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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磁共振在腹部器官移植并发症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抽取外院自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收治的腹部器官移植发生并发症的患者10例, 其中肝移植患者5例, 胰肾联合移植患者3例, 肾移植患者2例,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接受磁共振检查, 最后对检查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结果:10例腹部器官移植患者经磁共振检查后, 5例肝移植患者中, 出现肝动脉狭窄伴肝坏死的患者2例, 出现下腔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1例, 左右肝管明显狭窄的患者2例;3例胰肾联合移植患者中, 并发急性排斥反应、迟发型胰腺炎患者分别为1例、2例;2例肾移植患者中, 肾动脉局限性中度狭窄和肾动脉与髂内动脉吻合口处动脉瘤形成的患者各为1例。所有患者的病理变化均由组织学和血管造影确诊。结论:在腹部器官移植并发症中应用磁共振可以有效检查出患者的病情变化, 同时具有较小的损伤, 因此该方法可以在临床上进一步实践和应用。
关键词：磁共振; 腹部器官移植并发症; 诊断价值;
器官移植术在临床中较为常见, 其中移植物的血管异常是引发移植物功能丧失的主要因素, 临床上常选择超声以及核素显像作为监测手段, 但是特异性相对缺乏, 与此同时CT和超声相对可靠性较低, 尤其对探查排斥反应和移植物血管病变。近年来, 临床诊断中磁共振应运而生, 凭借诸多优势取得了临床的高度认可, 该检查方法不仅可以多方位成像, 而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对患者的损伤较小[1]。鉴于此, 此研究分析磁共振在腹部器官移植并发症中的诊断价值, 抽取外院近一年收治的腹部器官移植患者10例, 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现将研究过程和结果进行如下叙述。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患者基本信息
此研究抽取的腹部器官移植患者10例均为外院自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期间收治, 其中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比例分别为6:4, 年龄最大者为58岁, 年龄最小者为29岁, 年龄跨度经计算后为 (40.5±4.1) 岁。本组所有患者均对该研究知情自愿参与实验调查并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为确保本次实验更具真实性, 将资料不充分的患者予以排除, 将检验期间对服用的不良药物予以排除, 尤其是对肾功能造成影响的药物, 将因其他因素不能参与本次研究的患者予以排除。
1.2 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接受磁共振检查, 若患者属于单纯肝移植和肾移植, 实施SE序列T1加权像, 同时配合快速自旋回波序列脂肪抑制T2加权像;若患者属于胰、肾联合移植, 扫描时进行轴位和矢状位自旋回波序列脂肪抑制T1WI, 同时配合脂肪抑制快速自旋回波T2WI序列成像, 在此期间, 使用的FSE序列均为单次激发。此研究中使用的磁共振, TE参数为260ms, 回波链参数为26, 层厚参数3-6mm, 与此同时, 待3D-MRA扫描完成后, 实施肝、胰以及肾轴位扫描, 脂肪抑制T1WI矢状位扫描也需进行[2]。
