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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其根据是：“在文化领域内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涵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xx]第四，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品格，是巴赫金以专业方式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巴赫金在那个人文精神匮乏的时代通过他的诗学研究表达着他的忧虑、批判和理想。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主要激情，无论从形式或内容方面看，都是同条件下人的物化，人与人关系及人的一切价值的物化进行斗争。”[xxi]物化的结果是人役于物，在世界面前，人因此无法自主，在同类面前，要分出高低贵贱。更为巴赫金难以释怀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的独白性原则。在拉伯雷诗学研究中，巴赫金同样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利用民间－节日的形象体系及其公认的、世代神圣的自由放肆权利，去认真惩处自己的敌人——哥特时代。……拉伯雷正是在这种游戏公认的自由氛围里去攻击神圣的中世纪世界观的基本教义、圣礼、最神圣的东西。”[xxii]巴赫金的传记作者卡特琳娜·克拉克（Katerina Clark）和迈克尔·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这样评价巴赫金在拉伯雷诗学研究中的现实批判精神：“像拉伯雷一样，巴赫金在这整部书中探索着在自上而下强制的安定与自下而上对变化的渴求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相互作用。”[xxiii]“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不仅介入了史，而且介入了史，……他的意义不在于反对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势力。他在自由史上占有关键地位，这毋宁是由于他使用语言的方式能够一再被当作武器，以同各种专横的意识形态作斗争。”[xxiv]
四 文化诗学之“用”:文化诗学的操作层面
文化诗学之“用”是指文化诗学的具体实践，即根据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并依照文化诗学的范型所开展的具体的理论研究。童庆炳先生在进行文化诗学的学理探讨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诗学的具体研究，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曾就文化诗学的具体研究提出过设想，如在《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中认为：“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十分辽阔。大体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文学的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的研究。第二方面，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文学中有文化。从文学的文本的内部可以反观文化，这是一种深入到文学作品内部的研究，属于内在的维度。……第三方面，文学与别的文化形态互动研究。”[xxv]这三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在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研究的这三个方面中，对“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是最为基础的研究。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强调：“文化诗学研究，就应该是实证化的、具体化的，就是通过对文本的解析来进行一种文化的研究。”[xxvi]文学文本研究对文化诗学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一般层面来说，文学文本研究是包括文化诗学在内的一切文学理论形态的基础研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正如生产劳动是一切上层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文学文本也是一切文学理论的“物质基础”，构成了文学研究活动的丰富生动的对象世界。文学文本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文学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是文学经验的主要来源。从层面看，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或偏重于归纳，或偏重于演绎。前者通过对文学经验的归纳、提炼，形成概念、命题、范畴和体系。历史上很多作家的文学理论的形成大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类型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经验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经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后者常常是通过对某种理念的分析、推导和演绎，得出关于文学现象的概念、范畴、命题和体系，如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艺术思想和文学观念。虽然在这种类型的文学理论中，哲学理念处于逻辑链条的起点，但是逻辑在先不能替代文学经验的基础地位，其文学观念的合理性与生命力最终要通过文学经验的验证。当然，文学文本研究决不是单纯地获取文学经验，它事实上是研究者所携带的既成的文学理论图式与文学经验的互动和调适，文学经验固然会深深地著上理论图式的印迹，而文学经验更是文学理论内部调整和范式转变的直接动因。任何文学理论图式必须经由文学经验的激活才能化为个体的内在意识，获得其现实的存在；文学经验总是会不断溢出文学理论的边界造成理论版图的改写和制度的重建。
其次，文学文本研究是文化诗学实现语言与文化双向拓展、与人文层深建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贯通的基本形式。文化诗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文学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是由人类的整体文化系统决定的，文化系统构成了文学生成的语境。但是，对于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历史上有不同的理解，而如何理解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是区分文化诗学与传统文学的重要依据。传统的社会学文学研究一般认为，文化语境是文学作品的外在，作为外部因素影响着作家的，影响着作品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也影响着作品的接受和流传。因此在传统文学社会学观念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常常采取“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介绍加文学作品分析”的模式。一如巴赫金所批评的：“在我国的文学史著作中，通常要描述文学现象所处时代的特征，但这种描述，在多种情况下与通史毫无差别，没有专门分析文化领域及其与文学的相互作用。”[xxvii]受其影响，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在很长时间内也同样采用了这种模式。文化诗学并不否定这种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但是文化诗学认为，文化语境不仅在文学文本的之外，而且在文学文本之内；也就是说，文化语境不仅仅是对文学施加外力的所谓“背景”和“环境”，同时也体现在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修辞、结构、体裁等内在因素之中。文化语境不仅表现为各种物质形式，而且表现为各种符号、信息和意义；作为物质形式的文化语境在文学文本之外，但是作为符号、信息和意义的文化语境却必然通过各种文学编码被组织进文本之内。巴赫金在论述文化语境和言语结构的关系时认为：“当下的社会情境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完全——并且可以说是从内部——决定了言谈的结构。” [xxviii]同理，社会情境和背景也从内部决定了文学文本的结构。如果说传统文学社会学对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所持的是一种“外部决定论”，那么，文化诗学对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所持的则是一种“内部决定论”。因此，文化诗学将建立另一种研究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关系的范式，即重点研究一个社会的等级思想、阶级构成、政治制度、体系、宗教信仰、观念、体制、权力分配、种族关系、性别差异、职业分工等如何从内部决定着一个文学文本的语言运用、形式创造、结构形成、体裁（文类）选择等。传统文学社会学虽然注意到了文化语境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由于受外部视角的局限，其研究大多止步于文学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层面，其理论描述也常常是比较笼统、粗放。文化诗学通过视角转换，将文化语境对文学文本的影响研究推进到文学的语言和形式层面，充分利用诗学的最新成果如语言诗学、形式诗学、体裁诗学、文体诗学、结构诗学、解构诗学、精神分析主义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后殖义诗学以及所提供的批评理念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