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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生》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从“感应国家共鸣转向个人情绪叙事”和“注重社会史转向文学内部叙事”的中间地带，既有对“未来的开拓、回归文学本体”的历史前瞻性，又有对“历史苦难的挖掘和深沉的思考，咀嚼出丰富深刻的生命感受”的历史后仰性。
关键词： 历史前瞻性; 历史后仰性; 坐标; 中间地带;
1976年10月“***”结束，顺应时代变化和个性彰显，相继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及“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上述文学思潮大致呈现出这样的转变特征：写作路线上，从感应国家共鸣转向个人情绪叙事；价值倾向上，从注重社会史转向文学内部叙事。这种文学的演变其实是历史前瞻性和历史后仰性的客观旨喻，构成了笔者所要建构的坐标指向。处在中心位置的《人生》等系列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这种演变的中间地带。
《人生》这部小说是路遥创作于1981年，1982年初刊于《收获》，它以城乡交叉地带为舞台，表现时代改革背景下乡村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浮动。从20世纪后半期整个文学思潮演变的动态比较视维来看，它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一、作为“感应国家共鸣转向个人叙事”的中间地带
上世纪70年代，“文学解禁”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以沉重的情感、愤懑的控诉、深邃的思想为显着标志，更多只能以社会史和心灵史的角度去解读。而“改革文学”仍可以看作是“文艺配合政治”的延续，大部分人物形象高大、果敢，性格单薄，叙述过于粗泛。而“改革小说”同时或之后，更多是由以《人生》等现实主义系列为代表的广阔中间地带过渡到“个人情绪化叙事”的演变中。在“个人情绪化叙事”中，作家不再强制或刻意感应政治潮流，而是以自己对人生、对历史的把握，积极调动能为自己所感知、所利用的一切因素，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如《爸爸爸》、《西藏隐秘岁月》等，作家以个人对历史文化、民族发展进程的敏锐感受，自觉担负起民族文化寻根的探索者角色，叙事方式呈现出个人化倾向，“规范化”的制约作用已彻底解体。在“寻根文学”之后，“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更是朝着自由化叙事方向转变，完全颠覆了传统写作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情绪的文本显现化（繁琐、跳跃、非逻辑的表述等），揭示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的荒诞性，是人的精神空虚性的本质显现。基于这样的认识，《人生》可以看做是“感应国家共鸣”和“个人情绪化叙事”的交叉点。
《人生》本身内涵的丰富性，使得这部作品有着放眼未来的历史前瞻性。所谓历史前瞻性就是作家以发展的眼光，放眼未来，与此后文学作品一样，表现出对未来生活的开拓，对文学本体的回归，传递出时代变革的呼唤。《人生》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对“国家共鸣”的文学思潮相比，它具有历史前瞻性。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看作是对“国家共鸣”的回应，旨在说明不管文学思潮是在自觉更新变革，还是受外界权力机制的影响，它的发生客观顺应了国家共鸣的需要的事实。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暴露社会现实弊端，反思沉痛历史灾难时，《人生》走出了思辨悲沉、文学性不足的局限，以文学的视角反映时代的波动，开始触及改革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当然“改革文学”也是写改革的，《人生》与改革文学的区别在于，它摆脱了“高大”、“阳刚”一类的人物形象，它的人物具有真实性、普遍性，更加富有艺术性和典型性，这种对艺术的探求和侧重，显示出作家个性化的叙事倾向。在《人生》中，作家遵循“出走”的陕北文化母题，塑造了高家林、刘巧珍等真实的人物形象。就高家林来说，他有陕北人特有的血性，时刻关注社会现实，勇于奉献，有着自我牺牲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意识，体贴理解别人。但他又鲁莽冲动，性情孤傲，有报复心理，一旦人生价值追求的合理成分有着可依赖的现实条件时，便以决绝的姿态否定旧的一切，转向“新生”，当新事物暴露出内在不可扬弃的缺点时，他又沉寂于旧事物内在的闪光之处，这在高家林与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纠葛中尤为明显，充分暴露出其性格的矛盾之处。就刘巧珍来说，她美丽、善良、单纯，但没有文化，这成为一个人物身上的瑕疵，也正因为这样，才显得真实而深刻。当然还有“现实主义”的黄亚萍、温文尔雅的克南等，这些都是在紧凑集中的故事情节、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对比、生动逼真的艺术氛围、朴实本色的叙述语言、凝练醇厚的叙述风格中艺术地生成的。
二、作为“从注重社会史转向文学内部叙述”的中间地带
与“改革文学”之后一系列文学思潮的“文学内部叙事”明显特征相比较，《人生》具有历史后仰性。所谓“历史后仰性”是指作品表现出与此前文学思潮带有的对历史苦难的挖掘和深沉的思考、咀嚼出丰富深刻的生命感受的特征。《人生》中，作家以饱满的激情、严肃的态度和深沉的思辨从事文学创作，这部作品有着之前文学思潮所特有的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索，并且这些思考更加“尊重读者的审判”，相较具有社会思想史料的价值，可以看成是对社会人生的反思。《人生》中，作家以青年奋斗者高家林人生道路选择中付出的沉重代价为重点，来追寻造成悲剧的原因，揭示人生道路选择的艰难性。其中引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暴露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譬如，国家人事制度的不合理、农村与城市户口的不平等待遇、官僚腐败、文明进程与传统道德之间的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对特定时代的反思，但有着更为深广的含义。比如，高家林和刘巧珍、黄亚萍的爱情更让人深思：爱情是什么?爱情要不要情感意外的附加条件？爱情一旦产生裂痕怎样去面对？当然，《人生》触及这些问题时，显得粗泛，缺乏细腻的纠葛，然而即使得出“把人物身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这样的结论，却也不妨碍其现实中最本质的制约因素的揭示和具有的深广的现实意义（譬如，“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高家林人生道路的抉择让人困惑，人生价值追求的合理性认同与道德意义上的谴责，“诗意的赞美与行动上乖离的奇异现象，”对其本人的评判显得矛盾。这也正是读者产生共鸣的地方。“受难”的对象深深开掘于广阔的时代土壤中，人生价值的追求都有合理成分，对人生地位的获取途径都有其现实依据，道德意义上理应谴责，却也都值得同情。因此，这部作品具有深沉的真实性、普遍性，是青年人人生道路抉择中面临的困惑和成长历程的艺术写照。除此之外，《人生》同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样，给人的生存寻找依据，前者更侧重在苦难中寻找生存的信心和勇气，后者更侧重对人生生存的痛苦倾诉、直斥“依据”的强加性和荒谬性。对于这些问题的揭示，使《人生》在坚持现实主义手法时，获得了历史的后仰性。
正是通过上述两个“中间地带”的解读，我们能更鲜明地认识《人生》的复杂性，更深刻地理解《人生》的丰富性，这也许是我们解读《人生》的另一个角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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