通常情况下, 移植物动脉的评价方式为3D-MRA, 利用智能化血管追踪技术将呼吸伪影进行抑制, 选3D梯度SPGR序列, 时相为4个, TR/TE的参数为5.8ms/1.2ms, 冠位扫描层厚参数和层数分别为3mm、30层, 时相为3个, 单时相的采集时间为25s, 。在此期间, 对比剂使用量为0.3mmol/kg, 注射时利用高压注射器, 流率参数为3ml/s。值得注意的是, 此研究处理靶血管均利用最大信号强度投影, 同时配合多平面重建技术[3]。
2 研究结果
2.1 移植肝结果分析
5例肝移植患者中, 出现肝动脉狭窄伴肝坏死的患者2例, 该类患者呈现的信号为长T1长T2, 肝脏有明显增强但未出现异常强化, 移植3天后DSA显示肝内出现动脉闭塞, 分支处于完全闭塞状态, 未见显影, 且上述2例患者死亡。出现下腔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1例, T1WI和T2WI回波序列可见血流处于异常状态, 尤其在下腔静脉内, 其中梯度回波序列也清晰可见, 行3D-MRA表明下腔静脉与心段距离6cm处, 管腔内充盈处于异常, 从远段显影来看, 其表现为高信号。左右肝管明显狭窄的患者2例, MRCP可清晰显示狭窄的肝管及其程度。
2.2 移植胰结果分析
3例胰肾联合移植患者中, 并发急性排斥反应、迟发型胰腺炎患者分别为1例、2例。迟发性胰腺炎患者行MRI检查后显示:1例患者胰腺信号相对均匀, 胰管未出现扩张, 行增强扫描时强化较为明显。1例患者行MRI检查后显示:胰腺增大显着, 信号不均, 胰周积液清晰可见, 出血呈现斑点状, 胰管未出现扩张, 行增强扫描时强化较为明显。并发急性排斥反应患者行MRI检查后显示:移植物信号处于异常状态, 且可见多灶, T1WI呈现的信号相对较低, T2WI呈现的信号相对较高。 3 讨论
磁共振成像在对患者器官解剖结构进行显示的基础上能够对软组织予以比对, 特别是对恶性肿瘤的诊断以及肌层浸润存在显着的有点, 而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能够对活体组织予以观察, 并且可对组织中的水分子弥散运动予以观察, 将患者的实际病理生理情况进行充分呈现, 但是此诊断方法无法区分良性病变以及早期癌症, 特别是小病灶在诊断时增加了困难程度[4]。MRCP在操作中较为简单, 对患者不会产生创伤, 并且不需要采用显像剂技术可获取直观的三维图像。与此同时, 可将肿瘤及结石的位置、大小等情况进行清晰的呈现, 此外还能够表现出梗阻上段以及下段胆道状况。
一般而言, 3D-MRA利用自身的计数可以将血管结构异常及时发现, 与磁共振相结合可以有效评价腹部实质器官移植引发的并发症[4]。在血管并发症中最常见的为肝动脉血栓形成, 行MRI后呈现的病变为圆形, 信号为长T1、长T2, 未出现强化。肝移植后行3D-MRA, 血管结构表现为腔内充盈处于缺损状态, 扫描时冠状面可以有效将其范围进行延伸。胆管狭窄是胆管并发症中较为常见的, MRCP检查具有多种优势, 不仅具有较快的速度, 同时其胆道结构可以清晰所见,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胆管狭窄的范围及程度予以准确判断。有学者研究后指出, 肝脏移植患者进行MRCP检查, 可以将胆管内结石充分显示, 因此可以将其作为肝移植术后的诊断手段。通常情况下, 正常移植胰腺时, MRI信号会处于均匀状态, 胰管不会出现扩张, 实施增强扫描时强化较为明显;当出现急性排斥反应时, T1WI、T2WI呈现多灶性异常信号, 本次研究结果与以往的报道类似[5]。正常移植肾组织行MRI检查, 其边界和皮髓质相对清晰, 一旦出现急性排斥反应, 皮髓质的对比度会明显消失, 移植肾会呈现肿胀状况, 肾脏边界模糊, 肾实质不会出现强化。本次研究表明, 皮髓质分界消失与急性抑制肾功能异常存在相关性[6]。由此可见, 对移植肾的功能行MRI检查的病因无法确认, 只能显示出本身异常的状况, 因此临床需加以重视。
由上述结果分析可知, 在腹部器官移植并发症中应用磁共振可以有效检查出患者的病情变化, 同时具有较小的损伤, 临床需将其与3D-MRA联合, 提升敏感性和特异性。此外, 联合检测具有较高的特异性, 不仅可以将临床误诊率和漏诊率进行价降低, 同时可以为临床疾病的治疗奠定基础, 并促进患者早日康复。因此该检测方法可以在临床上进一步实践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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