圣》）、“熔铸经典之范”（《风骨》）、“熔式经诰”（《体性》）、“以模经为式”（《定势》）等，即是以“体有六义”的五经为所有文章之“式”。“式”具有鲜明的中介性质，是由观念到实践、由抽象到具体、由体到用的必要的中间环节。“式”也可称“范式”或“范型”，诗学之“式”也即文化诗学的“范型”。一种理论能否提供高质量的理论范型，是衡量这一理论是否具有现实生命力的重要根据。即以新主义的文化诗学为例，该理论创始之初，曾在西方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但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即日见式微。孟酬士（Louis A. Montrose）这样解释个中原因：“各种各样的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实践活动，并没有集结出一个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文艺复兴文本的范型，且这种范型似乎还不是可能出现和被希望出现的。”[xiii]作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孟酬士的分析是以其亲身体验为基础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稍后的则因为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理论范型，迅速发展成西方学界一种普遍的学术实践。
童庆炳先生在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之始，即已为文化诗学确立了理论范型。文化诗学并非白手起家或向壁虚造，而是对中外“文化诗学”历史实践的理论，也是对已有的“文化诗学”范型的理论自觉和学理延伸。对此，童庆炳先生有明确说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理论的一些新说，可以说都属于文化诗学。目前正受到人们关注的巴赫金，从民俗文化的这个视野，提出了文学理论中‘狂欢化’这个学说。其主要的著作是《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个理论引起了世界各者的广泛兴趣。……‘狂欢化’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诗学，是由于巴赫金丰富的西方中世纪民俗知识积累所形成的理论创造。”[xiv]童庆炳先生所描述文化诗学的外延比较广泛，既包括经典文学的研究，也包含大众文化的研究；既重视文学文本的研究，也注重理论文本的研究，但是在各种形式的文化诗学研究中，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拉伯雷小说的诗学研究是童庆炳先生等人一直心仪的文化诗学的范型。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诗学”这一完整的概念，但是从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直至具体的诗学思想，对我们今天正在建构的文化诗学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典范意义。我们可以从巴赫金的主要诗学著作中，总结出文化诗学范型的基本特征。
作为文化诗学范型，巴赫金的诗学充分体现了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首先，文化诗学重视对文学经典作品的研究。巴赫金选择的研究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拉伯雷的小说，是欧洲（包括俄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具有同样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对西方某些小说（如“对话体”和“狂欢体”等）以及这些小说艺术所包涵的人文精神，进行了集大成式的继承和发扬。虽然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状况以及作者自身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其形成也离不开各种具有特定倾向的阐释者的阐释，但是这些都无法从整体上否定文学经典在特定文学史阶段所取得的同时又超越特定文学史阶段的艺术成就。与一般文学作品相比，文学经典具有更高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含量，因此也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和研究价值。文学经典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有限的存在也是无限的可能。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文学经典不是供后人顶礼膜拜的尘封的偶像，而是携带着历史的诗意和温情的一个个活的灵魂。巴赫金认为：“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到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时间里（大时代里），而且往往是（伟大的作品则永远是）比在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xv]伟大作品的“涵义现象可能以隐蔽方式潜藏着，只在随后时代里有利的文化内涵语境中才得以揭示。”[xvi]文化诗学的任务就是要在研究者的现实语境中将经典作品中蕴涵的文化潜能激发出来，并融入当代文化的建构之中。
其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非常重视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他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将“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作为“文艺学面临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巴赫金批评了文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庸俗批评，即“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这种批评方法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盛极一时并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一种倾向是形式主义批评，即俄国形式主义专注于“文学性”和“诗歌”的文学研究。巴赫金分析到：“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关注了文学的特性问题。这在当时也许是必须的、有益的。”但是“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巴赫金从维谢洛夫斯基等人所代表的俄罗斯“历史诗学”传统中获取诗学资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实现了文学的特性研究和文学的文化意义研究的完美结合。巴赫金重点研究的是两位作家小说的“体裁”。巴赫金之所以选择文学“体裁”作为主要研究视角，看重的是文学“体裁”独特的诗学品格：一方面，文学“体裁”是文学语言特征、形式特征和特征的综合体现，是文学史上众多作家艺术创造的积累，“在体裁（文学体裁和言语体裁）中，在它们若干世纪的存在过程里，形成了观察和思考世界特定方面所用的形式”。[xvii]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巴赫金发现了“复调小说”和小说中的“对话体”，在拉伯雷小说中，巴赫金又发现了“狂欢体”。另一方面，“体裁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X光照片，是专属于某一时代和特定社会中某一社会阶层的观念的结晶”。[xviii]文学“体裁”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复调小说”体裁所反映的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话体”所体现的平等意识和精神，“狂欢体”所蕴涵的民间除旧布新的力量等。
第三，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既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巴赫金诗学作为一种诗学形态的独特品质，又具有对话和开放精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都是一种典型的“诗学”：他所深刻关注的文学体裁是西方诗学的一个传统问题，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已经奠定了体裁在诗学中的重要地位，历代诗学家大多对体裁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布瓦罗、莱辛、施莱格尔、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中，体裁问题都是其诗学思想和思想的重要部分。对体裁的关注，使得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从未离开文学的形式特征、语言特征和审美特征，而且使得他在考察这些文学特征时不会陷入隔绝，而是始终从文学作品的整体和文学作品所处的文化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作品的这些特征。与此同时，巴赫金的诗学又不同于古典主义时代的封闭诗学，而是对话和开放作为自己发展动力。巴赫金的诗学的对话性和开放性既体现在其诗学与国内外不同诗学流派的关系中，又体现在其诗学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关系中。巴赫金批评当时苏联文艺学界由于“缺乏学派之间的斗争和恐惧大胆的设想，必然导致陈陈相因与千篇一律成为主流”。[xix]他一再强调“外位性”在诗学创造和文化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